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巴山红”宣讲团宣讲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朱德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最大“匪首”,此时他已顾不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直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朱德这才恢复了与家人的通信。转眼十年过去了,家乡的两位母亲以及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是否还在人间?思虑及此,朱德在开赴抗日前线的前一天,终于忍不住提笔给他的前妻陈玉珍写了十年来的第一封家信,字里行间表达出一个革命者的赤子之心和革命情操。随后,他又写下了两封。
在信中,朱德对玉珍说:“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日。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为了“革命”这个大家,朱德不得不暂时放下家庭这个小家。可是母亲是朱德最为眷念的亲人,因此他急切地询问二老还在不在人间,家里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此外,他还询问起几位侄儿的情况,希望“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同时,他又旗帜鲜明地表示:“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这封信寄出不久,朱德的外甥许明扬来到了山西,朱德这才知道家里的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的情况。十年里,家已被国民党残害得不像家了,死的死,散的散,活下来的都挣扎在饥饿之中。这让朱德的心情更加沉重。但最令他难以释怀的还是母亲终日不得温饱,难以维生。
于是,朱德给陈玉珍写了第三封家信,希望她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分,接济母亲。信刚发出,他才猛然想到陈玉珍作为他的前妻,一个女人十年来支撑南溪家庭已经十分不容易,恐已无钱再支持家乡母亲。但又不能不管家中母亲,怎么办?他思来想去,最终他想到了川中好友戴与龄,于是提笔给戴与龄写去了一封求助信。在信中,他向戴与龄介绍了家中两位老母遭遇荒年的困难,而自己为革命事业,“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因此希望以好友关系向戴与龄募钱200元,寄给老家的朱理书。读信至此,令人唏嘘不已。人们不禁要问八路军总指挥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然而,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八路军的艰苦朴素、奉公廉洁作风的一个真实缩影。而那句“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字里行间不仅反映出朱德的拮据和抗战的艰辛不易,更承载着二人友情的弥足珍贵。此时此刻,朱德能托付的除了玉珍,就只有戴与龄了。从信的落款可知,此时朱德正在抗战的最前线,他的心,一头关注着瞬息万变的战场,一头牵挂着万里之外的母亲。
这封承载着报国之志、孝母之心和勤廉之德的特殊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的恳切和无奈,深深感染了戴与龄。戴与龄接信后立即给朱母寄去200元,使饥饿中的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此后,他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多次捐助朱德的亲属,并动员自己的亲属十几人投身陕北或华北抗日前线,因为他相信朱德要走的路和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值得他尽心竭力来支持的。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封家书,可以辉映出伟大战士对民族、对国家的无限忠诚。这几封家书是朱德在抗战前线写的,它们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也生动反映了人民领袖对民族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以及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和深沉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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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王羚卜
校 对:贾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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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红色悦读—红领巾讲故事】第72期|朱德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