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既须“打进去”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也要从敌人的侦探机关里把有些人“拉出来”，建立起为我所用的反间谍关系。鲍君甫，就是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鲍君甫以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身份为掩护，凭借非凡的才智和胆识，曾将中共要员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清除了极其危险的叛徒、内奸，为中共在上海活动提供重要情报屡建奇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除了有几次为时很短暂地迁离上海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都设立在上海。为了保卫中共中央及其组织的安全，中央特务科（简称“特科”）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同情中共、能够信任或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出来为我所用，建立起反间谍关系。鲍君甫就是中央特科在敌人专业的“反共”领导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1911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中学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其间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回国时正赶上五四运动，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参与其中。不久后，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多年的留日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1924年，鲍君甫加入国民党。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他因愤愤不平而被捕，后由国民党要人保释。
鲍君甫的社交很广，与日本通讯社、租界巡捕房、国民党要人都有来往，同中共也有来往，曾为落难的中共人士提供“避难所”。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迁返上海。11月14日，重建中央特务科，先后建立一（总务）、二（情报）、三（行动）、四（通讯、交通）科，健全了特科机构。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国民党对中共特科的创立已有所闻，几乎在特科二科成立的同时，国民党建立正式的特务机关，名称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主任为陈立夫。调查科原属党务机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只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长经历、动态等，另外也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自陈果夫接管国民党中组部后，便把调查科变成打击和镇压中共和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特务机构。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陈其美的侄儿。陈其美有恩于蒋介石，蒋不忘其恩，极力培养陈果夫兄弟。陈果夫兄弟也十分效忠蒋介石，工作富于开拓性和创造性，将党务机构变为特务机构就是一例。蒋介石十分赞赏这种做法，认为特务事业的“成败利钝，关系党内存亡”，且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持这个特务组织。陈立夫雄心勃勃，欲将其特务组织遍布于全国各地。成立后不久，它的总部即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组织。
杨剑虹是广东人，“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以后跟随国民党右派，思想十分反动。他是陈立夫的酒肉朋友，深得陈立夫喜欢，被收罗门下，任调查科采访股干事。他是以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身份到上海的。“五卅运动”期间，杨剑虹认识了老乡鲍君甫，两人成为知交，见面时无所不谈。不久，杨剑虹建议鲍君甫同他一起从事国民党特务工作。
鲍君甫与中共的交情始于“五卅运动”期间。那时的鲍君甫已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建立了联系，同时任工人运动负责人的顾顺章有私交，后与中共党员陈养山相识相知，曾在陈养山推荐下读过不少中共创办的报刊。鲍君甫对中共的认识和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左倾”态度，一定程度上来自陈养山的影响和感召。
杨剑虹要拉他干国民党特务，鲍君甫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一意孤行的话很可能要得罪朋友、危害中共。他认为还是征求一下中共的意见为好，于是找到陈养山诉说其事。陈养山认为兹事体大，报告了陈赓。陈赓与他详细研究了鲍的情况，认真分析鲍君甫几年来的思想行为，一致认为鲍有正义感，基本是倾向中共的，可以从国民党特务机关“拉出来”为我所用。经周恩来同意，1928年5月，陈赓同鲍君甫会面，确定了联络关系。
鲍君甫启用假名杨登瀛，混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并受到信任，经常陪杨剑虹和调查科负责人张道藩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巡捕房等。他需要一辆小汽车，特科满足了他的要求，并给他配了一位叫连德生的保镖，还派安娥（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去当他的秘书。连德生原是上海电车公司卖票的，证号第222号，是个“有觉悟的工人”。“五卅运动”时因领导电车工人罢工表现勇敢而很有名气，有一次上海电车全部罢工，第52号无轨电车驾驶员被资本家收买，拒绝罢工，照常开驶。当车开到爱文义路西摩路口时，天已很晚，连德生等四人持枪跳上车，强令司机立即停止行驶，此事在上海震动很大。以后去过苏联，回国后到特科工作。连德生是中共党员，实际上是中共党组织和鲍君甫之间的联络员。
