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赵伯彦: ​插队延安女同学, 几天就“病退”回京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赵伯彦（1946年~2021年），出生于河北辛集。1960年从北京北长街小学毕业考进清华附中，高中毕业时遭遇文革。1969年到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1971年调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当工人。1978年考进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陕西工学院（现陕西理工大学）任教。1991-2006年在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任教。

原题

黄土情缘（连载一）

——选自作者遗稿

《我的文革生涯》（二）

 

 

 

作者：赵伯彦

下乡后第一个“杰作”

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我按照通知，把我的行李和自行车在指定日子送到北京火车站托运，出发日子到了，好像是1969年的元月13日，二哥说要去车站送送我，我没让去，因为头天他就一直伤心，还掉了泪。听人家说过送行场面，火车一开下面就哭声一片，我怕他动感情。

上了火车，该走的人都到了。别人忙着跟家人告别，我坐在车厢里，见还有个孩子也没人送行，一问，原来就是那个给老毛写信判断林彪是赫鲁晓夫式人物而被抓的清华附中初中生陈凡。他说刚被放出来几天，要不是插队还关着呢。我问他在里面挨打了没有，他点点头没说话。我说这回明白了吧，就你聪明？还以为就你发现了真理？不是别人傻，是有些话知道了也不能说。他点点头苦笑一下。

车到西安，车站的职工还列队给我们表演“忠字舞”，整个儿一傻呵呵。在铜川见识了烟煤和小米饭。去延安坐的是帆布篷大卡车，走的全都是黄土路，颠簸异常。运输学生的车队在滚滚黄烟中行进，躺坐在车上每个人都成了土猴子。

傍晚到了延安，有人招呼去看宝塔山，我一路坐车已经被颠散了架，哪儿也不想去了；次日车把我们拉到一百几十里外的延川县永坪川冯家坪，大家下车翻山走了大约二十多里地，来到了清平川的关庄公社。这一天是1969年的1月17日，当晚分散到附近村庄过夜，我第一次住进了真正的陕北土窑洞。

次日集中到公社窑洞前的空地上参加公社举行的欢迎仪式。在等待大家集中的过程中，忽然看见“坛子”（谭宝贵的外号）等几个女生从山坡上下来，当她们下一个小土坡时，“坛子”突然腿一软扑倒在地。大家赶忙扶起，却已经走不了路了。她一直患有关节炎，估计一路劳顿身心俱疲，这一下可能摔得不轻。于是临时被安排到一间窑洞中将息。

附中这批来插队的，以“老兵”居多，卜大华便被工宣队选成了领头的。欢迎会上老卜代表学生发了言。郝兆安听过发言跟我说，他注意到了卜大华通篇没有提到扎根一辈子的事。我心想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这种穷乡僻壤，谁不想早点离开，傻子才想呆在这儿一辈子！可以理解。

忽然想起该去看看“坛子”怎么样了，同时心里还闪现出一个奇怪而大胆的想法，便赶忙一个人向她所在的窑洞走去。

进门一看，里面无其他人，只有“坛子”躺在床上。我略作寒暄便直入正题：“你现在还能站起来走路吗？”

“休息休息还行吧。”

“不管行不行，记住，千万别站起来。这一路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不用我说。现在是能好一个好一个，只要你不站起来，剩下的都不用你管，我们可以把你弄回北京。”聪明的“坛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想了想，同意了。

从“坛子”那儿出来，我找到梁胖子（梁强）和郝机动（郝兆安，因在校食堂吃饭时，他常因配份菜不够而要另买一份机动菜而得此外号），把我的想法一说，他们也都同意。此时各村来接学生的老乡都到了，这在十里八乡都是多年不遇的新鲜事，来看热闹的老乡极多。我们被分到了离公社二十里地远的岔口大队第二小队，共是四男六女，除了一男两女是初中的，其余都是附中高中同学。和来接的老乡见了面，我们的随身小件行李立刻被老乡们分别拿走了。

