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的解放指日可数。毛主席及时指出：“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准备53000个干部随军南下”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共冀鲁豫第六地委根据冀鲁豫区党委的战略部署，开始紧张地组织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
冀鲁豫六地委位于鲁西北，它的北面和西面与河北接壤，南邻是河南。这个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党的活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开辟较早的平原游击地区。著名的民族英雄、爱国将领范筑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中就牺牲在这里。鲁西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锻炼出一批批优秀干部，为革命流血牺牲了数万人。当全国解放即将来临、新中国建设需要干部南下的时候，这里的人民和干部沸腾了，“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蒋介石”的口号声，响彻六地委所属各县区的大地。
1949年1月上旬，六地委根据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精神，召开了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参加的紧急会议，提出了在2月中旬完成抽调、配备南下干部的任务。各县立即掀起动员南下的热潮，县委书记、县委委员亲自下到基层做组织动员工作，解决南下干部的具体问题。聊城县委组织部长沈建梅亲自在三区(侯营)作组织动员工作，取得了初步经验。当时广大报名南下干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我们翻了身，得到了解放，有义务有责任帮助新区的人民翻身解放。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将各县干部基本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即留下的和南下的各占一半。在干部的配备上，强调了南下干部的政治素质。对南下干部的要求条件是：年纪要轻(一般在30岁以下)，身体条件要好(没有疾病)，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各县在组织动员南下时，广大干部都踊跃报名，不少县、区要求南下的干部多于留下的。这当中，有的爱人支持丈夫南下，有的父母支持儿子南下。聊阳县动员干部南下的消息一传出，报名的、写申请的、向党表决心的一时络绎不绝。女干部任守藩(后在贵州牺牲)向组织表决心说：“南下男同志能办到的，我都能办到，绝不拖队伍的后腿。”河西县的田绍阳结婚才两天，就背起背包参加了南下的行列。王长忠、孙芳明二同志已年过40岁，是刚翻身分得胜利果实的农村老干部，他们的爱人拉扯着年幼的孩子，家中没有其他劳动力，而他们坚决表示翻身不忘共产党，虽经劝阻仍坚持和大家一起南下。还有不少同志怕领导不批准南下，找领导千方百计把理由说得更“充分”，有的怕家庭不同意找麻烦，干脆“偷”着南下。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六地委的干部有着很高的思想觉悟和远大的革命理想。
干部南下的组织动员工作，大约经过了10天左右就完满完成。六地委和军分区南下的领导干部是：地委书记谢鑫鹤、组织部长王富海、军分区司令员曾宪辉、副专员赵 尧(姚修文)、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六地委所辖各县的县委书记大都抽调南下，当时各县抽调的领导干部(含县委委员)情况如下：
南下干部队伍组成以后，以军队的建制组成了冀鲁豫南下支队第六大队，地委和军分区机关的南下干部组成直属中队，县为中队，区为班。
六地委的南下干部队伍由900多人组成，其中干部670人左右，战士、勤杂人员240人左右，编为南下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宪辉担任，大队政委由地委书记谢鑫鹤担任。大队设有政治部、保卫处，分别由王富海、赵 尧(姚修文)、袁子钦等同志负责。
2月20日左右，各县南下的干部陆续在六地委所在地聊城集中，用了6天时间进行编队学习，做着向区党委所在地菏泽集中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地委领导向大家作了动员报告，开了欢送会，南下干部初步学习了有关南下的精神，思想上明确了南下的重大意义。
冀鲁豫区人民欢送即将出征的南下干部
1949年2月27日拂晓，编成的南下支队六大队根据冀鲁豫区党委2月5日的通知精神(要求各地委南下干部必须在2月28日到区党委所在地菏泽晁八寨一带集中整训学习)，按照行军的序列，开始迈出了进军南下的第一步。
从聊城到菏泽，基本上是适应性行军，共走了6天：2月27日宿营石佛东鲁庄一带，2月28日宿营阳谷南郎集、南秦楼一带，3月1日宿营范县孟楼刘庄一带，3月2日在李桥过黄河后宿营旧城、南马庄一带，3月3日宿营鄄城白集南李花园一带，3月4日下午到达目的地菏泽，宿营于晁八寨一带。
在菏泽，共参加整训21天，进行了进军江南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一是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党中央关于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决策和一些具体政策，如党对新区的政策、党的城市政策、党的工商业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散兵游勇的政策等；
二是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如紧急吃饭(要求五分钟吃完)，学打绑腿，打背包，紧急集合，过独木桥，练急行军，防空演习等。通过抓这两项整训，主要解决了3个转变：
(1)思想适应新形势的转变。把大家从解放区这一方天地的农村中转变到解放全中国、面向大城市、接管大城市上来；
