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春秋堂 作者 杨晓哲
（作者声明：我原创的“炮击阿部规秀的传说与真相”授权今日头条“人物传记春秋堂”号上发表）
1939年11月，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河北涞源黄土岭被八路军击毙，成为抗日战争高光时刻。
当时八路军不知道打死了日军中将，阿部毙命地点也是事后推测众说不一，给历史蒙上一层纱。
在维基百科查“阿部规秀”，会告诉你阿部规秀被一名八路军战士用迫击炮击毙。河北易县寨头村的黄土岭战斗纪念馆，迎面便是这位战士的一组照片，说他用四发迫击炮弹击毙阿部规秀，某地还专门创作了他与迫击炮在一起的油画。
事实上，参战八路军的迫击炮不止一门，且每门炮由三人操作，究竟哪门炮立下战功尚未可知，荣誉怎能归于一人？
尘封历史在大众传播雪球效应加持下，扑面而来往往是传闻与演绎。欲知真相，请随我来。
01
黄土岭位于河北涞源，东面是易县的上庄子、寨头（当年叫寨坨），战斗发生在黄土岭到上庄子约两公里地段。这里两侧是山，中间一条河谷由西南向东北延伸，黄土岭和寨头像两个藕节，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当年这一带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辖区，一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参战部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第三团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特务团。
1939年11月6日，日军占领黄土岭，“有向寨坨进攻东突模样”。据此，晋察冀军区制定了歼敌部署：
“一团于上庄子以东、寨坨附近正面迎击敌人。二团占领黄土岭东北高地，左与一团、右靠近特务团切取联系。三团向黄土岭东南攻击，占领南[山]向敌压迫。特务团出于三团二团之间，占领黄土岭。”（晋察冀军区阵中日记，1939年11月6日）
按照部署，一团在东、特务团在西，二团在北、三团在南，四面包围，聚歼日军。
晋察冀军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战役总结》写道：11月7日“向上庄子运动之敌十二时主力进到上庄子，先头已达到距寨坨二里许地方，后尾于十五时完全离开黄土岭，我军即立刻出动，三团、特务团占领黄土岭及指定地区，二团亦及时到达指定地区，一团亦占领寨坨以西及西南、西北阵地阻击该敌，一分区之炮兵连已进到寨坨，于十六时许我即完成包围形势。”
一团在上庄子东面首先打响，随后日军发现被包围，后队变前队，掉头向黄土岭突围。
日军记载：“旅团长根据敌人的行动，作出以下判断，‘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 旅团作了返回部署”。“7日正午，各队开始行动时，潜伏于各山顶之敌，突然转入反攻，将旅团完全包围，各处展开了激战。”（《华北治安战》）
一分区炮兵连携带四门迫击炮，配属给一团。一团团长是陈正湘，政委王道邦。陈正湘日记记录了当天的两次炮击：
“迫击炮连在803阵地，我令该连四门炮第一次是打教场的独立家屋以南中间小山头，我发现敌几个挎战刀的军官用望远镜向我们观察；午后四五点钟又打了几炮。”（《光辉的足迹——华夏名将陈正湘》，石同欣编著，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二次炮击何处？陈正湘的回忆给出了答案：“接着，我又令炮兵连向独立小院北边的山沟里打了几发炮弹，以轰击在死角下隐蔽的敌人。”（陈正湘：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星火燎原丛书》之四，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两次炮击，目标分别是山头和山沟。
1957年8月2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杨成武署名文章：“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文章写道：
“把他们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炮兵营长杨九秤立即命令炮群向沟里集火射击。只震得群山抖动，轰得沟底的敌人鬼哭狼号。阿部规秀中将这朵‘名将之花’就在我们神勇的迫击炮兵的排炮下‘花落瓣碎了’。”
1962年，一本以黄土岭战斗为背景的记实小说《长城烟尘》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原一团教育干事蔺柳杞。书里写道炮击前一群日军指挥官正在独立“屋前侧旁三十米外的小广场上”开会。
