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城林，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罗玉明，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摘要：李达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期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司令部建设必须适应正规化作战的指示，开创性地提出了“三个面向”原则。依据部队作战与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他对一二九师司令部职能机构进行了“战斗化”“精干化”“专业化”的阶段性改革，在参谋工作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业务能力为基础、军事技能为中心”的系统性策略。不仅建立健全了分工明确的司令部组织系统，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参谋人才，为保障军事斗争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司令部是军队指挥中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为一二九师司令部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标杆。学术界对新四军司令部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对一二九师司令部建设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和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李达任一二九师参谋长期间加强司令部建设的举措及取得的成果进行初步探讨。
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方面军部队和陕北红军一部分合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参谋长倪志亮，李达任参谋处处长(当时司令部仅设置参谋处，由于倪志亮未到任，实际工作由李达负责)。李达非常重视司令部建设，明确提出司令部是“部队的首脑机关，是部队首长指挥军队与建设军队的机关”,强调如果没有健全的司令部，“要想建设军队，争取战斗任务之圆满完成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红军时期人民军队参谋工作优良传统，他在司令部沿设了八个职能部门：第一科(作战)、第二科(侦察)、第三科(通信)、第四科(队列、训练)、第五科(队务)、机要科、教育科、后勤科。1938年12月，在接替倪志亮正式担任参谋长后，为了部队作战和部队建设需要，李达又将后勤科划入供给部(负责全师后勤保障工作),同时撤销了教育科，司令部与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平行运转。由此，司令部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军事参谋机关。如当时的作战科称为“一参谋”,侦察科称为“二参谋”,通信科称为“三参谋”。
但是，一二九师成立后就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流动性的频繁作战状态，一线作战部队的司令部建设工作并没有深入开展起来。如李达所言，虽然1939年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召开了全军参谋长会议，“在组织与工作上均起了推进的作用，但当时因为敌人对晋东南的大扫荡，在部队没有深入传达”。直到百团大战后，在八路军总部命令以及一二九师师部的严格督促与检查下，一线作战部队司令部建设才有了一些起色，但与正规化建设目标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参谋工作人员比较缺乏。据不完全统计，一二九师“全师参谋人员缺额约100余名”,有些旅、团甚至“没有把最低限度的必要人员调补齐全”。
二是对司令部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由于一二九师基本上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且部队官兵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又缺乏正规的、系统的军事教育，因而对司令部在军队和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等存在一些认识偏差。例如，一些部队指挥员自身不熟练或不会运用司令部的组织，不仅没有给予司令部工作应有的帮助和实际的领导，“甚至对参谋人员采取谩骂侮辱的态度”。而一些参谋人员认为参谋工作缺乏实权，遂产生了工作情绪，如“不安心于参谋工作(要当带兵官)”等。另外，参谋工作性质是辅助首长指挥与建设军队，这种特殊性导致部分参谋人员以首长代言人自居，“或则骄傲跋扈，不尊重兵团首长及僭越职权”。
