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下的太行文化抗战联合调研暨“延安文脉传承与发展”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活动，首先我代表个人向组织这次活动的太行干部学院以及队长罗海燕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对这次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还有各地接待我们的领导们表示感谢。我个人多年前跟随我们系的支部曾有幸参观过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但是总的来说对山西不甚了解，通过这次活动，我能够感受到山西历史文化的厚重和红色文化的集中，使我对山西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由于之前来山西很少，我认为应该多关注山西，多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这一次活动围绕“红色文艺”和“抗战文艺”来调研的，我自己也产生了一些想法，或者说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一是在抗战时期大力发展文艺即便是在当时也是有所争议的，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创建后和发展中，文艺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做更加具体的阐释，今天我们所说的文艺发挥作用或者说动员民众，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其他哪些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发挥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阐述。
二是这次活动中涉及的调研点如下北漳村等，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厚重的村庄，特别是当年太行山剧团开展工作的村庄，研究办剧团对于村子的改变这一问题是我下一步研究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前方鲁艺和陕北鲁艺对比之下，前方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生存环境的不同导致文艺发展路径也不同，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如今遇到的一些困难，特别是史料的缺乏，像太行山剧团关键人物阮章竞的资料都是后记的，在抗战时期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材料，在这方面需要大力挖掘材料。在参观赵树理纪念馆的时候，可以看到未出版的赵树理当年的日记，如果这样的材料能够出版，相信会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大的帮助。
三是革命文艺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以表演艺术形式为例，在延安的新歌剧发展是十分清晰的，但是太行地区的这一线索就不清晰，但是其与当地的民间表演艺术是紧密相关的，而当地的民间表演艺术与当年歌剧的之间的内在联系到底是怎样的，与之联系起来的新的文艺形式在当时当地对民众的吸引力如何，这一问题也是需要我们需要来研究的。
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周维东
首先对太行干部学院、天津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精心组织和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我个人有三个方面的收获。
一是实地调研给了我们真实的体验，特别是当时革命文艺还有革命活动当时发生的地域性直观体验，当看到了晋东南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后，对于更好地理解赵树理作品有着很大的帮助，给了我们进入红色历史更多的路径和思考；
二是地方文史专家在发挥作用，每到一个地方，都能与当地的文史专家交流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
三是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磅礴之势，对当地的发展产生了如此深刻影响，甚至影响了地方发展的方向，“当代地方传承红色文化如何进入到群众生活”这类课题也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有了这三个收获，我也产生了一些思考：
一是如何讲好红色文化地方性特征和地方故事，究竟如何界定太行文艺和延安文艺的关系，过去我们总是在强调文艺的稳定性，延安文艺的特点取代了地方上文艺的特点，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根据地也好，解放区也好，革命的进程就是小块发展、合成大块的路径，各个地方文艺发展的经验汇总成了中央的经验，继而又进一步指导了地方的发展，但是太行根据地的文艺在对工作的结合、作家创作的自由度、地方文艺工作者参与革命的程度这些方面，是与延安文艺发展不同的。在晋东南地区，讲宏大叙事的作品比较多，而在延安讲根据地的故事就相对觉少了，这就要充分发挥地方文史专家的重要作用。
二是红色文化如何进入当代生活，一方面这是政治任务，另一方面这是拉动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支点，但是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没有主旋律的影响，地方经济究竟是不是需要红色文化的不断发展，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
二十年前作为学生代表去过灵丘、浑源等地，当年的县城规模很小，县城就是一条街，二十年过去，我这次来到晋东南地区，城市的更新速度以及重视红色文化的领导和同仁，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而对于地区文化发展，我认为要依靠三个方面的力量：