或受此书影响，1985年杨成武的《敌后抗战》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执笔者修改了阿部规秀死在“山沟里”的说法：
“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随着哐、哐、哐几声巨响，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后来得知，阿部中将就在这群炮弹下毙命了。”
还有些类似说法，说阿部规秀死于“山头”（《罗元发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山坡”（魏巍《漫忆黄土岭之战》，1995年）、“小庙附近”（《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等。
1994年《聂荣臻传》出版，其中有这么一段：
“曾在延安前线记者团当过记者的一团一营教育干事魏巍，亲眼目睹了炮击场面。他在《黄土岭战斗日记》里写道：大家正在为我们的迫击炮手叫好，看见上庄子附近的一座独立家屋走出几个人来，在那里指指划划，很像是一群指挥官的样子。一个同志说：‘我们的迫击炮，要是能朝那里楔它几炮才好呢！’说话之间，有几发炮弹就接二连三地在那里爆炸了。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
这里说日军从独立小院走出后被炸，指小院北面，因为小院只有一个朝北的门，门外不远就是河沟。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1999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的《魏巍文集》，第7卷中的《黄土岭战斗日记》，并没有目睹炮击这段文字，而是说当天午夜时分“接到命令，只留少数部队占领阵地，其余的撤回村庄吃饭休息”，“当回到驻地的时候，不知道听谁说了这么一句：‘为了坚决消灭敌人，我们的炮兵连已经来了’，大家都乐得发狂。”
这表明11月7日半夜魏巍才听说炮兵连已经上阵，那白天如何“亲眼目睹了炮击场面”？
两个版本，哪个出自魏巍之笔？
1940年，一分区曾印发《抗战三年来的一分区》宣传册，《黄土岭战斗日记》被收录其中，里面文字与《魏巍文集》一字不差。
魏巍：黄土岭战斗日记
也就是说，《聂荣臻传》里魏巍目睹炮击系文学创作，而非史实。
不难看出，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清楚阿部规秀到底死于第一次炮击的山坡，还是第二次炮击的山沟。
为统一说法，官方权威出版物《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八路军 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等均表述为阿部规秀在独立房屋“附近”被击毙。
02
阿部规秀死于何处日军清楚。
1968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根据日军档案编辑出版了『北支の治安戦』，1982年该书中文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书名译为《华北治安战》。
书里记录了阿部规秀被炸场景：
“16时过后，旅团长进至堤讨伐队后方，听取了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将指挥所迁至附近的一家独院中，立即召集各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于里院爆炸，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等尽皆负伤。”
这说明，阿部规秀挨炸时既不在山头，也不在山沟，而在小院内。
《华北治安战》披露阿部在小院内被炸后，一些文章开始调整表述，如《星火燎原》陈正湘署名的“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执笔者对炮击目标的描述是：
“在南山根部东西间的山梁，有三个向北凸出的小山包。中间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敌军官和几个随员，军官们正举着望远镜向七九三高地及上庄子方向观察；在教场小河沟南面距南山小山头一百米左右的独立小院内，也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官出出进进”，“我们判断，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则是敌人的观察所。”
2009年11月7日摄于一团指挥所白脸坡
“下午三时多，炮兵连杨连长和各炮时手到达团指挥所，我指给他们两个目标”，“炮兵连迅速进入阵地，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后，杨连长又逐门炮进行了检查。我要求他们一次将那两个目标摧毁。”
