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同志牺牲。
暗处射来的子弹，往往比战场上的明刀明枪更为可怖。李兆麟同志，是一位英勇可敬的民族英雄。
他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年轻时候就立志驱逐日本铁蹄，并坚持到最后，迎来了抗战胜利。
可叹的是，李兆麟同志浴血奋战，挨过了枪林弹雨，但却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丧生于敌人的阴谋。所幸天网恢恢，抓到凶手，慰藉了英灵。
抗战年代的英雄
李兆麟是辽宁省辽阳人，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他所在的时代，是注定要翻天覆地的一个时代。
待他长大以后，日军的铁蹄已经大规模践踏着中国的河山，践踏着他的家乡东北。人民的抗日意识已经觉醒，但政府依旧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以偷安。
年轻的李兆麟已经具有爱国报国的大志，眼看全国抗战局势如此险恶，不由得内心悲鸣，立志要驱除日军，夺回河山。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来到北平，参与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因为姨父张一吼是地下党的成员，李兆麟受其影响，也进入了地下党组织。
1932年，在党组织的授意下，他回到东北家乡，组织抗日军队，亲自率领我军与苏联红军作战。在与侵略日军的斗争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但李兆麟年轻的时候，就曾在书箱刻下“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总能准确判断战况，身先士卒，带领抗联部队取得胜利。
李兆麟（前排左二）
1939年5月，李兆麟任总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下辖4个支队。到了来年三月份，抗联第三路军已经在大大小小三十多次战役中获得胜利，缴获不少战利品。
有时，队伍也会遭遇重大的挫折，还常常要面对饥寒交迫、供给困难的境况，但李兆麟总是第一时间整肃队伍，振奋军心。
为了鼓励东北抗联战士英勇奋战，他与其他几名战士写下了露营之歌，其中慷慨激昂地唱道：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终于，李兆麟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东北解放。他带领手下战士和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继续开展工作。他担任滨江省副省长，北满分局委员等职位。
李兆麟交际工作的能力也十分出色，他与苏联建交，保持密切关系。在与国民党人关吉玉、杨绰庵针对东北问题进行谈判时，也是眼光锋锐，为了党的有生力量的保存，寸步不让。
当时戴笠负责国民党在东北的特务组织，筹划了几起针对中共的刺杀行动。李兆麟令他们感觉到威胁，自然也被列入刺杀名单中。
几个战友都劝他：“有人要杀你，还是离开这里避一避吧。”懦夫畏死终须死，壮士求仁几得仁。李兆麟自知处境危险，却并不退缩。
在他看来，个人的安危在家国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并且坚定地表示：“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醒人民的觉悟，那就是值得的。”
不过他并没有放松必备的警惕，此前他的身上已经发生过几起军统发起的暗杀了，只是都没能成功，有一次还误将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长李钧错认暗杀。
从此，李兆麟出入不再步行，而是乘坐专配的汽车，出入公共场合也并不定下确切的时间，几次临时改变行程。平时也从不独自外出，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
在公共场合开枪刺杀的计划破灭了，只是敌人不肯松口，必要拔出他这根“眼中钉”。
负责这次刺杀的，是哈尔滨警察局局长余秀豪。他意识到无论李兆麟如何警惕，也不会耽搁工作，总是四处奔忙，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他进行诱杀。
肮脏的刺杀行动
李兆麟常常与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交涉，与其秘书的交往自然不少。
杨绰庵的秘书名叫孙格龄，是个身材高挑的混血女人，年纪很轻，精通俄语，常为杨绰庵做俄语翻译。而李兆麟兼任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与其颇有业务上的往来。
面对李兆麟，孙格龄常常主动攀谈，对于两党问题也很有自己的看法，时不时还会流露出偏向中共的思想。不仅如此，她在交谈中还提到了其他几个人物，都对他表示友好。
李兆麟不由得对她多了几分信任，他想到：如果能够发展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共日后的发展一定是有好处的。
殊不知，孙格龄表现出亲共的意向，只是对他的麻痹而已，她真正的身份是军统的特务，早在抗战时期就投到了戴笠门下，绝不可能加入他的队伍中来，反而存着歹毒的心思，要置他于死地。
余秀豪做了充足的准备，他的计划是孙格龄来诱导李兆麟进入他们的圈套，再对他进行杀害。
但为了不让人查出暗杀行动背后是军统的势力，他已经收买了两个土匪高庆三、孟庆云，由他们负责刺杀行动。
余秀豪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举办三八妇女节大会，李兆麟赴会演讲，呼吁妇女们解脱身上的枷锁，不要被封建思想继续毒害，而是投身于革命和国家建设之中。
会议过程中，孙格龄身为工作人员，给来宾端茶送水。李兆麟下来之后，她就走过来倒了一杯茶，说杨绰庵等人还与他有事情相商，请他去水道街九号见面。
平日的会议安排，都是孙格龄与他交涉的，李兆麟出于信任，不疑有他。只是李兆麟还另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就婉拒了这个邀请。
