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军中的“中国军人”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六十多年前的朝鲜战争(本文所指的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5日战争爆发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涵盖朝鲜单独与南朝鲜及联合国军作战及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2个阶段)，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两国联合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韩国军队(时称南朝鲜军队)，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编制上，两国军队有明确界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指挥，全部为“志愿”的中国人，不打中国国旗;朝鲜人民军是朝鲜的军队，由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指挥。

然而朝鲜人民军与中国军队也并不是泾渭分明，事实上，很多朝鲜人民军军人来源于中国军队，是朝鲜籍的八路军、解放军，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以后逐步堙没于历史，不为人们所知。

朝鲜战争爆发时，“联合国军”总部指责中国容许居留中国的朝鲜人回国，声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将约14万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和人员送回朝鲜，极大地提高了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为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则发表声明指出：由“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组成的部队和官兵返回朝鲜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和指责。

朝鲜人民军中的“中国”军人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朝鲜人自清末起就开始向中国东北移民，但是由于清政府和朝鲜政府的不承认，很多朝鲜人并没有取得合法的中国国籍，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朝鲜人，直到民国成立后他们才被承认为中国籍朝鲜人。日本吞并朝鲜后，大量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朝鲜人流亡到中国，从事反日复国活动，其中就有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等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加快向东北殖民步伐，还推行“以韩治华”险恶政策，驱赶大量朝鲜人到东北。由于朝鲜争取独立的斗争一直没有统一的中心，导致派系林立，为以后的党争和内战埋下伏笔。另外，由于在中国朝鲜人双国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很多朝鲜人既认为自己参加中国革命，又参加朝鲜革命;既是中国人，更是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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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朝鲜人民军主要由2部分组成：

一是由原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朝鲜革命者组成，也就是朝鲜官方所说的白头山抗日游击队武装，他们都是参加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朝鲜人，主要代表是金日成(原苏军少校营长)、崔庸健(88旅参谋长)等，占据了人民军高级领导绝大部分，从营连级干部一跃成为师旅级甚至是军级以上指挥员，即便他们在抗联军队有过多年的战斗经验，也仍然缺乏大规模作战指挥经验，不得不依靠背后的苏联顾问的指导。

武亭

另一部分是长期活跃在中国关内战场的革命者，如曾经参加广州起义、一到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组建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并担任团长的武亭(又称金武亭)，由于他曾担任过延安朝鲜义勇军总司令，所以在中共党内拥有崇高的威望，等等。但由于苏联及后面的朝鲜政权阻挠其进入朝鲜，他们在人民军内不占据主流。一直到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在金日成的要求下，中共将第四野战军的156师、164师、166师及其他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全部连人带装备移交给朝鲜，整体更换国籍、党籍、军籍，从1949 年7月至1950 年8月，共有5 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人返回朝鲜，加入了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因此得到了极大地加强。至此，朝鲜人民军中的多数高级指挥员，都具有在东北进行游击战争以及在中国国内战争中与国民党军作战的经历。

其中，164师被整编成为人民军第5师团(相当于解放军的师)，师长金昌德;166师被整编成为人民军第6师团，师长方虎山;156师汇合其他部队的朝鲜族组成的四野独立第15师，被整编成人民军第12师团，师长全宇。

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军一线进攻部队中有如下曾在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工作过的将领：

第1军团(西线，主力)司令官：金雄，原新四军干部;

第2军团(东线)司令官：金光侠(具备88旅与中国革命经历，战争开始后因作战不力被武亭取代)

第5师团师团长：金昌德，原解放军将领;

第6师团师团长：方虎山，原解放军将领;

第7师团师团长：崔仁，原解放军将领;

在朝鲜战争开始前，朝鲜劳动党内、人民军内就已经出现有派系之争的苗头，金日成为首的88旅这一派人数虽少，但基本占据了党内、军内高级特别是关键岗位，然而中层特别是基层指战员却由从中国返回的朝鲜人担当。武亭战斗经验丰富，威望和资格都要远远高于金日成，加上脾气比较率直，不太看得起营长出身的金日成，因此从刚开始的劳动党2号人物地位一路下滑，逐渐被边缘化。后来由于战争爆发，各派别停止争斗，共同对敌。因为从中国战场出来的朝鲜籍八路军、解放军将士作战能力远超过朝鲜游击队，加之是作战部队主力，所以在战争前期，朝鲜人民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方虎山部队几乎要占领南朝鲜最后一块控制区——釜山。

