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在上海》之四

张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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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是我国著名的女革命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称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本期是张晓川写的有关张琴秋系列文章之四。

——编者按——

《张琴秋在上海》之四

张琴秋像

居沪之生活

在上海大学学生中，文学系里王剑虹是丁玲的挚友，社会学系杨之华与张琴秋是同时入学的好友，当时丁玲对杨之华、张琴秋是有印像的。王剑虹是瞿秋白的爱人，丁玲写过瞿秋白教她与王剑虹共同学习俄语，王剑虹写诗暗恋瞿秋白的情节，这段婚姻因王剑虹的病逝时间很短。之后瞿秋白爱上了杨之华。

1923年丁玲在上海大学上学，曾住在慕尔鸣路，住在过街楼的小房子里，楼下住着施存统，楼上正房住的是瞿秋白：“……这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上海大学的，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很美，与张琴秋同来过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就是一直爱护着秋白的，他的爱人，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妻子。……”丁玲在《展翅高飞的鸟》一文中讲述丁玲从上海到北京求学时，去前门的旅馆看望瞿秋白，他不在，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在屋里，瞿云白拿给丁玲一张女人照片，认出是杨之华。

图：瞿秋白寓所旧址东照里弄囗（图注《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史迹》）

顺带说一下，张琴秋与丁玲都是1948年底的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往匈牙利参加了第二届“国际民主妇女大会”。张琴秋任中国妇女代表团副团长。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书中写道：“那时候,杨之华还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但她在学校中的活动（她是“上大”学生会执行委员），她参加的工人运动,都显示出非凡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大约几个月前,她与瞿秋白结了婚，就住在我家的隔壁，成了德沚的好朋友。瞿杨的这桩婚事,当时曾传为美谈。之华与前夫沈剑龙意气不投，感情不合，因而只身来上海投身革命，这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她与秋白恋爱了，她就常给沈剑龙去信，要求离婚。沈剑龙从浙江萧山回信说，这是很平常的事，我到上海来和你面谈。结果，在张太雷、施存统、泽民、张琴秋等见证人的面前,双方协议，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为沈杨离婚启事，一为瞿杨结婚启事,一为瞿沈做朋友启事。离婚启事大意谓：我们很愉快地解除婚姻关系，但仍保留友谊关系，互相帮助，互相敬爱。做朋友启事大意谓:我们以后仍是最亲受的同志和好朋友。登了启事后就举行结婚仪式,定的喜日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參加仪式的人有沈剑龙、杨之华的父母，及其他亲朋好友。我与德沚也去了,大家吃了一顿饭。这件事在当时的新派人中间和共产党人中间也是很新奇的,传为美谈。”

瞿秋白与杨之华，1930年7月在莫斯科。（图注：杨之华《回忆秋白》）

在上海有些党员合住在楼上楼下的一座楼里，请姨娘做饭。茅盾夫妇与母亲同住。沈泽民与张琴秋过的是小家庭的日子，自己开伙做饭，沈泽民也会做饭炒菜，善于做烧白菜炒牛肉丝。1924年夏，张琴秋爱国女校的同学陈学昭搬来借宿。