1928年七八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遭到蒋介石的追究，畏罪自杀。国民党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鲍君甫一跃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有了这个身份，鲍君甫为中共工作如虎添翼。
鲍君甫取得国民党特务机关总部的信任和受到重用，自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陈立夫要在上海建立特务机关，是无法堂而皇之、为所欲为的。国民党派系林立，在上海均有他们的“码头”，蒋系国民党当时尚未占统治地位；上海被“华界”和“租界”一分为二，蒋介石管得着的只有华界。租界则是帝国主义的天下，“剿赤”尽管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政治价值取向，但列强有着各自的利益，在蒋系国民党尚未与租界帝国主义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和得到相当的谅解时，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只能悄悄地进行，不能公开地进行武装活动。
鲍君甫是“上海通”，陈立夫、张道藩需要这样的人才。陈立夫、张道藩也与鲍君甫有私谊。陈立夫、张道藩每到上海办完公事后，均由鲍君甫陪着吃喝玩乐。鲍君甫很会安排，常常令陈、张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鲍君甫受正式任命时，调查科是张道藩当家，他接任了陈立夫的主任之职。鲍君甫曾有恩于张道藩。那是一件彼此心照不宣、不得宣传的事，也是一件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
张道藩，原籍江苏南京，1897年生于贵州盘县，字衡之，早年留学英、法，专攻美术，1923年在英国加入国民党。1926年回国，先在贵州省任国民党指导员，后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人机警善辩，又略通西洋习俗。调查科主任一职有利于晋升国民党高官，是肥缺，许多人觊觎着这个位置。其中有一人与张道藩竞争得较为激烈，成为他的政敌。张道藩求鲍君甫把这个政敌除掉。鲍君甫很能干，使出“找他的茬子、抓他的辨子、打他的棍子”三招，三下五除二就把张道藩的政敌扳倒，且永世不得翻身。张道藩从此青云直上，不久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1931年任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后当选为中央委员。1942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他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他的把柄也被精明能干的办事人抓住了。他不得不对办事人鲍君甫有求必应，自觉地成为鲍在国民党中的庇护者和靠山。
当时的上海有一半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天下，中共中央机关设在租界里。鲍君甫要“白面红心”，在上海站得住脚，还要与租界的巡捕房搞好关系。关于这一点，鲍君甫颇费了一番心血。
鲍君甫在办案工作中极力与巡捕房搞好关系，给他们留下可以依赖的良好印象。要搞好关系，免不了要“两手抓”。办案中，鲍君甫表现“依法办事”，信守诺言；私下里请客送礼，拉拢关系。这样，鲍君甫先与英巡捕房政治部探长兰普逊和帮办谭绍良两个重要人物搞好了关系，成为“知心朋友”，英巡捕知道鲍君甫的分量后，也每每有求于鲍君甫。1928年8月，谭绍良要鲍君甫替他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码头上的两个工头是否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鲍君甫鼓起勇气直接找司令部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钱大钧说有这两个人，问他巡捕房想怎么办？他故作玄虚没有回答。等他回到巡捕房，谭绍良便对他说：这两个人已经放出来了。谭绍良惊愕着鲍的能量，奉上司的旨意，拿出200元要答谢他。他拒绝了并脱口就说：“你认错人了！”这件事给英巡捕房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事更显示鲍君甫的能量。不久，兰普逊和谭绍良又要鲍君甫替巡捕房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他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遒功，把司令部所属各处和侦缉队的印鉴式样都弄全了。兰普逊看到这些东西，如获至宝，十分感激。英巡捕房对鲍君甫的评语是：“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他们对国民党上海当局的来人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鲍君甫精通日语，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上海北四川路日本驻军很多，威胁着英国在上海的利益，日英常有摩擦。兰普逊同日本人交涉斗争中，常需要借重鲍君甫的帮助。就这样，英巡捕房与鲍君甫接触越深，越发感到离不开鲍君甫。
鲍君甫借用他的身份和地位，接收了许多特科人员担任国民党警察局、侦探、宪兵队工作。这样一来，敌营中特科的“耳目”多了，国民党的阴谋计划就在中共面前暴露无遗。国民党要逮捕中共党人，事先早就被中共掌握了，致使敌人几次妄图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均告失败。有的中共党员叛变了，陈赓就让鲍君甫指斥他与中共仍有勾结，是“假”叛变，以借国民党之手把叛徒除掉。
