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孙维世和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张郎郎

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苏联歌曲或俄罗斯民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和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江青和张春桥。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流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纪念爸爸孙泱（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申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这一段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商量，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销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党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地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遇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小夏。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儿挨饿，古话应验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位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儿，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人，准是和你一样，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地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小夏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缓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金山和张瑞芳表演的话剧《保尔·柯察金》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们家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一度在青艺工作。他那时也喜欢演戏，还演过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中的那个“蓝眼睛的白军军官”，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登台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

五〇年，姐姐在育才小学，还没毕业就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要求参加刚刚开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当时，廖承志是团中央书记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所以常来青艺和大家见面聊天。姐姐和青艺的领导吴雪、任虹、雷平等早就很熟，一直是叔叔、阿姨地叫。他们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征求家长的意见。爸爸也拿姐姐没办法，姐姐顺理成章地就成了这里的小演员。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也跟着叔叔、阿姨地叫。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是放班地上的一个大木头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年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已经相当复杂了，但和这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笔记，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激大伙了。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任意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直到回家睡进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支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尔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为了寻求到革命的真理，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远赴德国学习。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两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为1923 年，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与朱德等留德人员在哥廷根合影。前排右起：朱德、贺治华、郑太朴、张申府。后排右起：孙炳文、高语罕等。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洲留学时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本人扮演过《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轰动全国，这是当时第一部中国恐怖片。广告上说，已经吓死了一个女郎，怕死的不要来看。越这么说观众更疯狂地要来看，主题歌《热血》一时唱遍大江南北：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已燃遍整个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出我们的热血。

甚至我们的头颅！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影演员。还有刚刚蹿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同时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不久又甩掉唐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蓝苹

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一来，没熟人介绍，二来，嫌他们年纪太小，被拒绝了。孙维世不肯走，就站在门口哭，正好周恩来从外边回来，问明情况后说：

“你年纪也太小了，回去问问你爸爸同不同意。”

“我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孙维世说。

周恩来忙问：“你爸爸是谁？”“孙炳文。”周恩来一听愣了，说：

“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

孙维世一下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失声……他们兄妹二人就这样被批准到了延安。

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十六岁，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了焦点人物，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男女比例是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

周恩来一家去信给孙维世的母亲：“任锐，请你放心，维世在我这一切安好。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我和颖超商量后决定收她为养女，你意下如何？”自此，孙维世有了另一个身份，周总理的养女。图为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江青为“二姨太太”，叫孙维世为“大小姐”。

孙维世休息的时候常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很好的感情，几乎像亲生父女一样。

邓颖超主动提出，既然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干脆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吧。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干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作为周恩来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就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好不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正是林彪、那会儿他的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来给大家做报告，讲战斗故事。

林彪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得绘声绘色，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据说，后来大家再请他，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来，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林彪的太太张梅是陕北米脂县人，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林彪当时娶了个当地的美人，应该很满意了。可是到莫斯科，张梅和孙维世一比就土得掉渣了。

据说有一天，孙维世来看林彪，张梅去看她自己的朋友了。林彪请孙维世吃了饭，然后两人就出去散步。在白桦树林里，林彪向她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两个人悬殊太大，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向孙维世表白心迹，说：对你来说是件大事，你不必急于回答。

孙维世一直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拒绝。一九四一年林彪归国的前夕，郑重地向孙维世求婚，希望一起回国，共同奋斗。

林伯渠之女林利，是孙维世莫斯科学习期间的朋友，二人关系非常密切，关于林彪追求孙维世的这段故事，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直到一九四三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才告诉我，林彪一九四一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55-56页）

可以说林彪遵守了诺言，回到延安就跟张梅离婚了；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遵守诺言，他一九四三年娶了大学生叶群，并且不久有了两个孩子。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和林利一起回国。同时回来的，还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经过哈尔滨，孙、林二人被接到李立三家。前前后后，又有一段插曲：

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掇，才另娶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往事琐记》。101页）

于是，几天后，孙维世和林利两人一起飞赴延安。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姑妄听之。是说孙维世到了哈尔滨后，听说林彪住在不远的地方，第二天，就跑去看林彪。

