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半杯馊茶-头条号?
老抗战电影《三进山城》，讲的是八路军三次进入一个县城，和日本侵略者暗中进行军事破坏斗争的故事。抗战中，在沦陷区进进出出的中共特工其实比比皆是。很多都成为了无名英雄，但其胆略、智慧和为民族的奉献精神却是后世应该学习的楷模。
李才，原名张友恒，1919年，出生于河北昌黎人。1936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共。
1936年后，奉命年赴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1939年，回国进入延安社会部，任电台台长。而其最为辉煌的生涯，无疑是从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开始，到黎明初现的1948年秋，这近8年的时间里，李才奉命在北平、天津地区“三进三出”，出色完成了建立、巩固、发展地下情报组织的艰巨任务。其艰苦、惊险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是中共华北敌后情报系统的一个缩影。
彼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已经彻底败退，即便有残留的部队，也是无心抗战，却热衷于制造摩擦。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则成为日伪作战的主力军。在军事斗争中，犬牙交错，拉锯来回，异常的残酷、尖锐复杂。
中共中央指导全国全民的抗战，当然要掌握各种情况，特别是沦陷区大城市，如华北的北平、天津等地的敌伪动态就是重中之重。
1940年，中共发出了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必须建立通信联系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命脉。要尽一切可能建立秘密的与外围联系的电台，就成为一切工作的锁钥”。
1940年10月20日，李才奉命从延安出发，准备潜入北京城，时年21岁。其任务是在北平里建立密台，与中共情报系统中枢直接通讯。徒步走了两个月后，进入了华北平山县的老冯沟，见到了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
许建国（即杜理卿）是中共华北敌后情报工作的总负责，许建国就地下情报工作的宗旨、特点、策略及行动的细节等，向李才做了详细的指示。为适应新的在敌后隐蔽的密台建立和运用环境，李才开始了解城内生活的细节、风俗，背熟了北平地图上各种地标及街道方位，预编好应付敌人盘查的说辞，衣帽鞋袜穿着装束等也都做了精细的准备。
1941年3月9日，在交通员的掩护下，李才秘密潜入北平，顺利地与中共潜伏在北平的情报组组长陈叔亮取得了联系。
在陈叔亮的安排下，李才落脚点为“义和冰窖”（中共地下交通站）经理陈耀华家。随即，移至西直门内的元通祥绒线铺，化名李金生，以“账房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在北平成功潜伏，组装电台的工作也随即秘密展开。
与李才一同进行密台情报的是何长谦。何长谦是混血儿，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助教。其夫人方文清，是大汉奸方宗鳌的女儿。何长谦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有相关的资料和参考书籍。
俩人冒着敌伪随时盘查的危险，加紧接头联系。他们选择在暮色朦胧的黄昏在路边边走边研究讨论细节；机器装试“工作间”设在何家，平时李才不方便出入，只有等何寻找理由将家人打发出门，李才再悄然过去与何共同组装；日本人对电讯器材管制极严，普通的收音机只限于听城市广播，听短波就是违法。所有发射器材，功率大一些的真空管，市上根本买不到，一些器材零件就靠何以辅仁大学物理实验室的名义去定制。
到了最复杂的是发报机调试阶段，家里不行，须另选场所。他们就利用一个外国医生8月份到北戴河避暑其诊所托何代管的机会，一连十多天在诊所内挥汗调试。终于，他们按线路图装成了一部发报机。但在发送信号关键技术环节上，以他们的技术水平，一时无法解决。
1941年的10月份，李才得到了向上级汇报后传回赖的指示：电台在城内不易制造，先在根据地内组装调试后运进成来直接使用为好。同时为了隐蔽工作的环境安全，上级决定，把李才的妻子周时也调入北平，把家庭组织起来，便于社会掩护，站稳脚跟。
