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元月，我的父亲江涛几经周折，进入共产党、八路军创办并领导的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他由当时的队长崔田夫和政治指导员罗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自从撰写父亲的革命生涯以来，我一直期盼了解指引父亲走进党的队伍的两位前辈。经曹东林大姐（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之女）介绍，2014年元月，我拜访了崔田夫之子崔军大哥。崔大哥讲述了父亲崔田夫的往事，还送给我一本传记《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崔田夫》，使我明晰地的了解到这位从贫苦农民成长起来的革命老前辈。
崔田夫1902 年11 月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铁茄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本人成分雇工。1926年参加农民革命运动，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党支部书记、绥清中心区委书记、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工委代理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时期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党务委员书记、陕甘宁边区抗日联合会主任、解放区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西北局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陕北行署副主任和代理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山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崔田夫从大字不识一个的雇农，成长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天不怕地不怕、有勇有谋，传奇故事很多。他曾有两个“名”和两个“号”：原名崔文宪、后改为崔田夫，陕北的老同志都称他“老掌柜”，陕北的乡亲们都称他“二老崔”。从他的“名”与“号”中，可以看出他的与众不同。
周恩来称他“老掌柜”
《刘志丹》一书被定为反党小说后，崔田夫为该书说了公道话，差点被开除党籍，职务也越来越低。“文化大革命”时期，崔田夫被打成“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在西北的死党分子”，因此遭受迫害、身患重病。但他“死不认罪”，还对针锋相对地对造反派说：“习仲勋和我相处时表现很好，打仗很勇敢。”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陕西负责人时特别询问：“陕北的‘老掌柜’在那里？现在怎么样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崔田夫才被安置在西安的高干病房治疗。为何周总理离开延安二十余年了，还惦记着“老掌柜”呢？这是因为土地革命时期的陕北同志都知道，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就是时任陕北特委书记的崔田夫。
从字面上讲“老掌柜”是当家的、老板的意思。崔田夫虽然貌不惊人、衣着破烂、甚至有些邋遢的大老粗，却是一位不怕苦、不怕死、善学习、智勇双全的福将。
1928 年陕北大旱，饥民遍野，民不聊生。担任农会主任的崔田夫领导农民开展分义仓、吃大户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 年至1933 年，崔田夫担任绥清区委书记期间，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秘密组织互济会、农民认字班，扩大了党的影响和组织。
1933年至1935 年，崔田夫担任陕北特委书记期间，领导筹建和扩大红军游击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立贫农会、赤卫队等群众团体。与刘志丹总指挥一起领导陕北和陕甘边的共产党人，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了5000 余人红军武装，解放了六座县城，建立了有上百万群众的革命根据地。
正是由于这片红色土地，中央红军才有了落脚点，抗日救国才有了出发点，中国革命才有了新的转机。
毛泽东称他为“田夫”
1935 年底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瓦窑堡接见时任陕北特委书记的崔田夫。崔田夫心里很激动，特意洗了脸，扫了身上的尘土。毛主席见他这位三十多岁的中高个汉子，身穿补丁的红军服装，看上去完全是农民的形象，上前握住崔田夫手问道：“你是不是老掌柜？”
“是，别人这样叫我。”崔田夫答。
“你的真名叫……”
“崔文宪。”
“噢，不简单啊！我们的老掌柜是知识分子了。”
“不，不，我是个大老粗，受苦人。”
“那你怎会有个文人的雅名呢？”
“那是老人们按辈分起的。其实我是个揽工汉，种庄稼的受苦人。”
“噢，那你是田夫了！”
“对，对，是田夫。”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当特委书记的？”
“1933年7 月。”
“有两年多了，不容易啊！谈谈你这两年来是怎样过来的，我很想听听。”
崔田夫看到毛泽东也是穿着打了补丁的军衣，说话和蔼可亲，原来的拘束全都没有了，向毛泽东汇报了担任特为书记后带领陕北的共产党人，同敌人作斗争的艰难经历。这次谈话对崔田夫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为鼓舞人心的一次。
毛泽东听完说：“看来你这位‘老掌柜’是当之无愧的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我代表党中央感谢你们，感谢陕北人民！”
之后的几天里，崔田夫脑子里老回想着与毛泽东的谈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睡，反复思考后决定改名字。他在不久的干部大会上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不叫崔文宪了，改名为崔田夫。为什么呢？毛主席都不同意我叫崔文宪，名不符实嘛！叫田夫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觉得该这么叫，种田的田夫，这才符合我这个揽工汉出身的人呀！”这以后“崔田夫”就成了他的正名了。
乡亲们称他“二老崔”
全国解放后，崔田夫任陕西省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纪律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担当反贪官、查民情的任务。贫困出身的崔田夫时时处处想的是人民群众，为兴修水利、保护林木等利国利民的实事而奔走努力。他说：“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群众，更不要忘记陕北老百姓。”陕北人不再称他“老掌柜”了，也不把他恭敬为高高在上的首长，依旧把他看成群众的贴心人，因他排行老二而亲切地称他为“二老崔”。
三年困难时期，崔田夫一回到家乡，就有不少群众围着他反映情况，有问题专找他告状。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深入近十个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为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特困户、孤寡老人、烈士遗孀、残疾军人奔走操劳。他写了二千余字的报告，真实、详细地向上级反映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报告上交给领导后，问题没有解决，他又写了第二份、第三份。崔田夫的报告终于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民政局以及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各级组织想方设法解决他提出的问题，群众的困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烈属、复员军人以及军属等优抚对象的待遇也有了提高。
崔田夫为困难群众争取利益，对自己的亲属却严格要求。他的爱人赵应清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工作，还因丈夫是陕北红军的负责人之一而被敌人抓进了监狱，受尽了毒打与折磨，是名符其实的老革命。但是精兵简政时，崔田夫坚持模范带头作用，主动把爱人精减下来，由一名老革命改为干部家属。直到崔田夫去世，赵应清也只是享受遗属的待遇，对此全家人无怨无悔。
崔田夫的一生坎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磨难，枪林弹雨的考验，精神肉体的迫害，但他不屈不挠、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始终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是一名“田夫”，他是永远值得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
此文刊登在2014年5月《长治方志》和第三期《红色太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