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南下干部：
雲浦傳奇
——记冀鲁豫南下干部申云浦
1949年5月，由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抽调南下干部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到达江西后，接管了赣东北解放区。正当接管、建政、征粮、支前、剿匪等一系列工作在紧张有序开展中，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赣东北地区党委、政府即时向第四野战军和江西省委移交全部工作，率原南下支队全体干部准备西进，参加解放和接管贵州的任务。
随即，南下支队副政委申云浦受南下支队党委委派，由上饶赶赴南京，到第二野战军前委接受任务和汇报工作。二野政治委员邓小平听取申云浦的汇报。
申云浦汇报说：南下支队大部分是长江以北的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许多人想回家过几天和平日子。原来听说是去京沪杭三角洲，后来上了江西，觉得还可以。可是，刚到江西，又要西进贵州。有些干部觉得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有畏难情绪。
邓政委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这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地理文章，对贵州人民的污蔑，你们为什么就相信了?难道贵州的人民不是中国人民?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割据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贵州搞得城乡破产，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难道不需要解放?”
邓政委强调：“区以下的干部不愿去贵州还情有可原，区以上的干部，谁不愿意去，就开除他的党籍!要问为什么，因为你吃公粮吃得多，受党的教育深，不该有这种思想。作为共产党员，要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党指向哪里，就要到哪里去，没得讲。一定要毫不犹豫进入贵州，共产党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尤其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这一命令!”
申云浦细心地听着，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下，当即对邓政委表态：“我们南下支队党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保证带领南下支队的干部完成西进任务。”
申云浦考虑到新解放区后，人民币一时不能通用，提出能否多带点“钢洋”。贵州雨水多，是否给每个干部发件雨衣，战士要有雨伞。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要求多带点面粉。这些要求邓政委都一一答复了，并当即批了条子，让南下支队党委到上海去调运。
申云浦回到上饶后，将三千多名干部召集到广场，向南下支队的同志传达了邓政委的指示。
1949年9月，他们肩负着解放贵州的重任，继续前进了。
申云浦夫妇在南下西进途中
申云浦是冀鲁豫边区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名人。
他毕业于山东聊城师范，是个演讲天才。但他的好口才，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因革命工作的需要锻炼出来的。他长期在边区做宣传工作，在偏僻、文化落后的农村里，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要发动千百万农民起来进行革命，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变成群众乐于接受的当地语言。
申云浦的语言能力又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他把讲话作为进行革命的工具、手段。他同工农群众和干部们谈话，能用纯熟的农民俚语歇后语以及地方土语，表达的革命道理，简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和他有说有笑，听了他的讲话，都能打开心灵的窗户。每次在大聚会上演讲，他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纵横开阖，直入人心。这是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特有的风采。
1939年，一一五师为开辟革命根据地，从江西开赴鲁南，首战樊坝，再战梁山，又战潘溪渡，声名大振。申云浦当时是运东地委书记，他从寿张出发，寻找主力接关系，并参加即将召开的梁山水泊会议。
由于日军的报复扫荡，主力部队不断转移，申云浦连续找了两天，都找不到主力部队的踪迹，也弄不到饭吃。一天中午，他从小杨楼一家私塾墙外路过，听见里面书声琅琅，便侧身进去，见学生们正在扇面上习字。师范学生出身的申云浦自幼酷爱书法，写一手好字。他便走进课堂，开始给一位学生写扇面。学生拿给老师一看，只见字字飞龙，功力不凡。老师知道遇上了高人，便来向他索字。申云浦就信手给这位老师写了《滕王阁序》和一段《二郎庙碑文》。老师为了感谢他，端来了四盘菜、一壶酒，还有凉面条。申云浦正饿得肚皮贴着后脊梁，也就毫不客气地美餐了一顿。
申云浦最终辗转找到了杨勇，及时参加了在梁山水泊召开的会议。而画扇求食的经历在边区也传为一段佳话。
