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笔题写嘉慰电 ~ 四野名将李天佑广西剿匪记

在广西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17多万人。广西解放初期，潜伏于各地的土匪特务趁解放军过后之空隙和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勾结农村的封建势力，组织反革命武装，在全省各地发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

为清除匪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50年1月起，广西剿匪作战全面展开。经过一年零七个月以正规部队为主的大规模军事进剿，共歼各股匪42.9万人，缴获各种枪械41.7余万支(挺、门)，同时收缴民枪23.8余万支。至1952年年末，历时三年的剿匪斗争胜利结束。

李天佑与莫文骅（前排中）、覃士冕（前排右）等在军区司令部楼前合影。

恭城暴乱：军区政委家架上了机关枪

天津解放不久，1949年4月，父亲李天佑升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同年12月底，他赴南宁就任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父亲来到南宁，见到了原红七军的老首长和许多老战友。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征战，在南宁胜利重逢，大家无比高兴。

当时，广西全境虽然已经解放，但所处的政治军事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广西在解放前，是桂系军阀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巢，连蒋介石的中央军都进不来。同历史上全国其他国民党地方系一样，桂系之能成为系，一是有自己的军队；二是有自己的地盘和地方政府，有财源和兵源的保证；三是有自己的领导集团，而且桂系是一直有实力能和国民党中央系对抗的最后一个地方系，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才垮台。

广西的土匪大致可分为三种：(1)桂系军队遗留下的残匪；(2)历史上的惯匪，占山为王，啸聚山林；(3)反动的恶霸地主武装。以上三种加起来有九万多人。

白崇禧退到广西后，布置实施所谓“总体战”，将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伪行政人员和特务潜留省内，并以他们为骨干，网罗各地游匪散兵，设立桂北、桂西、桂东、桂中南和桂滇边五个军政区，发动“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在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小瑶山等山区占地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蒋介石集团退出大陆以后，也妄图利用广西“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作为“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对广西残匪寄予很大的期望。

父亲在1949年底回到桂林后，打听到自己的父母早已去世，在家乡的姊妹五人，除大姐陶李氏一人外，其他四个姊妹不是失踪就是先后不在人世了。

1950年春节，被父亲送到桂林军政干校参军学习的陶李氏大儿子，穿着军装回家过年，在街上参加舞龙灯，结果一个大活人没回家，失踪了。没想到，他在二十多里路外的山野里被找到时已经是一具尸体，被土匪杀害。父亲当即到临桂县六塘镇小江村，把在乡下生活的亲姐姐陶李氏一家人接出来到桂林城里居住。

父亲意识到，全省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任务繁重，但是，当务之急，是要巩固新建立的地方人民政权，恢复城乡秩序。

1949年12月13日，国民党桂北区司令官兼新编第13军军长周祖晃中将和桂北军政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霍冠南少将在桂林与我军代表、13兵团副司令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的父亲和49军军长钟伟签署了《和平解放方案》。

第二天，由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陈漫远和父亲接见周祖晃，对他站到人民方面来表示热烈欢迎。这是广西地区接受我方改编的第一支国民党部队，计有官兵五千余人，将官7人，交出长短枪支3000支，机枪124挺，还有许多军用物资。

年长父亲二十几岁的周祖晃，和父亲是临桂老乡。历史上还曾经是父亲在国民革命军第15师当兵时的中将副师长(李明瑞为师长)老长官。周长官未必知道李天佑其人，李天佑却知道周副师长大名。

图为我军俘获的恭城暴乱土匪

1950年1月25日，恭城县发生大规模土匪暴乱。解放伊始，许多群众对我党政策不理解，基层乡政权基本掌握在旧伪人员手里。全县14个乡镇，暴乱时竟然有11个乡的乡长都参加了，至于村甲长参加暴乱的更是普遍。解放军、工作队员与土匪进行了殊死战斗。全县大批匪徒集结包围了恭城县县城。守卫在县城的解放军仅有37人，县大队部分战士、西江乡工作队及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也只有94人。经过三天三夜战斗，在湖南永明县的解放军三个步兵连和平乐军分区三个连的增援下，才把土匪击退。

这次暴乱共计杀害我军政工作人员及农民积极分子达350余人，抢劫政府公粮100余万斤，人民财物损失在10亿元以上。

这次离广西解放仅45天的恭城暴乱，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震动了省内外。接着，玉林、梧州、平乐等地也发生了严重的土匪暴乱，被杀害的干部群众达3000多人，损失公粮约40万公斤。

李天佑在恭城烈士纪念塔上的题词

1950年5月中旬以后，匪军趁我军整编和灾荒困难之机扩大队伍，整顿组织，统一编制番号，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暴乱。同年七八月间，因朝鲜战争爆发，广西匪乱趁势发展到最高潮。他们从隐蔽流窜到公开破坏，进而包围和袭击我驻地部队的连和营。甚至连续围攻我方县城。全省102个县，土匪蔓延到了97个县，杀害我军队和地方干部战士500多人。据原百色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回忆，当时土匪都打到他军分区大门口上来了。抗日时期我们打小鬼子拔据点，现在我们夺取了城市，土匪竟然打到我们家门口了！可见形势有多紧张！