陈学昭：“1924年近夏末，我搬到女学（注：上海爱国女校）文科读书时的同学张琴秋姐和沈泽民先生—当时我是这样称呼他的—的寓所去住,我不记得他们何时结婚的,只知道他们是在南京熟识起来的。他们在极司非而路—我已忘了确切地名—租有两间小楼房，里边一间是他们夫妇的卧室，一只床，床前一只长书桌，两只凳子。外边一间是灶间，靠墙角搭了一张铺，是我睡的。铺前有张小桌子。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是靠投稿拿点稿费过日子。这时候张琴秋在杨树浦工人学校教书，整天在杨树浦。泽民先生在《民国日报》工作。早上琴秋姐起来烧泡饭。中午泽民先生有时回来，他烧午饭，不让我烧。他俩把我看做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总是那么照管我。如果泽民先生不回来，我就独自烧了吃。而晚饭则大多是我烧了吃的。他俩工作极忙，休息时间也不固定，常常整天不在家。他们出门，从来不把他们卧室的门上锁，也不带上。我不进他们的卧室，除非他们邀我进去，心里虽然明白他俩是在做革命工作,可是从来不向他们探问。有的日子，他们在家，客人一个两个的来，在灶间里进进出出，当遇到琴秋姐和泽民先生正在烧饭，来客就在灶间里和他俩谈天。我不去听他们说什么，在墙角落边靠桌子写几句。有时他俩给我介绍他们的朋友，就像瞿秋白先生和杨之华大姐，我是在他们那里认识的。虽然这样他们谈天,我可以从来也不插嘴，有时他们一边谈，一边还望望我，好象要听听我的想法似的。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秋老虎—炎热得象盛夏一样。有的晚上，琴秋姐和泽民先生在家，叫我到他们的卧室的朝南窗口乘凉。泽民先生和他的哥哥沈雁冰（茅盾同志）性格不大一样，他活泼、爱动，有时有点顽皮，不知怎的他一下从窗口爬到屋顶上去乘凉，还在屋顶上唱起歌来。这真把我吓得坐立不安，担心他从屋顶上跌下来，便悄悄地对琴秋姐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快叫他下来！’‘不要理他，他有心在那里吓你！’琴秋姐竟大声地回答我，是有意说给泽民先生听的。后来，他终于下来了，夜已深了。泽民先生对于附近这弄堂里的一切情况，房东家最近有什么事，弄堂里这家那家有什么事，他都了如指掌，这使我惊奇，他是悄悄地做着调查研究。

我住在他们处的这段时间里,写了一些散文,也写到这段时间里的生活,写到他们伉俪时,称他们‘泽君’‘琴君’。

他们从事革命工作，可是从来不对我宣传革命，也许认为我年青，不懂事。只是有一天，泽民先生回家吃午饭，饭已煮好，焖在那里。泽民先生和我靠在他们卧室朝南的窗口……他象平常谈天似的对我说：‘现在我们同国民党一起革命，将来我们还要革国民党的命！’这话镂刻在我心上！我永远没有忘记！……（陈学昭《难忘的岁月》沉痛忆念沈泽民同志。1983年3月1日）

后来抗战时，陈学昭去延安访问，在街上买小瓜时回想起了沈泽民、张琴秋：“眼前这副小瓜担，使我一想起西摩路街堂里的馄饨担。那年冬天，我在他俩寓中过新年，泽民已经死了，他的快七十岁的老母还是巴巴的望着他写信，骂他懒笔头。”陈学昭把这次去延安的经历写成了《延安访问记》，在书中写了她与张琴秋重逢的情景，还回忆了她在上海住张琴秋家中的经历：“当江浙内战的冬天，有一天天下着雪，我从我的堂妹妹家里搬到她的寓所里。我不能过旧家庭里的生活，那时又还不成家，每天她出去做事了。留泽民同我在家里，有时泽民也出去了，就留我一个人在家。那时他们两间屋子，一间是他们夫妇的房间，一间放东西同烧饭，我住着。吃午饭时，泽民烧白菜炒牛肉丝这是泽民爱好善烧的菜，天暗下来，可以开电灯了，快吃夜饭了，巴巴的等待琴秋回来。有时她还带一点好吃的东西给大家。我在他们家里像一个小弟妹，每次我从家里出来一下北站，就先到他们那里放下东西睡觉，然后再不得不然的跑到亲戚家去做礼貌的访问，“不，因为张小姐要我看家。”这是我对亲戚家留住的推脱。琴秋是那样的善于应付人，在上海，我的亲戚没有不喜欢她的，特别是文妹。直到前年，她还问起张小姐。五卅惨案的时候，琴秋还去向她募款。她，这位爱买香宝票与香烛胜于一切社会事情的旧式妇女，但琴秋还是成功了的。夏天，晚上，泽民爬到屋顶上去乘风凉，听隔壁人家吵架，一句两句搬给我们听，使人发笑，打断我们的谈天。在那时，泽民与琴秋有时是我的顾问，收到朋友们的信时，给泽民看，问他该如何回答。这些年轻时代的回忆，想起来是可以好笑的。”

