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培养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相适应的中、高级指挥员。1951年1月15日，经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批准，在原华东军大、华北军大部分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在南京紫金山下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领导了学院创建工作。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纪念日。祖国网特整理刊登原军事学院秘书长罗义淮上校之子、解放军报原理论部副主任罗小兵在2020年12月29日召开的“纪念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与读者一起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长历程。
毛主席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军事学院的成立是我军由初级建军阶段进入高级建军阶段，走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主要标志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军事学院的成立，说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伯承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努力的结果。”（1952年7月10日毛主席在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学员毕业前夕写的训词）。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由单一的陆军发展为陆海空多军种合成军队，1957年以军事学院为基础，分设成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六所高级指挥院校。1954年政治学院成立不久，罗荣桓院长就指示莫文骅副院长带领26名干部、教员来军事学院学习取经。后来全军又成立了哈军工等一系列军事技术、军事工程、后勤保障、装备发展学院，最多时达到111所军事院校，逐步健全完善了我军的教育体系。
毛主席上世纪50年代曾先后三次到军事学院或接见军事学院领导同志，他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当时在上海治病的刘伯承院长回南京后迅速向全院教职员工作了传达，要求以南京比延安，以军事学院比抗大，学习抗大干部的献身精神，不图名、不图利，一辈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最后“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毛主席1956年视察军事学院时曾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来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短短数年中，军事学院培养造就出中高级指挥军官4000多名，其中包括杨勇、杨得志、韩先楚、秦基伟、张震、吴克华、迟浩田等一批高级军事指挥员，打造了我军“三化”建设的人才方阵排头兵。
刘帅说：学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好军事科学
建国后，军事学院以刘帅倡导的“三更灯火五更鸡”精神，领全党全国全军学习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百废待兴，国际上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中国鸭绿江边。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毛泽东主席在全党全军发起了向文化和科学技术进军的伟大号召，给军事学院的第一个题词就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后来又为军事学院院刊定名为《军学》，并亲笔题写刊名。刘伯承院长当时给全院同志的题词则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修养为军事专家”。
1951年军事学院成立时，正值建国初期这场大学习的高潮中。我们的先辈都是这场大学习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刘伯承元帅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学员们说：“不懂科学，没有文化，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是套在工农头上的一副枷锁，这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光荣”，“我一只眼睛看不见就很痛苦，你们没有文化，等于两只眼睛看不见，自然也很痛苦。学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好军事科学。”在刘帅的率先垂范下，许多工农出身的学员，克服自身文化低的困难，从小学语文、算数学起，逐步取得了学习军事科学的“金钥匙”；一些缺少军事专业素质的教员，虚心向苏联专家和留用的国民党军事专家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军事素养。苏联顾问不懂中国国情和我军特色，认为学员入学就应该直接上军事专业课。而军事学院创立伊始就没有照搬苏联的教条，刘院长从我军高级军官文化普遍较低的实际出发，坚持学员入学先学文化至少半年到一年，称其为“借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以我父亲罗义淮任主任，焦敏之、俞震为副主任的文化外语教授会。在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典礼前一周，就提前开课。为此，还跟苏军代理首席顾问梁木琴柯吵了一架，梁木琴柯大怒，扬言要告状到朱总司令那里去。军事学院半年至一年的速成文化教育，相当于普通学校两年左右的进度，头五年就有3561名学员文化预科毕业。多年后，许多工农出身的老将军感慨道：“真正喝点文化水，还是在军事学院。”
军事学院的前辈们正是以“三更灯火五更鸡”，“拿着黄牛当马骑”的精神，日以继夜地刻苦学习，逐步取得了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主动权。我父亲当时已经三十三四岁，在刘帅刻苦学习精神鼓舞下，坚持业余时间自学俄语，几年后竟达到了能看懂《真理报》的程度。
军事学院有一位好校长，也有一支好的教员队伍