1941年和1942年，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时期。那时创办的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冀鲁豫日报》，是一支年轻的新闻队伍。这样的一支新闻队伍，在平原游击战争中，既要经受住激烈战争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又要出色地完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历史使命，这绝非寻常易事。
冀鲁豫边区党委做出了一项决定，由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申云浦任《冀鲁豫日报》社长。 申云浦来到报社，立即走到同志们中间，熟悉全社干部和工人，了解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在此基础上领导全社开展整风学习，并着手改进报纸的宣传工作。
申云浦经常引用列宁说的一句话：“要用千百条纽带联系群众。”他不是音乐家，在报社却亲自教全体同志唱歌：他不是演员，却在平原分局党校的晚会上，扮演京剧《法门寺》中的刘媒婆，唱大段的流水板。
他的书法、他的诗词，都受到人们由衷的喜爱。那时，申云浦正值年富力强，夜以继日地工作，亲自写社论、写通讯，文风辛辣、活泼、深刻。凡是申云浦的文章一发表，边区的干部战士都争相传阅。
南下西进到达贵州后，申云浦目睹了贵州人民的苦难状况：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乡下农民吃不上盐巴，只能拿青石头当盐巴哄小孩。披筋筋挂缕缕的乞丐遍布贵阳街头，他们将下半截身子伸进饭馆的炉灶里度过寒夜，马路边上经常躺着哼哼待毙的病人。国民党害苦了老百姓!
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1月22日正式宣布成立：主任苏振华，副主任陈增固、赵健民。军管会下设有文教接管部，申云浦担任文教接管部副部长。
贵阳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下分四个处：新闻出版处、学校教育处、社会教育处和秘书处，负责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机构的接管工作。
文教接管部设在原国民党贵州省教育厅，地址在白沙巷。申云浦上任后，就给留在那里的几个旧人员做工作，向他们说明我党的政策，让他们去联系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进步分子。新的组织架构尚没有建立起来，申云浦让人在街口张贴通知，某日在某地开文教工作接管会，望踊跃参加云云。
旧公职人员怀着好奇心，想一睹解放军的“接收大员”的风采。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位官位很高的共产党人，没有带护兵，没有带秘书，穿着补丁衣裳走进会场。与会人员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肚子里有墨水，眼睛里无能人，看惯了国民党“摆谱”那一套，此时倒想看看这位共产党的“文教官”有多大本事。
申云浦的装扮朴实无华，但站上讲台却风度翩翩。他先讲国际形势，后讲共产党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讲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多舛的命运，继而讲到贵州的历史文化和历史名人。然后引入主题，就是要在贵州落实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那就是“接过来，包下来”，让文化人有饭吃，有事做，原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并揭穿国民党散布的谣言，什么共产党来了要搞“三头”(点头、磕头、杀头)、“共产共妻”等等。
他声音洪亮，语言犀利，引经据典，幽默风趣，一下子把在场的文化人吸引住了：八路军里竟有这等人才啊!讲演罢，申云浦走下讲台，很多人主动上前来介绍自己单位的情况，有人竟带来了笔墨和宣纸，说：“早就听说申长官书法好，请赐墨宝。”这个请求也可视为变相考试，在场的人一层层围了上来。
申云浦铺纸研墨，毫不迟疑，用行楷写下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行笔之流畅洒脱，使在场的文化人不由得鼓起掌来。申云浦将《岳阳楼记》全文背诵了一遍。最后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宗旨。”
第二天，申云浦去考察贵州大学，原教育界的旧官员和一些学者名流陪同。在音乐教室，申云浦看到一架旧钢琴，上面布满了灰尘。这时候，有一个原来负责教育工作的旧专员 掏出手帕拂去钢琴盖上的尘土，又擦拭了一下钢琴椅，然后，掀起钢琴盖，熟练地弹奏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场的人交口称赞：“弹得好，弹得好!” 那位旧专员站起来，礼貌地对申云浦说：“申部长，请你多多指教。”话中隐含着挑战之意。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申云浦谦虚地说：“我也就上过几天师范，钢琴弹得不专业。”他坦然地坐在钢琴凳上，在琴键上试了几个音。然后，一曲优美的《蓝色多瑙河》缓缓从天际流来，申云浦微闭双目，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将这首名曲完整地弹奏下来。曲罢，一片静寂，继而爆发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申云浦由此在教育界、文化界声名大振。很快，申云浦身边就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一些旧职人员都来找他做朋友。