“四发炮弹呼啸着飞向高空，瞬间，在目标点爆炸。从望远镜里观察，小山包上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了，独立小院之敌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对照一下陈正湘日记：
“我令该连四门炮第一次是打教场的独立家屋以南中间小山头，我发现敌几个挎战刀的军官用望远镜向我们观察”。
可以看出，《星火燎原》把日记中第一次炮击的小山头，分解成小山包和独立小院，以对应阿部规秀死亡地。
回忆录类作品通常由文人执笔，文学叙事难免用力过猛，超越当事人亲历的表述时有所见，给真实打了折扣。
03
《杨成武回忆录》有这样一段：
“巧的是：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独立院落东边的小屋里，他们蜷缩在一个大炕上，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连那条高头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暗中称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这段描述在《聂荣臻传》里更具体：
“另一位亲眼看到这个场面的是独立家屋的女主人梁金花。她后来对人们介绍说：洋鬼子们把我们18个人关在东边那座小屋里。嘿，咱们八路军长着‘千里眼’，早就瞅准了他们。‘呜呜——’接连打来了炮弹，第四颗炮弹就把老洋鬼子打倒了。当场打死他们12个人，还有两头毛驴，一条洋狗。我们18个老百姓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八路军真是神炮手啊！”
这些文字或源自《长城烟尘》，那里写道：“同志们，你们要瞄准呵！[小院]正中和西耳房里是敌人，那东边的一间里可有我们十几个乡亲，我们自己的人哪”，“炮弹要打在那屋前侧旁三十米外的小广场上，把洋鬼子的指挥部消灭在小广场上！”日军“大约有十二个人受到伤亡”，“有一条狼狗被打伤了前后腿，挣扎着，狂叫着……”
2009年5月陈家小院弹坑、影壁、拱门
据黄土岭村干部介绍，小院当年是座四合院，除了现存南面几间正房，还有东、西厢房，院门朝北，门后有一座影壁。
当年独立小院居住的是陈姓家族三户人家，当家“大奶奶”叫梁金花，后来在此居住的陈汉文老人当年只有5岁。
考虑到文学因素，《聂荣臻传》中“当场打死他们12个人，还有两头毛驴，一条洋狗”是否确有其事且不论，至少炸死一头毛驴或许属实。
该照片据称系黄土岭战斗后日军所摄，木棍所指为弹坑，右边日军面前砖墙为影壁，背景为小院西厢房，地上有一头死驴。据曾在此居住的陈家后人辨认，确系自家小院。
与阿部规秀同时被炸的旅团参谋石川大佐几天后被运回张家口，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去医院探望后在日记中写道：
“7日敌我激战，反复争夺各制高点，亦有陷入短兵相接之处。黄昏，为调整战线，旅团长将接受命令之军官召集于第一线后方低处之小村(上庄子?)。在一家內院准备下达命令时，迫击炮弹飞来爆炸，旅团长瞬即倒毙。石川大佐被气浪掀起，撞进房内，少时发现出血方知负伤，当即采取止血措施。月冈副官抱起旅团长走进内房里。”
这是说炮弹爆炸时，石川大佐被炸进屋内，阿部规秀被副官抱进屋内。
多年后独自居住在小院的陈汉文老人，称阿部规秀当时坐在南屋门前凳子上，被炮弹炸进屋内，或许误把石川当成阿部。他还说当时陈家10几人挤在南屋炕上，这与梁金花所称不一致。
陈家小院南屋北望，可见弹坑、影壁
冈部日记还写道：“迫击炮弹命中的内院为砖地，更加增强其爆炸力。因而一发迫击炮弹即造成旅团长、参谋以及其他多人受伤。”
这说明落入院内的炮弹只有一发。
看望石川次日，冈部司令官向日本陆军大臣畑俊六呈报了《陆军中将阿部规秀战死报告》，里面声称阿部死于“7日下午9时50分”，是被炸“3个多小时后”，即迫击炮弹落下的时间应当是7日下午6时过后。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东京时间，比中国时间早一小时。冈部的报告不可能使用中国时间，即阿部被炸是中国时间11月7日下午5时过后，当时已近黄昏。
04
第二天还有过一次炮击。陈正湘日记写道：“8日15时许，为支援三连攻占孤石山支撑点，又令四发齐射，三连随炮弹爆炸声一举攻占了该支撑点。”
陈正湘回忆：8日“三连突击排进入冲锋出发地，我立即令炮连杨连长，将四门迫击炮同时向敌阵地轰了四炮。随着冲锋号声，我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突击排勇士们把一颗颗手榴弹投上山头，趁敌被炸得晕头转向之瞬间，迅速冲上了山头。敌人狼狈往山下溃逃。”
这表明，第三次炮击打了四发炮弹。
陈正湘日记：“我一团指挥所及迫击炮连、三营从7日10时前进占803阵地（老乡叫它白脸坡）。”
陈正湘回忆：“团司、团政及特务连跟随三营前进。并决定团指挥所设在七九三山头。”
一团指挥所所在地白脸坡到底是803还是793呢？这可能是地图版本差异所致。
