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寻十字岭突围路线,去年国庆长假的一天清晨,我们几个驱车来到了南艾铺。这个几十口人的小山村,深藏在几道山岭交汇的凹洼内,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战事,可能永远也不会为世人所知。据史载,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突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出南艾铺往西不足一里远,便有一道东南、西北走向的大岭,岭上有一条通向北艾铺的小路,我们一行五人便沿着小路向十字岭进发。途中苦乐自不必细说,岭上的景色却是异常的秀丽,这真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景象:旭日初升、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山岭上一片片茂密的松林就像绿毯上刻意着色的图案,微风里一簇簇黄栌就像一堆堆篝火,跳动着燃遍了太行的山岭峰峦……而亲历者记述的战事又远比眼前的景色更加摄人心魄!
游走在绿野红叶之中,思绪却飞到了那场硝烟里……这儿应该就是王亚朴战斗的地方吧:“一条羊肠小道自南艾铺曲曲折折地斜斜通向山上,到山顶就有五里之遥。山顶上,有路北通北艾铺。控制了这个山,南、北艾铺一带就成了活棋。三连干部无不为这个山岭叫好。我和三连干部共同决定,部队分散布置,一个排放在正山顶,向西警戒;一个排放在靠南的山包,向南警戒;一个排放在山侧偏北的山包,向北警戒。部队除警戒外,抓紧时间就地休息。布置就绪以后,环视四周,历历在目,南艾铺到窑门口几里范围,到处炊烟缭绕,若是和平年月,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山区自然风光。”
王亚朴,时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营指导员,因三连连长李忠太到后方学习,他主动请缨带领三连上山,镇守十字岭通南艾铺的大岭。他回忆:“上午10时左右,去李德生同志那里的通讯员回来了,他说总部首长正通过电台和冀西联系。首长说:情况不明,白天后方机关转移有危险。要我们在山上坚持,待黄昏后分路转移。可是,不到中午,除了西北方向,几处响起了枪炮声,西南方向枪声更近、更密。快到中午,李德生同志派通讯员来传达团部的命令。敌情是:泽城、尖庙敌人已进到山庄;羊角敌人已到达红土垴;偏城敌人也顺总部转移路线,向这里行进。我军正在阻击。三连的任务是:(一)不论任何情况,必须坚守阵地,没有命令,绝不允许自行撤退;(二)再派人向北艾铺以北、以西侦察,随时报告。”
这时总部及行动迟缓的后方机关其实已经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外有强敌合围,突围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和几百名战斗人员,要转移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其难度可想而知!
营长李德生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上午10时左右,日军两架飞机飞至南艾铺、十字岭上空,在村庄、山沟上空盘旋侦察。发现我总部机关的行动目标后,不一会就来了6架飞机轰炸扫射,有的骡马被炸死,人员也有伤亡。在空袭的同时,羊角方向的敌人,集中炮火向我南艾铺附近的几个山头上猛轰,麻田方向的敌人和他们遥相呼应,拼命向我们进攻……”
战士杨云溪的回忆就更加直接:“当时太乱了,山谷里人挨人,人挤人,文职干部没有武器,很多年轻人又是第一次亲临战场,从未见识过如此真切惨烈的场面,女同志惊恐哭叫,很多人四处乱跑。一颗炸弹扔下来,地上就是一片尸体,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快来看!”有山友在岭上一个山包南面灌丛中的空地上,发现了一层床形的石头铺砌,这张“床”面南靠北,“床头”是一块插在“铺砌”北面土里的桌面大小的石板,而这面山坡全是白土,鲜有石块,显然这是有人刻意“铺砌”的标志。也许是一位烈士的坟墓,也许是当年肉搏时没有用完的”武器”。一瓶清水、一排肃立,权表我们的敬意。
沿岭脊继续前行便是一个有石墙、石门阻隔的垭口,近年山西省在石墙边栽上了“长城”字样的石桩,再往北就是“左权将军殉难处”。这段岭脊应该就是王亚朴《十字岭头见将军》里最后看见左权将军的地方:“太阳偏西了,又有一队人马走上山来。他们排着一路纵队,象是平时行军的样子,这哪里能行?待他们上山,我跑了过去喊道:怎么能这样慢腾腾,快,快向那里走!
