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1935年10月代表陕北红军到吴起镇迎接中央红军的人；
他是近20万东北军对延安大兵压境时，受周恩来指派做东北军高级将领统战工作并全程经历西安事变的人；
他是台儿庄战役时，在团长逃跑的危急时刻以“传令兵”身份指挥部队并取得胜利的人；
他是东北农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后来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依旧分管农垦；
他在退休之后，把余生投入到民办教育这项公益事业的发展之中。
2006年12月，他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热爱辞世。
他的名字叫刘培植。
2023年岁末，刘培植之子刘丹龙向红船融媒还原了这位革命家的不凡人生。
▲刘培植
和许多革命家的后代一样，刘丹龙对自己的父亲怀有满腔敬佩之情。
“父亲全程参与了西安事变，是为数不多的参加了正面战场抗日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接受采访时，刘丹龙特别提及刘培植90载人生历程中几个辉煌片段。
刘培植是陕西宜君人，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小小年纪便加入革命队伍。那是1932年，年仅15岁的刘培植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了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
加入红军的第二年，刘培植便在时任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领导下，参与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同时，他还在家乡宜君县创建了当地第一个党支部。该支部后来发展为红色宜君县委，刘培植被任命为第一任县委书记。
参加革命的第三年，年仅18岁的刘培植已经是陕甘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这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走过万里长征抵达陕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鄂豫皖红25军已先行到达陕北。在中央特派员朱理治领导下，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红26军、红27军整编为红15军团。
“红15军团成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陕北红军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士气高涨，打了几个胜仗。但也在这个阶段，陕甘根据地开始了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人都被作为肃反对象关起来了。就在这时，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刘丹龙对红船融媒介绍道。
得到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后，当时的陕甘苏区最高领导人、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找到了刘培植。
“那天，朱理治把我父亲叫去，对他说‘听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你代表我们去迎接他们，给他们送一些苏区的粮票和草票。”刘丹龙对红船融媒说。他进一步解释道：“当时陕北红军控制了13个县，由苏维埃政府管辖。苏区发行了粮票和草票，在13个苏区县通用。红军凭粮票可以在老百姓手中换取粮食，而所谓马票是用来兑换饲料喂马的凭证。”
刘培植拿着粮票和草票，到吴起镇找到了中央红军。当时，接待他的是张闻天和周恩来。刘培植向两位中央领导汇报了红15军团的一些情况，也谈到了陕北正在搞肃反，陕北根据地几个创始人，即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关押的情况。
“我父亲对肃反很不理解，老领导怎么都被关起来了？他看到习仲勋被关在一个原来是当铺的小黑屋子里，地上仅铺着一点草，就给习仲勋送了一条毯子。（这件事）被戴季英发现了，说他同情反革命，要处理他，但被朱理治保了下来，并派我父亲来迎接中央红军。张闻天和周恩来听了我父亲的汇报后，让他回去后告诉朱理治，不要着急处理这些人，等待中央的指示。”刘丹龙说。
当年，刘丹龙听刘培植讲述这段历史后，好奇地问“在吴起镇怎么没有见到毛主席，不是说毛主席说的‘刀下留人’吗？”刘培植给他的解释是“当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名义上的一把手。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总决策人。毛主席是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所以，刘培植到吴起镇迎接中央红军时，见到的是张闻天和周恩来。
“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说‘先不要处理，等待中央指示’，不排除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想把陕北作为一个临时根据地，要和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搞好团结的想法。”刘丹龙分析道。
“历史证明，他们在后来都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刘丹龙的语气中充满欣慰之情。
在这次整编中，红15军团和中央红军合并，归入红一方面军。整编后，刘培植出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敌后工作科科长。
中央红军这边刚到达陕北，蒋介石那边就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亲自担任总司令。这块招牌之下，是老蒋调集的由张学良挂帅的十几万东北军和杨虎城麾下的第十七路军。两支队伍合计20余万人，目标就是围剿红军。
正是在强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后，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对象确定为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