贵州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拥护革命的，在进城之初，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就唱出《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扭秧歌，打腰鼓，演出解放区的文娱节目。
花溪清华中学师生们，为了保护学校财产，连续站了三昼夜的岗。解放军来了，当晚举行军民联欢会，同学们就演出《兄妹开荒》，还和解放军对拉唱歌，盛况空前。
在新闻出版方面，一手抓接管，一手抓人民新闻出版机构的筹建。接管了国民党贵阳《中央日报》、《贵州日报》、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和贵阳广播电台。
《贵州日报》很快印出了新华社电讯，广播电台也当即开始转播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使贵州人民及时看到、听到国际国内的新闻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声音。
经过紧张的筹备，申云浦亲手创办的《新黔日报》于1949年11月28日发行。《新黔日报》登载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唱歌》的散文，作者章枚是当地一名文人。他在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受着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残杀与迫害，气闷在肚里，急需要吐出来，喊出来。我们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民族独立解放。为了实现这些，我们要喊出‘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的日子里，一个署名甘凤章的旧职员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假使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我们中国不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必亡于美帝国主义，这是不容质疑与否认的。所以我们要无条件地跟共产党走，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这是贵州知识分子思想的声音，是民族的良心。
申云浦读到《新黔日报》的文章，十分欣慰：多灾多难的贵州醒来了!
后来申云浦官至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但第一才子仍笔耕不辍。1982年，为实现贵州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申云浦率先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贵州的发展和建设，继续完成了省委交办的大量重要工作。
他参与创办了贵州老年大学、红学会、老年书画协会。他还担任了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具体分管编辑工作，并兼任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文艺组长，为党史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不避寒暑，不顾年老多病，经常往返于贵州和冀鲁豫之间。
在他主持下，冀鲁豫党史工作组先后出版了《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中共冀鲁豫大事记》《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以及金融、财经、宣传、群运、战勤、文化、教育等等资料专集，总计数百万字。已出版的文艺丛书有《范筑先将军传》《鲤鱼湾的故事》《地狱归来》《渔火》《在战斗纷飞的年代》《战斗在冀鲁平原上》《乱世姻缘》等，总字数四百多万。
当他在病榻上，还勉励党史文艺组同志一定要搞好文艺出版工作：“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他还请医护人员，携带着氧气瓶、急救药物，把他抬到老年书画展览会，亲自看看展厅的书画，会见老年书画家。
申云浦久病卧床不治，弥留之际，嘴里总反复念叨着两个字，由于声音太小，家人和医护人员都听不清，一位北方籍的小战士俯身仔细倾听后，说：“首长说：‘党史……’”
1955年8月，申云浦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无端遭受迫害，并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降级降薪处分。到1979年4月17日，中央批准“平反”，申云浦蒙冤二十四年。
申云浦被下放到安顺山京农场劳动，开始了农业工人的生活。他积极参加各种农事劳动，尽管累得腰酸背痛，但从不叫苦。从不消极。他以能者为师，学习耕翻土地，播种育苗，施肥铲草，收割脱粒，甚至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凡是农场的活路，他样样都学，样样都干，每学会一种劳动本领，都高兴若干天。
申云浦是党的高级干部，从在白色恐怖下搞地下斗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他对党、政、军的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以及赣东北、贵州的解放，都有重大贡献。他从来不谈个人功勋，却为学会了种地和开拖拉机这样的事如此开心!