奇怪,这个部队和别的部队不同,没有一个人听从我的‘命令’而快步走去,为首的一个人反而朝我走来,对我笑笑,开口道:‘你看见13号过去了吗?’
13号!13号不是彭总战时的代号吗?我回答没有看见。他又问罗瑞卿、杨立三等首长的情况,他听我说都没看见和不晓得,显得那样不安。我一面回答一面想,这是谁?仔细一看,不由怔住了,这不是我们左副参谋长嘛!
他环顾十字岭的前前后后,寻问部队番号和我的职务,了解三连部署和对北艾铺方向侦察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这时,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你们的部署和决心很好。告诉全体指战员,坚持这个山岭很重要。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山下,丢了这个山岭不堪设想。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出来,你们就不能撤退!只有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出去,才是完全的胜利。’
‘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底。请首长尽快离开这里。’
左副参谋长微微一笑,又点点头,然后,向通北艾铺的山垭口走去。”
然而不久岭上便传出左权将军不幸牺牲的消息,是被一块罪恶的弹片击中了头部!关于将军牺牲的场景现在至少流传有三个版本,有救人说,指挥突围说,甚至还有警卫员叛变说,但共同点是“弹片击中头部”。这是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左右的事!同时期光荣牺牲的还有华北版《新华日报》社长何云、朝鲜义勇军负责人陈光华、石鼎、太行区第五专署专员赵进扬、偏城县妇救会主席朱坚、财政科长江育堂等。
将军原名左纪权,1905年3月15日诞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岁半丧父,生活艰辛,但勤奋好学,素怀壮志。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由陈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将军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任排长、连长,后又参加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初立战功。
1925年11月,将军因表现突出,被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成绩优良,为他以后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6月回国,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争,作战身先士卒,屡建奇功。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将军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常率先头部队斩关夺隘,在占领施秉、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直罗镇歼灭战等战斗中,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国共合作后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8月将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率八路军司令部东渡黄河,深入敌后,辅佐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创建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士兵说他爱兵如爱子,百姓说他爱民如爱父母,却不幸在十字岭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将军的牺牲不仅是我党、我军的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国共两党要员获悉后纷纷发文悼念,辽县更是万名群众签名要求改名为左权县以示纪念!
总部机关突出去了,掩护的部队还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营长李德生记述了他们的突围:“山下黑压压的敌人正向我们围过来。……敌人这么多,包围圈这么小,多方向突围是不行的,马上把两个连队的机枪、掷弹筒与营重机枪排火力都集中起来,从西南方向打开一个突破口突出去。……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堵住缺口时,我们已经全部冲了出来,挺进到尖庙以南地区。这时,天已经黑了,日军在十字岭、南艾铺的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他们的合围圈构成了,但我军已胜利地突围出来了。”