有一个社员和我同行，在路上他问我是不是自愿报名来的，还说要是他说什么也不来。我说我是被赶得没有办法才来的，因为是初次接触，详细情况我也不便多说。到了村子里，已经是晚饭时间。队里早已准备好了晚饭，是荞麦面饸饹。这东西说不上太好吃，只是一路上老是面包粉肠，再不然就是小米干饭。现在连汤带水能吃口热的，感觉还挺好。

“坛子”是被人用架子车拉到村里的，按照我的嘱咐，她一直躺着。

送我们来的工宣队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需要到有学生的各村巡视一遍。等到他们来时，我们就说这儿的条件你们都看见了，我们连自己生存都困难，更照顾不了“坛子”，你们随便安置她好了。工人一听急了，赶紧做思想工作、摆大道理，但我三人已经商量好了，任你说破天，就是绝不吐口，坚决不要。另外几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中的李焕荣是井冈山的，其余的在学校都是温和派，大家彼此无仇。到了农村以后还要和衷共济，自然也不会得罪我们，向着工人说话。可能工人也明白其中缘故，虽然彼此明戏，但是双方谁也不能说破，只能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那年代时兴扣帽子打棍子。一言不慎，被对方抓住辫子就是麻烦。在学校你工人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到了这儿天高皇帝远，谁怕谁呀？僵持了大半天，他们见我们态度坚决，无隙可乘，无奈答应“研究研究”，回了公社。两天后，电话打到队里，让队里在指定日子送“坛子”去永坪与他们会合，带“坛子”回北京。

按照约定日子，由老乡护送，“坛子”骑着生产队准备的毛驴，梁、郝、我和一个初中女生李焕荣，翻山越岭把“坛子”送到三十里地外的永坪镇，在那儿与坐汽车从延川县城过来的工人会合，工人把她连同行李带回了北京。看着远去汽车扬起的黄尘，我为自己这下乡后的第一个“杰作”暗自得意，感到心情无比畅快。一来帮助了好朋友一把，二来也给工宣队添了点恶心。叫你们狗眼看人低，为点儿补助款欺负我！

“坛子”的陕北多日游自此结束，雏凤还巢了。我们的插队生活也从此开始了。至今我还留有“坛子”骑着小毛驴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照片（见上图），历史文物。

初识岔口村

延川县地处黄土高原，据说这厚厚的黄土层是四万多年来由西北风带来的沙尘堆积的结果。面积大而平整的叫做塬，比如西安到延安路上经过的洛川塬；塬经过长年水流冲刷，形成的长条状平地叫梁，比如从铜川来延安路过的宜君梁；塬或梁经长期水流切割和风暴侵蚀、塌落，会形成顶部为馒头状、连续分布的黄15土山，当地叫做黄土峁；黄土极易被洪水冲走，露出下面的岩石层。长年不断的水流形成一条条河流，窄而短的叫沟，许多沟里的水汇聚形成宽而长的河流叫川。延川县就属于黄土峁地形，全县有几条自西向东走向的大川，比如永坪川、文安驿川等，我们插队的关庄公社所在的清平川夹在前两条川之间，它们都在延川县城附近汇合，进入延水河，最后注入东面的黄河。

清平川全长大约120多里，我插队所在的岔口村位于川的中上游，距离县城90里，距离关庄公社所在的关庄村20里。根据我的理解，村子名叫岔口，是因为它位于两条河的交汇处。一条是主川，从上游三十多里的张家河方向过来，另一条从南面流过来，我只知道那边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子叫关家河。岔口村依山而成，大部分人都是住的土窑洞，是在半山上挖出来的，有些土窑洞有上百年的历史；也有少数用石头砌成的石窑洞，建在平地上。

全村人口也就是一百几十口人，村民几乎全都姓张，显然是由一个家族延续下来的子孙。全村人同属一个生产大队，但是分成了两个小队，我插队所在的是二队，因为更加靠近上游，也叫后队，有60多口人；一队也叫前队，人多一些，可能有百十来人。

这里交通闭塞，川道里只能通行架子车，道路依山形成，都是黄土路。晴天河里水很浅，河底是细沙，很容易淌水通过，雨季水很大，路就断了。东面的延川县城太远，距离最近的集镇是永坪，向北要走30里地，翻两架山。当时村里的老人有些还没有见过汽车，传说中的火车他们只能去凭空想象。

