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普 （ 1918年~2010年）湖南涟源人。抗日战争初期开始新闻工作，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解放战争中任新华总社特派记者兼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1949年10月1日以新华社记者身份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建国后历任中宣部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粉碎“四人帮”后任新华总社副社长、中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光荣归于民主》（1945）《开国前后的信息》（1982）《记者甘苦谈》（1986）《记刘帅》（1992）《洋女婿土老帽》（2001）《我是“特嫌”——李普自述》《李普自选集》等。

原题

两张照片

作者：李普

开国大典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有两张照片可以为证。这是女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当年我并没有看到这些照片。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侯波清理旧照片，找出来一批当时没有发表的照片，把其中有我的镜头的翻印出来送给了我。

第一张照片前排从左至右是刘少奇、毛泽东、刘伯承、陈毅、李立三，我站在陈毅上面。

第二张我站在陈毅下面，后面一排从右向左是贺龙、陈毅、刘伯承、周恩来、吴玉章，贺龙身后含烟者是邓小平，照片中我左手边的是张奚若，下面是黄炎培，右手边是吴晗。

张奚若、黄炎培、吴晗都不是共产党员，都是学者，大学问家，在中国现代史上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炎培先生在旧中国埋头办学，拒不做官。1945年他访问延安，同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谈话，后来叫做“黄氏周期率”谈话。

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离开延安后，公布了这段谈话。这个谈话让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对共产党政府充满了期望和信任，对中国共产党得到人民拥护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家人在他的影响下也拥护共产党，一个儿子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了。

解放后，毛泽东对黄炎培一直以礼相待，常有书信往来，对黄炎培的逆耳忠言也都能容忍。但对他的家人就不客气了。他的另一个儿子是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因为对中国的水库建设提出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受了许多折磨和羞辱。现在重读这段对话，我们不能不佩服黄老先生的料事如神，可惜不幸而言中。

张奚若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里有职务，但更多的是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当教授，主讲西方政治学。

1949年6月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张奚若当选为以毛泽东为主任、由27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委员。在讨论新中国的国旗、国名、国歌时，有人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异议，也有人提议只用曲谱，而另行配词。张奚若坚持主张仍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为国歌歌词，他认为原歌词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并列举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说明原词可以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也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说:“‘人民共和国’已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再出现一次，以免重复。”他的这一主张博得了大多数委员的赞同，并获大会正式通过。

可别小看这些意见。张奚若的发言有理有据，我们很多领导人就讲不出。回顾这件往事使我想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认为政治就是革命，就是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人才有水平。共产党长期看不起知识分子，尤其看不起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把民主人士特别是研究政治的学者统称为资产阶级学者，不承认他们的学问。其实管理国家、实行民主等等都是科学，而且是很深很深的学问。它有它的游戏规则，有规章可循。绝不是有革命资历、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就可以玩得转的。我们走过了很多弯路才明白，领导一个国家和领导一个党不是一回事。

再说一说吴晗。吴晗是个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他对毛泽东“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信以为真，创作了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没想到惹下惊天大祸。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中国进行了十年的“大革文化命”。吴晗一家在文革中惨死。

你说，这张照片是不是很有意思？

近几年，有不少看到这两张照片的年轻人问我，这么一个庄严隆重的盛典，你怎么能站在功勋显赫的领导人前面？真的，大概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那时刚刚三十岁出头，算是个小青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可都是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想，第一我是记者，记者的任务是采访，我并不以为我和参加盛典的领导人是上下级关系，所以没有什么顾忌。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走来走去，就被侯波拍下了不同位置的照片。

还有，那个时候新中国刚成立，领导人之间大体上也还是战友、同事，平起平坐，不像后来规矩越来越多，上下尊卑的次序越来越严格。现在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领导人集体出席大会，领导人一丝不苟地按照排名先后排列而行，有时成扇形而出，前后相隔半步，就像是用尺子丈量过的。看到这种场面，我不禁想，这是进步呢还是倒退呢？