申云浦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一直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生活在群众之中，没有半点“官气”，与同志们相处，推心置腹，热情宽厚，平易近人。很多老同志按照山东阳谷的风俗，尊称他为“申二哥”。当他成为农业工人之后，更是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对工人兄弟的生活处处关心。每夜醒来，都要给蹬落被子的工人扯盖好，遇有生病的更是送饭送水，嘘寒问暖，十分关怀。他像爱护手足一样爱护着同志。同时他也赢得了大家的“爱”。
一次，一个农民到农场偷红薯，工人们把他抓住绑起，申云浦得知后赶紧跑去，让大家放了他。第二天，申云浦又叫厂里工人给这位农民送去两挑红薯良种，给寨子生产队送去几头良种猪娃，以后又年年给附近村寨送去水稻良种、鱼苗等，还派技术员到田边地头指导生产。申云浦成了周围农民心里的“青天”。
1956年深秋的一天，几十里外山村的一个农民，因妻子难产，情况危急，飞跑到农场医务室，满脸愁苦地请求医生出诊。医生因自己是内科医生，从来没接生过，不肯出诊。申云浦得知此讯，立即找医生谈话，严肃地说：“人命关天，怎能见死不救!何况我们是国家干部、人民的勤务员。对于治病，我无能为力，可你是医生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医生的天职。现在，这个农民从老远的地方找上门来求助，我们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再说，你没有见到病人，不知症状，怎能就说不行呢?事不宜迟，你马上出发，有什么意见回来再说，我等候你。”这一番话情理并重。医生心悦诚服，立即收拾药箱出发。申云浦又派一名护士去协助，还派一名工人负责护送。由于医生、护士及时赶到，产妇和婴儿均转危为安。
受此事的启发，申云浦对医务室做了规定：凡是群众因急病请求出诊的，不能推辞延误，要风雨无阻地出诊。
1958年8月，申云浦奉命调离山京农场时，牵动了广大群众的心。工人、农民、干部对申云浦恋恋不舍之情难以形容，群众按着当地习俗，送来了两大挑子袜底。农场职工和附近许多农民赶来相送，每户做一个菜，端着上百道送行菜，绵延数里，申云浦没品尝一口饭菜，没有喝一口水，互相泪眼惜别，最后竟哭成一片……
申云浦蒙冤期间，多次改换工作，从农场到工厂，从干部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从不计较职务高低，不论担任何种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积极工作，团结同志，出色地完成任务。他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流露过个人情绪，都没有吐露过个人冤屈。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能忍人所不能忍，能容人所不能容。这正是申云浦党性坚强的表现。
申云浦是冀鲁豫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曾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
三个似乎毫不相干的人，一段传奇的经历却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华子良的原型叫韩子栋，原名韩国桢，是山东省阳谷县人。1930年韩子栋从老家到北平求学，因家境贫寒，只好半工半读，一面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听课，一面来到北平西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打工当店员，这家书店是中共北京特科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北京特科，是1931年4月由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建立的。
正是在书店做店员期间他结识了地下党员，于1932年被吸收加入中共组织。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回到了原籍阳谷，结识了同样是中共党员的老乡申云浦，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1933年前后，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破坏。他们虽身处逆境，却正气浩然，用各种方式进行革命活动，想方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
同年秋天，韩子栋受中共领导人的委派，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内部。两个人从此分开了。那一年，韩子栋才二十五岁。
1947年底，一个蓬头垢面、十分瘦弱的中年人来到了申云浦的面前。申云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老战友韩子栋。这一年韩子栋四十岁，已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待了十四年。
原来，两人分开后，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韩子栋在“蓝衣社”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1934年11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韩子栋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重庆白公馆等十一所监狱(其中三所是公开的监狱，八所是秘密集中营)，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