三是组织机构不健全。一二九师司令部在李达等的努力下，初步建立起了司令部的职能机构，但各旅、团许多司令部的组织，“均没有按照集总、野政及师的命令全部健全起来”。如侦察工作就最为明显，是“最薄弱的一环”,具体表现为“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侦察组织，特别是侦察网与间谍组织，以致周围情况——敌伪军、伪组织、敌人特务活动、敌人之交通以及道路地形、社会经济等，均缺乏系统的了解”等；如在通信工作上，“通讯组织许多地方尚不健全，有的电台，仅有几个工作人员，一遇紧急情况连机器都无人搬运”;如在训练工作上，“训练部门的组织仍不健全，训练干部的能力一般的仍极薄弱，负不起训练工作的全责”;如在管理工作上，“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每次战斗中，后方机关及人员均异常紊乱”等。
四是司令部人员素养较低。如李达所说：“大部分参谋人员的质量尚嫌不够，智识尚是异常简陋的，特别缺乏基本的军事学识和科学知识，工作能力异常低弱”。例如，当时作战参谋普遍“缺乏对敌我状况的正确研究和估计，缺乏掌握战场与操纵情况的能力”,更是因为一般的还只限于缮写命令与传达命令，没有多方面的搜集材料，整理与分析情况，因而无法提出作战意见和方案，“以供首长人员定下决心，并以各种努力来保障这种决心求得实现(所谓组织战斗能力)”;而侦察参谋则大多“技术教育异常不够，如不善于深入敌纵深到其据点附近进行确实的观察，往往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被敌人的谣言攻势所迷惑，得不出正确的材料”;通讯参谋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技术教育极差，工作技术极欠熟练”“贻误时机，张冠李戴的现象不断发生”等。
上述一二九师司令部存在的问题，不是个案，也在其他各师普遍存在。如一二〇师司令部就存在“组织不健全、参谋人员培养不够、参谋人员政治威信不高”等问题。一一五师由于缺乏参谋工作人员，导致机关“不甚健全”,因而司令部业务能力也比较薄弱，如通信科在战斗中的通信联络工作就极差，“有的发生误会，互打一顿”,侦察科“一到战时往往就糊涂起来”。另外，这一时期新四军的司令部建设也大体与一二九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坦陈，“各部指挥机关不健全，仅有几个光杆负责人”,究其原因，是因为部队组建未久，“各个部队新兵现占多数，老的指战员几乎都变成干部”,军事干部“大多数不能胜任”。如在战时通信联络方面，相比于日军能够充分利用无线电、电话、信鸽、旗语、口令、哨子、信号枪、暗号等多种方式进行联络，新四军的通讯参谋在战斗中往往会出现不会使用战斗识别旗，不设立通信所、观测所，来不及架设电话线等现象，通信器材掌握能力差,战斗一旦打响，“无战斗行动记号之规定，部队失去联络时找不到”。
上述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9年6月12日，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专门就此问题联名致电左权：“健全指挥机关，不仅特别善于进行游击战争中的参谋工作，并能为转入现代正规战中的参谋工作”,“要求有明确的方向与实际的具体办法”,由此拉开了全军司令部正规化建设的序幕。
根据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八路军总部随即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并于1940年3月25日颁布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于司令部的作用、职能机构分工、值班规则等作了初步性规范。中央军委也极其重视司令部建设，如郭化若在同年8月下发的《八路军的参谋工作(司令部工作)》一文中，就针对八路军司令部建设存在的问题做了全面分析。他认为由于八路军装备还是较低级的，指挥军队较之欧式军队简单，对组织战斗要求较小，同时由于游击战中之分散指挥，减少了对参谋工作提高之要求等，因而造成了“工作制度难以建立，工作难以健全”等诸多问题。由此，他以中央军委参谋部的名义指出了全军加强司令部的正规化建设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游击战必然并必须走向正规战推移，八路军和新四军将来在反攻中必须担任正规战任务，那么今天提高与加强参谋工作又是非常重要的了。”同年12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健全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司令部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健全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改进司令部的工作作风和提高司令部机关威信的具体要求,司令部正规化建设在全军开始全面展开。如贺龙在1940年晋西北各军参谋会议上就强调：如果司令部工作不健全，部队的发展、部队的正规化都会受到阻碍。陈毅在1941年新四军军队建设的问题上也同样指出，“参谋工作是部队的灵魂”,“没有这一工作，军队就不会打胜仗；谁轻视这一工作，谁在军事建设上就会失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李达撰写了《健全司令部的工作，迎接伟大的1941年》一文下发至各部队，对各级司令部提出了“定期召开参谋工作会议”“开办参谋训练队”“提高司令部工作的地位”等要求。1941年7月4日，他专门主持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单位参谋长会议。在会议上，他着重强调了加强司令部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他认为随着华北敌后抗战的形势愈加严重，敌人的分区“扫荡”必将愈加频繁与残酷，甚至有些地方将会由分区“扫荡”变成更残酷的分区“清剿”,因而“对于企图打击与消灭我军有生力量的战斗手段将会更求精进”;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与日军企图联合夹击八路军的危险依然存在，“内战挑拨者的亲日派组织与爆发反共内战，以配合日寇夹攻我军的危险尚严重存在”。因此，只有建设坚强巩固与战术技术熟练的军队，才能在频繁的反“扫荡”与反“清剿”军事斗争中，“击破亲日派的反共阴谋，保卫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这一切的前提，“必须要从健全司令部的工作来着手”。
