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国共政治斗争中心东迁。吴玉章率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坚持党命”，机智斗争，最后据理力争，全师返回延安。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原名永珊，字树人，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
吴玉章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赴渝出席政协会议。次年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十七年，桃李遍天下；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
1947年2月27日深夜3点多钟，重庆市区上曾家岩23号吴公馆里突然人声鼎沸，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正在将院子里的人员强行集中在一起。住在二楼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吴玉章被惊醒，急忙拉亮电灯，披衣下床。只见楼下人头攒动，人声嘈杂，自己的卧室窗外也有国民党军警来回走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堂堂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机关驻地，竟被军警宪特突然闯入，而且形同盗贼，连搜带抢。
1946年3月，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亦将随之东迁，国共两党今后的城市政治斗争重心势必东移，考虑到抗战14年我党艰苦坚守和苦心经营的西南大后方这块阵地，同时也考虑到今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和议会斗争的可能，中共中央重庆局报请中共中央于4月19日批准成立四川省委。4月30日，周恩来在离渝之前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新闻界公开了中共四川省委，并向记者介绍了省委正副书记吴玉章和王维舟。随后，周恩来和董必武分率中共代表团人员飞往南京，吴玉章就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公开身份驻守重庆，全面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及西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
国内政治重心东移，重庆恢复为西南一隅。但是，许多社会名流和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团体一时还没有完全离开重庆，重庆在抗战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国内地位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中共选中在重庆先试着公开中共的省一级地方党组织，有着十分重要和特殊的现实意义。
如何让人们早日知道四川省委？如何让国民党承认中共四川省委公开存在的合法事实呢？吴玉章和王维舟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四处拜客，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地方党军政首脑人物，该去的都去了，互相请客认识，联络感情。
省委公开以后，吴玉章策划的活动更多了。他联合重庆各界民主人士，连续召开了两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大会，还搞了千人以上的签名和《宣言》等活动。重庆各界联合成立了和平促进会，公推和平请愿代表赴南京请愿，有力地配合了南京、上海和全国的和平运动，把重庆地区的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加快了我党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7月11、15日，昆明“李闻惨案”发生后，吴玉章决定在重庆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经他策动，重庆行营主任张群为了装点民主的面子，捞取政治资本，答应作大会主席和发起人。这样，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就多了。7月28日，大会在青年馆举行，重庆各界群众6000余人与会。吴玉章、张群、胡子昂、史良、邓初民等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尤其是胡子昂在会场上三呼“要和平”的口号，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大会开得非常成功。
1947年元旦过后，国共两党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进入2月中旬，吴玉章就多次接到中共中央和南京董必武的指示，告之国民党要最后关闭和谈之门，但中共中央坚持“非赶不走”的方针，指示抓紧建立秘密根据点，做好调查研究，随时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就在27日这一天下午，吴玉章还接到延安中央来电，对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作了重要部署。国民党迟早是要动手的，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和突然。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1947年2月27日深夜重庆曾家岩23号吴公馆里上演的那一幕。
此刻，吴老最担心的是省委机关全体同志们的安全。他立即拄杖下楼，见大家都被集中在楼下大客厅里，他才放下心来。
原来，刚才是特务化装成邮局送电报的，诡称有吴老的电报，骗开省委机关大门，然后蜂拥而进。并冲进各间室内，乱翻乱搜，形同抢劫。
面对国民党的武力扣押，70高龄的吴玉章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负责包围的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杨叔平趋前一步，双手递上一封公函。吴老展开信纸，只见上面写到：“查此时重庆地方，自国民政府还都后，已非中央所在地，中共人员实无留住重庆之必要。本司令为保护中共在渝人员之安全及地方治安之维持，不能不采取有效之措施。……所有中共在渝人员及其眷属，均希于3月5日前一律撤离重庆。如自备车辆不敷应用，本司令当代备车辆，并派员护送返延。”吴老看罢，扔下所谓“公函”，对杨叔平正色说道：“我党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除非有你们政府当局的明文通知和我党中央的命令，否则，我们绝不撤退。”