孙维世这时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当初她也没有给过林彪确切的允诺，现在只是来看看老朋友而已。林彪执意要设宴给她接风。

李莎、林利都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家宴。当时林彪是中共最强大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三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女郎，活泼、开朗，谈笑风生，叶群当时身体不太好，就黄着个小脸儿静静坐在一旁。对比如此鲜明，沉静的林彪又心情不好了。叶群讨好地挟了一块鹿肉放在林彪碗里，林彪吼了一声：“我又不是没手。”叶群说不出地委屈。

可她也不是傻子，什么都明白了。三人走了以后，叶群说了句暗示林依然喜欢孙维世的话，林彪大发雷霆，拍桌子、摔板凳……

事情还没完。孙维世看望周恩来、邓颖超时，提出想去哈尔滨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孙维世和母亲任锐、林利三人途经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再到长春，接到哈尔滨方面几次来电阻止她们去哈，最后一封署名李立三，明言“为了党的利益”，孙维世不能去哈尔滨。林利回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只身来到哈尔滨。从回国到现在，竟在路上折腾了四个月有余。见到李立三夫妇，立即问，为何孙维世来哈尔滨于党不利。他们说，原来几次阻止我们来哈的电报是叶群擅自发的。立三当时出差在外，回来后、叶群要求他签发那封所谓为了党的利益的电报。

年轻时期的孙维世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

回国后，江青约过几次孙维世，要她谈谈出访的情况，孙维世借口工作太忙，没理这茬儿。于是旧恨又加了新仇，而她却浑然不觉。

中国是古国，古话全在理。孙维世留学没学过这些：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啦，什么“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啦，等等。

孙维世当时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我党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其他众多阿哥、格格无人能出其右。孙维世以后最有才华的应该是叶剑英的女儿凌子，但似乎只有一部不错的作品《原野》，再有就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录，还是不错的，至于其他子女的大作《我的父亲某某某》之类，只能说是一个好女儿写的书，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写过感人的回忆文章，但都谈不上“才华横溢”四个字。轰动一时的叶剑英义女戴晴，曾经在中国八十年代叱咤风云，但属于新闻界的名记者，还不是正宗的文学家或艺术家。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了。当时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她的道路上布满了定时炸弹，而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时她真可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度，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照样学样，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龙套的演员。他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他几乎同时参加上海最有势力的两大团体：青洪帮和共产党。上海青洪帮老大杜月笙认他为义子，共产党也需要这样能“混”的人，一九三二年就发展他入了党。

后来人们给他的小老弟赵丹取个外号叫“混世魔王”，可比起金山“混”的本事，赵丹就差了行市了。

金山入党后，党内情治系统主管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田汉、阳翰笙策划、夏衍编剧的《赛金花》，洪深导演，金山演李鸿章，王莹演赛金花，蓝苹只能演个小妓女。这戏一炮而红，从上海演到南京，场场爆满。金山成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他很快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恩来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恩来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了，在桂系军阀重金邀请下，率团南下广西。在桂林盛大出演，宣传抗日。金山得风借水，继续南下，先后到了云南、香港、新加坡等地，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南洋巡回演出”。

虽然一路异国情调大开了眼界，可是也被外国当局多方刁难，使演出不如金山希望的那样辉煌，未能扬威天下。可是他成功地向南洋富豪陈嘉庚等各地华侨为抗日募集了巨额款项。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对这次巡回演出给予了高度赞扬。

王莹知道金山风流倜傥，又混迹江湖，早晚不是她的归宿之地，毅然决定和金山分手，自去美国留学。她心比天高，不甘心就此沉沦在演艺圈里，一心想当读书人，于是和地下党员谢和赓先生，一起远走高飞。据说，金山为此也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但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决不可能长久地寂寞。