“（东工委成立）这件事非常重要，被历史证明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当时，如果不搞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等于跟近20万东北军对峙。如果打起来，我们的胜算不大。”刘丹龙在讲到这段历史时，对当时的决策赞叹不已。
在吴起镇迎接中央红军的时候，刘培植和周恩来有了初次接触。
“周恩来对他印象不错，说‘红小鬼，挺机灵的’。”刘丹龙介绍道。在东工委成立后，周恩来就把刘培植调过来，让他担任东工委的中央特派员。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刘培植，肩负着落实中央决策的重任。用刘丹龙的话说，就是“直接做东北军的师长和军长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和我们打仗。”
周恩来写好亲笔信后交给刘培植，让他拿着信去找东北军的军长和师长们。
“周总理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亲自为我父亲乔装打扮。”刘丹龙介绍道。周总理嘱咐刘培植穿上东北军军服、戴上东北军军帽。因为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周总理手把手地教他怎么敬礼。这一终身难忘的情景，刘培植给刘丹龙讲过，也写进了回忆录。
拿着周恩来的信，刘培植找到的第一个统战对象是张学良的嫡系、东北军独立105师师长刘多筌。对方见到刘培植并收下周恩来的信之后“很给面子”，后来和红军定了一个口头的君子协定。
“咱们可以不打，但要应付蒋介石，还得假打。假打，就是放空枪。”刘丹龙如是解释双方的君子协定。
后来，红军和105师之间一次真正的战斗都不曾发生。在假打的时候，两边的枪炮都是朝天上打。
据刘丹龙介绍，从那时起，刘培植和刘多筌之间建立了一生的交情。新中国成立后，当了辽宁省交通厅厅长的刘多筌，还曾多次到刘培植家做客。
当时，刘培植还做了109师等师长的工作。“师长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之后，开始做军长王以哲的工作。后来，我父亲和王以哲的关系也非常好。”刘丹龙说。
王以哲的工作至关重要，做通他的工作之后，他不仅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去剿灭红军，而且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后来，王以哲在“2·2”事变中牺牲，他的儿子和女儿受到党中央的照顾，刘培植对王以哲的后代也多有关爱。
“在特殊时期，王以哲的儿子和女儿都受到了迫害。粉粹‘四人帮’后，我父亲找到邓颖超大姐（时任政协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王以哲的儿子和女儿都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刘丹龙补充说。
一言以蔽之，因为统战工作做得好，红军获得了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机会，也为西安事变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安事变发生时，我父亲正好在西安。那天晚上，他就住在刘多筌的公馆里。当天晚上，刘多筌不在家。后来才知道，刘多筌当天晚上负责捉蒋，是捉蒋的现场总指挥。”刘丹龙告诉红船融媒。
刘多筌于次日回到家中后，把捉蒋的消息告诉了刘培植，并让他立刻向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他想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中央，就找到了当时也在西安的朱理治。朱对他说“中央已经知道了，这两天有人会和你接头”。
在焦急中等了两天后，刘培植终于等到了接头人——罗瑞卿。两人见面后，罗瑞卿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周副主席已经到西安了，你今天晚上就去张公馆（张学良住处），他会给你指示。”
当天晚上，刘培植在张公馆见到了周恩来，也见到了张学良，亲耳听到他们交流西安事变如何和平处理的问题。“不要打，要和平处理。”周恩来对张学良说的这句话，牢牢地印刻在刘培植心中。
就在那天晚上，周恩来交给刘培植一个新的任务：“你就不要回延安了，就留在东北军。”
周恩来让刘培植留下来，是让他参加东北军的东工委。“当时，我们在东北军派驻了很多党员，每个军都有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刘丹龙介绍道。
后来，刘培植被派到了于学忠担任军长的东北军第51军，出任51军东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随东北军踏上抗日正面战场，危急关头以“传令兵”身份指挥战斗
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事变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的王以哲牺牲。
众所周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被蒋介石扣留。张学良离开西安后，王以哲成了东北军的实际负责人。1937年初，一群妄想篡夺军权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谋杀了正在生病的王以哲。
“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把东北军全部打散，调动到各个地方。我父亲所在的51军，东渡黄河，以抗日之名，被调到武汉外围，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后来又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刘丹龙说。
自离开陕西，刘培植一直跟着51军行动。刘培植曾跟刘丹龙说，自己跟着51军参加了各种战斗，同时宣传共产主义，发展共产党员，最终发展了近300名党员。他发展的党员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是东北军的军官，从连长、营长到团长都有，还有旅长一级的军官。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党员都担任了党和政府的高级职位。
令人称奇的地下党队伍，成就了台儿庄战役中的一段佳话。
在台儿庄战役激战正酣之时，刘培植所在团的团长因惧战擅离职守。团长逃跑后，队伍变得群龙无首。在这关键时刻，以“传令兵”身份潜伏在此的刘培植站了出来，号召团里的营长、连长（他们大部分已经被发展成中共党员）一起率兵继续战斗。
“这些身为党员的营长连长们，在党的工委书记领导下守住了阵地，立了一功。战后，李宗仁还为此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们在团长逃跑后，在传令兵指挥下取得胜利。当然，他们不知道我父亲是51军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能指挥得动营长和连长，是因为他们是他亲手发展的地下党员。”刘丹龙在谈起这段历史时，语气中洋溢着自豪之情。
