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标注的译为原翻，注为码字的加注。
作者斋藤邦雄本身是一个电影插画师，所以回忆录中所有的插画都是他自己画的。
第十九话：小心鼹鼠
我所在的警备队驻扎在河南村，要到那里需从北平坐火车出发沿京汉线向南走30公里在良乡站下车，然后换乘支线列车坐到终点站——坨里，最后再沿琉璃河（注①）往西步行10公里才能到这个村子。
与河南村隔着琉璃河相望的村子叫河北村。
日军何时进驻河南村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顺河而上还有一个村子，那儿日军还设了三处阵地（注①）。
河南村日军一开始只驻守了30人。
昭和16年（1941年）秋，为了应对八路军不断地增长的袭击，河南村警备队又增设了一支机动部队。
这支机动部队的兵力约有50名（注②），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它是从其他三处的警备队里抽调老兵编成的。
我在河南村警备队只待了短短的三个月，可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中可以一窥我们的对手八路军的意志到底有多可怕。
河南村机动队才成立不久，就收到河南村以南约10公里的某个村子“八路军有两百人宿营”的线报。
收到情报的机动队立即出动，然而当他们赶到村子时，别说八路军了，连村民都没见到一个。
这样的结果很正常，日军当时奔袭基本都是扑空。
当时到处都有八路军密探盯着日军的一举一动，日军的任何行动都会被对方掌握，因此一次次都是空手而归。
这还是在日军在中国华北投入兵力最多的时候，八路军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注③）。
正如八路军领导人毛泽东所说的避强击弱，八路军彻底地贯彻了这种持久战的策略。
士兵们对跑了这么多冤枉路感到非常恼火，不肯罢休的他们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没想到在某户人家的炕洞里，还真找到了两名男子。
终于有了收获的日本兵们如获至宝，立马把他们绑起来拷问。可是无论怎么刑讯，他们都一口咬定：“我们是农民，不知道八路军的事情。”
问他们为什么要藏在炕里，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怕军人。”
其它的，他们什么也不说。
由于对他们藏在炕里感到可疑，士兵们怀疑他们的身份。可是士兵所懂的中文有限，没法进一步审问他们，想到警备队里有翻译，于是便将他们带回了警备队。
可回到队里后偏偏翻译外出了，只得先将他们关在驻地的一间房子里，等三天后翻译回来了再对他们进行审问。
那间房子一直被用来关押俘虏或者可疑人物，房子只有一个出入口，四面的墙壁十分厚实，高高的小窗上还安了铁栅栏，土质地面上只铺了一张破席子。
房子仅有一面墙壁挨着外面的路，附近都有哨兵日夜站岗，所以理论上讲被囚禁在内的人没可能逃脱。
两人吃饭、上厕所都由当天执勤的哨兵严密监视，所谓的饭就是一天两碗米都能数清的粥，他们只有上厕所的时候才被看守押着出房子，日军看管得非常严密。
转眼就到了第四天的清晨。
翻译终算回来了，对他们俩的深入调查随即展开。
可当看守开锁推开门时，立马“啊”地惊叫了起来。
我闻讯进入房子后，立马看到墙角居然有一个勉强可供一个成人钻过的地洞，房里的两人自然是通过这个洞——逃出生天了。
我看着脚下结实的地面很是困惑，想不通他们只用了一晚上，怎么就能挖出这么大一个洞来的呢？
“浇上小便后挖的。”
班长听到喧哗声跑了过来，一边观察着洞一边说。
听班长这么一说，我使劲抽动鼻子，空气中确实有股臊臭味。
可是他们用什么挖的呢？
“我想起来了，从昨天起他们就没去上过厕所了。”
看守回忆，一般都是吃饭后带他们去上厕所，但从昨天起从他们便没去上过厕所。
房里绝不会有能用来挖掘的工具，他们只能是把小便浇在土上，然后两人直接用手在地上挖土了。
十指连心啊，光是想想那场面我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求生的意志还真是可怕啊，不过他们能成功逃遁，也是因为日军的疏忽。
挖这洞非常费时，他们至少前天就开始挖了，哨兵查看时他们便用席子遮住。但是他们挖出的土方是无法隐藏的，可两天时间哨兵居然都没有注意到。
这无疑是日军的疏忽了。
昨夜他们从洞里钻到外面的时候，可能还有人在外面接应。
没有发现他们夜遁，哨兵的责任是跑不了了。
不过他们居然能想出这么个逃脱的法子，这两人肯定不是农夫，应该是八路军的精锐！
这件事很快在各警备队中传开了，以后也被各中队作为反面教材不断提起。以至于凡是看押俘虏时，哨兵们都会用“小心鼹鼠”作为口令。
现在回想起来，那两人幸好跑掉了。要是没逃走，以后在日军手里还不知道会被怎么对待呢。那时中国人一旦被日军抓捕，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军人基本都是死路一条。
当晚负责看押那两名俘虏的哨兵自然是被班长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事要是放在今天的日本，他应该会因为自己的疏忽反而受到大众的称赞吧。
注①：琉璃河也称大石河是海河水系的支流之一，与北拒马河在涿州境内汇合后形成白沟河。不过这条河现在的北京当地人一般只称其流经房山区的一小段为琉璃河，而其它的称为大石河。
从作者斋藤邦雄这个记录看，原来大石河沿岸的居民应该是称这条河为琉璃河的。琉璃河挺典雅的一个名字，不知为何现今却被俗气的大石河所代替了。
日军沿着大石河设立的这一串珍珠串一般的防御阵地，横亘在八路军野三坡根据地和门头沟煤矿之间。显然是日军为了扈卫京津当时主要的煤炭供应来源——门头沟煤矿所设立。
注②：50人刚好是一个日军治安师团小队的兵力。
