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这是刘邓麾下的战地记者用形象语言概括的两人亲密关系，道白了刘邓难以分开的特殊历史现象。在《邓小平文选》（全三卷）收录的222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纪念个人的，而且都是写给刘伯承的，这就是1942年写的《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1986年写的《悼伯承》，就像《悼伯承》中写的“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其实，两人不仅是年龄，而且在经历、性格、爱好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刘伯承生于1892年，年长邓小平12岁。按中国习俗讲，两个人相差一轮都属龙。后来的革命岁月印证：这是两条真正令中国人骄傲的威猛巨龙。在两人相遇之前，刘邓虽然都是四川（刘家乡开县现属直辖市重庆）人。但是，刘20岁时就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6年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所以，当16岁的邓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刘已是被誉为“军神”的“川中名将”了。而当邓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誉为“油印博士”，于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刘也于1926年在国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几乎同时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军事家的道路。
此后，1926年邓小平去了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刘伯承在1927年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于年底也到了莫斯科，进入高级步兵学校，随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军事理论。1930年前后，邓等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和龙州起义。不久，刘也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此前，邓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可以想象得出，这时彼此之间已经有了耳闻。
1931年，邓小平（7月）、刘伯承（11月）先后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发，来到中央苏区“红都”瑞金。邓回忆：“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两个人都没有讲过。但是同乡首次见面，刘就给邓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1932年，邓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刘则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出于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都毫不犹豫地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结果，受王明宗派主义的“无情打击”，邓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不久，刘也因反对博古、李德表现为军事指挥上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被撤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下派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刘邓一起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4年底，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择决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取了上风，两人的革命生涯也随之出现了重大转机：邓再次出任中央秘书长职务；刘恢复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职务，共同见证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刘由全军后卫被委以全军先遣司令重任，披荆斩棘；邓则来到红一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他谦虚地说自己在长征中就是“跟着走”。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129师政治委员，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邓始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正是这种合作，锻造了129师这柄利剑锋利无比，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正是这种合作，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正是这种合作，使解放战争中的“刘邓大军”誉满中华大地！
◆1938年，八路军129师领导人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合影。左起：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
据刘邓的老部下回忆：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慈父与严师，文武双全，相辅相成，带出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
就像邓讲的：“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艺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
◆1940年，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在一起。左起：邓小平、李达、蔡树藩、杨秀峰、刘伯承。
1940年4月11日，为了统一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领导，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是全面抗战以来华北地区的一次重要会议。刘作了《党军建设问题》报告，提出了军队建设和军区、军分区建设的指导方针。邓就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行政机构、财政经济、经济政策、规范部队、办学锄奸等问题作了具体论述。会议总结了抗战三年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的经验，讨论了关于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与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明确了三区转入巩固建设的方针。
黎城会议是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分散领导走向统一领导的会议，是使根据地建设有计划地走向正规，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式开始建设的起始。会议以后，晋冀豫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全面展开，从而使抗日根据地的面貌为之一新。
◆刘伯承在八路军129师师长任上，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李达合影。
1941年11月，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2月初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处于抗战前线的刘邓，深感党中央、毛泽东这一指示的正确、及时。为贯彻党中央指示，根据晋冀鲁豫人民负担较重的具体情况，刘邓决定把精兵简政作为1942年度的一项中心工作。决定首先从军队做起。1942年1月，129师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刘首先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动员大会以后，师部直属队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大会，着重讨论过去在组织机构上、工作上以及领导作风上的弱点，揭发浪费现象，研究改进办法。与会者兴致勃勃，发言十分热烈，刘邓等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讨论。邓在讨论会上指出：“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刘在讨论会结束时做总结说：我们这次精兵，是体念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积极提高干部质量，而决非消极的裁员。这次精兵简政，要依靠群众，爱惜民力，帮助人民武装的发展。