在受刑时，韩子栋毫不动摇，而特务机关又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现行罪证，所以一直把他作为“严重违纪人员”对待，还派他去做杂役。
在狱中，他从同室关押的一个疯子那里，学到了一手装疯的“绝技”。韩子栋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数年如一日地一副痴呆疯癫的模样，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头顶烈日，有时冒着大雨，一刻不停地在白公馆的放风坝里小跑。
看守的特务们都以为他是被关得太久憋疯了，便叫他“疯老头”，放松了对他的监禁和看管，让他当伙夫，管收发，还让他当挑夫随看守到小镇的瓷器口去买东西。
韩子栋时刻准备着越狱，为了增强体能，他加大了每天的运动量：为了更好地麻痹特务，他愈发显得疯疯癫癫起来；为了越狱成功，他利用每天跟随看守外出买菜、挑货的机会仔细地观察路道、辨认方向。
一次，沈醉作为军统局高级特务来到渣滓洞视察，路过院坝的时候，看见有个犯人在扫地。沈醉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人也回头看了沈醉一眼，沈醉便问身旁的监狱长：“这是个什么人?”监狱长告诉说：“共党嫌疑，已经疯了。”沈醉不愧是个老牌特务，大手一挥说：“关起来。”监狱长问什么原因，沈醉说：“真正的精神病人，看人痴呆呆的，他瞟我一眼，说明他神志清醒，特别是共党嫌疑，还是把他关起来吧!”这一关就是两年，后来因为监狱人手不够，监狱长见韩子栋仍然疯疯癫癫的，就又把韩子栋放出来当杂役。
1947年8月18日下午1时许，在酷暑烈日下，韩子栋跟随看守卢北春上街买菜。路上，卢北春巧遇熟人胡维景，应邀去胡维景家打牌，留下一个勤务兵模样的人看着韩子栋。过了一会，韩子栋拿出两万元钱请勤务兵去买西瓜。“拣顶好的买，最好买点冰来冰一冰，剩下的钱你坐车，不用给我啦。”韩子栋知道，西瓜加冰不过几千元钱，剩下的是那人的外快，他当然乐意跑腿。
就这样，韩子栋机智地支走了勤务兵后，撒开大步迅速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听说韩子栋不见了，监狱的特务开始还说：“一个疯子跑了就跑了呗!”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极大震动：“混蛋，疯子会逃吗?”在军统的眼皮底下，装疯十几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特务们感到后怕。特务头子恼羞成怒，派出大批特务带着警犬四处通缉、搜捕韩子栋，但一无所获。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韩子栋是渣滓洞唯一一个在关押期间成功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与党失去联系十四年，越狱后只能先回阳谷老家，他的妻子王玉玲带着女儿苦苦等了十四年，以为丈夫已经不在人世。韩子栋突然归来，妻子和女儿吓得直喊：“鬼!鬼!”
为了与党联系，韩子栋找到了已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兼《冀鲁豫日报》社长的老战友申云浦。在申云浦的帮助下，1948年1月，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
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让韩子栋屈服，反而愈磨砺愈透出其党性的光芒，当审查后恢复党籍的他被问到有何要求时，大难不死的韩子栋就说了一句话：“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国民党从重庆撤退前夕，残忍地杀害了渣滓洞所有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韩子栋被邀去进行烈士的辨认工作。当看到那些熟悉的难友死在黎明前，他泪如雨下。
新中国成立初，韩子栋先后在中财委、人事部、国家一机部、国科委等部门工作。1958年，组织安排中央干部到省市工作，因为老战友申云浦在贵州，韩子栋要求去那里工作，他被安排为贵阳市委副书记。
“文革”前期，有人怀疑韩子栋是由国民党安排假脱逃而潜伏下来的特务，又被关进监狱十四年。
这期间，申云浦也遭受到迫害，但他始终坚持为韩子栋申辩，说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应该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他身上。
这时，已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原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坚持事实，否认了假脱逃这一说法，并出具了当年亲自安排布置追捕韩子栋的证明。在“文革”结束后韩子栋被平反昭雪，调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
“文革”后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一炮而红，中国文史出版社发行一百五十万册，一时洛阳纸贵。
一天，沈醉收到一封信，问及《我这三十年》何处可以买到?这种信件多如牛毛，沈醉并不在意。可是定睛看时，写信人名叫韩子栋，工作单位是贵州省政协。沈醉知道他就是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原型。沈醉作为《红岩》里严醉的原型能够收到韩子栋的来信，也就是严醉能够收到华子良的来信，沈醉断言，这是任何小说家也编不出来的故事!