郭沫若的新剧《屈原》已经杀青，郭才子指定非要金山主演不可。王莹已经远渡，陈波儿、蓝苹等已经北上延安，于是选中了张瑞芳，由她扮演屈原的丫环婵娟。

《屈原》金山 张瑞芳

第五幕第二场是郭沫若的得意之作《雷电颂》，纵观《郭沫若全集》，资料不少，研究不少，真正如闪电般才华的光芒第一次闪现于他的诗集《女神》，第二次就在这个当年的绝唱——《雷电颂》中。

郭沫若有如此豪迈之文采，却没有同样豪迈的表述能力，只有通过金山浑厚的嗓音、激情的肢体语言、慑人的精神力量，才把郭沫若的梦想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屈原》的演出，造成了更大的轰动，金山成了不可动摇的话剧皇帝。小报上又大肆渲染王莹出走的花边新闻，金山周围一下围满了各种女性崇拜者……据报道有一位有脸蛋没脑子的电影明星因为追不上金山而自杀……

金山的感情模式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第一个有记录的女朋友易小姐，似乎是邻居；第一任太太王莹是和他同一剧团的女一号。现在他又自然地和张瑞芳坠入情网……他们很快结婚。

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国民党派出众多“接收大员”从投降的日伪手中接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著名导演蔡楚生拍了部经典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描述一个原来向往革命的人，后来因为混迹官场，腐化堕落，更当上了接收大员，一时得意非凡，数不尽的金钱、美女，他摇身一变，变成当代陈世美。电影结尾处白杨扮演的女主角伤心透顶，先是含泪托孤，然后就投江自尽……

很多人说，这就是金山啊。

原来金山真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土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有多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当时，青艺的主要演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另一拨是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

那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潜伏在敌营里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达到一生中人生曲线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张瑞芳和金山

如今排练《保尔·柯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术家没有作品等于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明星，真是麻秸秆打狼——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人会弄得清楚。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当时一切都在变化中，都在更新中，都在欢乐中，就连离婚也不被认为是难过的事，也是生活去旧迎新的一种方式嘛。

就在差不多的时候，戏剧界的神童吴祖光和演员吕恩也离了婚。吕恩到我们住的小院去散心，我们后院就住着当年上海滩的大漫画家张光宇，那时经常有北上的新知故交到在这里聚会。

后来张瑞芳女士回忆：

从《保尔·柯察金》话剧开始排戏后，说不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金山和导演孙维世越走越近了：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一起散步，从宿舍到剧院，常常是他们俩同进同出，我反倒一个人独来独往……

奇怪的是，对金山和孙维世的密切交往，我一点都不奇怪，况且为着剧院的演出任务，我也只能如此。和金山五年的婚姻，生活使我从心里感到疲惫。我们之间从未吵过闹过。我只感到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看得出，此时此刻，金山和孙维世是认真的。我搬走后，孙维世立即到东单我的住处来看望我，在谈过我的健康状况等等之后，孙维世坦率地问我：金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说不清楚，他好像是个简单的人，但故意搞得很复杂……”

如果没有跟孙维世这次谈话，也许我还不会主动提出离婚，而她对我的坦率提问，看出她对金山的认真，让我决定结束这段使两个人都痛苦的婚姻。（《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237-238页）

不过，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可怎么也拗不过这个干女儿，周恩来终于明白，孙维世是个刀山火海也拦不住的人，金山是她非嫁不可的人。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起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也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他人她谁都不认识。那时候，她还没什么权力，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孩子们在中南海憋得够呛，哪儿见过这么热闹的晚会，很快就溶入了欢乐的人群。此时此地，江青问孙维世怎么不去看她了，并再次问起孙维世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事情。

江青临走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讲究的钩花被套。

孙维世与金山

周恩来没有看错。

一九五一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边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可宾主都高兴之际，好事变成了坏事。相传金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彭德怀请示北京，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金山关在北影隔离审查，先得拉回青艺让群众批判。在大会上，平常被他光芒刺伤的人，或者觉得感情被他伤害过的人，都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恨不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么一根线上。

孙维世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说：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金山被押回北影，孙维世给丈夫准备换洗衣服送去。在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上级也明白孙维世的心意，可能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她的所作所为已经不符合新中国的国情了。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金山终于回到了家里，向孙维世负荆请罪。这次他死里逃生，当年不可一世，如今“夹着尾巴做人”。