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普遍、迅速、彻底，取得了显著成效。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称赞：“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经过两年努力，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精兵简政工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刘邓合作是思想和意志一致、感情十分真诚的合作。例如，只要邓表过态，刘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说过的话，邓也必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而这种默契、和谐关系都是建立在彼此相知甚深、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大到方针政策、党军政机要，小到衣食住行、生活琐事，两人相得益彰，堪称楷模。
刘邓不仅是战斗中的生死战友，工作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关心、互相牵挂的亲密兄弟。刘是老大哥，邓对他充满敬意，他在《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中写到：“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同同志谈话的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了一个错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的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千万。”“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群众去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邓常常提醒工作人员特别是司令部要注意：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为了照顾刘身体健康，邓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主持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等具体工作担当起来，尽量减轻刘的体力负担。1940年百团大战最紧张的时刻，政治部干部在师部看到了极为感人的一幕：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位，邓举着蜡烛，刘顺着烛光看地图，找地名。他们看的是贴在窑洞墙上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由于刘一只眼睛失明，不大方便看，邓担心累着他。所以，邓举着蜡烛的手，随刘的手移动，刘指到哪里，邓就把地名念出来。每当这位干部回忆起来，总是感慨万分：“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
◆刘伯承出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一起。
到解放战争时期，这样的场景大家看得更多了。在指挥淮海战役过程中，总前委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在一起，负责作战的谋划和决策，在战役决心下定、战役计划确定之后，还指挥华野、中野部队的作战行动。据参谋回忆：一天上午，刘陈邓都在作战室办公，邓向刘、陈说：“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刘、陈先是爽朗地哈哈大笑，接着陈表示：“我们既要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又要尊重政委的意见哟。”刘接着说：“在我们这把年纪里，这样的会战、决战已不会很多啦，我们理应努力工作，拼命完成任务哟！”邓又说：“大的决策指挥，还是靠两位司令员，靠我们三个‘臭皮匠’，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多做些。”随后，邓向作战科宣布：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邓三位首长。这样，邓总是经常守在作战室里。对于三人每天共同商定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直接在电话上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特别是夜间，每天值班都要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一直等到各纵队战斗情况基本上没有大变化时才离去休息。
在刘邓合作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13年中，一位军事主官，一位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刘邓不可分”的军中佳话。在他们共同组织的历次重大战役行动中，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是他们一起商定的，各种作战命令、人事任免、作战总结、工作报告，来往书信等，都是以刘邓等联名，许多次重要战役都是由他们共同指挥的。第129师和第二野战军的辉煌战史中，融汇着刘邓的思想、智慧。直到目前为止，数以万计刘邓联署、修改的电报，除了因为两人分在两地比较容易确认是其中一人所为外，其余都很难确认出自他们之中哪个人之手。一份电报里，常常既有刘时刻研究与总结的战术问题，也有邓极为关注的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和根据地支援问题。所以，在分别编辑刘邓军事文集的时候，很难将这些材料区分开来，算在他们各自的思想成果上。而同时，如果这些由刘邓合署的文件不计算在刘或邓的军事等思想发展中，那么，对于刘邓军事等思想的研究必将是极不全面深刻的。所以，在两人各自的军事著作中，都可以编辑入内。
邓小平在1942年12月称赞刘伯承“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他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到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其实，这也是刘邓两人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精神的共同特点和真实写照。由于刘邓长期以来身临前线，战场上敌我情况瞬息万变，变幻莫测，他们也经常根据当面实际情况向党中央、毛泽东说明实情，直抒己见，而毛泽东也总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
◆1948年12月17日，五人淮海战役总前委在华野指挥部蔡凹村第一次开会，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8年11月19日晚，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激战彻夜，黄百韬兵团即将被歼。那么，围歼黄百韬兵团以后，第二阶段主要歼敌目标指向哪里？此前，中央军委与总前委、华野首长曾有过多次往来电报磋商，先后提出：诱歼北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围歼南线黄维兵团；割歼由固镇北进的李延年兵团等多种预案。此时，战场内外情况已经十分明朗，根据当面敌情，总前委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9日不失时机地向中央军委报告，认为华野经过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如不休整，接着要歼灭比黄百韬更强的邱清泉、李弥兵团殊非容易。而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单独对付黄维、李延年、刘汝明3个兵团，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兵力分散，不能歼敌，且有被敌透过一路增援徐州的危险；如取机动歼敌，虽可逐个歼敌，但对华野作战不无影响。因此，建议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如“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清泉、李弥，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当即指示中野担负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华野除速歼黄百韬兵团外，以主力一部担负歼灭李延年兵团任务。后来，又进一步要求华野以一部协助中野歼击黄维兵团，另一部负责阻击徐州和蚌埠方面的国民党军，为刘陈邓积极创造围歼黄维兵团的条件。