韦纯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广西解放初期担任金秀县县长。父亲率领军区剿匪“前指”一开始就设在金秀县。有一年在南宁，韦主席跟我说，莫文骅曾跟他讲过，广西刚解放，土匪还猖獗的时候，莫文骅在广西军区院子里自己住家的楼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莫文骅身为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军管会主任，都如此如临大敌，不用说下面的领导干部，每天哪里敢睡安稳觉呢！

但是，由于当时广西省委和军区领导在收缴土匪枪支等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严重影响到剿匪工作的力度。负责军事工作和剿匪工作的父亲对此心急如焚。

1950年9月初，父亲和45军政委、广西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邱会作两人商量起草，并由父亲签发，两人联名向中南局、中南军区报告广西剿匪严峻形势，要求中南局派要员来广西解决问题。

南宁谋划：毛主席电令限期解决匪患

1950年9月，中南局和中南军区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广西检查工作。其间，毛主席来电报对广西剿匪又作了严肃批评，省委立即召开省委全体会议，对剿匪进行总结。接着于11月间，省委召开了地市级干部以上的省委扩大会议整风，认真总结前段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

记得1966年，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父亲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道：“陶铸到我们家的二楼跟我谈话，了解剿匪工作情况。我讲到当时的剿匪形势时很激动，把大盖帽(军帽)摔在桌子上。……很多土匪，是白天为民，晚上为匪。不坚决镇压怎么行呢？！”

1950年10月下旬，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作战后，毛泽东主席对我国后方的广西剿匪形势更为重视。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问题……要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

这一次省委和军区的党委扩大会议，大家普遍认为，在对待土匪的政策执行情况上，存在着“镇压不力”和“宽大无边”的偏向。集中讨论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匪首”问题。比如，省委把杀人批准权卡得太死，规定每县只杀一个首恶匪首，而且只能由省委批准，而实际上罪恶深重的匪首很多，一地只杀一个，民愤难平，群众很难发动起来，不利于迅速打开剿匪局面。一个是“民枪”问题。“民枪要不要收缴？”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广西历史上民间枪就多，农民有枪，主要是用来自卫；主张在收枪时分清“民枪”还是“匪枪”。

李天佑在广西

父亲力主“先收了再说”。如果是“民枪”可以打借条，在证明确属民枪以后，再归还本人。

父亲在这次会上，特别着重就“重点剿匪”问题，重申了他以前所坚持的主张。父亲提出，把当年冬天即将进行土改工作的桂东南17个县作为重点剿匪地区，以便“把剿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结合起来”；同时，要放弃桂西等地区的若干县城和圩镇，以便收缩兵力，集中用于重点地区，肃清股匪以后，再回师集中兵力进剿其他地区的股匪。针对一些同志对抽调兵力后当地匪情的顾虑，父亲用“退一步进两步”“全局和局部”的道理说明他的主张。

父亲提出的“重点剿匪”主张，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同年10月28日，中南局就广西剿匪工作作出了决定：在广西中部以瑶山周围地区为重点剿匪区，限明年1月开始，3月完成任务；然后再将主力转移到西北地区，逐步恢复放弃地区，配合西南军区部队会剿滇桂黔边境股匪；南边以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周围地区为重点剿匪区，亦于明年1月开始，限4月完成任务。

一个“限明年1月开始，3月完成任务”；另一个“1月开始，限4月完成任务”。中南局给广西省委和军区设了两个大限!

这还不够。毛主席在知道广西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后，曾多次来电督促。1950年11月10日，毛主席来电批评广西剿匪镇反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偏向，要求在1951年5月1日以前完成肃清全省匪患的任务。11月16日，毛主席再次来电指出“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后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份起，依照西南办法每日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成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

主席批评得很重！也给广西领导完成全省剿匪时间设了大限――1951年5月1日！

为贯彻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中共广西省委在1950年11月下旬，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的亲自指导下，风风火火地召开了广西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父亲在会上就军事工作发言，谈了以后剿匪的部署，还谈到镇压和收枪问题。对民间的大量枪支，他主张彻底收缴。他说：“理由很简单，枪是土匪暴乱的资本，收了枪，就断了资本。”

这次全省的高干会议，对广西剿匪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剿匪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剿匪的方针政策。会议决定把广西剿匪区划分为南北两大重点区域，集中14个半团的兵力，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省委副书记何伟统一指挥进行瑶山剿匪。另外，以17个团进剿桂南地区土匪，然后转移兵力，逐步剿灭桂北和桂西北股匪。广西的剿匪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瑶山进剿：千里封江封路，多路奔袭匪巢