司令部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其业务涵盖军队编制、人事管理、作战拟定、情报侦察等多个方面。事实上，在1939年7月召开的晋东南参谋长会议上，李达就以“一切为了战斗胜利”为中心思想，提出了司令部建设“三个面向”原则：一是“面向部队”,即“关心部队的生活，一切为着部队的扩大巩固，特别是战斗力的提高与不断加强；二是“面向敌人”,即“深刻注意深入研究敌人，积极寻找战胜敌人的对策”;三是“面向战争”,即“学习研究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特点与坚持华北抗战的特点和条件，学习观察与掌握战场，研究掌握与操纵情况，研究指导与组织游击战争，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他的这一思想，符合了当时八路军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求，同时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诸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以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精髓，对全军司令部正规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司令部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加强司令部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讲，参谋人员作为首长的智囊与助手，二者工作目标是一致的。但二者之间又带有非常规性工作关系，他们既不是旧军队时期的主仆关系，也不同于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于整个司令部的有序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李达对参谋人员的角色进行了科学的定位：一是军事主官开展工作的策划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适时提出工作建议和作战方案，为首长迅速下定决心提供依据”;二是军事主官实现工作意图的组织者，“参谋是在首长身影下工作的，要能正确领会首长意图，并有效地组织贯彻首长意图”。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参谋人员必须具备甘居幕后、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把功劳与成绩归给首长与党，缺陷、不足甚至过失都是自己改进工作的动力与要点”。上述定位，既阐明了参谋工作的辅助性质，又明确了参谋人员的智囊角色地位，同时还指明了参谋工作的价值就蕴含在首长指挥与建设军队的成绩中。
大体来说，八路军团以上建制部队都设立了司令部和政治部(处),司令部负责军事工作，政治部负责政治工作，二者在平时是各司其职、平行运转。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往往交集密切。如司令部组织战斗，就必须配合政治工作，以此保障士气的经常旺盛等。因而，能否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就影响到整个军队能否有序运转。根据红军时期就形成的司令部与政治部分工合作原则，李达阐明了二者是既平行又互助的关系，“在军事行动上(防空防敌袭击)给政治机关以多方的帮助和便利”,“各级政治机关，在党政的领导上，在政治工作的配合上，继续给司令部以有力的帮助，以使我们的司令部工作也和政治工作一样的紧张活泼与实际化深入化起来，推动其向着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目标迈进”。当然，考虑到当时部队一直处在作战环境中，尤其是在反“扫荡”转移过程中，人员与物资管理通常都比较紊乱，影响了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发挥与作战效果的最大化。为此，李达在一二九师实行了战时军队管理机制，即战斗打响后所有机关都要接受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如“政治部要服从司令部指挥”。在司令部内部，还规定管理科要居中统筹指挥各科行动，“作战科要服从管理科指挥”。
制度规范化是机关工作有条不紊的重要保障。为树立迅速、准确、周密、细致的司令部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率，李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如为改善司令部工作方式，提出了六项基本要求：“紧张精细、艰苦负责；切实朴素、分工合作；要有切合实际的具体计划；要有保证计划实现的组织工作；要有深入下层的检查；要有及时适切的总结整理及具体迅速的解答问题”,并且还制定了参谋值班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同时，考虑到参谋工作的特殊性，他专门制定了三条参谋工作纪律，“保守军事秘密、遵守工作秩序、服从与尊重领导，不侵权不冒功”。另外，根据职能部门的业务属性，他也设立了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具体工作制度，如在作战科，建立了每日情况分析制度、战报制度等；在训练科，建立了巡视与检查制度、临战训练制度、参谋人员训练制度等；在机要科，建立了电报制度等。
