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党与美国的关系，党中央、毛泽东原先的设想是先从军事合作入手，然后再逐步开展其他方面的合作。欢迎美军观察组常驻延安，就是这一方针的体现。但是，赫尔利来到中国之后，便急于插手国共谈判，这就使整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与赫尔利的谈判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也是他亲自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谈判中的一次。可以说，这次谈判对国共关系、对我党与美国的关系、对这段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赫尔利，全名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美国共和党人。1883年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上校。1929年至1933年，任陆军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在远东战区服役，升为准将。1942年，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1943年，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先后到过苏联、中东和印度，1944年升为少将。同年8月，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11月，他继高斯之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因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遭到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反对。1945年11月20日，离职回国。1963年7月病逝。
我党与赫尔利的接触，是从1944年10月开始的。在重庆的林伯渠和董必武，曾于10月17、18和24日，与赫尔利三次会面。赫尔利最初力图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对我党讲了不少好话。在前两次会面中他说：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已经缓和，允许他与我党接触，必要时可去延安沟通；蒋政府不民主，中共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应有合法地位；他代表罗斯福帮助中国团结，绝不偏袒任何一方。他设想的“路线图”是：待国共代表在重庆谈判有了结果，他再与蒋谈；蒋同意后，他再到延安与毛泽东谈；最后毛蒋见面，发表合作宣言。第三次赫尔利与林、董见面时说：蒋10月21日交给他一个方案，被他当场退回去了。蒋想让你们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就是把你们消灭。现在，蒋正在起草新的方案，他看过认为合理后，再带到延安。
但是，赫尔利受命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在他1944年12月24日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自曝出来。他说，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这五条，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赫尔利是一个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的“不公正的调解人”。但是，起初党中央还不知道这一情况。
11月6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赫尔利即将来延安同中共进行谈判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涉外重要谈判，中央领导同志共同谋划。毛泽东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解，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谈判的中心还是政治问题、联合政府、政治纲领等。他还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会。根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会议确定：谈判是可以的，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会议还确定，我方对谈判要采取积极态度，力争谈出一个好的结果来。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美军观察组到机场欢迎。林伯渠同机到达。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记下赫尔利走出舱门的一幕：“舱门打开，舷梯顶端出现一个个子高高，头发灰白，具有军人风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穿我从未见过的、极其漂亮的军服，胸前佩戴着标志各场战争的各色勋章，似乎美国打过的所有战争他都参加过。”他在机场检阅了临时调来的部队组成的仪仗队，始终面带微笑。显然，赫尔利对于此行的使命极为乐观。岂料，他最终“栽”在了中国。
11月8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三员主将代表中共，与赫尔利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时间不长，只有50分钟，以赫尔利的发言为主。气氛还算和谐，双方是在相向而行。
赫尔利首先说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来调解中国的事情。他到延安来，也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表示，美国不愿意干涉中国内部的政治，美国相信民主，中国亦相信民主，他本人也是民主的信徒。他的任务是帮助中国统一一切军事力量来与美国合作，以击败共同的敌人。赫尔利说，他曾和蒋介石详谈，蒋愿与共产党取得谅解，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蒋介石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也承认有必要在公平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在这种机构里面，共产党军队将获得与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接着，赫尔利拿出一份提纲，并说：这个提纲蒋介石认为是可以同意的，愿请毛泽东、朱德考虑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提出应该增删或修改的地方。说完，他便开始宣读带来的文件。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这份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有五条：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致力于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原则，双方将遵行提倡进步与发展政府民主程序的政策。四、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所有军官和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后，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的职位，得到同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武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将在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亦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宣读完毕，毛泽东立即问：“赫少将刚才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答非所问。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急忙提示说，毛泽东是要知道，赫少将所说的这几条是你自己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回答：原来是他的意见，后来蒋委员长做了若干修改；他希望中国实行多党政治。然后，赫尔利又讲了一些罗斯福如何希望中国团结自强，以及蒋介石如何爱国并愿与毛泽东见面之类的话。他建议会谈暂停，以便毛泽东考虑他的建议。毛泽东回答说：感谢你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团结抗日，打倒日寇，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这是我们双方的共同目的。