1942年2月初，周时奉命化装前往北平。因当时负责秘密交通的同志，一时疏忽，为其制作了妙峰山下涧沟的“良民证”。可当时此地尚未发此证件。因而被敌发现疑点，扣押在北京西温泉日本宪兵队。
1942年2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上午9时，一个穿长袍戴墨镜的素不相识的人闯进了元通祥商铺。开口就找“李金生（李才即张友恒的化名）。他对张友恒说：“我是日本宪兵队的李级三，奉宪兵队长之命来传你去问话……你的妻子有点麻烦，请你辛苦一趟……12点钟我来带你一同出城。”
这一情况太重要也太突然，很显然，周时出事了！这关系到我们情报组织的安全。情况紧急，李才打破常规纪律要求，直接找到陈叔亮汇报了情况。
他们一起分析了眼下的情况：周时被捕，可能已暴露，李若去宪兵队很可能也被扣押，危险存在。李才立即转移，可以脱险。但一走必然引起敌人的警觉，元通祥商店跑不了，敌人必然追究。该店经理吴栋臣胆小怕事。吴是陈耀华派来的人，必然会涉及，而陈耀华的义和冰窖（地下交通站）还掩护着郑大堃，又会涉及到陈叔亮。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共华北情报系统在北平的情报网，就会全盘动荡。
经过进一步缜密的分析判断，他们很快就形成了共识：第一，城内的中共情报网没有暴露，没有破绽；第二，周时被扣，但案情不明。特务是来传讯不是捕人。即使周时处有破绽，李才仍可咬定与之音讯断绝多年，加以搪塞；第三，来人是个汉奸队的特务，已流露了敲诈钱财的神气。只要特务要钱就可以收买，有空子可钻。第四，估计了李才的心理素质等自身条件，能够与敌人周旋应对。最后，陈代表组织做出决定，同意李才出面去应付敌人，见机行事。陈叔亮当时就给了李才一百元钱，让他马上返回元通祥商店。
果然，与陈叔亮和李才的预案相差无几，李才成功贿赂了汉奸特务李级三，并且在日本宪兵队和妻子通过默契唱起了双簧。
1942年3月8日，周时成功的摆脱了宪兵队，连夜返回平西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1日上午10点左右，陈叔亮情报组的周梅影突然来到元通祥商店。李才知道发生严重情况。周梅影的丈夫是李振远，他们曾共同在中社部枣园训练班接受训练。但他们没有工作联系，从不见面，元通祥这个秘密地点，周梅影不应该知道。她的突然出现，必然是有紧急情况。果然，通过简短的查询，李才接受了周梅影报警，陈叔亮已于昨夜被捕，现在家中仍有特务守候。周梅影让李才必须于当日下午三时在西皇城根与李振远联接头。李振远时任北平情报组的副组长。下午接头后，李振远要求李才迅速撤离。
1942年5月2日，李才离开了北平，辗转半月后，终于返回抗日根据地，
回到根据地，许建国同志肯定了张友恒（在根据地用回原名）在北平的工作成绩，同时也分析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
1942年8月初，李才（即张友恒，任务开始即用化名）又接受了许建国的潜伏任务：潜入天津，尽快建立平津情报联络站。
因为，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平津一带以至东北沈阳、南方的上海都有了掩护条件优越、很有情报作用的秘密力量。但南北漫长、地区分割，交通联系又十分困难。中共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各地情报也不能及时上报，严重影响了情报网发挥作用。许建国指示李才：要利用天津在华北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及铁路交通上的便利条件，沟通各地情报组织与根据地领导上的联系，改变这种上下梗阻、交通不畅的困难局面；加强秘密交通线建设，改善秘密交通线人力少、太慢，不适应斗争需要的情况。
而此时，日伪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开始了。李才又一次冒着路途上的危险，独自出发。由于日寇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沿铁路公路，到处是壕沟碉堡、实施关卡封锁。李才凭着过去一年多隐蔽工作的经验，对地形的熟悉，他选择沿满城、徐水、定兴这条秘密交通线，于夜间爬沟涉河，然后化装成商贩先潜入到北平。
在并未暴露的“义和冰窖”，李才和陈耀华重逢，带上郑大堃一同乘火车来到天津。