回家之后的第二天，3月9日，李兆麟再次收到信件，请他下午四点去水道街九号商谈要事。李兆麟当时正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女儿，就对妻子金伯文说：“今天我有个会议，帮我把衣服熨一下。”
衣服熨好之后，李兆麟就穿着衣服出门了。就像往常一样，他和孩子、妻子挥手再见，并且承诺晚上会回来吃饭。
夫妇两人相识于抗战岁月，是老战友了。金伯文是朝鲜族人，一家都死于日军之手，父兄还是为了抗日才牺牲的，所以她也立志为了革命牺牲一切。
虽然金伯文身上仍有一些封建思想，但如此坚定的革命意识和温柔识大体的心性，深深打动了志同道合的李兆麟。
李兆麟与妻儿合影
在还是伙伴关系的时候，一次离别，李兆麟把身上最后一条毛毯留给了她，并且告诉她：总会再见的。
所以，尽管金伯文一直知道丈夫的工作危险，也常常忧心于他的安全问题，但她一直表示理解，告别了丈夫。此时他们还谁也不知道，这一别的意义是什么。
阴谋中的牺牲
李兆麟就在警卫员李桂林和秘书于凯陪同之下坐上了车子，前往所谓的会议地点。中途车子出了故障，李桂林和司机一起去修车，李兆林就和秘书步行到了不远处的中苏友协等待。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李桂林仍然没有和司机返回。因为水道街九号的位置并不远，会议又即将开始。李兆麟就吩咐秘书于凯在原地等候，等车子修完之后，再去水道街九号等候。
说完之后，李兆麟就独自前往水道街九号。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危险，李兆麟微微松了口气。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一身工作服装，模样得体的孙格龄正在等候他，也没有怀疑。
李兆麟来得及时，孙格龄告诉他，别的人还没有到，让他进会议室的大房间等候。屋子里有些热，李兆麟就在孙格龄的提议之下，把藏有手枪的大衣脱掉了，并交给了她存放。
进了会议室之后，孙格龄为李兆麟倒茶。策划他和其他策划暗杀任务的人早已商量好，李兆麟是行伍出身，轻易无法制服，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打斗破坏现场，导致计划败露。所以他们决定先采用毒杀的方法，在茶里下了氰化钾的剧毒。
茶水味道略微奇怪，李兆麟喝了一口就称口味太咸，放下了。见李兆麟不肯再喝，孙格龄笑着说，给他换上一壶，实际上转身就从楼下逃跑了。
她实际上只是负责提供情报，诱骗李兆麟，但实际上并没有胆子承担刺杀的大任。
此时李兆麟已经察觉异常，想要站起身离开，但是毒性发作得非常之快，他还没站起来就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
此时隐藏在会议室的高庆三和孟庆云突然跳了出来，他们生怕药性不够强烈，狠狠地用刀刺向了昏迷的李兆麟。已经全无反抗之力的李兆麟，自然无法与他们对抗。
就这样，歹人们对准要害下刀，鲜血大量涌出，生命气息也迅速流逝。直到李兆麟完全没有了气息，也没有任何人发现这里的响动。他们才将李兆麟的尸体随意裹藏了起来，火速离开了现场。
按照余秀豪事先的准备，是要另一名特务阎力维处理尸体，不留痕迹的。但是此时李桂林和许凯已经修好车子，在楼下等候李兆麟，这一步的行动自然被迫取消。
而李桂林等人久等李兆麟不归，内心不由得焦急起来。他们上报之后，警察局就将水道街围堵起来搜查，军统方面也就再也没有毁尸灭迹的机会了。
本来余秀豪身为警察局局长，是有意干扰办案的。但是李兆麟的身份，令哈尔滨市委和苏军方面都向其施压。
警察局里的督察员马亮是我党人员，自然不遗余力地要找到李兆麟同志的下落。当时特务们走得匆忙，自然留下了破绽。
案发第二天，马亮就觉得一间据说没人住的空房子十分可疑，于是派人探找，竟然在床下找到了一具尸体，正是完全僵冷的李兆麟。
根据现场的种种遗留，马亮也推断出了整个案发过程，不由得悲愤交加，决心一定将残忍杀害李兆麟同志的凶手们绳之以法。
3月12日，金伯文带着两个孩子，前去铁路医院认领他的遗体。
李兆麟同志享年36岁，但是当年在抗战时期受过了太多的寒苦，又时常操劳，模样看起来要远远沧桑过实际年龄，身体上有很多战争留下的疤痕。
而他最后所受的致命伤，更是残忍的七刀八孔，其中一刀是从他的前胸贯穿了他的后背，可见敌人下手之狠厉。面对丈夫如此惨烈的形状，金伯文不由得痛哭出声。
这场凶杀案自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余秀豪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假装办案，但却在暗中将负责策划此事并参与其中的特务纷纷转移。
他在表面上推出了孟庆云为凶手，并且偷偷安排特务，把孟庆云毒死在了狱中，试图掩饰这场犯罪的真实性质。
只是事实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了，在3月24日举办的李兆麟追悼会上，市民们纷纷为这位抗联英雄哀悼，主张伸张主义，消灭特务凶手，中共中央也授意我党的情报机关调查此事。
哈尔滨解放之后，新任警察局局长陈龙终于将此案调查清楚，将参与此案的高庆三等人抓捕在案，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更多事情的真相。然而令人遗憾万分的是，余秀豪和孙格龄等人，却成为了逃往台湾的漏网之鱼。
国家和人民为了纪念李兆麟同志，哈尔滨市还将一座公园改名为“兆麟公园”。虽然李兆麟同志没有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但他却为其奉献了自己的半生。
李兆麟同志当年还曾为了不暴露大部队，将自己不断啼哭的新生儿子永远留在了深山。
多年以后，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多年之后，李兆麟同志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他的遗孀金伯文，也在后来的岁月中坚强起来，独自抚养自己的一儿一女长大，并教导他们加入共产党，爱护尊敬自己的父亲。
2005年，金伯文辞世，告诉儿女们，自己没有什么留给他们的，有的只是历史，只是她一生对党组织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