(2)工作对象的转变。过去的工作主要是农村，其对象是农民，现在我们将要面临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不仅有农民，更重要的是工人、知识分子，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3)工作作风的转变。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干部，为适应新形势必须克服散漫性、纪律松弛等不良作风。
3月31日，南下支队六大队在支队领导的率领下踏上了向江南进军的征途。每天行军60里、70里、甚至80里，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历时46天，纵跨5个省，于5月15日到达了目的地——赣东北。
3月31日从菏泽出发，宿营在郭家花园一带；4月1日，宿营在堤口一带；4月2日，宿营在徐州；4月3日，宿营在任桥一带；4月4日，宿营在固镇；4月5日，宿营在南尹一带；4月6日，宿营在蚌埠；4月7日，宿营在合肥；4月8日，宿营在方营子一带，在这里进行了南下以来的第一次休整。
4月13日，宿营在王小营一带；4月14日，宿营在小营庄一带；4月15日，宿营在沟二口一带；4月16日，宿营在鸽子窝一带，在这里进行了第二次休整，每人准备3天到4天的给养，实行轻装，把背的东西减到8斤重，为渡江作准备。
4月23日，宿营在吴家香营一带；4月24日，宿营在光城一带：4月25日，宿营在烟顿一带。
4月26日进驻安庆市；4月27日，拂晓渡江后跑步急行军，宿营在至德县的四道根一带；4月28日，宿营在高家村一带；4月29日，宿营在长安铺一带，在这里休息了一天。
5月1日，宿营在仰研一带；5月2日，宿营在刘永坊一带；5月3日，宿营在三浪街一带；5月4日，宿营在景德镇，在这里休息一天后，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南下，这是我们前进的总方向。但南下的目的地在哪里?开始谁也不晓得。尽管大家在行军的征途上，到哪里去接管是经常议论的话题，甚至把它作为行军的动力，有的说是南京，有的说是上海，也有的说反正是京沪杭一带没错。
直到进军到了合肥，在听中央委员张鼎丞同志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才知道总前委确定南下支队的任务是随五兵团过江，负责接管赣东北，建立赣东北区党委。这一决定与一些同志原来的想法大不相同，少数同志甚至在思想上有了小小的波动。经过领导介绍赣东北的情况，特别是经过解放战争的形势教育、人生观教育和理想教育，大家的思想随之很快就通了，同志们纷纷表示：“我们早已以身许党，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充分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纪律性。
在合肥最终明确，南下支队领导分配六大队的任务是接管赣东北贵溪地区，任命谢鑫鹤为地委书记、吴肃为副书记、王富海为组织部长、郭绍汤为专员、赵 尧(姚修文)为副专员、曾宪辉为军分区司令员、张绍武为副司令员、谢鑫鹤兼为政治委员，袁子钦为副政治委员。
南下的目的地明确后，大家行军的情绪更高涨了。从合肥徒步向桐城行进，这是南下以来行军生活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有的同志说是“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段路”。
南下支队干部在行军途中
4月的皖南山区，时值梅雨季节，淫雨霏霏，战争年代的道路更是异常难行。在没有任何雨具的情况下，一天从早到晚“脚在泥中走，人在雾中行”。有时夜间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大家用手互相抓住对方的背包带，一步一滑、三步一跌倒是常事。在鲁西北穿来的“支前鞋”“胜利鞋”走不了两里路鞋底就“飞”了，于是大家干脆光脚走。从桐城出发，最难走的一夜中，大家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有一个同志统计，他摔了30多个跟头，不少同志摔得鼻青脸肿。大队部的通讯员盛广和，连人和牵的骡子一起跌到泥堆里，大家借助于雷电的光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拖了他上来。那时大家真正成了“泥人”“水人”，除了眼睛之外浑身上下都是泥，到达宿营地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禁哈哈大笑。杜竹林同志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曾感慨地说：“那真是体外雨淋，体内流汗，又臭又粘，汗湿得军衣上的白碱像地图。”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样儿，就连老婆也不敢相认了。”大家就是这样在艰苦行军中，抱着解放全中国的崇高理想，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团结互助，互相勉励，战胜了各种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赣东北。
六大队接管的贵溪地区辖8县1市：贵溪县、资溪县、金溪县、弋阳县、余江县、东乡县、进贤县、临川县和临川市。
临川市：市委书记张金屏，市长吴欣斋，市委委员孔焕章、刘法文；
临川县：县委书记沈廷梅，县长张武云，县委委员杜竹林；
东乡县：县委书记姚传德，县长于振东，县委委员李建华；
贵溪县：县委书记张玉环，县长刘 影，县委委员石 光、张登文、姚 英；
弋阳县：县委书记崔芳亭，县长孙紫芳，县委委员单志远、曹子魁；
余江县：县委书记段缄三，县长张佃一，县委委员訾端林、孟景侠；
进贤县：县委书记刘学民，县长彭怀德，县委委员倪建华；
金溪县：县委书记房建平，县长武大觉，县委委员刘秀峰；
资溪县：县工委书记傅秀峰，县长王子奎，县委委员赵庆德。
贵溪老县衙
因为在过江之前，南下干部接管的地区和任务已经确定，所以六大队的干部在到达贵溪地区之后，便按指定的地点迅速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贵溪地委的所在地设在鹰潭，因此也叫鹰潭地委。我们5月15日到达时，二野四兵团直属机关已经住在那里，这就给我们的接管工作以很多方便。