司令部作为指挥千军万马的首脑机关，只有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才能建设军队、指挥军队，才能最大程度上保障部队作战胜利。也正如李达所言，“如果这个机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若想建设好军队，争取战斗任务圆满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对司令部职能机构适时进行了改革。
首先，初步健全各级司令部组织机构。从1941年秋季开始，李达逐步加强了对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工作。如为彻底解决以往部队在战时环境下机关与人员管理紊乱问题，成立了管理科(负责后方人员和设备管理、往来招待等);而为积极妥善应对摩擦与反摩擦斗争，团结争取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专门成立了参议室(主要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统战工作)。至此，一二九师司令部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机要科、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队训科、队务科、管理科、参议室的组织架构。
另外，在李达的要求和指导下，一二九师各部队也仿照师部的组织模式，迅速健全了司令部的相关职能部门。如在军区一级，冀南军区司令部设置了机要科、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管理科、队务科、武装科；太岳军区设置了机要科、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队务科、训练科、管理科;在军分区与旅一级，司令部的职能机构名称上由科改为股，如三八五旅成立了作战股、侦察股、训练股、军务队列股、通信股、机要股、管理股；而在团一级，基本上都设置了参谋长一职，司令部的组织结构也基本保持一致，如这一时期的三八五旅下辖的十三团、十四团、七六九团就设置了作战股、侦察股、训练股、军务股、通信股、机要股、管理股。
其次，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建设。百团大战后，日军集中兵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实施了疯狂的军事“扫荡”,并重点攻击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指挥部。如1942年4月22日，日寇“六川挺身队”就直扑一二九师司令部，“师部转移之后仅仅三个小时，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就到了我们师部原来的驻地”。4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敌寇重兵包围，“左权阵亡，罗主任、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一二九师部队机关在反“扫荡”转移中也遭到了严重损失，“其中最严重的痛苦教训就是旅及军分区以上的军政机关人员臃肿庞大，无战斗组织，缺乏军事常识和技能，转移不灵，活动不便”。由此，李达根据刘伯承的指示，提出了非战斗机关军事化、战斗化建设问题，“必须加强旅及军分区以上军政各机关人员军事生活的组织与锻炼，使之能真正军事化、战斗化起来，经验证明，这已是争取反‘扫荡’胜利的重要保证了”。他不仅要求各部队大力紧缩机关组织，按照一线作战部队组织模式，“组织适于军事行动的班、排、连单位”,同时还要“实施军事训练”。对于反“扫荡”过程中机关有序转移问题，他则将机关人员划分为分遣部队与随队行动部分，并将一部分在反“扫荡”中不必随队的工作人员，在必要时分遣到下层帮助工作等。
与此同时，李达对司令部的职能机构也做了较大调整。如为加强司令部的安全警卫工作，单独设置了直属的警卫连；为加强通信联络和侦察工作，单独设置了直属侦察连(下辖骑兵排、车子排、步兵排)、直属通信营和太行电话总局；而为提高作战效率，他在作战科下分别设置了作战股、队务股、军务股和制图股等。由他主导并具体实施的一二九师非战斗机关军事化建设工作，在当时的反“扫荡”军事斗争中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效果，如表一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942年后，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牺牲人数逐年下降。1942年，日军共出动5.6万人，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累计长达106天的军事“扫荡”,一二九师牺牲团以上干部39人；1943年，日军先后出动了232600人次，对根据地进行了累计长达248天的军事“扫荡”,一二九师牺牲团级以上干部16人，比1942年减少了23人。不仅如此，以往机关臃肿且人员军事素质较低从而影响部队整体作战的痼疾，也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自此，旅以上的机关由非战斗化转为战斗化，在反“扫荡”中就轻便得多，自由多了。拿刘邓的话来说，无后顾之忧了，便于集中精力专注指挥部队打仗了”。