吃水靠的是全村唯一的一口水井，位于村子中央，水质不错，井不深，用一根三米多长的杆子勾住木桶就能打上水来。这里没有电，夜晚照明点的是麻籽油灯或者煤油灯，还有人用从油矿泥池里刮来的废石油点灯。

粮食主要是五谷杂粮，靠驴拉或者人推的石磨和碾子加工。队里养的牛是犁地、耙地用的，养的羊主要为村民提供羊绒和羊毛，羊绒捻成毛线可以织毛衣，羊毛可以擀成毡做褥子，羊粪是主要的肥料来源之一。做衣服用的是自己织、染的土布，穿的鞋是自制的布鞋……总之，这是个与世隔绝、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村。

到岔口村插队的二十多人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十多个初中生基本都是老红卫兵，分到了前队。分到后队的共是四男五女（原来是十人，谭宝贵即“坛子”已经回京），李三明（男）、李焕荣、雷娜是初中的，其余都是高三同学，包括我、老梁、郝机动三个男生和张颖、刘楠、归枚三个女生。四个男生住进了半山上的土窑洞，五个女生住在山下的一孔石窑洞。做饭的灶房是山下村子中央原来当做大队部的一孔石窑洞。

我们四个男生住的是半山上一个全新的土窑洞。八九米深三米来宽，门窗是新做的，墙壁是用黄土掺入麦皮抹平的，土炕上铺着新的席子，锅灶俱全，门窗都是新的，窗户纸也是新糊上的。显然，为了安置我们，生产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当年留影，左起：赵伯彦、郝兆安、梁强

 

房东是一个七口之家，男主人叫张振邦，身体不好，长年不能劳动，村里照顾他，开个小卖部，卖些纸烟、食盐、杂货之类，原价买卖，队里每天给记2分工，女主人四十来岁，姓惠，好像叫惠玉明，是四几年的党员。他们家有一个老太太和四个女儿，大的十四五岁了，小名叫梅儿，村里人就管他家大人叫梅儿大的和梅儿妈的，老二腿有残疾，走路有些跛，名字忘了，老三叫凤儿，生的眉清目秀，就是个子矮，像是营养不良。还有个最小的只有两三岁，叫个青儿。

这就是我最初了解的岔口村。

农村人没见过大世面，初来乍到的我们立刻成了他们争相观赏研究的“稀有动物”。时值冬闲，村民们没事干，我们住的窑洞就成了村里年轻人频繁光顾的地方，每天窑洞里总是聚集着不少人。开始交流很少，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回答什么。他们很少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我们，主要是观察我们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行李铺盖，从中获取想知道的各种信息。

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北京“大干部”家的孩子，是毛主席叫我们来农村锻炼来了，来看看老百姓生活得咋样，住不长，以后都要回到北京去的。凡是他们看到或听到的，很快就会作为新闻传遍全村。

离家事事难

因为是初来乍到，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应，当务之急是尽快开始正常的生活。开始几天，是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可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很快提出要自己做饭，队长答应了。开伙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我们插队是有安置费的，大概是每人250块钱，这里面包括了建房费、医疗费、农具费、灶具费、生活费等等，真正我们能直接动用的钱其实只有生活费一项，每人每个月好像是10块钱，给10个月，主要用在买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上。买粮要赶上驴车到20里地远的关庄公社粮库去买，供应的粮食每人每月45斤，也是供应10个月，大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麦子很少，小米也不多，主要是玉米和豆类。这10个月的粮食都是我和来来（大名张建来，队里的记工员兼会计）一起去买回来的，我也就此学会了赶车。我们初来乍到，会做饭的人基本没有，都是跟当地老乡现学。好在当时农闲，大家互教互学，各尽其能，很快就学会了磨面、烧火、做小米饭、蒸窝头、擀面条等各种基本生活技能，算是能自己独立生活了。

