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末期，蒋介石集团自知末日来临，一面进行紧急疏散，一面安排特务潜伏。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短短4个月时间内，国民党特务系统先后在南京设下20多个潜伏组和情报站，滞留了3300余名特务。其中，就包括具有中统、军统双重身份的文化特务荆有麟。
荆有麟是一个20年代就活动于文化界的“杰出”特工。后来，他深得戴笠、毛人凤的青睐。1923年，他在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曾与李大钊等人创办《哈哈报》，后来他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收买。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长期从事特务活动。
1939年8月，荆有麟被派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防奸防谍训练班”受训。1940年，受命监视郭沫若。他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混入了郭沫若在重庆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后来，他打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秘密调查左翼文化名人的言行活动，专门刺探文化界的情报。
当时，荆有麟特殊的工作环境深得中统、军统的重视。平时，荆有麟将在文化界的所见所闻收集，上报特务机关。每个星期天，特务机关派专人到荆有麟家取情报，每月发给他数十元的津贴。
文化工作委员会容纳了大后方文化界知名人士及进步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茅盾、老舍、田汉、洪深、史良、翦伯赞、侯外庐、冯玉祥、邓初民、马寅初、陈铭枢、欧阳予倩、曹靖华等。
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徐冰、陈家康、廖梦醒、廖沫沙、欧阳凡海、乔木、胡绳、戈宝权、潘梓年以及到过重庆的林伯渠、林彪等，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德洛夫、苏联驻渝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苏联大使馆秘书弗德林柯、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均在荆有麟的监视范围。
文化工作委员会地处重庆乡间的赖家桥，重庆城内仅有办事处。有时，郭沫若进城办公，赖家桥的办公地点就无人来往，荆有麟常常一两个月得不到情报，引起特务机关的不满。以后，只要郭沫若在城内居住，荆有麟就跟着进城住，白天监视郭沫若，晚上到特务机关去写汇报。
荆有麟是高级文化特务，有着作家的身份。他是中苏文化协会理事、文艺协会驻京（南京）成员之一，因此能渗透到文化界各个领域，常与文化名人接触。他平时还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火焰下一天》、《间谍夫人》、《小红姑娘》及《回忆鲁迅片断》等书。
他曾写过一本《国共之间》的书，其主题是宣传国共一致抗日。他考虑到此书政治影响比较大，想征求周恩来的意见。1942年10月，重庆市文艺协会邀请各界人士联欢，周恩来应邀参加，荆有麟也随郭沫若被邀请。荆有麟抽空找到周恩来，把写此书的目的及出版的难处诉说了一通。周恩来当即表扬了荆有麟，表示可以看一看，要荆有麟把书稿交给中共驻渝代表徐冰（注：当时周恩来不知道荆有麟是特务）。不久，因荆有麟的《间谍夫人》出版后《新华日报》对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荆有麟才未敢将《国共之间》的书稿送到徐冰那儿。
香港沦陷后，大多数文化名人都跑到了桂林，蒋介石为拉拢这些人，派人带了大量金钱到桂林，邀请他们去重庆，其目的是不放心这些人，把他们弄到重庆后好让张道藩（时为国民党宣传部长）控制。当时，郭沫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夏衍，荆有麟便报告给特务机关，说郭沫若与夏衍阻止在桂林的文艺界人士前来重庆。
蒋介石为此曾在某次国民党大会上大骂郭沫若，说他只为共产党做事，使得国民党内郭沫若的朋友都不敢理郭沫若，郭沫若从事的进步文化活动因此受到了影响。
有一次，周恩来在重庆借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一连数天邀请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征询对国共合作的意见。荆有麟将此情况报告了特务机关。蒋介石得知后，一怒之下把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了，使得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同时也使我党失去了一个统战工作的阵地。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该会城乡两处的房屋被收回，工作人员解散，荆有麟的情报工作中断，中统局将荆有麟的津贴取消，只以一个干事的名义给予补助，并要求其另谋公开职业。军统局也只给了荆有麟一个上尉的名义给予生活补助，并要求他仍然跟随郭沫若工作。
荆有麟再三考虑，决定搞投机情报，即根据报纸上的通讯稿件和平时了解到的消息，编成情报，送给重庆特检处（后改为邮航检查所）第二科情报科，并编造假情报。
荆有麟将某通讯社说“苏联大使将于日内回国，任务不详”，捏造成“苏联方面某某说，莫斯科对中国军事抗战已失掉信心，特于某月某日命令大使尽速将中国军事发展详情及现有军备数量调查清楚后于某时呈送。听大使馆的人说现正搜集此项资料，可能于某日返国”。
再如，某报登载一则新闻：“林彪将军到重庆了，苏联大使馆宴会欢迎。”但参加宴会的人名没有公布。荆便根据想象，凑成若干参加宴会人数，并编造了林彪在宴会上的讲话。因为参加这个宴会的，只有中共、苏联、左翼文化界、各民主党派四方面的人，特务机关是无法入内的。宴会上的一切情况更是地从知晓，因而，只要编得合理，特务机关就会相信。
就这样，荆有麟凭空捏造了一年多的情报，未被特务机关发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荆有麟担任了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长及中统局首都实验区专员，他仍然用这种手段编造情报。特务机关往往根据这种情报，去监视或控制某些人与地区，使得一些共产党员及民主党派人士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有一次，荆有麟根据报上报道“苏联罗申大使已离京”的消息，捏造成“大使离京回国”。两三天后，报上说罗申大使生病，并未离京，荆有麟的“秘密”泄露，被中统局处分。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解放军大部队聚集江边，国民党政府各院部纷纷南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决定让荆有麟等人留下潜伏。这是由于蒋介石曾在荆有麟提供的一份重要情报中批示，称他为“最优秀的同志”，同时，荆也深得中统、军统的信赖。
一天傍晚，毛人凤约荆有麟会晤，慎重地指出，荆留在大陆潜伏是为了“大家庭”的利益，为了党国的兴亡，还赞扬他在重庆监视郭沫若，收集苏俄情报，曾受到戴笠夸奖的“功绩”。说这次留下来，实在是因大陆需要经验丰富的领导。
接着，毛人凤将南京站文化组改名为“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并将“艳云评剧社”和“新华剧团”作为荆的掩护，任命荆有麟为剧团经理。事后，保密局南京站长黄加特又约荆有麟密谈，要其另行组织人事，并配给电台，由上海调来译电员孟玉芳和报务员马佑华。
南京解放后，荆有麟的“潜京一分站”开始了潜伏活动，他们天天向台湾保密局发出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此，台湾保密局长毛人凤对“潜京一分站”的工作非常满意，特发奖金美钞1000元。荆有麟用这些美钞寻欢作乐。
不久，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接到密报，毛人凤逃台前曾留下特务组织“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为荆有麟。同时侦察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经过测向发现，发报地点在城南夫子庙。此事引起了南京市长刘伯承的重视，指示南京市公安局全力以赴，“先捉大鱼”。宋任穷副书记也说，荆有麟在特务组织中很有影响，抓住了他，就能对其他特务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1949年6月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举行文艺调演，优秀节目将参加全国文代会演出。荆有麟想借此机会到北平实施更重要的潜伏计划，就赶排传统戏《乾坤福寿镜》，结果，该剧被选中赴北平演出。
6月20日，新华剧团正在夫子庙大鸿楼剧场彩排，西装革履的荆有麟与其姘妇岳华坐在剧场里观看，公安机关当场将荆有麟抓获，彻底摧毁了“保密局潜京一分站”这个特务组织。
程堂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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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周报）：潜伏在郭沫若身边的文化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