首先是政府的力量，政府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支援和引导，其次是民间有一大批热心收集地方资料的人才并从事相关工作，最后是学者发挥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撑作用，由此，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知识上的正本清源、形式上的真实深度和情感共鸣机制。我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是发现做的比较好的，如鲁艺下北漳旧址，对于如何将太行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深层基因植入到领导干部的心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针对性和共鸣感，比如实景剧《太行山上》，令人能够感受到情感共鸣，做到了入情入心，并且实现了红色文化的盈利，这就是红色的资源能够利用好和做强做大的一个关键点。
另外，从个人研究角度来看，目前抗战文艺，包括解放军文学，其在整个高校的教育体系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偏远的一个角度。目前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习惯从晚清讲起，从“五四运动”讲起，再到二三十年代，讲到四十年代的时候，解放区文学会有一个专章，但是那基本上就是快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文学史，对于学生的知识概括和历史梳理，偏重于前面的五四时期，而对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的“山药蛋派”和解放区作家其实是关注不够，这当中就受到历史脉络和学术史的一种压抑机制和排斥机制的影响，可能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大潮流和西方学术思想思想不断引入的时期，我们开始关注一些艺术水平精湛或者说精美的作家。
相比之下在看解放区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会感到相对形式简单或者粗糙，但经过这次调研后，我发现我的思想有了转变，在当年抗战的环境下，是如何做到艺术的精美，如何得到有力量的、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能为抗战服务的有战斗性的艺术，所以在看待解放区文学和太行文艺的时候，不能一味拿纯文学或西方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如研究秧歌要从有声艺术角度分析，研究板画要从视觉和政治角度分析，而这些都可能是理解经典作家中不太适用，有可能形成一种排斥和压抑的机制，导致我们过多关注的都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文艺，而忽略了解放区文艺、太行文艺。
第二个方面，不仅在学科内部会产生压抑机制，在解放区文学的范围内也会产生，一说到解放区文学的时候，会联想到赵树理、《白毛女》，而对于“一红一白”中的《赤叶河》是不太了解的。这次调研看到赤叶河村的展览，我深受震撼，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研究到中共对于革命文艺的转换机制，以及解放区文艺和太行文艺之间的关系等，太行文艺也许比我们了解的更特殊和复杂，背后机制值得我们继续研究，而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从地方文艺来讲，也许会产生解放区文艺的另外一种机制。从地方文艺和其机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紧反问自己：能不能对解放区文学重新梳理，即从太行文艺或晋东南文艺的角度出发，重新建构解放区文学的知识框架。
第三个方面，通过这次实地调研，我在思考红色文艺如何能够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用好红色资源，我有几个建议：一是与高校和机构合作，从客观公立的角度出发，借助专业力量，使得红色教育能够更加准确开展；二是更加形象和具体，今天参观关家垴遗址，对于一些不太了解该史实的参观人群，要借助更多技术手段还原这段历史，帮助大家的学习和理解。
这次调研活动的主题是文化抗战，在当中每日复盘时，有一些老师提出了地方文化发展脉络的问题，相比“天堂”般延安，地方有各自的特色，但也有内在联系，如太行山剧团的发展就是紧密跟随部队游击战争的开展进行的，这和延安的发展就不一样，在我自己关于演“大戏”即西方话剧的研究中，我发现，形式过于繁琐的“大戏”并不适合根据地前线，而地方剧团就满足了前线战争的文化需要，但二者之间又有互动联系，当年李伯钊就将前方鲁艺的经验就带回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思想有没有、有多少来源于前线根据地，这是我下一步要考证研究的一个方向。
前方鲁艺和延安鲁艺的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定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从而指导了全国的文化抗战事业，但是在太行山上，即便李伯钊等文化战士们本身就扎根于根据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太行山也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即便没有产生具体的成果，但是当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传达到前线后，大家都惊讶地发现，思想上竟不谋而合。
除了以上这些调研心得，基于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也想就太行的抗战文化推广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首先，从娃娃抓起，参考艺术游学的活动，借助社会机构的组织，吸引低年龄段孩童来带太行山进行体验活动，亲身感受敌后游击战争；
其次，特别是针对以儿童和妇女为主的消费群体，打造丰富的文创产品，如服饰、美妆，甚至可以就当地美食打造旅游线路，制作预制菜并销售全国，提高影响力。
五、北京和平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朗月易行（北京）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志宏
