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右）与刘少奇、王稼祥在苏联合影
高岗，新中国成立时的六位国家副主席之一，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
1953年，他更是取代周恩来，负责统管全国经济，但仅仅一年之后，高岗就被批为刮阴风、烧阴火，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他本人更是在6个月内三度自杀，最终死于安眠药过量，年仅49岁。
1955年，中央将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定为高饶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从一时风光无两到分裂党的罪人，在短短的一年内，高岗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极为戏剧性的转变。
高饶事件，这场建国后发生的第一次党内斗争，与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战略转轨，息息相关。
而这一切，都要从1953年教员意图重选接班人说起。
01
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排名是教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是党内二号人物、教员的接班人，但这一局面在革命胜利后发生了转变。
建国后，任弼时于1950年去世，朱德年事已高，基本退居二线，这么一来，中央的领导架构就出现了空缺，这时因为马上要搞工业化了，教员感到有必要加强中央的权威。
于是1952年，中央决定，调五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来京工作，这也就是五马进京（分别是计委高岗、中组部饶漱石、中宣部习仲勋、副总理邓小平、农工部邓子恢）。
这五个人中，最耀眼的就是高岗。
他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同时，又掌管了计划委员会，负责统筹全国的经济工作，这可是临近一五计划的时候，经济建设那是重中之重，让高岗来管这块，充分证明了他是教员最器重的人。
所以也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高岗自己也是很得意了，他曾经跟别人说：
“我这个人管经济啊！啊呦！”
开心的那是不得了。
一边是权力结构出现了空缺，另一边，则是高岗从东北到中央的节节高升，而更让他浮想联翩的是教员和刘少奇之间日益显露的政治分歧。
首先，是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教员和刘少奇在一些相当有原则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讲的大一点，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路线的分歧，其中：
教员：
不应允许党员雇工剝削
应该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
刘少奇：
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允许党员剝削
现在就合作化是空想社会主义
高岗：
原则上不允许党员雇工剝削
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
高岗和教员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和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教员对刘少奇的批评，很多是以支持高岗的形式做出的。
除了路线问题，教员也对刘少奇绕过自己，擅自以中央的名义签发命令感到不满。
平心而论，这种分散主义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应该说是战争时期的遗留问题。
解放战争时，国民党进攻陕北，教员带着人在山沟沟里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中央的工作除了特别重大的，一般都直接交给刘少奇自己办了，这种自主性，在战争期间那是救命的操作，但到了和平年代，就不免成了麻烦的根源。
这种分散主义捅的最大的娄子，就是新税制风波。
薄一波、周恩来在没有向教员汇报前，就仓促改了税收方案，不利国营，有利资本家，最终造成了市场的大混乱。
于是在1953年的新税制风波后，对刘、周等人日益不满的教员，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首先，他调整了政务院的分管职责，把工业、政法、财经等职能悉数分出，周恩来尽管名义上是总理，但实际上手里只剩下外交，权力被大大削弱，而高岗在政府中的地位则更加突出。
但更为严重、意味更加深长的决定，则是1953年春天，教员找到高岗，要他去查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的档案，查历史，说明教员已经彻底对刘失去了信任，动了换人的心。
而要高岗亲自去查，再加上之前教员在各种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就不免令高岗产生了一种自己已经取代刘少奇、被硬点为接班人的感觉。
于是乎，他开始了活动。
02
高岗首先做的是指桑骂槐。
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高岗就之前发生的新税制风波，向财政部负责人薄一波进行了桌面上的斗争，他开麦怒喷地主要是薄一波的这两个观点：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 . 就要使农民不怕冒尖，就要发展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如果农民对当富农还有顾虑，共产党员就可以雇工，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什么可怕！”
——薄一波
“合作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
——薄一波
这两种观点是不是错的，放任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最终必然会导致新富农、地主的出现，那这些话是不是薄一波说的呢，也是，但问题来了，薄一波有决定这些根本政策的能力吗？
没有。
他在这里充其量只是一个传声筒，这些观点，归根到底是他的领导刘少奇的。
“剝削是救人，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剝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刘少奇
这是刘少奇1950年在和高岗正面对刚时说的话。