1958 年航测图，1:50000
从1958年航测地图和实地踏勘看，白脸坡在795高地，803是二团阵地，883是三团阵地，803与883连线为易县与涞源的县界，黑色虚线为道路。
白脸坡上是一块平顶，能观察到独立小院的前沿位置，实测高程788米。
陈正湘日记和回忆都表明，黄土岭战斗中炮兵连共有三次炮击：第一次是7日下午四发齐射，第二次是随后“又打了几炮”——从语境看或不超过4发，第三次是“8日15时许”，“又令四发齐射”，累计发射炮弹或不超过12发。
每次炮击都精准命中吗？陈正湘日记写道：“这两天炮打的百发百中，可惜炮弹太少，不然可大大杀伤敌人”。
炮弹太少吗？《杨成武军事文选》里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里面写着消耗“迫击炮弹190发”。
这很奇怪，据晋察冀军区武器弹药统计，10月底一分区迫击炮弹只有132发，几天后怎会打出190发？
雁宿崖战斗缴获的吗？几天前雁宿崖歼灭战的缴获清单里并没有迫击炮弹。要知道日军用来发射毒气弹的90毫米迫击炮，与八路军的82毫米迫击炮口径不合，就算有缴获也无法使用。
国民政府拨发呢？据查，1939年国民政府军令部给八路军发过两次弹药：1月28日核发“六五子弹300万发”，12月4日核发“七九步机弹50万发，六五步弹10万粒，手榴弹五千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其中并无炮弹。
自产炮弹补充呢？晋察冀军区军事工作报告显示，1939年晋察冀的几个修械所只能修理枪支和生产手榴弹、地雷，直到1940年10月才开始生产迫击炮弹。
一分区成立之初并没有炮，1939年1月9日解决汉奸武装孟阁臣部后，炮兵连才得以充实。晋察冀军区1939年《现有人员武器弹药马匹统计表》显示，10月底一分区到四分区分别拥有迫击炮10门（一分区炮兵连5门，赵玉昆部炮兵连5门）、2门、3门、2门，各有迫击炮弹132发、24发、90发、10发，可见当时弹药之匮乏。
那190发迫击炮弹是怎么回事？
查阅原始版本的 “三岔口、黄土岭战斗详报”，一切便清楚了：原文是“冲锋弹190发”，《军事文选》写成了“迫击炮弹190发”。
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部《三岔口、黄土岭战斗详报》
冲锋弹是迫击炮弹吗？
不是。冲锋弹指汤姆逊冲锋枪子弹。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有两种冲锋枪，一种是德国伯格曼MP-18冲锋枪，口径9毫米。因枪管上有许多散热孔，俗称“花机关枪”、花机枪、花机关，子弹称花机关弹、花机枪弹、花机弹等。
另一种是美国汤姆逊（Thompson）冲锋枪，口径11.43毫米（0.45英寸）。俗称手提机关枪、手握机枪、手机枪、手机关等，子弹称手提机关枪弹、手提弹、手机弹、冲锋弹等。
这两种武器红军时期就有，第129师抗战整编时，即有花机枪3支、手机枪72支、迫击炮6门，对应花机枪弹0、冲锋弹310发、迫击炮弹67发（一二九师十月份人员武器统计，1937年10月7日）。
手持汤姆逊冲锋枪的红军战士
日军也有这种枪，1938年响堂铺战斗，第一二九师即缴获日军“冲锋机枪十二支”,“冲锋机[枪]弹约千发”（一二九师致集总、军委等电，1938年4月2日）。
八路军的武器弹药统计表中，冲锋弹和迫击炮弹是分开列项的， 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现有人员武器马匹统计表》显示，该分区有手机枪175支、迫击炮2门，对应的“冲锋弹13615”、“迫击[炮]弹24”。
看来，把冲锋弹190写成迫击炮弹190是个误会。
1939年11月部队频繁转移作战，晋察冀军区当月统计为空白，12月底各分区迫击炮弹分别为113发、16发、空白、10发。减去10月底统计132发、24发、90发、10发，即为冬季反扫荡各分区消耗的迫击炮弹：
一分区19发、二分区8发、三分区无统计、四分区无消耗。
05
陈正湘日记记录的三次炮击定点清除目标，不包括独立小院。
其实很好理解：不管是否如《长城烟尘》所言事先知道院内有乡亲们，即便不知，八路军也决不会冒误炸老百姓的风险，炮击小院。
那么落入院中的炮弹从何而来呢？
日军给出了答案。
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上庄子附近战斗详报》显示，黄土岭战斗时八路军有两处炮兵阵地。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上庄子附近战斗详报》
这张标图与实际地形有差异，但能看出八路军两处炮兵阵地，分别位于道路两侧。北面无疑是一分区炮兵连，南面标到了三团阵地，但三团没有炮兵，剩下的只有特务团了。
特务团（团长杨嘉瑞，政委范忠祥）有炮吗？《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记载：“贺龙、关向应令师特务团携带迫击炮三门迅速开赴黄土岭”。
这就是说，与一分区炮兵连配属一团一样，特务团开赴黄土岭时也配属了炮兵。
