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初“一场宾宴”引发的政坛“大地震”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一年，局势基本稳定，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但在一些干部中间，也产生了一种骄奢淫逸的风气。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第一站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有熊掌、飞龙等。毛泽东见了，内心极不高兴。第一顿饭，因有胡志明在座，毛泽东碍于外交礼仪，只好硬着头皮吃了这顿饭。回到住地，毛泽东就发了火，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的面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哈尔滨市负责接待的同志把伙食改过来了，毛泽东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

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我劝你们也不要学。二中全会（注：指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党内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引起毛泽东重视，是由一份报告引起的。1951年秋，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一份报告，虽然谈的是增产节约运动，但侧重点却在于反映一种情况，即党内产生的贪污腐化问题。报告中谈道：东北局在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中，发现有许多干部贪污受贿。

高岗的这份文件，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家各项事业都很吃紧。为了统一全国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他在1951年10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条要求：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精简和节约，在党内干部中却仍然存在着高岗所反映的现象。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在流血；而在后方，许多干部却这样骄奢淫逸。这不能不使毛泽东震怒。东北地区在全国来说，是开展各项工作都比较好的，可在这个地区竟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这也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毛泽东觉得，这类事情不仅是严重的，也是全国性的，如果不立即解决，将影响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就不会稳固。他决定，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全国，在全国展开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中央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后不久，陆续收到了反映一些干部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要求，这方面的材料一到中央，立即全部送到他那里，并且要求中央办公厅不断地催促各地，尽快报送这方面的材料。

很快，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一些干部中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材料就送到毛泽东手上。每一份材料，毛泽东都要阅读，大量材料上留下了他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有的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有的就直接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

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在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在全党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成。1951年11月底，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文件。文件起草完后，交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并征求意见。之后，毛泽东集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中，在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份文件最后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12月1日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下发，标志着全党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三反”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一直亲自抓，并且抓得非常紧。他要求，凡是这方面的材料，不要压，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送到他手上。

从1951年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集中看了北京市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他感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不光地方存在，中央也存在，军队中也存在。这使毛泽东特别关注。

从这些材料中，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三反”斗争，只在党内进行，远远不够，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并且要大张旗鼓地进行。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他在这个指示中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

12月31日，毛泽东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他写了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点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各地均发现许多贪污受贿者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拉拢、腐蚀有直接关系。毛泽东遂下决心，在党内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在大中城市针对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 “五反”的统一战线……”

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清除和防止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净化了经济环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

毛泽东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亲自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反对党内外腐败现象的斗争。斗争的胜利，不仅端正了党内的风气，使此后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够保持一种清廉、朴素的风气，也稳固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为此后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霞飞/文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周报）：开国之初“一场宾宴”引发的政坛“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