“在土改以后的农村中. . . 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些现象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 .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
这是刘少奇1951年的山西批语，这事最后一直捅到了中央。教员当时还约谈批评了刘。
高岗的这一招就是所谓“批薄射刘”，他在会上的发言，看似骂的是薄一波，其实针对的全部都是刘少奇。这个小九九既然连我们都能懂，在场的当事人们就更明白了。
有些人开始怀疑高岗批薄的目的不纯，另有后台。
薄一波呢？也是很不服气，觉得上纲上线的太厉害，便找到高岗理论，结果高岗把自己的发言稿拿出来给薄一波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教员的修改，薄一波无言以对。
▲薄一波
既然是教员的意思，那么批判的调子也变得越来越高，
薄一波头上的帽子直接走完了十年苏联史，从中国的“季诺维也夫”，到“布哈林式的人物”，换了一顶又一顶，到了会议总结的时候，他一个人检讨已经压不住场了，最后，硬是拉着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了有一点错误。
紧接着财经会议的是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场会议的关键依旧是影射，但主角却从高岗变成了高饶事件的另一个人物——饶漱石。
▲高岗（左）和饶漱石（右）
事情是这样的，五马进京的时候，饶漱石从华东局书记空降到了中组部，担任部长，在此之前，中组部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下属了，跟薄一波一样，也按照刘的思想，向下面传达过不少指示，比如：
“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
“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
然后，饶漱石组织大家开会的时候，东北局的第二副书记张秀山，也是高岗的老下属，就严厉地批评了安子文，当然了，实际上骂的还是刘少奇，没有办法，在会议闭幕的时候，刘少奇只能又站出来，系统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就是“讨安伐刘”。
以上的这两次会议，在中央对于高饶事件的报告中，都被列为了他们阴谋分裂党的罪证。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两次会议对于刘少奇的影射，都不是阴谋，是正大光明的，而且还拿到了教员的许可，因为高岗和张秀山的发言稿，教员事前都看过了，换句话说，这两次会议，实际上，就是教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对刘少奇等人思想的清算。
想得通就留，想不通就走，教员大概就是这么考虑的，这可不是我们乱联想的，因为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教员发出了一道通知，要求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结束语发给与会同志，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
“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爭，不打垮自己队伍中投降主义者.. ..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联系到会议上对刘少奇的影射，这段话的含义不言而喻。
写到这里，大家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高岗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还只是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发生的一次正常的党内斗争，而且还是完全见光的，算不上是什么阴谋，更不是什么反党，高岗真正的问题，是他在这两次会议间隙里的个人活动。
03
自恃与教员立场一致，又误以为已经被硬点为接班人，高岗的头脑逐渐开始发热。
他首先做的，是散布教员对刘少奇的不满。
这里面，有很多是教员和高岗的私人谈话，比如：
“教员讲过，七大以后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少奇不够成熟，左右摇摆..刘少奇的错误在东北引起了思想混乱。”
高岗还把党分成两块，所谓白区党和苏区党，把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称作是白区党的头头，说他们过去垄断了中央，打压苏区党（高岗、陈云、林彪）的人，现在事实证明不堪大用，还有篡位的可能性，是教员身边的危险人物，暗示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这些内容，高岗不仅跟东北局的老部下说过，在度假的时候，和陈云、林彪、陶铸等人也聊过，大家能看得出来，光是这些活动，就已经算得上是搞小团体了。
但更严重的，是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散布的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份名单是一桩公案，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这里只取各种说法中相同的部分。
1953年3月初，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里面没有林彪，但是却有薄一波，教员看到这份名单后，大发雷霆，对安子文说道：
“一个中组部副部长，哪里来的这么大权力搞这个名单？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泄密。”
就勒令安子文做检讨，并且要求这件事到此为止，看到的人不许泄密。
但是高岗觉得，这事还可以再多挖掘一点：
“教员说的对啊，他一个副部长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诶，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名单上没有林总，但却加上了薄一波，又是个刘少奇的人，我看这名单就是刘少奇要弄的，动机不纯，我得反对他。”
于是，高岗就在去南方的时候，把这份名单扩散了出去，讲刘少奇的坏话。
1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结果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赶来，见到教员的第一句话就是：
“那份名单怎么回事？”
教员一愣，非常生气，便开始追查到底是谁泄的密，很快就知道是高岗了，强压着怒火，但秉着“治病救人”的想法，教员把高岗叫了过来，和颜悦色地问：
“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这个时候，只敢打马虎眼说了一句：
“饶漱石？恐怕不会吧. . .”