当夜，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警察总队、宪兵司令部以及特务机关，除吴公馆外，对春森路33号省委机关、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及城内德兴里星庐营业部、纯阳洞记者站，也同时武力查封，禁止一切活动，强行集中人员，切断与外界联系，实行所谓 “保护”。
吴老要秘书程文给他接通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家里的电话，他要亲自询问和斥责孙元良。可是，电话线早已被特务割断，吴公馆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同志们担心吴老的健康，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吴老才答应上楼休息一会，一切等天亮后再说。
上午10点，一身戎装的孙元良来到吴公馆。他对吴老的革命履历十分清楚，对吴老的人品道德亦十分敬重。在吴老面前，他不敢有丝毫张狂和放肆。
孙元良推门进屋，双手抱拳，连声道：“昨晚让吴老受惊了，晚辈也是身不由己，上司之命，不得不执行，望玉章老谅解，多多包涵。”接着，孙元良又把昨晚公文上的内容重述了一遍，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此刻的吴老，经过稍事休息和深思熟虑，精神矍铄，胸有成竹。他起身拄杖，神态严肃：“孙司令，这是你们地方当局的意思抑或是南京蒋先生的命令？我党中央上月20日的声明想必你一定知道，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三地的联络处等公开机关，是你们政府和美国方面所请，且你们政府是同意了的。除非你们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并正式通知我们，或我党中央自行决定撤回，否则绝无取消之理。昨天晚上你们的行动，实在是太无道理，简直如同土匪，把我们当成犯人。如果你们要用武力扣押我党在渝人员，那么一切后果将由你孙元良负责！”
“哪里！哪里！我只是执行公务，奉命行事罢了，贵党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及城内其他几处人员我也都将他们集中起来了，全都在化龙桥。安全绝无问题，请吴老放心。”孙元良嗫嚅道。
“告诉你孙元良，我现在已是70岁的人了。”吴老接着说，“从同盟会、辛亥革命、北伐到现在，什么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从参加革命以后，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常想能够有一个适当的死所，这里可能就是了……”吴老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侃侃而言。
“对于昨天晚上你们的行为，我代表中共正式向你们提出强烈抗议！”吴老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现在，请孙司令你首先将包围这里和其他几处的人员立即撤掉；第二，我要见你们的张市长和肖参谋长；第三，我要见化龙桥《新华日报》馆的负责同志。至于孙司令要备车送我们回延安的好意，现在我还不能接受。”
“那好，那好，吴老的要求，我立马就去照办。”孙元良说罢，离开了吴公馆。
孙元良走后，吴玉章又立即致电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张群，再次声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要张群速令重庆警备司令部马上撤退军警，让《新华日报》继续出版。
当天下午，重庆市长张笃伦和重庆行辕参谋长肖毅肃来到吴公馆。
晚上11点多钟，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先生自南京飞抵重庆，受董必武之托，从机场直接赶到曾家岩会见吴老。他送给吴老一封电报，电报是董必武当天在南京托布德转交给吴老的。电文中董老告诉吴老，延安党中央已经同意撤退，要吴老相机行事，争取全体同志平安返延。
有了中央的指示，吴老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下一步就是如何争取“全师而归”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在5号和8号各派一架飞机来，各载50人送你们回延安。”布德乐意地对吴老说。
“两架飞机怎么能装得下呢？我党在重庆、成都和昆明共计有280余人。”吴老边考虑边对布德认真地说道：“最好能再派4架飞机。”
第二天，吴老又同布德和张笃伦反复交涉，据理力争，并要肖毅肃代他致电张群：“必须至少再添派4架飞机，我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绝不走！”
3月4日，国民党重庆当局和美国方面最后被迫同意全部用飞机送中共人员回延安。吴老以自己的顽强力争，为中共在重庆、成都和昆明三地公开机关近300人的平安返延争得了保障。
在吴老的强烈要求下，重庆警备司令部不得不两次用吉普车将同样被包围软禁在化龙桥的中共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熊复、于刚等人送到曾家岩。吴老及时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和南京董必武的指示，听了他们关于报社情况的汇报，对有关报馆如何撤退的许多具体问题，同他们作了十分细致详尽的商量和部署。吴老勉励他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不怕牺牲，要团结得像钢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他还请他们转告报社全体同志：“我要向党中央负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使每一个同志平安地回到延安。”
3月8、9日两天，在被国民党无理拘禁了10天之后，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社，以及成都分销处的全体同志近300人，终于分乘5架飞机，平安地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的同志因路途遥远，当时没有赶到重庆，后来也通过其他途径，回到了延安。
来源：红岩融媒体中心
作者：刘立群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红岩博物馆）：吴玉章坚持党命驻渝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