我们的干部按照“原封不动、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先接后分”的原则，在全地区迅速而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在各县市，一般采取一竿子到底的办法，干部一到，县、区、乡(有的只有县乡没有设区)的三级政权就开始了运转。在赣东北近4个月，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贴出安民告示。这个安民告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它是当时我们进入新区之后的强大政治思想武器。贵溪地区各县一些上层人士最初由于不了解我党的政策，不少人跑到大城市去了，一些工商业者关门躲了起来，至于县、乡、保长，有罪恶大的，相当一部分投亲靠友藏了起来，不与我们见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干部走到哪里，就把布告带到哪里、张贴到哪里。开大小会和遇到有人的地方，首先向群众宣读布告，并逐条进行解释。事实证明：《约法八章》的威力是很大的，不少地方保甲人员和旧政府职员，看到布告或听说布告的内容后，纷纷回来，听从人民政府的指派。有的旧政权人员回来报到之后，又把其他未回归的人员动员了回来。
第二，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对旧政府的人员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录用。政权是新区人民心目中的旗帜，有了政权才好开展工作，才能站住脚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首先任命县、区、乡长，利用积极靠近我们的人把旧政权的职员动员回来，然后分配他们工作，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协助各级政府工作。在做这些人员的思想工作时，特别反复宣传布告中的第五条，即“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第三，征粮借粮，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贵溪地区的多数县，当时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还有成天路过此地继续南下的解放军，他们所需用的粮食，均由此地负责供给。另外，上海等大城市刚解放后的粮食供应，我们也担负一定的任务。为此，我们的干部到达每个县后，都很快下到了乡和保，带着数万到数十万斤的征粮任务开展工作。临川县温家区地处水陆要道，又是产粮区，我们干部到达后的12天里，就筹集了数10万斤大米。东乡县小珙乡，每天就供应过境部队大米达4万多斤。赣东北著名的产粮县贵溪，在我们接管后的3个月里，向上海调运大米达500多万斤，受到了华东局和区党委的表扬。
第四，收缴枪支弹药。这是《约法八章》中重要的一条，它关系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关系到消除封建反动势力威胁。解放后的赣东北，不仅国民党的人员和散兵游勇窝藏有相当数量的枪支，就是反动会道门、封建地主，甚至一些普通商人、农民手中也有大量的枪支。这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个极大的威胁因素。各县一接管，就开始了收缴枪支的工作。据曾担任过临川县公安局长的柴 龙同志回忆，当时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仅县政府(不包括区)就收缴了300多支枪。
第五，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我们的干部从开始接管之日起，就非常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地委和县委早在进军途中就掌握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名单以及他们在当地的影响。东乡县是舒 同同志的家乡，他在华东局给东乡县委写信托人带来，信中介绍了东乡的一些有影响人物。临川县是饶漱石、李井泉同志的家乡，我们到达后，他们的亲朋就主动接近我们，介绍很多情况。这个县的青年党头子李星桥、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张之楚，都是利用关系把他们找回来的。在贵溪地区的9个县市，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都亲自做统战工作，召开民主人士会、各界代表会，交代政策，了解情况，交结朋友。事实证明，搞好统战工作，对我们完成征借粮食、收缴枪支弹药、掌握敌情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六，救济灾民。1949年五六月间，贵溪地区的各县大雨下个不停，不少地方暴雨成灾，因此各县都出现了灾民，给社会安定造成了不利的因素。尽管我们刚进入接管阶段，百业待兴，每县仍然拿出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钱物救济灾民。
第七，创办革命学校，为新区培养干部。1949年6月初，我们地委分别在贵溪、东乡创办了“赣东北干部学校贵溪分校”和“赣东北干部学校东乡分校”，两校的校长由张金屏和杜竹林二同志担任，共招收学生1300多人(贵溪分校800多名，东乡分校500多名)。学校招收的对象是小学教员、失学的大中学生、流亡学生。学习的内容是时事、政治以及新区的政策。虽然学习的时间仅2个月，但这些学生的思想进步很快，对于解决我们干部数量严重不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西进贵州培养了一批干部。仅东乡分校，和我们一起向西进军的学生就有61名。西进七中队(直属中队)基本上是贵溪干校的学员，这些同志到达贵州后，成了接管建政的骨干力量。
贵溪地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同志的家乡，也是方志敏同志开创的20年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但它也是国民党统治的“模范区”，残酷迫害革命者的上饶集中营就在这里。特别是临解放时，国民党从政治、组织、军事上做了系统的部署，各县、市、乡普遍建立了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扩充地方反动武装，妄图卷土重来。6月间，这些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便与散兵游勇、封建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少数罪大恶极的旧政权人员互相勾结，攻打我各级人民政府，杀害我干部。十分严重的是，资溪县从6月22日至26日，连续发生杀害我区乡工作人员的事件，区长王月亭、王庆良等10名南下干部和2名通讯员有的被抓去活埋，有的在战斗中被枪杀，有的被暗害。血的代价教育了我们，蒋家王朝虽然被推翻，但暗藏的阶级敌人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坚决地开展了剿匪斗争。