特务团《黄土岭战斗详报》显示，以第三营配置在黄土岭道路以北二团右翼，“以第二营全部配备于黄土岭以东，把守黄土岭通上庄子之要口，其任务是阻止敌人向西突围”。
日军向西突围，黄土岭隘口是唯一出路。陈正湘回忆：
“7日中午，敌集中近300人的突击队，妄图在地面和空中火力掩护下夺回黄土岭，打开突破口。但敌未得逞。”
“下午……教场西面之敌则利用两侧山头及村沿的几处独立院落的围墙屋角，构成西向黄土岭的拦阻封锁火力，并再次组织约300人的突击队，向黄土岭进攻，企图打开逃窜的道路。”
范忠祥回忆：
“敌集中兵力向黄土岭以东高地我特务团二营阵地反复冲击，企图夺路突围。二营依托高地的有利地形，在团迫击炮和机枪连火力支援下，与敌激战约两个小时,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五次进攻，始终将敌人压在教场沟内，迫使敌人停止进攻。”（《范忠祥将军征程集》，长城出版社，2002年版）
特务团的迫击炮为支援二营作战，炮击东面攻来的日军，其间炮弹飞入独立小院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由于信息匮乏，无法细述特务团炮击过程，但既然一分区炮击目标均另有所指，那么小院中炸死阿部规秀的炮弹就只有一个出处：特务团的迫击炮。
11月8日，一部日军突破二团阵地从北面逃出，威胁特务团左翼，同时日军援兵逼近，八路军被迫撤离。陈正湘日记写道：
“特务团7日至8日16时一直坚持在黄士岭村里及两侧山头”，“8日16时许，敌突破黄土岭村后，我才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下令东撤。”
没打成歼灭战是黄土岭战斗的一大遗憾，但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使这场战斗载入了史册。
06
作为黄土岭战斗的标志，有张八路军迫击炮阵地的老照片常能见到，作者却鲜为人知。晋察冀军区几位著名摄影师沙飞、罗光达、顾棣，抗战时期拍摄过大量照片，但这张照片与他们无关。
抗日时期，1939 年，黄土岭战斗中，我军炮兵阵地。（120 师摄影科长蔡国铭摄影并标注）
这张照片的摄影者叫蔡国铭，曾任一二〇师摄影科长，拍摄对象是一二〇师炮兵，胶片底版现存国家博物馆。
上世纪50年代，蔡国铭把一千多张记录一二〇师战斗生活的照片及底片，加写说明后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黄土岭这张就在其中。2003年2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张照片成了国家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问题来了：既然阿部规秀被一二〇师击毙，这么多年为何宣传晋察冀呢？
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各部电
黄土岭战斗发生在晋察冀，得知打死阿部后中央来电要求“[聂]荣臻应查明系我何部所击毙”，并“加以叙述报告我们。”
查明并不难，因为晋察冀军区只有一分区炮兵连参战，特务团不属晋察冀军区序列，不在查找之列。
晋察冀军区很快给一分区炮兵连颁发了嘉奖。
这件事当年争议很大。特务团《黄土岭战斗详报》记录俘虏过来的民夫说“你们打死鬼子两个大官，鬼子哭的非常利[厉]害”！得知击毙阿部后，这支部队坚信是自己干掉了“鬼子大官”。战争年代，革命英雄主义和荣誉感非常强烈，但师长贺龙的一句话，把这件纷争锁进了历史。
贺龙说：谁打死不一样？都是八路军，有什么好争！（大意）
自此，特务团保持沉默。一二〇师向八路军总部报告时只提了一句：此役“阿部中将毙命”。只报战果，不争功劳。
在八路军广为宣传、晋察冀热烈庆功、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当口，很难想象另一支部队来争功会造成什么影响。荣誉属于八路军，这就够了。
巧合的是，1955年，杨成武担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范忠祥担任了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赓续着一二〇师和晋察冀军区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70年代范忠祥去看望杨成武，事后他儿子说：
“杨成武的儿子是我四中的同班同学，我请他约见的他爸爸。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杨司令亲口说的黄土岭战斗打死阿部规秀是你们一二〇师特务团打死的。由于当时在晋察冀打的战斗，所以宣传时，把功劳给了华北一分区，还说贺老总高风亮节，大气概。”
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气度格局，永为世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