11月22日，刘、陈、邓在中野司令部驻地召集会议。刘表达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的意向。他说：华东野战军于日内即可结束徐东作战，现正分兵南下，钳制徐州和蚌埠之敌，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的安全。中原野战军当前的任务，是设法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尔后分割歼灭。他强调指出，大家要充分认识围歼黄维兵团的艰巨性，打个不好听的比喻，这一仗好比是“瘦狗拉硬屎”。他这是针对双方的军事装备处于明显的劣势而言的。邓也要求大家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他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人的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各纵队领导纷纷表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决心。于是，刘陈邓决定把南平集作为扼守要点，令陈赓率第四纵队等部坚守。南平集的阻击战打得异常激烈，黄维志在必得。
而刘、陈、邓向中央军委报告战场实况：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而来，孤军冒进，态势突出，现在歼击黄维兵团时机甚好。因此决心放弃南平集，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24日下午，毛泽东明确复电：“（一）完全同意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刘陈邓立即按原计划行动，指挥中野完成纵敌深入、暗设口袋的新阵势。当日黄昏，中原野战军各路部队乘敌人动摇之机，展开猛烈的向心攻击。结果，黄维兵团被包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半径15华里的地区内。12月15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胜利结束。
战后，刘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编辑出版的一本书《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题词中指出：“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乃承先启后的关键。”“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邓的题词是：“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在刘邓相识、交往、共事，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3年密切合作中，两人因为工作需要时聚时分。1938年、1939年邓赴延安到中央开会，刘坚守在前线指挥战事。邓重返前线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刘邓根据中央指示进一步正确开展各项工作。1943年刘赴延安参加整风和中共七大，邓代理北方局书记驻守太行山领导抗日根据地建设巩固和发展。1945年邓当选中央委员返延安参加会议，两人在后方共同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之初，刘邓同乘飞机急忙返回太行前线共同指挥了上党、平汉战役。率部征战，七战七捷。1948年7月邓赴河北西柏坡到中央参加如何加强军事斗争加快全国革命胜利进程的九月会议，刘在中原主持整军经武，枕戈待命。12月刘到西柏坡参加讨论渡江战役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在中原主持渡江战役筹备工作，刘回前线和邓等指挥了渡江战役。1949年7月邓到北平（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华东地区情况，受领进军解放建设大西南的任务，刘在南京领导从政治、军事、经济、统战等方面进行进军解放大西南的准备。邓返回华东后依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9月刘邓先后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共同受领党中央、毛泽东耳提面命。10月，一起秘密南下，率部西进，拉开进军解放大西南的战幕。应当说，上述前方和后方暂时分别相对比较安全，但是刘邓一起在前线战场的分别虽然时间不长，但往往是险象环生，出人意料，所以，每当此时，刘邓彼此都依依惜别，牵挂不已。
抗战时期的刘邓太行山分手。1942年3月，邓要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刘送了一程又一程。之后他立即对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规定以后，刘每天都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邓的行踪。19日晚上，他又来在值班室接到报告：刚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白晋线是日寇重点防御地区，刘放不下心来，他让两位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要亲自等待邓过路消息。那一夜，刘一直守在值班室，一边检查值班日记，一边等待消息。直到深夜接到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发来的电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他才舒了一口气，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参谋值班。
为了对付敌人的大“扫荡”并防备敌人的突袭，刘带领师部及师后勤机关开始转移。在转移途中，日寇每日每时都在寻找刘邓的行踪，刘却仍然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深切地记挂着太岳的邓安全。他不断要人与太岳联系，询问邓的情况，直到5月26日，收到太岳区发来的电报：“小平待岳南扫荡后即回太岳。”他才松一口气，兄弟之情，战友之意，感人肺腑。
◆1946年，刘伯承与邓小平（左）、滕代远（右）在一起。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别山刘邓分兵。1947年11月，蒋介石又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调回了10个旅，纠集原在大别山的23个旅，以33个旅的兵力，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专事围攻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毛泽东十分关心大别山战况，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形成品字阵势。要求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根据毛泽东指示，12月上旬，刘邓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保证在大别山立足生根。以第十、十二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由刘和张际春率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中原局和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担负外线作战任务并指挥全局。邓和李先念、李达则率野战军司令部前方指挥部和第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这一部署的主要理由是刘年纪比邓大一轮，身体又不太好，需要稍好一点的环境。
分手那天，邓冒着雨雪寒风为刘送行。他们都不上马，并肩步行，上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刘担心一旦敌人发现有部队转到外线去，邓身边的斗争形势会更加险恶，于是又一次提出坚决把警卫团给他留下，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安全。邓则要刘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同志，无论如何要给刘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