军事学院有一支德才兼备、坚韧不拔、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教学骨干队伍。办好一所学校，除了有好的校长，还要有一支好的教员队伍。1956年1月，毛主席视察军事学院亲切接见了学院领导和各部、系、教授会领导同志。这些老前辈，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办学，充分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创造了我军教育战线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在纪念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怀念为军学教育作出贡献的所有老教职员工前辈们。郭奇伯伯是大家熟知的教马克思主义的将军。1956年毛主席视察军事学院，刘院长要向毛主席介绍郭奇，毛主席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教哲学的厉害呀！谁也不如你厉害！“文革”中，郭奇伯伯因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关押。1972年他病重垂危时，我去301医院看望他，看到他因患肝癌浑身焦黄，那么胖的身体已经瘦小到七八十斤，为了安慰老人，我说：“郭伯伯，您精神挺好。”郭伯伯当即幽默地对我说：“是啊，就剩‘精神’，没有‘物质’啦！”顿时我眼圈就湿润了。一位大哲学家至死都忘不了他讲哲学的基本范畴，每每想到这里我就心里难过。
1951年，罗义淮代表文化外语教授会在全院大会讲话。（罗义淮之子罗小兵供图）
军事学院选调干部学员到朝鲜战场指挥、学习作战
军事学院的学习不是闭门造车、教条主义，而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开门办学，从战争学习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实践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新型军事人才。
陆军大学决定在南京创办，并确定改称军事学院后，毛主席批准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为：“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讯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刘伯承院长当年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快培养出适应现代反侵略战争的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因此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与在前线的志愿军部队交流指挥干部。为此，军事学院先选调了40多名中层干部和学员到朝鲜指挥作战，随后又调出70多名学员赴朝指挥作战，如杨勇、秦基伟、孙继先、谢振华等著名战将，都是从军事学院直接选派到志愿军部队的。同时，从朝鲜战场也直接抽调一批志愿军干部到军事学院任职或入校深造，如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调军事学院战役系任主任兼学员，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调军事学院任副教育长兼科研部部长，60军军长韦杰调军事学院任高级函授系主任。军事学院还先后组织了三批赴朝见学团，直接到抗美援朝一线部队参观学习。第一批见学团1952年初由陈伯钧副院长亲自带队，到朝鲜见学了三个月之久，回国后大大丰富了军事学院教学内容和成果。15军军长秦基伟率部在上甘岭战役中打出了国威军威，回国后在战役系深造了三年，又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成为第一个由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的高级干部。
刘伯承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共和国元帅
军事学院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影响全军的残酷的“反教条主义”政治运动，使全院教职员工和学员每个人都经历过深刻的灵魂洗礼，为我军教育战线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当军事学院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在刘伯承院长领导下准备迎接军事教育新格局新气象时，刮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的政治风波。斗争的矛头直指刘伯承元帅，批判刘帅在“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中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刘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学院也被某些人攻击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所谓“教条主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林彪在会上煽风点火，含沙射影、不指名地攻击主管军事教育、训练的刘帅和叶帅。刘帅为了顾全大局抱病于7月10日出席了怀仁堂大会，作了委曲求全的违心检讨。后来刘帅被迫辞去了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由此淡出了军界中枢。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一批从事军队训练教育工作的负责同志叶剑英、粟裕、肖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刘帅生病住院期间，任军事学院代理院长的陈伯钧上将，因为没有与刘帅“划清界限”，便被定为重点，被他人取代了在军委会上的组长职务，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随后召开的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两院党委联席会议上，操纵两院党委联席会议的主要负责人，竟以两院党委的名义，组织起草有关军事学院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决议，说“犯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都没有这样定性。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政治部副主任林浩当即提出质疑：我们高院、军科两院有什么权力给南京军事学院作结论，而且结论上纲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高度？这个所谓“决议”，理所当然遭到刘帅严词拒绝。我父亲罗义淮曾耳闻目睹刘帅在军事学院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办军校的全过程，由衷钦佩刘帅的革命精神、工作姿态和领导艺术，怎么可能相信“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实事求是地为刘帅说了一些公道话，为此得罪了某些人，被划入另册。