广西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结束后，父亲亲自主持制订了《广西冬季四个月剿匪计划》和《会剿瑶山土匪计划》。随后，父亲和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栗在山组织了一个精干的瑶山会剿指挥所，亲赴剿匪第一线指挥战斗。

瑶山前线，大军云集。为了加强剿匪兵力，驻扎在湖南的第21兵团也被调来了。

瑶山，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

父亲和指挥所的同志，在对瑶山地区的复杂匪情和特殊地形深入调查和分析后，找到了“围鸟驱丛，围鱼驱水”的剿匪办法。先是千里封路封江，几层封锁外围；而后多路剿匪部队向瑶山外围股匪发动进攻。父亲根据这种设想亲自制定了一个《瑶山外围封江封路计划》。长达一千多公里的封锁线，穿过12个县境，把瑶山及外围广大地区完全包围在中间。在大包围圈中，布置两三道封锁线，层层包围，布下天罗地网。

1951年1月2日，父亲一声令下，宣布封江封路。千里大路小路，解放军、政府干部和民兵出动，包干负责，路口隘口，戒备森严。三条江中，两万多只船全部集中管理，江上航行断绝。哨兵林立，红旗遍野，声势浩大。土匪不仅成了瓮中之鳖，而且被这声势吓破了胆。

大批解放军开赴广西剿匪

父亲下令：“跟踪追击，奔袭瑶山!”

2月2日，我军集中了13个营的兵力，分路进入瑶山深处，以求全歼土匪。这时，父亲带领“前指”先在荔浦县召开了军分区司令员和师长会议，接着，开进到大瑶山东面的蒙山县。

各路进剿部队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以大瑶山的金秀、老山、圣堂山等地为中心，进行奔袭合围，由外向内步步压缩。

进到盘瑶瑶寨，过着原始生活的瑶民走出来，端枪握刀，站在远处，警觉地看着我剿匪部队。“汉民的枪一支不留，瑶民的枪一支不缴。”――这是“前指”当时规定的政策。

瑶民手指土匪逃跑的方向――金秀。

金秀，位于大瑶山中部，是大瑶山政治、经济中心。实际金秀只有六七十户瑶家，还不如山外的一个小村子。

部队扑向金秀，大股土匪窜进了金秀后面的老山；进到老山，听说罪大恶极的匪首林秀山就躲在老山的最高峰――海拔近2000米的圣堂山，我指战员劲头倍增，二话不说，抬腿就追。先期七天到达圣堂山潜伏的438团9连部分战士，和后来上来的436团9连部分指战员在山上会师，没有搜到土匪，顾不上休息，接着再追下山。

剿匪部队穿越密林搜寻土匪

在大、小瑶山外围，封锁依然不放松。在大、小瑶山里面，我军几十个连在奔袭，不分昼夜，不分晴雨，不怕山高林密，不怕挨饿受冻，勇敢机智战斗在万山丛林里。部队剿匪和村民反霸斗争相结合，搞得土匪山上躲不住，村里不敢进，要吃没有吃，要睡不敢睡。再狡猾再凶狠的土匪也插翅难逃，打洞难钻!

2月8日，伪48军军长杨创奇在突围中自投罗网！

2月12日，匪首总头目甘竟生被我军飞行组在树丛枪战中活捉！

2月26日，惯匪林秀山在红薯地偷红薯时被我军潜伏组活捉！

2月28日，在接到瑶族民兵报信后，地头蛇韩蒙轩被我军于枪战中活捉，后在逃跑中被击毙！

最后一个匪首韩蒙轩被击毙的消息传遍瑶山。一路上，瑶民敲锣打鼓，且歌且舞，欢呼剿匪的胜利。

瑶山会剿态势图

历时近50天，主要匪首和骨干分子，不是被活捉就是被击毙，无一漏网，共歼灭土匪约3.8万人。这次会剿，使大瑶山获得了彻底解放，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的被动局面。在此期间，还消灭了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重点地区的全部股匪。

随后，父亲指挥大部队回师桂西北，收回了放弃的地区。到1951年4月，在父亲参加领导的广西军民进行剿匪斗争一年多时间里，广西部队共歼灭土匪约33万人，其中军(纵队)级以上匪首190人，收缴各种武器38万余件，如期完成了毛主席规定的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毛主席曾两次致电嘉奖。时年37岁的父亲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4月30日，《广西日报》刊登《广西军区李天佑司令员等向毛主席报告完成剿匪任务》的电报全文。

广西军区李天佑司令员等向毛主席报告完成剿匪任务。

     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亲自来电嘉勉广西剿匪的胜利。

毛主席发广西军区嘉慰电手迹

5月16日，毛泽东亲笔起草嘉慰电：“尚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1955年，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41周岁。

（摘自李亚宁著书《我的父亲李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