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5年9月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习仲勋说：“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西吴起镇，不仅挽救了中央红军，也挽救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为了解这段“双挽救”的历史，我2014年2月24日在曹东林大姐（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之女）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拜访了当事人龚逢春的夫人姜宝箴阿姨和女儿龚晓实大姐。
93岁高龄的姜阿姨虽然身体欠佳，但头脑十分清晰，记忆力丝毫不差，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侃侃而谈。她1936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任山西省“牺盟总会”妇救筹委会负责人和晋绥边区妇联主任，离休前任中央高级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办公厅顾问。龚晓实大姐送给我两本资料：公开发行的《贾拓夫传》和内部出版的《龚逢春纪念文集》，对我了解“双挽救”历史极有帮助。
陕北红军挽救了中央红军
1935年9月17日，经过一年的艰苦历程，中央红军冒着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了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镇。不足万人、物资匮乏、身心疲惫的中央红军将向哪里去？
向大西北转移是明智的选择，一是为了北上抗日，二是因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三是准备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大方向明确，但具体路线和归宿地难以确定：是进军新疆地区？还是过宁夏进内蒙？或者经陕西关中转入山西方向？这些地区不是有国军的数十万大军驻守，就是有地方顽固武装力量的拦截，再则便是路途遥远、困难重重，红军的命运前途未卜。
9月23日，聂荣臻在哈达铺镇的邮政代办所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刊登着一条消息：“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聂荣臻立即将这张报纸经叶剑英、彭德怀，转送给在哈达铺镇义和昌药铺中共中央办公室的毛泽东。
自红军长征以来，外界的消息闭塞，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领导人并不知道还有陕北这样一块革命根据地，这确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找来红军长征部队中唯一的陕西干部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的情况。贾拓夫1933年任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等职，同年年底奉命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934年在苏区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任红军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贾拓夫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26军的活动和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同时建议中央红军到陕北去立足扎根，他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
毛泽东认真地听了汇报，兴奋地说：“别说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是好了。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毛泽东、周恩来在哈达铺的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集体决定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说：“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前进的根据地。”
贾拓夫欢欣鼓舞地一路跟随毛泽东、党中央做向导，边行军边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他受中央委托，率队寻找陕北红军，送去联络电台，促成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濒临困境的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危难，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受到陕北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情款待。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终于有了落脚点，极为困难的部队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陕北成为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和革命征程的新起点，由此走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红军
1932年，刘志丹在陕甘建立并领导了红26军，之后的三年里创建了有二十余个县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正规部队达近万人，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联合围剿。
1935年9月，红26军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抵抗白军，王明“左”倾路线却在党内无中生有、无情打击、无限上纲搞“肃反”。刘志丹等同志被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之外，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的主要干部无一幸免。他们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白军军官”、“反革命”等，被带上沉重的脚镣逮捕审查、严刑逼供、残酷迫害，其中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高岗、马文瑞、郭宝珊等。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节省子弹”的口号下，二百余名干部竟被残忍地刀砍、活埋杀害了。“肃反”不仅使忠诚革命的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还使边区人心涣散，白军趁机进攻，已夺取的数县“反水”，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面临着灭顶之灾。
时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陕甘边特委委员的龚逢春，也被列入“肃反”对象的黑名单。只因龚逢春率领的游击队没有固定驻所，通讯员没有找到，所以龚逢春未收到假借开会、实为逮捕的通知，才侥幸脱难。龚逢春得到战友们受迫害的消息后，愤慨地说：“宁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绝不能死在‘左’倾路线的手下！”
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并不了解党内在陕北“肃反”的恐怖状况。10月22日，正在附近打游击的龚逢春得到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后，连夜带人前来迎接。毛泽东拿出仅有三根烟的烟盒，请他抽烟。因为毛泽东讲的是湖南话，龚逢春讲的是陕西话，还特意找来了翻译。龚逢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汇报了陕甘、陕北敌我双方的情况，并顶着为“反革命”伸冤的压力、直言不讳地汇报“肃反”的错误，他说：“红26军营以上和苏维埃政权县以上的干部都被逮捕了，搞残酷斗争。已经杀害了二百多人，这些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
毛泽东听后立即表态说：“中央来了，就可以正确地解决陕北肃反的问题，刘志丹的问题。”周恩来说：“刘志丹是我的学生（指黄埔军校第四期），我是了解他的。”党中央立即派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李维汉、贾拓夫等组成审查小组，快马前往二百公里外的瓦窑堡执行中央决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刘志丹等一百余位同志幸免于难。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受诬陷被捕的同志全部释放。毛泽东紧紧地握着刘志丹的手说：“你们受苦了！”。刘志丹高兴地说：“中央来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正如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唱的“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由于陕北红军保住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才有了立足之地；由于中央红军的及时到达，才制止了党内“左”倾罪行、保住了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之“双挽救”，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伟大意义。
此文刊登在2014年第二期《红色太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