遗憾的是，刘帅生前始终没有听到为“反教条主义”正式平反的组织结论，直到1986年逝世，胡耀邦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致的悼词中，才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然而，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牵连迫害的军队院校系统干部，何止一个两个？有的被错误处分，有的被调离军队，有的精神长期受压抑，甚至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最典型的就是原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大校，这位红军干部竟因为说了几句实话，被当即剥去领章、帽徽，投入监狱，后来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是像蔡铁根前辈那样坚持真理、勇于斗争，还是随波逐流、睁眼说瞎话，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徐向前元帅曾经指出的，“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是错误的，不仅伤害了刘帅等许多同志，而且严重干扰了起步不久的我军现代化建设，致使我军现代化建设长期徘徊不前，蒙受的损失简直难以估量。”
我军教育战线7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院校是“清水衙门”，本应是清廉圣洁之地，校长和教职员的本色是“一身粉尘，两袖清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我党我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人民军队院校的办学宗旨，坚持从严治校，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打好教学基础，才能真正办好军队各级院校。
军事学院后代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
军事学院不仅培养造就了成百上千优秀高级军事指挥员，而且从娃娃抓起，爱军习武，报效祖国，全方位重视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教育，熏陶哺育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作为军事学院子弟，我们许多人出生在白下路医院，从小生活在马标、炮标、解放路4号、半山园、紫金新村等军队大院，曾经在北京路幼儿园、石钟路小学、西华巷小学、宇花小学茁壮成长。多少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魂牵梦绕着第一故乡——军事学院。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共聚一堂纪念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更加深切怀念敬爱的刘伯承元帅和其他所有为军事学院创立、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老前辈。他们不仅付出了自己毕生精力，也为我们这些后来人培植了幸福成长的美好环境和家园。
刘伯承元帅对培育军事学院的第二代人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的。我母亲衣向璞曾经当过北京路幼儿园主任，她生前对我们讲，刘帅曾对幼儿教育多次作出指示，说这些孩子们生活上一定要安排好，他们将来长大是要报效国家的。1954年南京发大水，交通一度断绝，幼儿园供给发生问题，刘帅指示一定不能断了孩子们的牛奶、面包供应。幼儿园规定两周回一次家，由公家派大公交车接送孩子。一次，一位将军学员不到规定日子，坐着自己的小卧车要接孩子回家，我母亲按规定予以阻拦，遭到这个将军破口大骂，我母亲依然坚持不准接孩子。后来，刘帅知道了此事，表扬了我母亲，严厉批评了那位将军搞特殊化。刘帅对军事学院这些孩子的关心呵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发芽滋长、终身不忘。
前年我去杭州，见到一个光屁股长大的幼儿园发小罗以民，他当兵曾经在黑龙江中苏边界守卫过磕巴亮子岛，与前苏联炮舰拼过一回命；后来又在东海一个0.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驻守了六年，最后转业回杭州。他虽然这辈子吃了不少苦，仍感慨地说，刘帅当年说这些孩子将来是要为国家效力的，我为国家效过一点力，无愧于军事学院的培育。宇花小学的校长是钟期光老前辈的夫人凌奔阿姨，她把对孩子们的一腔大爱都倾注在对莘莘学子的辛勤哺育中，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凌妈妈。“文革”期间，上海、南京一些孩子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无家可归，不少人到了北京都被凌阿姨收养在自己家中。正是在军事学院众多伯伯叔叔阿姨们的亲切关怀教育下，军院子女们从小自立自强，具有远大理想和实干精神，能够自觉与广大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在南疆自卫反击战等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不少人克除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与工农子弟并肩作战、建功立业。军事学院原一系班主任邹本珊（军院1969年解散后任50军148师副师长）之子邹宁军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任41军123师侦察连二排长，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荣立一等功。这是军院子女中唯一立过一等战功者，后来任西藏昌都军分区司令员，现已在成都退休。绝大多数军院后人走上社会后都不忘初心，能够继承先辈光荣传统，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劳动、茁壮成长。刘忠老前辈的女儿刘永生大姐，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为军事学院增光了添彩。这应该是红色基因教育的成功之处，也是军事学院70年辉煌历史的自豪和骄傲。
2021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月15日又恰逢军事学院成立70周年。70年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它伴随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百分之七十的岁月。军事学院的后人，现在大多已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但我们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革命前辈的鲜红热血，骨子里始终迸发着英雄先烈的钢铁精髓。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会永远跟着党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竭尽全力、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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