日军在全面侵华之初使用的是适应野战的大师团制编制，其一个小队人员多达54人。在火力配备上，当时的日军小队也极富野战特色。
一个54人小队有一个3人的小队部，其下编有三个12人的步兵分队。每个分队由军曹或是伍长担任分队长，每个分队配备有一挺机枪同时配置相应的4名机枪手，其他7人为步枪手。三个5人组成的掷弹筒分队，为小队及时提供炮火支援。
日军这种针对野战配置的小队，在正面战场上作战时，凭借着掷弹筒提供的火力足以压制国军的一个连，应该说这配置还是很合理的。但是在华北面对八路军的游击战、麻雀战时，日军这种野战配置就完全不适应了。
这种配置下，日军一个小队仅有三个步兵分队，而掷弹筒分队无法单独据守据点，因此一个日军小队仅仅只能分驻三个据点。
在早期八路军尚未发展壮大时，在华北的日军这种小队配置尚能应付局面。然而随着八路军壮大，日军的控制区被不断压缩，日军需要分兵驻守的据点也日益增多，日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
1939年3月，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了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在华北构成网状囚笼。多田骏希望以此来割断各个游击区、抗日根据地间的联系，限制敌后武装的机动力，阻止敌后根据地对日占区的蚕食。
实施囚笼政策必然要构筑大量的碉楼，自然也就需要分兵把守。这时日军小队的构成就成了一个大麻烦，于是日军根据作战需要对华北日军的小队构成进行了大的调整。
新编成的日军治安师团小队由50人组成，小队部缩减到两人，其下编制为六个步枪分队。每个分队8人，由伍长或是上等兵充任分队长。50人小队取消了应对游击战时用处不大的掷弹筒分队，但是原小队的三挺机枪都保留，装备入六个分队的三个中。
新编成的小队便于拆分，十分适合日军在华北实行的囚笼作战计划分兵驻守的需要，在接到求援时也能快速组成救援部队赶去。
日军这种治安师团小队比野战师团小队火力要弱，因此日军为了取得压倒抗日武装的火力，在派出救援的分队时会相应配备机枪和掷弹筒分队提供火力支援。
所以在治安师团中队和大队这一级，日军会配备比野战师团同级部队更多的机枪、迫击炮等火力支援部队，这使得治安师团的中队和大队反而比野战师团同级部队人员更多（如日军治安师团的独立大队兵力达到了1300人以上，比正规野战师团大队的1100人多出200余人）。
日军针对敌后游击战改变自己的小队构成这件事，说明日军上层在应对战场变化时是非常灵活的，与一般影视中日军呆板的形象截然不同。
注③：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这一次光彪史册的大规模破袭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嚣张气焰。
为了挽回在华北岌岌可危的形势，日军不得不从华中、华东抽调大批兵力回援华北。然而就在八路军百团大战迫使日军大量回援华北，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有力支援了正面抗战的同时，蒋介石却趁机要挟逼迫新四军撤往江北，并借机背信弃义发动了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民国政府随即宣布撤销了新四军的编制，中断了向八路军提供弹药补给，并切断了所有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一切联系，禁止任何物品流入根据地。国民政府就用这种帮日军困死根据地的做法，报答了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为它减轻压力的功劳。
不但如此，民国政府在战场上停止了反攻作战采取消极防守的策略，放任日军从正面战场调集兵力到华北围攻敌后根据地。在华北的国军也在民国政府的授意下，要么借道给日军背刺八路军，要么直接趁着八路军忙于反日军扫荡时蚕食根据地。
1941年-1942年日军在华北集结了30万大军，在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伪军配合下，以60万的兵力围攻40万八路军长达两年之久。而在正面战场日军仅保留了不到35万人的兵力与200余万国军对峙，可日军在正面战场唯一的机动兵团第11军却频频进攻，包揽了正面战场一半的会战。
1941年，由于日军扫荡使得八路军根据地大为缩水，在华北地区八路军建立起的县政权几乎全部被摧毁。为了应对这种艰难的局面，八路军实施了精兵简政，加上战斗损失，八路军数量从1940年高峰时的45万人一度锐减至25万人以下。
1942年虽然八路军有所恢复，但是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将八路军在华北的重要粮仓唯一的平原根据地，威胁日军南北大动脉京汉线、津浦线的冀中根据地摧毁。冀中根据地就此降格为了游击区，一直到1944年，八路军趁着日军南下发动一号作战的时机才得以恢复。八路军恢复冀中根据地，算是正面战场支持敌后作战的‘范例’了。
1942年牵制了日军部分正面战场兵力的新四军，也遭到了日军的重点围攻损失极大，人员数量要到1944年才能恢复到1941年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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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笑香风云淡）：逃出生天的‘鼹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