百感交集之中，喜出望外之余，沈醉马上给韩子栋寄去一本书，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严醉”没有死，“华子良”没有疯，我们两人为什么没有见面的机会呢?
机会很快来了。韩子栋来北京出差，应邀到沈醉家做客。见面之时，沈醉弯下腰，深深地给韩子栋鞠了一躬。
“你这是做什么?”韩子栋大惑不解。“给你赔罪呀!”沈醉语音哽咽，“因为我一句话，多关了你两年。”俩人相拥而哭。
不久，沈醉应邀到贵阳，韩子栋在政协分配给他的新居里，为沈醉举行家宴。陪客的就是韩子栋的老战友加邻居申云浦。
两个老共产党人和一个老国民党人把酒言史，感慨颇多。
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在贵阳逝世，终年八十四岁。沈醉收到治丧办公室的信，失声痛哭。他含泪写下了一篇文章《哀悼韩子栋(华子良)同志》发表于《人民政协报》。
文中写道：韩老一生真是太坎坷了，他先后坐过二十多年牢却毫无怨言。用他的话说，过去共产党员坐国民党的牢不容易避免，他是宁可坐牢而不会变节。而坐共产党的牢，那是一种误解。我不会对党有意见。
韩老说：“你说错了一个字，我同沈醉不是朋友，而是好朋友。”而这时申云浦刚刚逝去一年零六天。
申云浦、韩子栋，两个逆境中坚强不屈、忠诚如一的老共产党人，安息吧!
1955年，申云浦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下放到地处安顺的山京农场，名为副场长，实为劳动改造。几天前还是前呼后拥的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一场批斗会之后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牧马人”。这年国庆节前三天下午，申云浦去山京报到，迎接他的是党总支书记、场长王占英。
王占英是山东省平阴县人，1939年3月参加革命，冀鲁豫东阿四区分委书记，是跟着申云浦一步步走到贵州来的南下干部，原来在省农业厅工作，由于某些原因，下放到山京农场，成为山京农场的创建人。当时上级给王占英的任务是“帮助申云浦改正错误”，在王占英的心中，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王占英一如既往地尊重，大会小会上常常说：“申场长，您看这样行吗?”申云浦则完全把自己置于副手位置：“你场长说了算!书记说了算，我落实!”互相的尊重与理解使他们之间很快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成了莫逆之交。
当时正逢秋季大忙，全场近万亩水稻喜获丰收。两百名工人每天都紧张地进行收割，申云浦抖擞精神和职工一起坚持劳动，在劳动中同工人有说有笑，平易近人。王占英为了照顾申云浦的身体，每天下午劳动时，不让别人通知申云浦。申云浦觉察后，更自觉地按时参加劳动。夜间坚持读马列主义著作。农场工人迅速产生了共同的认识：申云浦这个副场长有水平、有理论、扎实肯干，真是可亲又可敬。
三个月之后，农场党总支向省委写了书面报告，建议撤销对申云浦的处分。当然这个极为淳朴诚恳的建议，当时不可能被接受。随后，党总支又决定，请申云浦参加党总支委员会共同开展党的工作。申云浦看到干部、工人勤劳、朴实、正直高贵的品德，感受到了老部下的信任，他深受感动。
按照党总支的安排，申云浦给工人上文化课，给干部上理论课。他发挥自己的优势，每次课都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受到工人、干部的热烈欢迎。很快，他也向工人学会了全部农活。
在农场，他和工人、干部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腰里揣着一副扑克，田间休息时，招呼工人打扑克。后来他说：“这是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式，一把扑克打下来，工人说出很多真心话。”一个曾经的正省级领导，经常早起背着粪筐，从场部出发到银子山边走边捡粪积肥，工人见了都尊敬地向他点头、问好。
在农场的几年，工人们却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失意的高级干部。在全场职工和周围寨民的眼里，申副场长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深入群众搞调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极高的山东老革命!