而他的这一糊弄，也就彻底地断了自己的后路。
12月，本来就对高岗失望的教员，又听到了更多敏感的消息，那时教员想退居二线，刘少奇可能要去一线当主席，陈云汇报，高岗找到他，说：
“要想办法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高岗也找过邓小平和林彪，讲刘少奇不成熟，要他们和自己一起扳倒刘少奇。
党内斗争讲究的是一个摆在台面上，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搞分裂搞团伙，比如教员对刘少奇的批评，都是通过公开会议完成的。
而高岗的一切行为，完全就是搞阴谋搞分裂，把党弄得像青帮哥老会一样，反观刘少奇，虽然犯了错，但他公开地做了检讨，承认了错误，一切都是光明磊落。高岗完全没得比，违反党的纪律已经是犯了大忌，而在教员和其他领导人的角度看，高岗事件的危险还远远不止于此。
前面提到，高岗南下散布小道消息的时候，见了许多军队的领导，他那一套白区党苏区党的分裂观点，甚至还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可，这种和军队串联的行为，完全是触碰底线的，而且，这可还只是有人披露的情况，都已经搞阴谋活动了，那是不是还有可能私下策划了其他的事情呢？
这一切信息串起来，教员就不得不行动了。
12月中旬，教员紧急约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路负责同志，讲清楚了高岗的所作所为，接着又派人沿着高岗南方之行的线路，一个人一个人地向他们敲警钟，警告他们不许上高岗的贼船。
在这些准备工作结束之后，月底，教员在包括高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述了下面这番话：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我为首，刮阳风，烧阳火。还有一个以别人为首，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这段话，也就初步地给高岗的分裂行为，定下了性。
但是，教员这阶段的想法，其实也只是想治病救人，高岗的错误虽然触及底线，但还是以教育拯救为主，于是，在紧接着的四中全会上，虽然大家是火力全开，把问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层面，但在教员的事先招呼下，所有人的发言都没有点出高岗的名字，最后甚至还又拉刘少奇做了一次检讨，也把会议拉回到了增加党的团结的主题上，可以看出，一直到这个时候，也就是1954年2月10号，总的方针，都是以争取高岗个人转变为主的。
但是接下来，事情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个大转向的原因至今是个谜，我们只知道，仅仅5天之后，中央一反之前不点名的温和批评，决定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高岗当场做了检讨，接着就是40多个人，对他进行了点对点的爆破，高岗问题的氛围，突然从5天前的和平会议，变成了暴风骤雨，会议进行了3天，高岗就第一次自杀未遂，紧接着周恩来列出了9条高岗分裂党的主要活动：
宣扬军党论
假借中央名义
宗派活动
剽窃他人文稿
制造党内不和
桃拨中苏关系
破坏党内团结
阴谋夺权
搞独立王国
可以看出，像“枪指挥党”、“军党论”、“宗派活动”这些罪名，已经陡然把事情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最终，座谈会给高岗的定性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定性有多严重，高岗是很清楚的。
1953年，他曾去莫斯科，听取了苏共有关贝利亚事件的通报，那个老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代理人，最后给枪毙了。
座谈会后，高岗给中央写了一封自我检讨，但几个月都没有听到回音，这让高岗感到更加绝望。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家中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央作出决定，把高岗和饶漱石定为反党集团，开除党籍，至此，高饶事件宣告结束。
高饶事件也算是给中央提了一个醒，计划委员会全盘负责全国经济，权力太大，很可能会造成第二个高岗，于是，中央随后取消了计委经济内阁的地位，国务院重新成为了核心，周恩来，也自此确立了自己政府首脑的地位。
党回到了团结的气氛，为接下来的经济建设，扫除了政治上的风险。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高饶事件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最高决策层的分歧，更具体的说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实现什么？靠谁实现？
高岗在这个时候野心爆棚，出来乱搞，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而他最后被如何彻底地扳倒，也很难说跟这个分歧毫无关系，高饶事件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把这个分歧暂时地推到了幕后，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这个分歧，仍将会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反反复复地身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出现。
1953年，在中央解决高饶事件的会议上，通过的还有一份有关一五计划的决议，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教员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工业化，这个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付诸实践了。
（全文完）
参考资料：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传》
《周传》
《陈云传》
《向社会主义过渡》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亚丘）：高岗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