来来是村书记张建业的弟弟，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是很能干。

冬天也是青黄不接的年月，粮食虽有，却无蔬菜。只有老乡偶尔送来的一点腌制的酸胡萝卜可吃。无奈中，大家去三十里地之外的永坪镇赶了一次集，买了些肉、菜暂时应急，又在村里买了些鸡蛋。彼时已近年关，副队长张怀仁来问我，过年村里家家都要做豆腐、蒸糕，如果我们不会，队里可以派人替我们做。我说我们不会做，也不打算做。他听了没说话走了，没想到后来他拿个筐子，去到各家每户收了两三块豆腐给我们送来，足足装了一大瓦盆。还有老乡给我们送来蒸好的黄米年糕等等，原来这儿的老乡这么热情淳朴！真的教人感动。

烧的也成问题，烧柴的灶火费柴不说，经常是只听到炉膛里火苗子呼噜噜响却开不了锅。我和老梁根据自己想象改动了几次灶火，也没什么效果。有一次包饺子吃，饺子下到锅里，加劲烧了40分钟愣是没开锅，结果一锅饺子变成了片儿汤。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看见家家供奉灶王爷很不理解，现在才切实体会到了这位老神仙的重要。不愧是一家之主！

实在没辙了，老梁提出要去买煤。

漫漫运煤路

煤炭在陕北其实不缺，地下不深处就有煤层。可是当地人穷，烧不起煤，所以煤窑很少。听老乡讲，最近的煤窑离永坪还有七八里路。岔口离永坪翻山30里，可那是只供人走的小路，用车拉煤得绕路45里走供架子车通行的大路，中间还要翻越一座山。这样算来，来回就是一百多里！当时我一听就心里犯怵，可是梁、郝二位意志坚定，我也不好泼冷水。马上就要过年了，时间紧迫，在腊月二十七八，我们三人备足干粮，清早踏上了拉煤之旅。

中午赶到了永坪，跟人打听去到几里地以外的煤窑，买了两块大炭（当地把煤叫做石炭），每块三百多斤，合计就是七百来斤！回到永坪，想到家里没有菜吃，又买了六七十斤萝卜，已是下午，于是返回。这下空车变成了重车，三人合力连拉带推，待走到十五里外的冯家坪时，天已擦黑，不能再走了。恰好公社的社部大院就在公路边，便去投宿。北京学生处处受优待，人家对我们很热情，不但留宿，还给我们提供晚饭，是小米干饭，和公社干部一样，吃多少就给你蒸多少，当然是要交钱和粮票，可见当时的公社干部生活也是十分清苦的。当时值班的是公社的武装部长，两年后知道他叫马玉宝，他说他对北京学生印象很好。

来时知道山沟里道路泥泞，所以次日赶早拉车上路，想赶到泥土化冻前能走到山根。不想天公不作美，刚拐进山沟，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只好冒雪前行。及至到达山下，雪越下越大。此时坡陡路滑，单人上山都困难，推着七八百斤东西的车子上去更是别想。好在来时带有绳子和小镢头，于是先把大块的煤敲碎卸下，鞋上缠好绳子防滑，先把空车推上山顶，又一趟趟往返，身背肩扛往山上倒腾煤块。天都黑透了，才把所有东西都运上山顶。此时雪倒是停了，可下山路上积雪足有一寸多厚，怎么办？我说没辙了，不能走了，翻下山去可不得了。可那二位说没辙也得走，郝机动自报奋勇在前面驾车，我和老梁在后面推。不料刚一起步，那车不用推就顺着坡道冲了出去，越走越快，拉都拉不住！

完了！我和老梁呆立在原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是两三秒钟，根本收不住脚的郝机动把车猛一拐，车把顶上了左侧的崖壁，车停了。好险啊，右边就是深不可测的山沟，翻下去就是车毁人亡！郝机动这条命算是捡回来的。

惊魂甫定，三人都没了办法。我说坚决不能再冒险了，先回村去，以后再说吧。于是背上萝卜，一步步捱下山来。走在沟里，四下白茫茫一片，也看不清来路。走了好远，总感觉不像来路，疑惑是错走了岔路，又折返回来打着手电仔细观察有没有岔路，直走回到山根下确认没有，这才又往沟外面走。