鲍君甫为营救被捕的中共重要负责人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1929年11月17日早晨，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不幸在上海被捕，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二次被捕，被关押在帝国主义巡捕房的监牢里。由于他在被捕前机智地吞掉了带在身上的文件，敌人只在他身上搜出一张月票。月票上填写的使用人住处的房子已在火灾中烧掉，敌人怀疑其中有假，动用了各种刑具，逼他招认真实姓名和身份。惨无人道的敌人用电刑在他背上烙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却始终没能从他口中得到半点儿真实情况。陈赓把任弼时的情况向鲍君甫通报，并请他营救。鲍君甫爽快地答应，直接对巡捕房说任弼时是他手下人的亲戚。巡捕房很快将任弼时交给上海公共租界公堂判决，最后以“危害国内安全”罪判了40天刑，于12月26日释放。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捕，被抄去很多机密文件。在鲍君甫的安排下，陈赓派特科人员刘鼎伪装成鲍君甫特地请来的专家进行文件真伪的鉴定。刘鼎把其中最重要的文件当作“伪品”取回，保守了党的秘密，也减轻了关向应的“罪行”。
鲍君甫还帮助查清叛徒和参与特科“红队”惩奸活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和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遭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的搜捕，与会6人全部被捕。幸亏周恩来当天突然有要事缺席，不然损失更大。巡捕、包探直接冲到开会地点，将开会人员全部带走，这显然有知情人告密。
鲍君甫是在出事的两个小时之前获悉中共内部出现叛徒，出卖了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可惜来不及给中央特科报警。之后，鲍君甫告诉陈赓：叛徒是白鑫，已经过一番打听，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暗藏在中共中央“卧榻”，随时出卖重要领导人。因此，白鑫假装同时被捕，随后被释放并消失。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鲍君甫联系。鲍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人员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准备实施营救。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计划落空。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鲍君甫接洽。鲍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由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特科根据鲍君甫提供的信息立即行动，在11月11日下午将叛徒击毙于和合坊71号门前。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鲍君甫正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鲍“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通过线人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鲍君甫获悉。他用金钱打发走线人，直接接触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最后，鲍君甫设宴招待叛徒，让叛徒在酒醉言谈中暴露家庭住处，随后被特科惩处。
1930年夏，5年前赴苏联留学的黄埔一期生黄弟洪回国到上海中共机关等待安排，一段时间后拟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然而他目睹蒋介石气势日盛，便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暗地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企图提高自己的身价。鲍君甫获悉黄弟洪这一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肮脏交易后，及时“告密”特科。不久，黄弟洪被特科惩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鲍君甫前往协助会审，鲍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鲍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及叛变行为。后特科“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鲍君甫。鲍君甫被国民党逮捕后，始终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点中共机密。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被释放。1934年以后，国民党当局任命他当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南京解放时，他在南京街头摆小摊，生活窘迫困苦。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当地政府错误地把他当成反革命抓了起来。陈赓知道后，求救于周恩来，周火速通知将他释放。因子女多，有二男四女，鲍君甫的生活经常无着落，即便政府每月给他100元的帮助，有时还是捉襟见肘。陈赓、陈养山、安娥等故人不时给予他生活上的资助，有时还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从鲍君甫1956年4月22日给安娥的信，可见当年他的窘境及陈赓等人的道义，现抄录如下：
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唯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鲍君甫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国民党中的任职经历，在“文革”中又一次被纠缠，但他不为“过关”而乱咬胡说，拒绝提供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保护了同志。1969年12月20日，因病辞世。■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炎黄春秋杂志社）：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鲍君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