再说彭总突围后,在石灰窑村附近碰上了从辽县王家峪前线赶来接应的总部警卫团,在和团长欧致富简短的交流和通报左权将军牺牲的消息后,他们“……乘当天夜黑,率领我们这几百人马穿过敌人空隙,跳出了包围圈,赶到上、下交漳南面的一座大山(似是小南山)上宿营。”26日,休整并派人侦察敌情,27日,“天刚撒黑,彭总便领着我们几百人的队伍绕过桐峪西南面不远的一条山沟,向黎城方向整整走了一夜,天将拂晓时才到达赵姑村。安顿好队伍后,彭总曾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发了电报。”《一二九师阵中日记》1942年5月28日记录了这份电报:“总部于二十四日晚在偏城南的杨岩、李堡、麻田、阳邑敌共三千余压迫下,被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于二十五日午被包围。后向石灰窑以北突出敌围,电台五全失,左权阵亡,罗主任、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详情不明。”
彭总安全抵达赵姑,标志着十字岭突围的胜利,但左权将军等阵亡将士还暴尸山野,幸有欧致富团长的记述,使我们现在还能了解将军遗体的寻找和暂厝过程:“第二天晚上,彭总命令我带领3个连返回北艾铺一带接应和收拢突围失散在山里的同志。这时,已风闻敌人开始撤退回城的消息。我临走前,彭总特别交待我:第一,尽快找到左权副参谋长的遗体,并负责掩埋好,记住地点以便日后重新安葬。第二,迅速打扫好战场,把牺牲的同志集中掩埋,伤病员集中治理,收拾到的遗失物品集中管理。”
我带着部队以及辽县地方政府的同志和总部卫生队赶到十字岭脚下时,敌人已经完全撤退了。第一天,我们在十字岭一条沟沟里很快找到了左副参谋长的遗体,上面盖着青草,当时不知是谁匆忙给盖上的。他的警卫员也牺牲了。卫生队队长宋一珍同两名医生含泪把左副参谋长的遗体擦洗干净,换上崭新的灰布军服。然后,我们庄重地把一面红旗覆盖在遗体上,抬上岭顶掩埋好。当时来不及立石碑,只立了个木牌做记号。
接着,我们一边着手清理战场,挖坑掩埋牺牲的战友,一边四处喊话,寻找躲在山里失散的同志。”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痛定思痛,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为什么十字岭会出现这么大的牺牲?面对敌情应对是否得当?这么多人员(北方局、集总司、政、后三部、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冀南银行等机关)又是如何集中到南艾铺的?在营长李德生的记述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我们……于5月24日深夜,转移到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隐蔽,准备穿过敌人的合击圈,挺进到冀西去活动。”
“隐蔽南艾铺一带,准备到冀西”可能是当时的“既定方针”。这个“方针”甚至固守到25日上午10时前都没有改变。这个推测在警卫团长欧致富的文章中也有印证:“(23日)黄昏以后,这股敌人借夜幕向武军寺、麻田方向流窜而去。我考虑到:敌人带有电台,万一他们发现我总部及北方局行踪,敌人大部队很快会通过电台获悉和掌握我军动向,我军则随时有遭到敌人消灭的危险。想到这里,我立即打电话报告总部,接电话的是左副参谋长,我向他谈了我的建议。记得大概讲了两点:1.这次总部转移要打破常规,不要向南、北艾铺及十字岭等无人山区转移,因为那里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应出其不意转移到方向相反的洪水镇、左会村等离敌人据点较近的地区,在敌人身边隐蔽反而不会引起敌人注意。2.采取分散隐蔽、化整为零的方法。左副参谋长当即回答:‘不行了,改变不了,彭总已带着三大部和北方局机关往北艾铺方向去了,现已到了郭家峪。’随后命令我警卫团继续监视敌人,有情况随时报告。这时我才知道左副参谋长是最后离开麻田的。”
这说明,以前反扫荡就去过南艾铺地区隐蔽,而这次隐蔽时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计划没有改变是因为“总部已经转移了”,再者十字岭山岭相连,山形和缓,我军虽先期占领却无险可守。天、地、人和无一利好,终致清漳泣血,太行呜咽,未捷身去,遗恨千秋!我常幻想,如果当时如欧致富团长的建议,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刘帅云:“常走一道必遭伏击,常驻一地必遭袭击。”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松柏掩映的纪念亭肃穆庄严,不时地有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前来瞻仰,人们感慨于将军的马革裹尸,更唏嘘于将军之于妻女书信中的深情。“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既务实用……”有人小声地读着彭德怀撰写并手书的《左权同志碑志》。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臧克家的那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左权将军及殉国烈士们千古!
2023年7月25日
作者:马玉龙,中学教师,爱好户外运动。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清漳两岸):【红色热土】马玉龙:十字岭之叹——纪念左权将军殉国八十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