真正使申云浦能挺过那段含冤茹苦的岁月、抵抗煎熬的力量来自于山京人民。告别了秘书、司机和警卫等环绕身边的生活，申云浦没有什么不习惯，本来就是劳动人民，有那些待遇倒觉得不好受。但是离开了宏伟的贵州建设事业，这位年轻的省委原副书记确实感觉有些凄凉。
当时的山京农工太苦了，他们一月的工资，除了买点口粮，就只能买点盐巴和辣椒。当时的山京人民也太淳朴了，就吃那样的伙食，他们不但没有怨言，而且还在建设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打竹板，喊号子，到处是大干快上的景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干劲，使四十岁的申云浦忘却了批斗会上受的屈辱，焕发了青春。
刚到农场，他就徒步考察了场内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海子边”到“十二茅坡”看了个遍：这里，再造几个茶山，那里，再挖一个水库……一个新的蓝图产生在他的胸中。大事业干不成了就做小事业。
南下路上，他曾告诫干部战士：“贵州的人民也是人民，也需要解放过好日子。”来到了山京，他告诫自己说：“山京的人民也是人民，也需要过上城里人一样的日子。”
当然支撑申云浦的还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李庭桂当时正任安顺地委书记，山京农场就归安顺管。秘书请示申云浦来了怎么对待他?李庭桂：“过去怎么对待，现在还怎么对待!”李庭桂定期到农场看望申云浦，每周接申云浦到家吃顿饭，洗个澡。他叮嘱秘书：“凡是我能看到的文件，都要送给‘申二哥’!”
二哥，这是阳谷县对中青年男子的尊称，也是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隐称。当年冀鲁豫的同志们提起“申二哥”人人皆知，上上下下都称他“申二哥”，这成了他的尊号。
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万里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后他没有急于离开会场。曾当选过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三十四年后再次当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云浦也没有走。当人渐渐稀少了的时候，万里走向了申云浦，两人拥抱在一起，万里第一句话就是，“申二哥，真想你。”
时隔三十四年的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1年5月13日，申云浦逝世当天，医院整个干部楼都挤满了人。除了机关的干部、下属，还有农场工人、农民、修脚师傅、修钢笔的……申云浦停止心跳时，整座楼一片哭声。
按照申云浦的遗愿，家人把他的骨灰送到山京农场安放。穿过几片亚热带森林，到了茶山连绵的山京，听到了这里的老农工讲述的故事，家人才明白了他是怎样渡过了生命中的低谷，才真正明白了他对山京那深深的感情。
浩浩正气，响遏行云，芳馨远播，风范长存。申公云浦，英髦秀达，气宇轩豁，豪情任侠。幼读马列之书，遂以天下为己任。抗倭寇于冀鲁，战蒋帮于平原。率干南下赣东，挥戈西进黔山。为建设贵州，造福人民，殚精竭智，呕心沥血，申公伟绩共鉴。五十年代中期，不幸无端受祸，谪降山京。吾公居逆境而不怠，安之若素；处患难而不忧，大义凛然，行三同与职工甘苦相伴；睦场邻对群众雪里送炭。七十年代末，冤平复出，英姿不减当年，宏图大展金秋。惜病魔缠身，一朝辞世，黔山震恸。申公德硕才高，爱憎分明，对歪风邪气如疾风怒雨；遇老弱妇孺若霁月光风，口碑载道，思念良殷，山京旧友，抚遗泽而伤怀，立此石寄哀思。
人民的心碑上刻下的拥戴，是一个共产党人最伟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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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JIAN根据《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4.09.29.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雲浦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