但随着联合国军的加入，人民军伤亡日益惨重，许多曾参加中国解放战争的将士牺牲，只能从南朝鲜新占领区域就地补充新兵。由于金日成刚愎自用，忽视中国关于联合国军有可能从背后登录的善意提醒，导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港登陆，人民军补给线被切断，人民军全线崩溃，战局发生逆转，前线部队只有三分之一撤退到北朝鲜，剩下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许多人民军将领特别是有八路军、解放军背景的将领受到处分。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朝鲜统帅部惊慌失措，命令武亭死守平壤，结果三万多人的守军没撤出多少，几乎全军覆没。面对败局，朝鲜下达总动员令，几乎将控制区内全部16-45岁的成年男子征召入伍，以朝鲜本地人员填补“中国”人民军战损的缺口，逐步建成听命于自己、成分更纯的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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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志愿军入朝后，中国军队规模远超过朝鲜人民军。由于沟通不畅及指挥混乱，经常发生中朝军队互相误伤的事件，于是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提出建立联军指挥部并索要人民军指挥权的问题，但是金日成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一直等到斯大林拍板由中国志愿军总司令统领中朝联军，金日成才不情愿地交出军权，但也有所保留，即只将4个军团交给联合指挥部，剩下3个军团留在后方并由自己掌握，另外，由中朝联军指挥的4个军团要保持建制完整和独立性，军团人员全部都为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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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局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后，中国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联合国军、南朝鲜军队开始停战谈判，谈判最后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有朝鲜籍战俘11. 2 万人，中国籍战俘2. 08 万人; 而中朝方面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 人，南朝鲜战俘7142 人。由于南北双方战俘数目差距悬殊，美国坚持按自愿遣返，中国则要求全部遣返。对于朝鲜来说，实际上在抓获的不算多的南朝鲜战俘中，有相当一部分被金日成补充到了朝鲜人民军中，还有一部分被安排参加北朝鲜的生产劳动，所以朝鲜方面掌握的实际战俘人数应大于其公布的数字。朝鲜认为朝鲜战俘多为 “中国”人民军及在南朝鲜就地征召的士兵，价值不是太大。在停战谈判期间，朝鲜每天都要损失数百人，这对国小力弱的朝鲜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些都是日后金日成主张接受美军自愿遣返原则、重启战俘谈判的重要原因。关于是否坚持全部遣返战俘、接受美国条件这个问题，中朝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经过20多个月的打打停停，最后中国做出妥协，联合国军方面最终答应遣返7万名战俘，但志愿军战俘仅为6400 人，剩下1.4万战俘被挟持到台湾。由于绝大多数为北朝鲜战俘，加上那些没有被算在战俘中的被朝鲜抓获的4万2千名南朝鲜士兵，朝鲜方面得到的人数并不会比实际损失差太多。

1956年8月，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朝鲜政坛中深感排挤的、拥有中国背景的党政军官员联合朝鲜政坛上其他拥有苏联工作背景的党政军官员，共同反对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以金日成为代表的88旅游击队派，但在金日成纵横捭阖之下，反对联盟被挫败，大部分反对派被清洗，史称“八月宗派事件”。从此，金日成加快了树立自身权威、强调自身重要地位的“主体思想”，即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朝鲜旗帜鲜明的反对外国的干涉及依靠他国的“事大主义”，作为拥有中国背景的“中国”人民军，自然成了打击的重点。

回顾历史，“中国”人民军主要领导人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人在战争中牺牲，有些人高升，如金昌德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干部局局长、总政治局纪律委员长，全宇任人民军第5 军团长、副总参谋长等等。

然而，更多人的命运令人唏嘘：武亭因“不执行军令，战斗指挥不当，犯有军阀主义”，于1950 年12 月被撤职，1952年落魄死去。金雄因为9 月7 日美军仁川登陆，被迫率几名参谋进入山区坚持游击战，后被打成反革命宗派分子，受到清算，1956年回朝鲜后被暗杀。方虎山、李权武等著名战将被打成反朝鲜分子，下落不明。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战后受到了政治清洗，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被迫逃亡韩国和苏联，有的则辗转回到中国;在中国抗战圣地延安活动多年的朴一禹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于1955 年被罢免，最后被处死。

朝鲜战争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返朝的5 万朝鲜族官兵30% 在战斗中牺牲，被俘的有20%，余下的30% 进入朝鲜其他部队后定居朝鲜，另有20% ，由于深感排挤，自战争结束后至1957 年陆续返回中国定居，其中许多人非伤即残。

由于“中国”人民军身份特殊，加上结局不佳，以及延边地区、双重国籍、金日成在仁川登陆后的拙劣指挥，朝鲜在国内宣传时刻意淡化甚至忽略这些人的功劳事迹，而突出金日成的作用及业绩。如有报道，也称他们像金日成一样的流亡中国的朝鲜革命者，更多时候是闭口不提，以至于这些“中国”人民军事迹堙没于历史，逐步为世人特别是朝鲜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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