11月8日上午的会谈，算是摊牌摸底，8日下午的会谈最为重要。主要是毛泽东发言，阐述了我党的基本主张，并针对赫尔利所带来的“五条”，提出了我党的意见。
会谈一开始，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我们需要团结。但必须有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接着，毛泽东简略介绍了敌占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情况。针对赫尔利带来的五条，毛泽东说：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点：“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改变，协定是没有基础的，许多问题也解决不了。毛泽东还举出许多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
毛泽东强调的第二点是关于军队问题。他说：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谈这些问题时，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
毛泽东的话激怒了赫尔利，他指责毛泽东的言论是那些希望中国分裂的人散布的，是重复敌人的言论。毛泽东立即予以反驳，说这些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罗斯福、丘吉尔、孙科、孙中山夫人都说过，难道你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敌人？
赫尔利见势不妙，立即宣称自己误会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改口说：毛泽东把问题精彩地提出来了。但是，他显然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对国民党政府提出这样尖锐的批评，因而言谈中露出了颇为失望的神色。后来，毛泽东说明了他当场批评国民党，目的是在赫尔利面前攻一攻国民党，说明国民党腐败到极点，国民政府必须改组。为后面的谈判提出问题做铺垫。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对赫尔利所携带的《为着协定的基础》逐条提出了意见：第一条是说两党团结，打败日本，重建中国。毛泽东完全赞成；第三条与第二条的先后顺序调整一下，强调进步与自由的重要；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是：改组国民政府，使其成为代表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意见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使其成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将共产党军队服从国民政府，改为一切抗日军队服从联合政府及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力的规定；要求明确承认中共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这些改动，赫尔利表示同意。显然，他又把问题的解决想得太简单了。
1944年11月9日下午3时，双方举行第3次会谈。党中央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然后，双方就各自认为的关键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并基本取得一致。另外，还讨论了实施方案的步骤。
毛泽东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介石先生同意，那就非常好。以前未解决的问题今天如能解决，那是中国人民之福。赫尔利回答：我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表示，毛泽东不仅有非凡的智慧，而且有公平的态度。他这次能和毛泽东一起工作，实为平生快事。尤其使他感到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说得十分动听。
1944年11月10日上午10时，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讲了三点：第一，关于我们商定的文件，请赫尔利转达给罗斯福总统；第二，我们商定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一个会，一致同意这个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在文件上签字；第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说：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没有马上去见蒋介石，这使蒋介石日夜难安，不知赫尔利要搞什么名堂。赫尔利经过与美国政府的协调后，于11月19日会见蒋介石，交给他一份在延安与毛泽东一起签字的协定草案。不出党中央所料，蒋介石当场拒绝。11月21日，国民党提出一个“反建议”，由赫尔利交给周恩来。它共有三条，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包藏祸心的建议，实际就是要我党交出军队，被国民党“招安”控制起来，最终失去合法地位。
一个多月前对谈判前景兴奋不已的赫尔利，此时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背弃他在延安签字的协定。在11月21日的谈判桌上，周恩来问赫尔利对联合政府的态度如何？他却不顾外交身份地耍赖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对如此关键的问题加以回避。赫尔利解释说，他原来不知道实际情况，所以在延安对“协定”添上一大堆内容；现在国民党的建议，是一个谈判的基础。周恩来追问赫尔利，是否同意我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他也是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同时说，他们时刻准备援助中国抗日，但是国共没有一个共同协定，他们的援助难以实施。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坚持一党专政，赫尔利背弃在延安所签协定，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国共两党关系处在一个严重关头。
党的方针是，坚持谈判，寻求折中方案，以达联合政府之目标。周恩来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发回延安，请党中央和毛泽东定夺。毛泽东集思广益后，于12月1日复电周恩来说：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过早提交复案，对我不利。中央需开会讨论，请他和董必武即回延安。12月2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前，约见赫尔利，转达党中央对国民党三点方案的答复。赫尔利仍劝我党先参加政府，以便得到美国援助。对此，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及包瑞德返回延安。当天，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进行讨论。
1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包瑞德会谈，表示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毛泽东指出：赫尔利支持蒋介石，背弃了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为蒋介石的反建议做说客。接着，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而交换条件是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我们不能接受。赫尔利说我们接受了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了大门”。我们认为，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接受一切要蒋介石批准的代价。美国开始同意我们的条件，后来又要求我们接受国民党的条件，我们难以理解。五条协定中，我们已经做了很大让步，我们不再做任何让步。既然蒋介石已经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之后，包瑞德又飞回重庆汇报。