刘邓大军记者团（前右1李普，右二沈容）

 

 

开国大典的

一份名单

作者：李普

前面说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决定的。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后来叫做开国大典，十月一日成为国庆节。

我和李千峰还有其他一些报社的记者都上了天安门，观看了这个隆重的仪式，见证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写的《开国大典》作为新华社的通稿，成为官方的正式报道，现在有些人还提起它。顺便说一句，写那篇报道完全是现场观察，眼看心记。因为事先没有演练彩排。听说现在许多大场面大庆典仪式，正式举行之前要进行多次彩排，记者也跟着一次次观看，报道稿早在庆典之前就写好了，或许还是由主办单位拟好了的，庆典结束后添减几个字就发出去了。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些条件，记者要凭硬功夫现场经历，真看真记。

开国大典过去近六十年了，有些细节我想再说一说。

大典开始，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的组成人员，主席、副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件公文当天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

毛泽东宣读这个公告的时候我站在他后排，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一字字念完了政府委员会的名单。宣读完毕，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纸条一再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这份文件是铅印的，贴上去的字条是别人手写的。那时还没有电脑，不能随时修改随时打印出来。文件上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

开国大典仪式结束后，我拿另一份铅印件添上那些名字发了稿，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原稿一直保存在我手里。这份公告收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文末注明“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这就是新华社向全国发出的那条通稿。可见补入了全部名单的《公告》，只有毛泽东自己宣读以后交给了我的那一份，没有来得及另留底稿。可惜的是，这份珍贵的文物也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

我事先已经知道，《公告》补入了全部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补入的。张治中是谁呢？他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位要人，作为国民党中央的首席代表来北平谈判和平。国共两党代表团达成了和平协定，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拒不同意，于是谈判破裂。张治中就与他们分道扬镳，加入了和平民主阵营，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在10月1日上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张治中提出了意见。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10月1日上午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对外发表公告，里面有几句话：“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委员五十六人。”原文已经印好，一会到天安门庆祝成立大会便宣布发表了。刚好李立三先生在我右边，我问他：“这样措词可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委员五十六人一语太简单了吧？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体委员名字都写上？”他说：“对。”我说：“请你说吧。”他说：“你说好。”我站起来一说，毛主席马上表示同意：“好，把五十六个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阵容。”大家听了都鼓掌。

毛泽东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的建议，并且这样重视这个名单，其中有个大道理。从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名的论文开始，中共中央多年来再三宣布：中国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

所谓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上是建立和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确实，这个政府委员会的名单，显示了新中国的这个新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五十六个人的名单我就不再抄了，总之，当时我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面各派的实力人物，可谓尽在其中。如果按原来的稿子，只念主席和副主席的姓名，接着念“陈毅等五十六人为委员”，把其他五十五人都省略掉了，哪能有这个声势呢？

在名单中可以看到，许多非共产党人担任了重要职务。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非共产党人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非共产党人有二十七位，差不多一半。当时的政务院（那时不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郭与黄不是共产党人。在政务委员十五人中，非共产党人士九人。总计当时非共产党人的民主人士在中央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的，占部长以上成员总数三分之一强，还有许多副部长。

这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的政府啊！当时人民议论纷纷，说共产党了不起，打下了天下却不徇私，真心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来共同治理国家。

可惜，这个局面几年后就被打破了。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这个名单中有几位被打成右派分子，即使名单中的共产党人，也有不少被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现在，这个名单上的人士都早以作古。有兴趣的年轻人不妨以这个名单为基础，探寻一下新中国第一代政府领导人在新中国的踪迹，调查研究一下有多少人顺利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颐养天年，寿终正寝；多少人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中国政坛，甚至身陷囹圄，死于非命。这或许能从中看到中国政治的演变，得到一些经验教训。