最后，实施精干化建设。1941年以后，敌后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战胜困难，实行十大政策，其中一项就是精兵简政。李达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支持下，对司令部实行了精干化改革，他认为：“人多人少，各有利弊。人员过多，就有了依赖性，工作上你推我，我靠你，踢皮球，犯官僚主义，贻误工作；人少工作多，逼着太紧张地工作，连闹思想问题和矛盾的时间都没有了。”因此，他大刀阔斧对司令部进行精简。在机构设置上，增设了编委会(专门负责军队机构与人员的编制管理)、情报处、派遣科、整理科、炮兵室，撤销了通信科、队训科、管理科、参训队、参议室、太行电话总局，其业务分别纳入新成立的派遣科、整理科。至此，一二九师司令部形成了参谋处(下辖作战科、队务科、机要科、炮兵室)、情报处(下辖派遣科、侦察科、整理科)、编委会的精干化组织模式。编制上也极为精简，“最多的作战股，也仅有三、四名参谋”,其他“大多数的股只有一名参谋，少数设两名”,整个作战科参谋工作人员大概在12人。这一时期，一二九师下辖的各个军区司令部也按照李达的要求进行了精干化改革，如冀南军区司令部由原来的七科缩减为四科，“只保留了四个科，十一名干部”。
近代战争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抗，诸如战役策划、情报分析、通信联络等，都在司令部职能范畴之内。正如《孙子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兵经·谋》亦云：“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由此可见谋士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李达认为参谋人才的培养是司令部建设的关键环节，而“提高现职参谋人员的质量尤为重要”,他提出以“文武兼备”为培养目标。
首先，实行严格、灵活、多层次的选拔参谋人员标准。在李达看来，合格的参谋人员必须具备战斗经验和文化知识两个条件，因而主张“在部队中抽选一部分头脑清醒有战斗经验适合参谋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干部到司令部来”。然而当时部队中符合上述要求的人员很少且缺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在政治可靠的前提下，扩大选拔对象来源，实行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经过改造的外来军官三者结合。另外，由于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参谋工作人员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为了确保司令部工作的有序运转，他适时提出了参谋储备人才的培养途径，“选择一批聪敏机智政治开展文化程度稍高(识字3000左右能写简单信件者)的青年干部作见习参谋”。
另外，考虑到战争年代全军普遍面临后勤供给短缺困境，且一般参谋人员军事素质不够理想的状况，他教育参谋人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吃得苦。一天行军下来，别人休息了，你要尽快掌握情况，了解首长对第二天行动的意图等。二是要做到“四勤”(腿勤、笔勤、眼勤、脑勤),也就是勤跑腿掌握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动脑筋想办法，给首长及时提供准确情况和新的作战预案。另外，对于参谋人员的综合素质，他提出了五条标准，即“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守口如瓶”、“准确细致”、“准中求快”。
其次，加强对参谋人员的业务培训。在一二九师，李达先后举办了三期参谋训练队，培训对象包括旅、团参谋长，科、股长以及一般参谋人员。他亲自参与授课、编写教材，并经常邀请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进行现场指导，授课内容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党中央各个时期的作战方针、刘伯承五行术(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等。如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就集训了团以上司令部的作战、训练、军务参谋，主要从识图入手，指导学员学会判定和分析地物、地貌、地形等用图本领，其间还组织了专题讲座，如刘伯承主讲“参谋必须具备的战术素养”,李达本人则主讲了“战时司令部工作”等。与此同时，为了最大程度提高参谋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李达还通过战斗总结专门发文予以指导。如1941年2月，他就撰写了《改进和加强我们的通信联络工作》一文，该文详细分析了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关于通信工作方面存在的诸多缺点和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十四条改进措施，诸如“在下达口述命令或电话指示时，一定要使受领者用笔记录并复诵之，必要时还要补以书面命令”“在电话上不准讲部队的从动部署，估计有线电话可能被窃听时，要立即将通敌的一端剪掉”等等。