郑大堃就是天津人，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他的父亲和弟弟仍住在天津，也还有一些亲戚朋友。李才的户口先落在郑的父亲名下，以郑家店铺“同生号”店员的名义报上户口，领取了天津市居民的证件。
1942年11月，李才当上了天津“天一西服店”的副经理，重新领取了身份证件。不久，周时也调来天津协助工作，他们在苏州路租了房子，以商人家庭为掩护，开始了工作。
李才不辱使命，数月之内便与潜伏在津的个情报组取得联系并发展了一批情报关系。
1943年初，他又奉命乘火车赴上海，实地考察了解李时雨工作情况。
李时雨在今天已经被坊间誉为中共十大传奇特工之一了（黄渤主演的电视剧《锋刃》，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李时雨原型素材塑造而成）
在上海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李才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的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返津后，立即向组织建议派遣北平情报网的杨宁到了上海，由李时雨安排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内，协助其工作，与李时雨夫妇三人组成党小组，使上海的情报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2年夏，李才又在津浦铁路押运邮车的邮务员中，物色了一个秘密交通员，随车往返于天津、浦口之间。上海密写的经过伪装的情报材料，就由他随车带回天津，交给张友恒，使他得以及时把原件转送回解放区。由于组织严密，这条秘密交通线始终安全运行，未遭破坏。
1943年底，李才再奉北方分局社会部令，动身北上沈阳，考察了解那里的情报工作情况。
1943年12月15日至25日，李才先后接见了潜伏在伪满政府的军政、警察和金融等要害部门的14名同志。这些同志大都是各自部门（伪满）的中坚，手握实权，有极好的搜集情报的条件……通过亲自考察，李才看到了一支组织严密、信仰坚定且极负献身精神的情报队伍。他向同志们传达了北方分局社会部的有关指示，按照组织要求解决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问题，并且协助部署安排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返回天津后，李才很快与东北派驻山海关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加强了秘密交通线建设，确保了东北地区与关内的信息畅通。
1944年1月8日，张友恒把一份“满洲国工作报告”（此报告今天仍保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上报社会部，使许建国和社会部领导对东北情报组织的真实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1944年3月，北平及东北的情报网负责人之一的陈卓毅曾和大汉奸马鹤筹“私教甚笃”，马现在已是“华北剿共委员会”的主任。于是，李才安排陈卓毅出面，以“亲戚的孩子，想出来混口饭吃”的借口，让马鹤筹把他介绍到天津“剿共委员会”，在调查处当雇员，化名李叔刚。“天一西服店”的副经理又变成了“剿委人员”。
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身穿草绿色协和服，手持“剿委”证件的李才，从天津到北平，或者回解放区汇报工作都一路畅通，十分方便。同时，在这个组织里，他又可疑接触到（该部门）所有的情报通报和调查材料，许多重要的情报，他都及时送回了根据地。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张友恒（用回原名）奉命撤回张家口。与老领导许建国，陈叔亮兄妹和郑大堃等从平津归来的战友团聚。他任科长的社会部情报科，已发展成有30多名精兵强将的大队伍。
张友恒在张家口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充满战斗、充满喜悦的日子”
随着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进而发动内战，在美国的支持下，蒋政府抢占并控制了北平、天津、华北各大城市及铁路干线。坚持平、津的情报阵地并保证在斗争中发挥作用，迅速组建秘台，就成为隐蔽战线新的头等任务。