政协会议

和新民主主义

作者：李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组成，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新华社派我和李千峰承担报道联合政府的建立和开国大典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她的这个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成立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9月21日至30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就被称为“开国盛典”，这点可以从当年全国各大报上查到，可见人们对这个会议多么重视。我和李千峰作为工作人员，属于新闻处，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新闻处处长是著名政论家宦乡。他也是政协代表，又是大会的九位副秘书长之一。

先说政协大会。政协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政协代表一共六百多人，分为五大类。“党派代表”这一类包括十四个单位，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这三个单位的代表人数完全一样，都是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两人。

大会第一天，毛泽东致开幕词，就是那篇雄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宣布开幕之后，第一段就说：“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团结的会议。”

他开宗明义就指出“全国人民大团结”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想必没有人会不赞成，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基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这一提法也很值得注意，这个提法显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中国共产党也是民主党派之一，后来才渐渐演变为似乎不在其内了。

然后，中共代表刘少奇第一个发言讲演，他讲演的标题就是《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他说：“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共同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问题。”

他的讲话也同样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是以和其他民主党派平等的身份参加政协会议的。

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它在宪法制定之前起宪法的作用，是这个时期的根本大法。现在重新研究这个文件可以发现，这个根本大法的灵魂是强调现阶段实行新民主主义，将来才实行社会主义，所以没有把社会主义写进去。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专门做了解释。

大会第二天，周恩来代表起草小组做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报告》。

前几年我找到这篇文章，因为是我亲耳聆听并记录整理的，重新再读感到非常亲切，并且有新的领悟。

周恩来讲了八个问题，第二个是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他说，总纲中没有写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他这个报告的第五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他说：“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

这个《共同纲领》总共六十条，第四章“经济政策”十四条，加上第一章总纲中专门讲经济方针的第三条，共计十五条，占了总数四分之一，真正是“讨论最多”的了。总纲的第三条十分重要又十分明确，我把它抄下来：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我记得那天的大会没有事先发给大家铅印的文件。看到周恩来拿着薄薄的讲稿走上台去，我立刻意识到今天的任务不轻松，必须详细做笔记。我们记者的席位靠近主席台，等周恩来讲完，我照例走上去要他的稿子，他说：“我实在没时间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

提纲列了八条，是用钢笔写的。我于二十二日当晚根据我的笔记写成一条新闻交给他，二十五日才退回来。新华社当晚发出通稿，全国在二十六日见报。这个报告收入在《周恩来选集》上卷，题下注明“这是报告的摘要”。我查对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周恩来选集》里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条新闻，只是作了少量删改，比如把那些新闻用语删掉了。换句话说，他的这篇文章也再无别的底稿。

周恩来的这份手稿无疑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我曾予以珍藏，但是这份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走了！

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这次大会，想起《共同纲领》。现在我们年年庆祝国庆，许多人只知道1949年10月1日有个开国大典，不再提它的诞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很多年轻朋友大概都不知道我国有过这么一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知道新中国最初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知道最初的政府是联合政府。

新中国的第四年，1953年，这个郑重其事地制定的《共同纲领》就被无声无息地废止了。那时我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听到传达：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说他“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犯了右倾错误。1953年8月，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两百多字的文件的“题解”写明：“这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所作的重要批示。”

这就是说，五种经济共存和共同发展的局面要结束了。

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更没有经过全国政协讨论通过，就由毛泽东乾纲独断，在一个“批示”中一锤定音。这轻轻一锤，《共同纲领》就被彻底否定了。

《共同纲领》的《序言》中明确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不用说，《共同纲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他在政协大会上又是举了手的。无论在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信义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负有遵守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应当、不可以背信弃义。

此后，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走了多少弯路，多少冤枉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

 

文章写于1999年夏

收入《我是“特嫌”

-李普自述》一书

文图由李普女儿

李欲晓提供本号分享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三届）：[百年潮] 李普：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