这些看似常规性的简单规定，对于加强司令部通信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许多缺乏专业训练的指战员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然而，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参谋训练队的业务培训无法覆盖到全师参谋人员，“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让每个参谋人员都去进行专业培训，敌人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此，李达主张在工作实践中提高业务水平，“在工作实践中学好业务和文化知识，应像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战斗中学会打仗一样”。
再次，以军事技能为中心。针对部队绝大多数参谋工作人员未接受过正规军事学校的训练、军事素养较差的情况，李达将提高军事技能作为参谋人员培养工作的中心。为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理论水平，他要求各级司令部“每星期内上两次军事课(每次两小时)专讲步兵战斗条令，并配合以战术的作业(由连排演习起),每日的两小时学习制应以一半时间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他还要求旅、团参谋长及科、股长与知识分子参谋必须深入学习战斗条令、战术报告等，“应于半年以内看完战斗条令，阵中要务令(以军队指挥纲要作参考)和本师2周年战术报告”。另外，他极其重视将政治与文化学习结合起来，要求所有参谋人员必须深入“研究我党的各种政策及各时期的政治主张，特别要加强党性的锻炼，加强每个同志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及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意志”“特别是科学常识与算术(工农出身的同志最低限度要学会四则)”。当然，他还极其注重实践检验工作，要求“以旅及军分区为单位，每月对所属参谋实行一次战术作业的测验，并将验卷分送一份到师，以便考核(冀南3个月送一次)”。
而为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技术能力，从第二期参谋训练队开始，李达将以往侧重业务培训转为以军事技术训练为主，“军事技术包括射击预习、投弹、刺杀、劈剑等，仅刺杀1个课目就占了3个多月的时间，整个战斗及技术训练占全部训练时间的70%还多，政治课约占20%”,并取消了以往组织营、团以上实兵演习方式，采取从单兵动作到连的攻、防战斗方式。同时，他在参谋训练队还实施了养成教育，即正规化作战部队管理模式，“对按时作息、集合站队，甚至吃饭、睡觉，要求都非常严格，完全像普通士兵一样，一切都有时间规定，一切动作都要迅速准确”。另外，他还负责举办了多期战术教导队，抽调对象为各旅、军分区、团参谋长等，培训内容包括对日作战中的步兵团营的进攻、防御战术原则和组织指挥实施细则等，同时还开展了步兵营阵地攻坚战和反敌步坦冲击的实兵战术演习等，彭德怀曾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战争间隙搞营规模的实兵演习，在八路军还是第一次。部队开展战术训练非常重要，实兵战术演习是提高指挥员战术水平的好办法。”
李达主导的这种以基础战术和军事技术为主的参谋培训方式，受到了参谋训练队学员的高度认可，“无论是从机关或是从部队调来的学员，对此次参训队教学计划都很满意”。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参谋人员的实际需要，反映了部队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逐渐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干部上下不能交流的情况，即“熟悉部队工作的干部多数不适应机关工作的特点；机关的参谋人员多数不能胜任部队军事训练作战指挥的任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是全面提高参谋人员素质的重大改进和发展，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决策，对军队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最后，在实战中培养和使用参谋人员。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对于参谋人员的使用，一些部队考虑到参谋工作人员本身就稀少，而且其培养也极其困难，因而普遍将他们放在相对安全的后方指挥机关。李达打破了这种传统做法，主张将其送到战斗一线去锻炼和考验，以提高作战指挥和参谋工作的素质。如1943年林(县)南战役时，参训队全体队员便按照李达的指示和要求，被分到各参战部队中，到突击连、营参加战斗，这些人经过战争锻炼和自己的主观努力，后来大都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一二九师司令部12名干部，除因伤、病、牺牲、进入延安学习的6人外，其余6人全部被下派至各个一线作战部队。
由于李达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上刘伯承等一二九师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一二九师司令部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不仅在部队中的威信很高，而且多次受到党中央的称赞。