“那天，我们在快乐的情绪里重见了。我离开祖国好几年，其间国家经过了多少事，但对于我好像读历史，中间脱落了一段，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变了，“访旧半为鬼”，在这个半年头，见着一位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真是一件难得而快乐的事啊。可是见到琴秋就引起一个泽民的影子，因为对于我，在琴秋旁边没有泽民，好似很不习惯的，于是说话也得想一想过。虽然吃过多少苦头，她还健康，而且比起来，着实还健康，皮肤也还像从前一样的白润。可是我觉得她似乎比从前高大了，就是她从前带圆的面孔好像变成方了。她的体格一向比我高大些，强壮些，在爱国（上海爱国女校）里，有人叫她做“小弟弟”的。从前琴秋就是很理知的，现在，觉得她更加理知了，这恐怕是从军队中锻炼出来的。”

在延安的秋雨中，陈学昭来到了张琴秋的窑洞，晚上她们同住在一起，在土炕上谈着分别多年后的往事，说到了沈泽民的死，张琴秋也讲道了在西路军战斗中的生子经历。

陈学昭：“…谈到泽民的家族朋友们，我觉得琴秋的话是对极了。接着，她谈着她自己：‘那个时候四面八方都是包围着，前面正在接触，有什么办法呢，我在队伍中间被抬着走，后来，抬到队伍旁边，塞了一点布头，拋了。一个很胖的小孩呵！我们走了好久，还听得见他的哭声！’她在甘肃结婚以后，生过一个小孩，这样抛了。

‘会不会有人拾了去？’

‘那样荒的地方！冻也马上冻死了！’…”（陈学昭《延安访问记》）

沈泽民的工作是有收入的，张琴秋没有经济收入，求学费由家庭及亲戚朋友供给。张琴秋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第7项记录了留学前的个人经济地位（刘競英提供）：

7	个人经济地位：
	从几岁至几岁	何种费用	由何人供给家庭公家国家私人	从几岁至几岁	何种费用	由何人供给家庭公家国家私人
	9岁至19	求学费	家庭供给
	20至21	求学费	由亲戚朋友供给

《张琴秋在上海》之四

但在张琴秋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第8项：过去的职业，记录：1924年，CP办上海杨树浦平民女校，教员。收入30元。（刘競英提供）

陈碧兰（女党员，彭述之夫人）说：罗章龙（他作党的工作每月只有 30 元收入）和沈泽民（他每月只有 40 元的薪金）（陈碧兰回忆录）

王凡西: “当时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25元，区委会的同志为19元, 这个数目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果有特殊需要, 如疾病之类, 或有家属住机关者, 则有额外补贴。这点生活费当然不宽裕, 但足够维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张琴秋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在第14项党籍：共产党项目中记录，加入时期1924年，中国，服务经过：在上海大学时平校担任教授、在杨树浦妇女平校担任教授，五卅时期担任宣传及组织工作。

从登计表中可知张琴秋曾在两所平民学校中担任过教员。

从1924年张琴秋开始参加的社会活动比以前增多了，上海大学办学特点也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新闻报道也开始有了张琴秋的名字。席与齐和钱青1988年访问上海大连路的周月林：拿若干照片及张琴秋与沈择民的结婚照，周月林说：“这是张琴秋，是我们平民学校的老师，她教我们课时就是剪这短头发的。”“这是沈先生，他没有教过我们课，但经常来我们学校。他常常坐在亭子间写东西，对外讲，他是在报馆工作的。”“我原是恒丰纱厂的工人，张琴秋等同志来杨树浦办平民学校后，我们恒丰纱厂三位女工，薛映华、朱秀英及我，就到这学校来读书。张琴秋先后发展我们3人入团。老怡和纱厂的王根英等也是她介绍入团的。1924年她离开杨树浦平民学校，由王亚璋来接替她的工作。领导我们参加五卅运动的是王亚璋同志（中联部离休干部）”