刘培植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有两支抗日队伍。一支是在敌后抗日的八路军，另一支是像刘培植一样跟随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地下工作者。
台儿庄战役结束不久，刘培植在一次战斗中腿部中弹。身负重伤后，他被东北军一名连长和一名副营长用担架抬下了战场。
“直到2006年逝世火化时，弹壳才离开他的身体。”刘丹龙说。
负伤之后，刘培植被中央调回了延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听了刘培植在东北军发展近300名党员的情况后，十分惊喜，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为此，刘培植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
此次回到延安后，刘培植便留在延安工作。那段时间，他既担任中央统战部敌后联络科科长，也担任中央调查局军事研究室的主任，任务是收集军事情报，进行分析后，供中央做决策时进行参考。
在上述岗位，刘培植一直工作到1942年。这一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因为当年做东北军工作时先后9次被捕被扣的经历，刘培植成了挨整对象。
9次被捕被扣，在有的人眼里是“复杂经历”，在亲历者刘培植那里，是九死一生。在其中一次被捕后，他差点被蒋介石枪毙。
那次被捕后，因其所做的“动摇军心”之事，刘培植被国民党方面认定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
“蒋介石派到东北军的一个军法处处长，打电报给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介石让张学良就地枪毙。张学良让王以哲去执行，王以哲和刘多筌商量后，说不要把（和共产党的）关系搞僵了，就向上汇报已经枪毙，但暗地里把我父亲放了。”刘丹龙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不禁感慨万千。
令刘丹龙自豪的是，在整风运动中，自己的父亲虽然被整得“发高烧，说胡话”，但他既没把“叛徒”这顶帽子往自己头上扣，也拒不“揭发”无辜者。
在这关键时刻，为了尽快占领东北地区，中央决定派10万名干部前往东北，并要求东北籍和做过东北军工作的人全部去东北。刘培植因做过东北军工作，被中央派往东北。
到达东北后，刘培植出任辽北省（现辽宁省）社会部部长，行政职务是公安总局局长。在这一职位上，他主持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所公安学校。
与成立公安学校相比，刘培植在那一时期做的另一件事更为重大却鲜为人知。
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一个重要问题摆在中央高层面前。在解放战争时期，四野在东北滞留了大批伤残军人；与此同时，东北还扣押着大批国民党被俘军官。这两部分人相加，数量高达60万之多。如何安置这60万人，是中央高层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最终，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荣军委员会，刘培植被任命为荣军委员会主任。
这60万人，有人需要安置，有人需要工作。“怎么办”这三个字在刘培植脑海里盘旋一阵之后，他想到了通过开办林场、农场、运输大队等企业来安置这些人的办法。
后来，因为做过上述开创性的工作，刘培植被任命为东北林业部副部长。
1952年，随着大区撤销，东北政府也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东北区政府撤销后，刘培植和许多高级干部一样被中央调进了北京。
在进京的“路途”中，一向与人为善的刘培植遇到一个被刘丹龙形容为“小坎坷”的麻烦。
刘培植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与时任国家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的高岗不期而遇。因为他们既是老乡，高岗又是刘培植老领导之故，他被对方邀请到家里坐了坐。
“刚一落座，高岗就说你到北京的工作已经定了，到重工业部当副部长。”然后高岗就开始谈论别的话题。
“你在东北局工作这么长时间，对我在工作上有什么意见？”高岗问刘培植。在历数了高岗“一大堆”成绩，刘培植审慎地提醒对方“以后少跳舞，远离女人，下面群众有反映”。这番善意的提醒，缘起刘培植知道大家对高岗这方面的议论不在少数。
高岗对这番忠言却感到逆耳，当即就沉下脸来，对刘培植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找刘培植谈工作分配一事，要他去重工业部下属的北京钢铁学院当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培植一听和高岗说的不一样，就向传达任命状的人提出质疑。谁知，对方的回答是：“就是高主席说的，不能给你分配重要工作。”
对高岗的这番操作，刘培植并未屈从，一直倔强地不去赴任。
几个月过后，刘培植被重新分配到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担任局长。
农场管理总局是农垦部的前身。1956年，农垦部成立，中央任命王震为农垦部部长。在此之前，王震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随着农垦部的成立，铁道兵有13个师集体转业到了农垦系统。刘培植的职务，则相应地调整为农垦部部长助理兼党委书记。
农垦部成立一年多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作为农垦系统“反右”工作的负责人，刘培植出于保护知识分子的初衷，只抓了四个人。但是，上级对这个“成绩单”并不满意，最后把他补充到了“右派”名单上。
最终，这顶“右派”的帽子往刘培植头上一扣，就是20年。直到1978年，相关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平反后，刘培植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勉工作直到离休。
一篇公开报道的内容显示，1982年冬，65岁的刘培植面临一道选择题：“是继续留在岗位上，还是退居二线让年轻干部施展才华？”最终，他选择了离休。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红船融媒）：红船专访丨老一辈革命家刘培植之子刘丹龙：父亲是代表陕北根据地到吴起镇迎接中央红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