林利女士对此事有如下回忆：

他们婚后大约四个月光景，金山就犯错误了，严重违反了外事纪律，也背叛了与维世的夫妻之情。亲友们莫不为维世愤慨。邓颖超要人传话给我，要我写信（当时我在国外）劝维世转到党的立场上来。我的理解就是离婚。但维世对我说，她想给金山改过自新的机会。她以为，金山受到的严惩（开除党籍，下放石景山劳动）应该是触及灵魂的。她不应抛弃他……此后长时期中，维世忍辱负重帮助金山。（《往事琐记》216页）

他们后来搬到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当年皇城中的古建筑里，这个大院也住着雷平等青艺的领导。孙维世把最南边隔开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驸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每次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孙维世用心良苦。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文艺界还是拿苏联专家当圣人看。来了一位名导演维斯里，要在中国排一场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找了许多男演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中国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顺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金山，在他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功地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虽然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像过去那样辉煌。在艺术上他还在不断探索，自编、自导了话剧《红色风暴》，他主演了施洋大律师，又一次轰动了话剧界，并被搬上银幕。但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演员了。

金山将《红色风暴》改编成电影，更名为《风暴》，依然自编自导自演，施洋大律师“江岸演讲”的大段台词令戏剧界高山仰止，至今是戏剧电影学院的教材。图为电影《风暴》中的一个镜头。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限，毅然决绝，可能在政治上会平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要员基本看不上眼，宁慰与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自身的艺术才能。

1952年，孙维世和雷鹰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和我的老朋友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新戏《杜鹊山》，时间到了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无聊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钟以后，灯光才暗了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算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里怎么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示意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回忆，她第一眼没认出江青，以为是个修女或者神父，因为江青一身玄色，还披着个大黑斗篷。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知道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人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要参与话剧改革谈何容易？她对孙维世说，《杜鹊山》这出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维世一起拿这个戏作为试点，作为话剧改革的开端。孙维世不卑不亢地以要去大庆体验生活等理由谢绝了。

孙维世在排练《初开的太阳》时和王进喜在一起。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了周恩来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后的座谈会，江青也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相当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牒，希望孙维世到她那儿去，帮她工作。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她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但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试图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了。

1966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第三次视察大庆，接见正在大庆深入生活的孙维世。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个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挖朱老总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泱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的，她认为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同时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候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经常往西花厅跑，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比较特别的犯人时，都要周恩来签字。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已经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周恩来忍气吞声，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果然，江青借叶群之手，派空军现役军人逮捕了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孙维世出人意料地被送到已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对江青和叶群唯命是从。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干净，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合影，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有人说甚至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以及康生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就是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的那张照片。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CC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加以迫害。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调到了五角楼，和她成为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那位不断叫喊的女犯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保持沉默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如此刚烈呢？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手提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看来她每天的日子都在被折磨中度过，也许她不断地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致死。

九月份，又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和其他高干子弟。他们出去后，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看守所的黑暗和残酷虐待犯人的第一手材料。周恩来立刻发表讲话，说“虐待犯人不是党的政策，要把犯人当人看”云云，但就这样也没能将孙维世救出生天。

中央文革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她和周恩来之间的“特殊”关系，孙维世断然否认。

同样，在追问第一个“白毛女”王昆的时候，也一样追问她和周恩来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他们认为如果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道：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孙维世被迅速火化了。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拿到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许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

周恩来总理的全家福。从左到右为孙维世、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当然，这主要是为像吴晗那样的高干，或为像孙维世那样的高干子弟招魂。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刘传新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针对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冈山时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正式文件；此后一再三令五申，前几年，周总理也下达了指示，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据说为此内部处理了一些人，只是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

据说北京公检法系统的这次清理行动，对上上下下震动很大，此后就很注意在执法和看管的时候，要遵守各种规定。这倒是对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遏制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犯人的日子比过去好过多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人，并没有因此不被追查。

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相当幽默：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

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那位刚烈的女士，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明。

转自：北京秋醒楼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