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祥
清末，河北涉县更乐村—董姓农民，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里叫老爷爷，带着妻子逃荒到辽县（今左权县）南会村后的大塔沟，在山民的帮助下，老爷爷春、夏、秋、开荒种地，冬天打柴卖柴，老奶奶给有钱人家做针线活添补家用。后来盖起了石屋，生育了四男二女，我老爷爷不堪重负，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我老奶奶硬是含辛茹苦，把六个子女养大成人，并在亲友帮助下，在上口村安家落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老爷爷的大儿子、二儿子、四儿子都在十四五岁时，就去给地主家当长工，三儿子董兴旺（就是我的爷爷）从小就帮母亲做饭，经人介绍，也就是十几岁，就到辽县县城位于石柱街的贫民学校做饭。六年后，他与邻村赵家之女赵引弟结为夫妇后，又到离家近一点的桐峪第三民族革命小学校（简称三民校）当厨师，自然就认识了校长兼教师黄明爷爷（后为辽县抗日县长、西安飞机发动机厂党委书记）、皇甫束玉爷爷（后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牛子谦等人。我爷爷忠厚老实、干活轻快，每日虽然是粗粮野菜，饭菜却做得香甜可口。时任路东干校负责人的冯廷章（冯瑞如爷爷，中共左权县最早党员之一，后任山西省政协秘书长），要物色一位厨师，专为身负重伤的左今夫（李伟）爷爷、患有重病的候长顺（步云）爷爷和他们的警卫员许太做饭，还兼护理、保卫工作。黄明爷爷、皇甫束玉虽然对我爷爷万分不舍，却也毅然将他“献”了出去。我爷爷从此就为左、候、许三人做饭，后来，冯廷章因工作繁忙，就把儿子冯有生也寄养在这里。一日三餐黑豆瓣，菜也是几颗黑豆芽。边区政府特批四人每天二斤小麦（冯有生不在供给范围）。我爷爷为把五人生活搞好，每天要用碾把小麦推成面、当然麦麸也是上好食品，还要开荒种菜，喂奶羊和马，晚上还要替十六岁的警卫员许太站岗放哨。每当遇敌人“扫荡”，我爷爷首先隐蔽好两位首长，还要把两匹马和奶羊安全转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桐峪召开，抽调我爷爷为大会做饭。四十多天下来，左、候二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领导才指示，再也不准我爷爷离开左、候二位首长。（我爷爷返回二位首长哪里，许太悄悄告我爷爷：“您离开四十多天，左，候二位首长换了好几个做饭的，他们一致表示您是用心陪侍他们的，并请示上级，以后不要再抽调您去其他地方做饭，他们离不开您！）
就这样，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在太行山极端困难的抗战岁月里，我爷爷圆满地完成了对两位首长的护理、保卫任务。直到1945年抗战前夕，我爷爷送左、候二位首长到涉县王布赤岸与杨秀峰、李雪峰回合，才知道左今夫（是李伟）爷爷、候长顺（是步云）爷爷，他们一致要带我爷爷南下，因我爷爷积劳成疾不能跟随首长一起南下，提出返家养病，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就这样恋恋不舍离开了李伟爷爷、候步云两位首长！
1968年和冯瑞如取得联系，知道当时冯瑞如已经靠边站了。我爷爷怕老冯想不开，就带领我的父母亲与我一起去太原看望冯瑞如爷爷。当时冯爷爷在太原新民中街住，我们在去往新民中街的路上遇到冯爷爷，我的爷爷与冯爷爷两个人抱在一起激动的泪流满面！异口同声说:“没有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回想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他们都在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添砖加瓦，做贡献……”当得知冯爷爷已经注销了太原户口，我的爷爷带我们回家，就到处求人，给冯瑞如爷爷兑换全国粮票，并且告我你冯瑞如爷爷是革命的功臣，他现在蒙受不白之冤，现在我们国家乌云压顶，一小撮人能得逞一时，不能称霸一世！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扒开乌云见太阳！一定能拔乱反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爷爷为了保护首长，把家里的珍贵东西(包括我的烈士父亲的奖状等)全部烧毁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经常有造反派到家里搜查东西，我爷爷不识字，所以就全部的烧毁了！……
可惜我的爷爷没有等到拔乱反政的那一天，爷爷在农历1976年3月14阳历1976年4月13号永远离开了我们！爷爷的言传身教影响一直在引导我们！
八十年代初黄明和彭总夫人蒲安修重返革命老区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麻田镇上口村寻找我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
时隔三十五年，李伟爷爷费尽周折，才和我的生父董玉定、我本人董天祥取得联系。李伟爷爷在多次来信中，再三对我爷爷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说没有老董，他就不能继续为革命做贡献了。他还说，在那样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我爷爷能把工作做到那种程度，是常人很难做到的。他在给我生父的信中说：“回想战争年代，我很有负重感，几年间，蒙你父亲老董同志对我的亲切关照，使我的伤病身体得以康复，直到后来能继续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工作，他是有莫大功劳的！你哥艾珠（爱珠）是很有为的青年，……在河南兰封（今兰考）作战时英勇牺牲，付出了宝贵生命……是你父母培养的功劳，这是你们家庭的光荣！”
附束玉日记
老区来的客人董天祥(董天香)陪她双目失明的父亲董玉定又到北京来了，还是为(天香)工作安排问题来找郑思远同志的。因碰到星期天，国务院参事室机关不上班，只好先来我家住一宿再去找他，为住这一宿双方都感觉难办。我为他们到附近旅社问了一圈，不得解决。后来到沙滩后街浴池联系，可以登记住宿(晚 八时到早六时半)，每张床位一元半(以前是七角)，是最便宜的了。这样勉强渡过这一关，明天就好办了。想起两年前，天祥(天香)和她的父亲、母亲一家三口人第一次来北京到国务院找郑思远同志(当时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一连三天，传达室没有给联系。他们火车站熬了三夜，第四天找到我家来，说找不到郑思远，她们就回去了。我想她们是老区来的客人，抗战期间，北方局长住左权县，郑思远同志(北方局宣传科长)长期住在董的家里，关系处得非常好，如果让他们流落街头，空空跑了一趟回去，群众将作何感想！此事万万使不得，我强留她们在我家住了一夜，都挤在这几平米的小饭厅搭床就寝，三人倒下，一觉睡到天明，实在是太疲劳了。我们想方设法和郑的秘书取得联系，郑思远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们，用小汽车送她们到招待所住下，给他们往太原有关方面写了信。这样她们很满意，我们也放心了。左权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过重大的贡献和牺牲，董玉定的哥哥就是在战争之王牺牲的，他们家是烈属。他们为什么来找我呢?董玉定的爸爸抗战初在三民校给我们做饭，他的哥哥是半工半读生。老董小董，我都记得清楚。
（说明：束玉爷爷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那时我家没有房子，我家也是借住张玉锁的南房，赖政委住张玉锁的西房，和郑思远住的家不远，他住在刘家，我们是邻居、郑又是我父亲董爱珠的入党介绍人——笔者董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