1946年9月，许建国决定，派张友恒再回北平做地下工作。任务是：筹建新的秘密电台，视察新的情报组织，完成社会部交办的任务。
1946年9月9日，张友恒（再度化名李才）离开张家口， 14日又重新潜入北京城。这次和李才一起的是刘致祥。
刘致祥的家就在北京城内，他的母亲弟妹则住在北京西郊东埠头村的家里。此处西接温泉、妙峰山，东连海淀、颐和园，正处中间地带，是电台进城的极好的夜间，妙峰山交通站的武装人员，将电台的机器运送到东埠头村的刘致祥的家里。
回到熟悉的北平，不再是元通祥商店的“管账先生”，而是“怡和化工厂”的“营业主任”，该厂厂长叫陈庆霞，老情工陈耀华的儿子。
李才在北平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为安全顺利地把电台带入城内，他设法通过关系租用了国民党长官部的轿车，并且约上一名交际花陪同，畅行无阻地出城。在郊外“邂逅”了等在路边的“熟人”刘致祥。接着，又顺理成章地“为朋友帮忙”，把刘自行车后的“东西”（电台）“捎”进了城内。（这就是老电影《地下尖兵》的原型素材）
彼时中共在平津的情报组织，已是飞跃的发展。李才根据要求与原来潜伏关系接上了头后，又分别与平津两地的张勉学（女）情报组、王森情报组、刘青山情报组等新的情报网取得了联系。同时，接管了日本投降后打入国民党11战区前线指挥所参谋处的刘光国情报组。经过了解、教育、经营和巩固了近一年的时间，于1947年初，交由社会部新派入北平的甘霖同志领导，很快使这支队伍成为许建国同志直接指挥的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改组曾为“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和粉碎傅作义偷袭西柏坡阴谋传递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特工战场虽然看不见硝烟，其斗争的惨烈同样残酷无情，北平某重要情报网情报关系潜伏人员曾被国民党特工机构侦破，不少情工人员牺牲或者消失了。有的留下了姓名，更多的成为无名英雄（无名烈士）
1948的4月下旬起，北平情报组织周边，不断出现险情。李才得到了中统内部情报：“刘致祥曾去过张家口，是八路军。现又回到北京，形迹可疑”。材料被我内线人员压住，向李才报警。刘随即撤回妙峰山交通站暂避。随后，又相继发生几起外围情报人员被捕的事件。李才迅速转移至天津，有紧急事务才临时来北平，事毕即返。
1948年6月14日，李才乘晚班火车从天津来到北平，住在东直门南小街。第二天上午，在分别与有关同志见面交代工作后，按约定，下午两点到东四与刘致祥接头。
当时正值午休时间，炎日当空，街上行人寥寥。他们具体约定的接头地点，是一牛奶场门前的阅报牌前。按习惯，李才提前来到阅报牌的对面观察情况，未发现可疑。两点整，刘致祥推着自行车出现在阅报牌下。李才马上走了过去，二人对视之后，即默默离开该处并排向南走去。突然，背后有人喊“站住！”李才一回身，发现一壮年人从后面疾步赶来，又喊“你们两个站住！”张的第一反应是：暴露了！李才突然发现路东停有一辆黑色汽车，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路上抓捕。当特务上来用手拉李才时，李才迅即用手中皮包甩向特务头部，训练有素的特务早有准备，伸手就抓住了李的后衣领。李才撒手甩掉皮包，双臂向后一顺，就势脱掉了上衣，向南跑去。这时，敌人从后面连开两枪，李才右腹中弹，摔倒在地，但他立即捂住伤口扶墙站了起来，转身向南，不顾一切地拼命疾跑。凭着对北平街道的熟悉，绕胡同三拐两转，甩掉了敌人。与此同时，刘致祥也趁机骑车逃离现场，连夜出城，回到了解放区。这在当时轰动北平，称为“6.15事件”。 事后了解到，刘致祥进城借住在谢文凯家里，而谢文凯曾被捕，已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控制，谢出卖了刘致祥。特务跟踪刘致祥，发现了前来接头的李才。
李才负伤脱险后，隐藏在北海小石作13号一位隐蔽战线人员家中。马上用电话向有关同志报警。同时，也通知了甘霖，让他向许建国同志转告北京发生的情况。
两个月后，张友恒伤口痊愈。
1948年8月下旬辗转回到了解放区，平山县的东冶村。结束了他秘密情报工作的潜伏生涯。
解放后，他进入河北省公安厅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