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脾气直，二野中不少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王近山、陈锡联等人，都被刘伯承批评过，但李达是个例外。刘帅的夫人汪荣华也说：“老刘的性子急，好训人，可是就是不训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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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李达，两位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军事史上令人称道的搭档。
刘伯承，作为元帅，与李达这位开国上将，在战火纷飞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份情谊在后来的岁月中，既给他们带来荣耀也带来了磨难。
在刘伯承的军事历程中，一件让他时常反思的事是在某次作战部署上没有听从李达的提议。他曾感慨：“未听李达言，事后方知悔。”
两人起初并不熟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指挥一方面军，而李达在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而李达则是师部的参谋处长，职位差别较大。直至解放战争，两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1947年，中央决定挺进大别山。李达当时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后被任命为二野参谋长，直接在刘伯承麾下工作。
刘伯承在组建野战军司令部时，选择了李达所在的部队作为核心，展现了对李达的信任与器重。
在邯郸举行的首批野战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中，刘伯承调整了原有的作战方案，采纳了李达的建议。
这次会议后，刘伯承开始逐渐改变对李达的看法，从而更加重视他的意见。李达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才能，让刘伯承在后续的战斗中多次做出关键决策的调整。
深夜，随着会议的结束，李达的思考仍未停止，他考虑到了解放军初进大别山时面临的艰难局势。
最初的计划是派出三个纵队过江，约七八万人，远少于此时国民党军的二十多万总兵力，且敌人已有十万兵力在前方布防。此外，敌方还掌握着交通和补给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若仅出动三个纵队，难以与敌人的正面兵力形成抗衡。因此，李达建议刘伯承增派兵力，提出五个纵队同时挺进的策略。
刘伯承当即采纳这一建议，并于7月8日一早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随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回电，这一策略的实施对解放战争的进程至关重要。
到了7月10日，刘伯承在视察前沿战备情况时，李达再次提出即便五个纵队挺进，兵力依然不够，需增派两个纵队以保障后方。
刘伯承再次向中央报告，并得到迅速批准，此决策为后续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李达的表现，刘伯承评价其具有远见和周全的考量。
此后的1948年5月，第四次战役的计划已初步拟定，刘伯承向中央报告了出动10个纵队和3个地方兵团的构想。但在5月15日李达在前线指挥时，电告刘伯承，敌方已构筑坚固工事和严密防线，认为强攻对我方不利。
经过几日的深思，李达于5月20日详细分析后，建议刘伯承放弃此次战役。刘伯承对李达的洞察力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表示赞赏，此次战役最终未能打响。
在此之前，1948年2月，第三次战役的部署中李达也表达了保留态度。尽管会议气氛热烈，李达却提出了更为稳健的战术——小股部队袭扰与大部队包抄相结合的战法。
但刘伯承最终未采纳这一策略，而是执行了大规模正面进攻的设想。第三次战役的结果验证了李达的担忧，刘伯承事后也承认这是其军事生涯中的一次失误，他感叹未采纳李达的建议而造成的损失。
在刘伯承和李达的友情故事中，刘伯承对李达的尊重和关怀始终不变，尽管刘伯承以其严格和时而严厉的风格闻名，但他从未对李达动怒。
据刘帅的夫人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虽常对其他高级将领如王近山、陈锡联等严厉批评，但对于李达却总是保持温和和耐心。这种特殊的耐心源自于对李达军事智慧的高度认可及对其品德的极高赞誉。
李达同样对刘伯承充满敬重和信赖，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以刘伯承的安危和利益为首要。在战场上，李达不仅在刘伯承身边战略上提供支持，还承担了保障刘伯承安全的重要责任。
当时，面对频繁的敌机轰炸，李达密切关注战场态势，确保刘伯承在危险时刻能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
李达甚至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利用刘伯承喜爱研究地图的习惯，由陈锡联在空袭警报响起时邀刘看地图，从而巧妙地引导他进入防空洞，保证其安全。
刘伯承和李达在战后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刘伯承多次为李达的工作和生活解决难题，包括为李达家人在重庆寻找合适的住所，并邀请李达多次赴渝参与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活动。
这些举动反映了两位老将军在共同经历战火硝烟后所铸就的深厚情谊。
参考资料：XXX 编著.《将军的风采 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M]. 20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