抗战胜利前夕，随着部队规模的扩大和武器装备种类增多，1945年8月，以一二九师为基础，加上地方部队共约30万人,组建了晋冀鲁豫军区。根据长期的司令部建设经验和作战需要，李达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按照专业性质分类，建立了完备而分工明确的司令部组织体系：机要室(辖第1、2、3、4科)、参谋处(辖训练科)、情报处(辖第1、2、3科)和军政处(统管司令部军政事务),下辖队务科(掌理军政和人事)、干部科(负责干部考核与培养)、军械科(负责枪械和武器的维护与管理)、直属指挥科(指挥直属队之行动)、直属供给科、直属卫生科、管理科。同时为培养通信专业方面的人才，还专门成立了通信学校。其他成立的机构还包括交际处、第2分局(下辖第1、2、3、4科)、第3分局、第1处(下辖第1科、2科)、第2处(下辖第1、2科)、第3处(下辖第1科、2科、秘书科、总务科、政治处),形成了10处室、28科的组织架构。而同时期，一二〇师司令部的组织模式为：参谋处(辖第1、2、3科)、副官处(辖机要科);一一五师司令部的组织模式为：参谋处(辖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机要科、管理科、情报处;新四军司令部组织模式为：参谋处(辖第1、2、3、机要科)、电台队、调研室。
不仅如此，一二九师各部队的司令部组织工作也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加强。以军区一级单位为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就设置了参谋处(辖作战科、教育科、通信科、队务科)、军政处(辖管理科、军械科、供给科)、机要室;以纵队一级单位为例，如太岳军区第二纵队设置了机要室、整编科、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训练科、管理科、军械科；以旅一级单位为例，如太岳军区新六旅设置了作战科、机要科、通信科、管理科、队训科。
从1941年至1945年，李达在一二九师先后举办了三期参谋训练队，总共培训了近300名参谋人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经参训队学习过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担任着团级参谋长、指挥员等重要职务，个别地担任了旅参谋长。3期参训队等于向部队输送了几百名中级军事指挥、参谋人员，这是李达参谋长对我军司令部机关和机关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除此以外，他还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通信业务为例，截至1944年7月，李达主办的一二九师通信培训班(前后举办了4期)共培养了115名报务员、9名机务员，其数量略高于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培养了96名报务员、10名机务员；一二〇师培养了87名报务员)。
另外，多位开国将领出自一二九师司令部。仅以1939年一二九师司令部12名干部为例，其中有6人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这一比例达到了50%,其后来均在我军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当然，他们的成长主要依靠其自身努力，但客观来讲，又与其在一二九师司令部接受了系统的参谋业务和军事技能学习，且大多还在一线部队进行了历练密不可分，尤其是与李达的言传身教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如向守志所说，“在李达参谋长领导下的一大批参谋人员，经过他的言传身教和从难从严的培训，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有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我党和我军的高级干部，真可谓之名师手下出高徒，强将手下育良才”。
在战争年代，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作战，而司令部作为军队的大脑，其职能就是确保作战胜利。因此，部队战斗力强弱与司令部工作质量是密不可分的。一二九师司令部各处、科在李达的领导下，既独立工作又相互配合，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障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战科是军队的心脏，其中心任务是保障战斗、战役指挥顺利进行。“不论是第一二九师还是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战时所下达的预先号令、通报等，都比较及时、准确、易懂”。以其下属的制图股为例，为解决当时军用地图奇缺的难题，李达带领制图股参谋人员运用简易测绘法实地丈量，将北起九里关、南至漳河畔一带的村庄、人口、水源、资源等做了标记，使原来的1∶50000的地图更加完善。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1∶50000的地图上增加1∶25000地图的地名标记办法，还先后完成了《最新华北明细图》和分层设色的《太行军区形势图》等，“对于方便主帅研究作战方案，提高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其出众的业务技术能力也获得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认可，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制图股(晋冀鲁豫军区成立时升为参谋处制图科)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完成了刘邓大军南下作战翻印战略地图任务后，留在华北并改为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北平解放后，该科又被中央军委直接编为作战部测绘局。