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互相道别。刘翻身上马，一面走，一面吩咐身边同志说：“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去找邓政委。”并特别嘱咐电台，要按时和邓联络。从此以后，他增加了每天早晨向警卫员问话的内容，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留置大别山的主力部队，在邓、李先念等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若有所思地问薄一波：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薄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协有致。周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彼此互换，相辅相成。当然，这是指不同时间、地点、条件、针对不同工作采取的不同工作方法而言。一个领导干部要同时兼具这两种工作方法的确很不容易。但是从党的工作、一个领导班子的工作来说，却是必须同时具有、缺一不可的。刘邓在进行战略决策和解决重大问题时，有着“举重若轻”的方法和气势，增强信心，当机立断，否则就可能迁延不决，贻误时机；而在决策以后，确定具体战术和具体措施时，他们又处处注意“举轻若重”，周密细致，扎实稳妥。否则，就可能出现疏漏，招致失误。能否善于掌握和运用这两种工作方法，也是衡量我们今天工作中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刘的“举轻若重”首先表现在他在制定作战计划和进行作战准备上。邓在《悼伯承》中所说的“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表现的就是这种“举轻若重”。比如，在对待“作战任务”这个问题上，刘指出，对于上级任务“首先要了解上级首长总的意图，了解上级首长给予自己的局部任务对整体任务的作用，才能在实际战斗中充分发挥这一作用，以保证整体任务的完成。”对于下级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必须根据当前具体的实际情况，发出适应情况的具体指示。”为了使部属准确、明确任务，他对发出的每一个战斗命令，总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他常说：“打仗这玩意，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他还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范围所及，专门规定了基本命令与战斗命令、训令与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他反对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的草率行为。他曾尖锐地指出：“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行为。”
◆1950年3月，刘伯承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解放西康问题。右起：贺龙、刘伯承、邓小平。
邓十分赞赏刘的这种作风。他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刘邓几乎每遇大战必做作战总结。在总结中，不仅总结我军自己的作战经验，而且善于总结敌人的作战规律。所以常常能够出奇制胜，就是因为对敌人的推理认识十分细致深入，故而能够用兵如神，出敌之意外。刘的料敌如神来自于他对每一场战斗认真细致的总结。据不完全统计，刘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论著24篇，其中有11篇是关于对敌作战的战术考察或作战总结的文章。其余以刘邓联名所作的战术、战斗总结就更多了，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有详细的作战总结和经验介绍。
邓的“举重若轻”则表现在他善于驾驭和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善于在处理复杂事务中抓住主要矛盾，以纲带目，总揽全局。杜润生在回忆中说：“小平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气度和风格。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从太行山到南下进军大别山。在中原局，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秘书长。”“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是什么呢?那就是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在复杂环境里，在许多工作任务中，抓住主要环节，勇往直前。”“平素和他接触，感觉他和常人无异处，也说笑话，也打扑克，摸麻将，喜爱孩子，吃喜欢吃的菜。可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哪怕是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总是知难而进，顶风搏浪，毫无畏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刘邓领导下多年的宋任穷回忆：“小平同志经验丰富，观察问题敏锐、深刻，思考缜密周到，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果断的决定。但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从不长篇大论。”
抗战中的邓所担负的根据地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和土地改革，军队的政治、生产、后勤、文化、训练，以及对敌斗争中的统一战线、敌军工作、锄奸反特等等。他总能得心应手，从容解决，这就与他“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紧密相关了。没有这样的气度与风格，是很难胜任这样繁重的工作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合作，创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战场上的奇迹与胜利。经过13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到了1950年，这对经历战争考验的革命战友要分手了。刘奉命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邓则继续留在西南搞建设。临别时，刘把自己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赠给邓留念，并在照片的背后亲笔写下了一段文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二月二十七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三十六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小平同志? 刘伯承敬赠
这是一张刘十分喜爱与珍视的照片。照片上的刘英姿勃发，双眼炯炯有神，是他右目残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本身又是一段传奇。战乱之中，刘把这张照片丢失了，1950年才在重庆的一位友人手中又重新得到这张照片。刘把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与自己并肩战斗13年的亲密战友邓，其中的深情是不难体会的。对此，邓心领神会，把这张照片深深珍藏在心里，直到刘去世以后，邓还在悼词中提到它。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4岁。14日举行的刘遗体告别仪式一开始，邓小平就带领全家首先吊唁、告别。16日的追悼会也是由邓主持的。胡耀邦在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强调：1950年，刘伯承受命创办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1958年，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据张震回忆：1980年初，他和杨得志、杨勇“来到小平同志的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讲了当年批判教条主义的一些情况，他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并说，那时我是领导小组组长，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1981年11月，张震在全军防化战备会议上重提：“邓主席去年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6年10月21日，遵照刘伯承生前意愿，刘的子女刘太行等及身边工作人员，乘专机将他的骨灰撒在太行山区、淮海大地、古都南京、山城重庆、开县故土等地。同日，邓含悲写出了《悼伯承》这篇寄托一生情谊的悼文，总结了刘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写出了一个闪光的刘伯承，表达了邓对刘一生的了解与敬意，非为人生知己者不能为，非有深情厚谊者不能作，邓为刘邓佳话画出了令人仰止的一个句号。邓的女儿曾说：“在父亲的一生中，严肃多而言笑少，坚强弥足而情感流露甚寡。他悼刘帅一文，这样的深情，这样的追念悲痛之心毕现，实不多见。可见父亲与刘帅二人之间战斗友情之笃切。”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邓小平一生唯一悼文写给刘伯承：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