首先，在抗战时期，文艺的地位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文化宣传地位是不一样的，当年的文艺是具有战略性的，当年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来到山西，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文化的影响在当时是方方面面的。
从文艺的角度能够看到以山西为代表的根据地从一开始的迷茫到坚定，在到最后迎来胜利的过程，目前从红色文化研究来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曾经做过系统的工作，包括大量的地方志编纂和完善，但对于解放区文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低谷期，这就造成了一个发展错位，当年的党史研究关注的更多的是党内的结论和成果，没有对红色文化形成关注，而今天，总书记强调要从四史学习向五史学习做出转变，这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既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具体要求，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和座谈，听到各位专家的发言，我也对未来能够继续从事红色文化研究并且争取研究出一些成果充满信心。
六、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晋城市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刘云芳
本次的调研第一站在晋城，且有三天的活动，对于太行文化抗战，在晋城有三大旗帜性标杆，即《在太行山上》、赵树理文学和《赤叶河》，这些也都在我们调研的内容中，非常荣幸能够为本次调研尽到一些绵薄之力，同时我们也期待能够为各位专家、太行干部学院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和帮助。
目前我们晋城党史研究在打造市一级党史研究馆-各地方党史馆和基地的体系布局，将红色文化和旅游景区有机结合，如王莽岭上的太行号兵展览馆，去一山林场的路上领略佛子山的风光，用系列组合的方式，来统一规划红色资源，如文化系列、号兵系列等等，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和咱们长治方面深入合作，更好地融合，更多的交流。
这次参加座谈会，听了专家们的发言，我也受益匪浅，对这次联合调研，我还有一些建议，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借这次调研为机，今后进一步加强交流，要加强省际、省市县及与高校的合作，要站在更宽广的角度去研究和做工作，专家多出成果，地方之间多多合作，建立可实施的教学线路，从而建立合作机制。
从这次调研中，我非常震撼，结合本次调研和座谈会的主题，我有一些感受，抗战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随着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根据地感受到了和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开展的思想不谋而合，毛泽东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总结了文艺工作的经验，有着高度的概括性，对于根据地来说，这就是对其文化抗战工作的肯定。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内，在当时很多人都对前方鲁艺和延安鲁艺的关系都不太明确，但是这次我确认了，二者是一个母亲，两个兄弟的关系，母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在太行山上成长。作为一名挂职干部，我认为要向武乡学习，向太行干部学院学习，共创革命红色圣地的美好明天。
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罗海燕
首先，建议加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升红色教育的文化内涵和严肃性，避免过度娱乐化，做到正本清源。
其次，整合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品牌效应，这里红色资源十分丰富，各个地方都在努力做开发工作，但是整体性还不够，品牌效应不明显，这个需要政府牵头来组织实施，但是太行干部学院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再次，这次活动就是一次生动的太行文化或太行文旅的北方协同、南北联动，今后，在京津冀和山西之间，也可以继续通过众多单位之间的联动，产生更好的互动与合作；最后，在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方面，太行干部学院已经将教育培训、红色旅游、史料整理、学术研讨和红色资源的保护活化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武乡县内的红色资源的整合，实现了省内其他地区的红色资源合作与整合，甚至还有省外如北京、四川的资源，这种做法是很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
这次调研和座谈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跨区域、跨单位、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调研和深度考察，形成了一次红色研学的“百团大战”；二是这次调研也是我们学习贯彻前不久《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和深入开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最后；三是这次调研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讲话精神以及太行精神在武乡传承发扬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总的来说，这次调研活动中结识了很多当地的专家学者，深刻感悟到了“小米加步枪、好米在武乡”魅力与力量，相信一定能够在此次成功调研的基础上，今后双方加强联系，在学术研究、红色资源的利用开发等方面，实现更大的合作。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诗文）：太行根据地抗战文艺的特点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