通信科是军队的神经，其中心任务是保障指挥顺畅。一二九师刚成立时仅有3部电台，到1943年的时候就有了七八十部，电话线总长度达到4000公里以上，当时一般的野战团都配备了6副电话机、1副总机，旅部配备了5副电话机、1副总机。整个太行军区连成了有线通信网，实现了从师部到各军区、军区到各军分区、各军分区到各部队以及军区至军区，都能通过电台或者有线电话网进行联系。与此同时，李达还在太行军区司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电台中队，实现了上自延安下至一般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系，“与延安的联系，师及所属部队各级首长指示的下达，部队情况的上报，敌军情报的传递，基本上做到了畅通无阻、及时准确”。
通信科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那就是通过电台破译敌人往来文电以获取情报。在这方面，一二九师通信科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据林桂森回忆，美军观察组在撤离一二九师之前，留下了8部当时最先进的美式发报机，并且李达安排协助其工作的报务员在美方的指导下掌握了技术，“我们利用国民党的狂妄和麻痹大意，截听了他们的大量绝密电报，并且也多次破译了密码。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人数、主官姓名(一直到团营级)、驻扎地区、行动路线和时间，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有重大行动，我们立刻报给刘、邓、张(张际春，二野副政委)、李首长。他们经常让机要室把重要电报以他们的名义发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涉及到兄弟部队的，也及时发给他们，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都被我们掌握，还有不败之理?”
侦察科是军队的耳目，其中心任务是及时提供敌情、地形及居民等方面的信息，一二九师各级司令部都设置了侦察科或侦察股。在此基础上，李达组建了密如蛛网的情报系统，情报站(当时称交通站)一直渗入敌占区腹地，甚至中心城市，在敌占区的伪组织、伪军、居民、市民以至工厂、公司、医院中都有专门的情报组织，这些情报主要通过电话与电台等形式传递。除此以外，他还在根据地建立了广大群众性质的情报组织，情报员分布在日寇的每一个据点，“日据点周围，也都有我们的情报员。在山头上，竖有标杆。日、伪军一动，民兵就放倒标杆，这样，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很快就传到我们司令部来”。这种畅通的通信系统和密集的情报网为后来反“扫荡”等军事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当年，我一二九师(太行军区)司令部不但对日伪军的分布了如指掌，而且他们一有异动，就能及时获得及时准确的情报。如日军每次发动全区或分区性的大扫荡之前，师司令部均能掌握日伪军出动地点、时间、番号、人数，以及各路敌军合围中心，立即报刘邓首长参阅”,“刘邓首长和司令部每次都能适时、准确地跳出包围圈，掉过头来指挥部队痛击日军的要害和空虚之处，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关于这一点，美军观察组代表惠德塞就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你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太好了!敌人的秘密，对于你们都不是秘密。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其他几个地区，还没有你们这样精确的、详细的侦察工作。他们虽然也有材料，但没有你们这样好”,并且提出了中美情报共享共通的建议，“我的意见，认为美国的军事当局应该派专人来解放区共同搞情报、侦察工作，与八路军合作。我到这儿以后，看到许多图表，觉得都很好，这对于盟国海军空军作战非常宝贵”。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艰苦卓绝的战时环境下，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局考虑司令部正规化建设，成效显著。其周密细致、严谨扎实、开拓创新的作风，为全军参谋工作树立了典范。邓小平曾予以高度评价：“李达是个难得的好参谋长。”及至解放战争期间，陈毅专门给中共中央和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标题即是《李达是个好参谋长》,赞誉其“甚称职”“是我军良好的参谋长”“前途甚远大”。他提出的司令部正规化建设“三个面向”原则，职能部门战斗化、精干化与专业化，以及参谋人才培养以战术为基础、军事技术为主等理念，对当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湘大毛研中心）：张城林 罗玉明 | 抗战时期李达与一二九师司令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