今年8月12日，是恽代英同志128周年诞辰。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被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牺牲时还不满36岁。他短暂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正如周恩来总理评价的那样，恽代英永远是中国青年的楷模。
一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出生于湖北武昌。面对内忧外患的贫弱中国，他在武昌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读书时就志向高远，矢志追求救国救民的“光明之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弘扬民主与科学，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成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0年春，恽代英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劳动界》等进步刊物，使之成为武汉和长江中游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1921年7月中旬，恽代英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24位进步青年在湖北黄冈聚会，独立开展建党活动，宣布成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愿望。同年底，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二
恽代英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1920年4月，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在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时，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列在“社会急切需要的”图书首位。同年10月，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译名为《英哲尔士论国家的起源》）在《东方杂志》发表。年底，他又受《新青年》杂志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由新青年社1921年出版。该书在中国首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重大影响。毛泽东后来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他自从看过《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之后，便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就没有动摇过”。恽代英在入党前后从事中学和师范教育，足迹遍及武汉、安徽、四川等地。他走到哪里，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到哪里，深受广大青年的敬仰。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创办《中国青年》周刊，并将其定位为“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恽代英是该刊主要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将该刊作为向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他密切联系青年的学习、工作、婚姻等切身问题，亲自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信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中国青年》最初发行量只有三千余册，到大革命高潮时达到三万多册，成为进步青年的“良师益友”。
三
恽代英是我们党内公认的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先后在《中国青年》《红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生前遗著共计约300万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课题组已将其编纂成《恽代英全集》（共9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早在1917年，恽代英就发表了《物质实在论》《经验与智识》等著名论文，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反对知识“天启”等唯心主义观点。其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该领域的先进水平。
1924年11月，他在《中国青年》发表论文《怎样进行革命运动》，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本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并掷地有声地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1925年3月，恽代英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却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力量，因此必须成为其他阶级的“中心与领导人”。他同时又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从他们的经济地位来说具有倾向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也应该尽力促使他们加入革命阵营；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而买办阶级则一定“是反革命的”。因此，“我们应当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同时，并需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解放出来”。这些分析与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他们的分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经济理论方面，恽代英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家。1923年，他针对所谓“中国不宜工业化”的错误观点，坚决主张“以工立国”，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乎？》等重要论文，明确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具体经济政策，恽代英也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构想，包括收回全部关税主权、积极引进外资和外国智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改良租税制度等。
为坚持和捍卫革命统一战线，针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歪曲三民主义和反对国共合作的种种谬论，他先后发表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族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阶级斗争》等战斗檄文，阐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26年1月，恽代英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受中共指派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针对蒋介石企图将革命军队变成个人篡权的工具，恽代英写了《党纪与军纪》《纪律》《主义》等重要论文，为培养和建立一支为人民而战的军队作出了理论贡献。
四
恽代英文化素养很高，他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英文、德文和日文。凭他的才华，个人和家庭完全可以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他舍弃了这一切，全心全意为革命而奋斗。他曾经说过，“譬如我，假使跟着蒋介石，也大可升官发财。但要使中国革命成功，就不能不反对反革命的甘作民众叛徒的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立即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发起了“讨蒋运动”。1927年5月，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汪精卫发动“分共”后，他先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和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冬，恽代英奉命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恽代英生活简朴，被好友萧楚女喻为“当代的墨子”。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生活异常艰苦。恽代英却不以为然，非常乐观。他曾对妻子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为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前夕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千古传颂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慷慨就义。
在恽代英牺牲84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其英灵的是，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早已取得历史性胜利；他追求的富国强民梦想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执笔：李良明、恽铭庆，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