本人体质较差，这一路梁、郝二位出力都比我多，此时已经累得够呛，加之所带干粮昨天已经告罄，整整一天都没吃东西，现在只好拿出生萝卜充饥。此时我倒是余勇尚存，独自背起那口袋萝卜，深一脚浅一脚三人一起赶路。过河时因为我身上负重，人家从冰上过去了，我却踩破了冰面一脚陷进河里，水虽不深，半截棉裤也都湿透了。后来棉裤又结了冰，走起来咯吱吱作响。但此时又累又饿，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是机械地向前迈步，想赶快回到自家土窑洞里，吃饱了睡上一觉。

终于到家了，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众女生迎了出来，原来她们在家也没闲着，当天在家里炸油糕。可惜火烧的太旺，中间她们又跑出去扒着墙头看村里人娶媳妇，不料半锅油着将起来，及至发现用盖子压灭，油已经成了沥青状，用不成了。此时疲乏至极的我们已经管不了许多，胡乱吃些赶紧睡了。

次日醒来，已是大年初一，老梁发起了烧，定是连日冻饿劳累所致。好在他母亲是医生，他来时带足了药，自己吃了药，躺在炕上发汗。瞧这个年过的……饺子都没吃成！

当年在窑洞前留影，右为赵伯彦，左为梁强

 

又过了四五天，老梁痊愈，我们也都歇过劲来。想着扔在山上的那一车煤，望着山上未化的积雪，实在犯愁。忽然成保（大名张学恩，村支部委员）到房东家串门，听说了，立刻叫上来来，一起去给我们拉煤。

有人支援，我们自然也不能闲着，大家立刻全体出动，赶着去帮忙推车。成保他们是骑车去的，我们紧赶慢赶到了山下，却看见他二人已经快从山上下来了。

怎么回事？这么快！近前一看，原来两个人面向车身，各自扛住一个车把，车尾部抵住地面，人、车、地之间形成一个三角稳定支撑。车把每放低一下，车子重量落到车轮上，车子就顺坡溜下来一截，他们也就势向后退下来一步，如此周而复始……哈！下山原来竟是这么简单，既稳当又安全——这就算是陕北老乡给我们上的“再教育”第一课吧。

成保算是村里的“能人”，都说前两年农村兴起赌博风，他跑出去耍“明宝”（一种赌博方式），靠着用磁铁作弊，挣了不少钱。

老乡眼中的“北京学生”

慢慢地，老乡眼中的北京学生不再是整体的清一色，变得色彩斑斓了。

进村后不久，我们就跟初中的李三明分了灶，原因是听人说他是刚从学校的“学习班”出来。其实这种事如果放到以后，在插队学生里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具体原因各异，可大的动因不外有三：或是互不了解，沟通不畅；或是习惯不同，缺乏配合；再或是条件所限，不想互相拖累。这种分灶也大都是通过协商和平解决的，事后彼此也无芥蒂，我们就是这种情况。

可事情到了老乡眼里却不一样。他们见三明孤零零一人自己开伙，便认定是受了我们的欺负。初来乍到，老乡们虽不好当面指责我们，可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于是每到饭点儿，便有老乡请三明去家里吃饭，最后三明干脆就在一户老乡家里入伙，从此免除了做饭之苦，结局也算圆满。

事情虽过去，老乡对我们却有了看法，加上当初我们借口不管，硬是把“坛子”弄回北京的事，未免觉得我们几个做事不近人情。

好几个年轻后生提起前队的学生每人捐出二三十块钱帮助队里买耕牛，探我们的口气，我明确告诉我们不捐。

又过一阵有后生们来告诉说是前队学生斗争了队里的一个富裕中农老汉（土改划成分在陕北其实很宽松。岔口基本都是贫下中农，全村只有一个富裕中农，原因都知道），并说居然站上了人家的锅台！我说这算什么，放到北京还敢打人呢。他们难以理解。要知道，那老汉在村里也算是德高望重，是许多人的长辈……

总之，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北京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老乡们都看在眼里，并且很快传得家喻户晓，他们就是通过这桩桩件件了解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但山民们总是以宽厚、包容的心态看待所有这一切，每当有其它村子的人路过说起其它村的北京学生如何如何，他们总是说：“我们村的学生一满（全都）好着哩！”

我的体会是，只要你平等待他，让老乡觉得你看得起他，他们就会加倍对你好。好淳朴的山民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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