此后，双方书信来往不断。12月16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说：罗斯福总统复电给我，表示愿意与一切抗日力量合作打日本，我对此完全同意。我们希望包瑞德早日回延安工作；同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说国共谈判无果，是由于国民党拒绝五条协定草案。为了给赫尔利留面子，同意共同商定的五条协定暂不发表。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特向国民政府提出4点要求，请他转达。内容是：释放全国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明确说，是否接受这4条，可以检验国民党是否有实行民主和团结的诚意。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婉拒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指出那是不会有结果的。建议在重庆召开有国、共、民盟代表参加的会议。1月20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建议周恩来返回重庆继续谈判。1月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告知派周恩来赴渝参加谈判。周行前，毛泽东指示：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召开党派会议，国、共、民盟参加；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取消特务活动。1月24日，周恩来回到重庆，但僵局仍未打破。2月13日，为表示我党诚意，周恩来与赫尔利一起去见蒋介石。但蒋态度傲慢地说：他不会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说那样等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周逐条批驳。鉴于坚冰一时难以打破，2月16日，周恩来只得返回延安。
为此，新华社2月17日发表毛泽东写的新闻，指出：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停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飞返延安。”尽管赫尔利出尔反尔，明显偏袒蒋介石，但我党为长远计，没有公开批评他，一直与美国也保持着联系。2月18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不能只由国民党派代表出席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中共和民盟应该派三分之二的代表出席。赫尔利回电拒绝这一要求（后来经过斗争，中共代表董必武赴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3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说：不能结束党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并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还说要组织一个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整编共军。之后，派一名美国军官，统帅共军。气焰嚣张到极点。
在抗日战争最后的一段时间，赫尔利扶蒋反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1945年4月2日，他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的武装和军阀。他还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同时，美军飞机在解放区散发反共拥蒋的传单。
◆1945年毛泽东与张治中、赫尔利、周恩来、朱德在延安机场。
这时，我党不能不表态了，先由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一篇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批评赫尔利的言论“有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暂取不理态度。直至6月底，根据事态的发展，《解放日报》才公开点名批评赫尔利。但是，仍然注意了他与美国政府的区别。7月，中共开始公开批评赫尔利：7月1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2日，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收入毛选后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此后，毛泽东又写了《赫尔利的政策的破产》等几篇文章，极尽雄辩、嘲讽笔法，无情地戳破赫尔利的援蒋反共嘴脸。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直称赫尔利为“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一唱一和，达到热闹的顶点”；“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的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险”。甚至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支持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最终使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毛泽东说，这样严厉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认清赫尔利的真实面目，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反对中共的态度。
果然，我党公开一“批”，美国政府坐不住了。7月30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区分，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对此，毛泽东还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意思是：你们还想管我们吗？
我党与赫尔利的谈判是成功的。我们没有失掉任何东西，却得到了中美两国舆论的支持。赫尔利这个人有点冒失，他没有把中国复杂的问题搞清楚，就过早的乐观起来，最后事情还是泡汤。
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共谈判和中美关系中的悬案，留给了新的历史时期去解决。延安谈判后，他两次表示愿意去延安，再促国共谈判。终于，1945年8月28日11时，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其间，毛泽东与赫尔利有不少交往：8月28日晚，赫尔利出席国民党欢迎毛泽东的宴会；8月30日上午，毛泽东访晤赫尔利；9月4日，毛泽东应赫尔利邀请，共进午餐；9月13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赫尔利的午宴；9月21日，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仍然要求中共交出解放区和军队，承认蒋的要求。同时威胁说，否则谈判就要破裂。毛泽东从容回应：不交出，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10月11日，重庆国共谈判在签署“双十协定”后结束，毛泽东返回延安。11月，赫尔利离职回国，身败名裂。此后，赫尔利这个令人爱恨交加的人物，便离开了中国人民和毛泽东的视野。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使中共和美国关系发生逆转的美国总统特使，毛泽东亲自主持和他的四次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