据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6月27日报道：“杨树浦平民学校，于本年六月一日成立，分男女两校。共有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多是杨树浦各纱厂的工人，分甲、乙、丙、丁四班教授。甲课程，除了国语、算学外，因学生的要求，添英文、历史、地理。……”
在西摩路的上海大学1924年4月也筹办了一座平民学校，筹备时报名者已有一百八十余人，并于4月14日举行了开学式。在同年的6月21日二百余学生参加毕业式，有三十六名优秀学生毕业。张琴秋在毕业式上给学生发了奖品。次日《民国日报》与《时事新报》都进行了报道：

“学校消息”栏目记载：

“上大平民学校，西摩路上海大学附设平民学校，昨日下午七时行毕业式及休业式，到者全体学生二百数十人，教职员三十余人，及来宾朱少屏、王耀三等，主任朱义权主席。开会秩序录下：一、振铃开会。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三、国乐。四、主任报告。五、冯兰馨女士给凭。六、张琴秋女士给奖品。七、来宾王耀三、朱少平、冯兰馨教员戴邦定学生陈少先等演说。八、全体学生唱歌。九、国乐。十、余兴。十一、散会。此次毕业生仅成绩最优之学生三十六名。”

（《张琴秋资料集，1924——1949年新闻报道》，张晓川收集整理。No1、1924年6月22日，《民国日报》）

上海大学（现陕西北路）西摩路校址。图片注解《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

杨树浦平民学校，于9月7日，也举行第一次毕业礼。沈泽民、杨之华等到场讲话，“都说得很有意思”。学生亦有好几位演说。……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9月19日）

1924至1925年张琴秋在上海大学期间与沈泽民参加了三次有新闻报道的社会活动：

一，1924年8月15日张琴秋与沈泽民等浙江旅沪学界参加了“浙学界请黜张宗祥” 的活动,

这次活动是由浙江一中学学潮引发的, 没有找到这次学潮的起因及经过。浙江旅沪学界抗议教育厅长张宗祥对学潮的处置不当。因浙江一中学发生学潮，张宗祥先是答应聘用某人，之后又忽然反悔，故而学生坚决反对，张宗祥又改聘沈溯明，也没对学生解释劝导，并派警队武力强制入校,逮捕不同意见者，引起众怒。浙江旅沪学界8月15日致电张省长，电文中介绍一中学潮事由，称此事件为“为教育界开此未有之恶例，更使全浙蒙羞，”呼吁“唯有囗（注：囗，字迹不清）请黜张宗祥，并撤换一中校长沈溯明，以谢浙人而维教育。”

众多浙江旅沪学界人士在电报上签名：邵力子、吴梦非、沈雁冰，沈仲九、杨贤江、施光亮、吴冈、沈泽民、张琴秋、沈剑龙、杨之华、曹聚仁、汪澜、高铁郎、王琳、赵之铮、王子白、陈德微、徐呵梅、沈稔三、钟挹山、张鹿山、许绍棣、王友梧、徐北平、朱义权、孙斌、张秋人、陆任远、陆渊、钟以智、何愫法、徐竹虚、唐公宪。（1924年8月16日，《民国日报》登载，原文已收集在《张琴秋资料集，1924——1949年新闻报道》，张晓川收集整理。编号No3）

二，1925年4月24日参加第二次“浙江青年社之筹备会”浙江青年社，4月24日七时在西摩路开第二次筹备会。

沈泽民、张琴秋、严慎子、杨贤江、张维祺等十余人为增加发起人。推定朱义权为筹备主任，张维祺为文书，黄淑声为会计，陈铁梅为庶务。决定暂设通信处，与西摩路上海大学朱义权转。(1925年3月24日，《民国日报》登载，原文已收集在《张琴秋资料集，1924——1949年新闻报道》，张晓川收集整理。编号No11)

三，发起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征求同志的活动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为国民革命奔走了四十年，已四十年之经验所造成的种种计划主张，当然可作我们进行中国国民革命已达世界和平的路径，因此，我们愿集合同情于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者共同协力掘发此四十年结晶的经验所示的坦途，俾我们可以一直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