接管贵溪地区的4个多月，我们全体南下干部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夜以继日地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总结这段历史的功绩，主要有三点体会：
第一，我们这支南下干部队伍是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它既能经得起残酷战争的考验，也能经得起在错综复杂环境中工作的考验。从黄河岸边的鲁西到江南的赣东北，行程3000多华里，到达目的地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由于一个多月的急行军和江南的水土不服，造成了疟疾、痢疾，疥疱三大疾病缠身，当时大家的体质非常虚弱，有的中队，干部生病的人员高达一半以上。没药吃，没鞋穿，没衣服换，工作夜以继日，同时冒着牺牲的危险，同志们凭的是共产党员的觉悟，为的是让江南人民早日解放翻身做主人。这一段革命斗争史，是永远值得我们自豪的。
第二，赣东北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大革命时期，赣东北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同志家乡的英勇人民。我们的干部到达赣东北后，这里的人民视为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毛委员(指毛主席)的人又回来了，把我们的干部当成亲人。当我们行军到达贵溪时，这里的老百姓给我们送鸡蛋、送茶水。在整个接管和建政工作中，处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第三，当地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的配合。当时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大胆使用当地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同志。对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以及与新四军失掉联系的党员，根据赣东北地下党负责人曾镜冰、夏润珍同志的介绍，及时作了适当的安排，如弋阳县委安排了闽浙赣游击队的宣锦堂同志担任该县的副县长，在贵溪专署和其他一些县区，也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工作。这些同志十分熟悉本地区的情况，这对我们很快掌握情况和开展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西进支队后梯队乘船沿长江西进
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渡江战役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继解放中南、华东诸省之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又向西南进军。
1949年7月17日，二野前委高干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五兵团进军大西南经营贵州，冀鲁豫南下支队改为西进支队随军西进，向四野和江西省委派来的干部办理交接手续
8月中旬，地委向各县委下达了向四野接管人员办理移交手续、到区党委所在地上饶报到的通知。
办理移交随军西进，无疑给我们这些刚“安下家”的干部思想一个冲击，赣东北的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把“家”安下了，工作摊子摆开了，尤其是我们的干部身体都比较虚弱，有相当多的同志带病工作。还有，我们在赣东北4个多月的工作，与赣东北的人民初步建立了感情，受到了赣东北人民的爱戴，现在打起背包又要走，必须扭转思想上的这个弯子。
9月上旬，我们贵溪地区各县的干部陆续到达了集合点上饶，入驻离上饶10多里路远的灵溪镇一带。
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贵溪地区的干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第四大队。对南下时原编制的负责人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大队长曾宪辉、政委谢鑫鹤，下设7个中队和司令部、政治部、供卫处、直属中队、侦通连、文工队等，总人数为1883人，其中干部1213人，战士和勤杂人员670人。在这1213名干部中，有地师级13名、县团级53名、区营级260名，连排级492名、学员395名(在江西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上饶集中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整编学习，广大南下、西进干部首先端正对贵州的认识。原来大家对贵州确实不了解，贵州的情况如何，在我们祖国的什么地方一无所知。特别对贵州一些不好的传闻，如“天无三日晴”之类，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从大队到中队到班的各级领导，从介绍贵州的情况入手，使大家对贵州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其次，解决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已安家不愿再动”思想。大队领导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为锐利武器，进行解放全中国的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各中队采取大会树典型的办法，进行回忆对比。特别是听到贵州的千百万穷苦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放时，大家的情绪就高涨了，恨不得立即出发，向大西南进军，早日解放贵州。
我们大队是9月24日离开上饶分两路行军的，前梯队乘火车到达南昌后转乘汽车，经慈化、长沙至湘潭，后梯队乘火车到南昌后，北转九江，然后乘船经蕲州、武昌、岳阳、长沙到达湘潭。
这时，中央和二野前委为了加强接管贵州的力量，抽调了大批军队干部充实到西进支队，其中有十六军、十七军转业来的，军大分校分来的，也有从东北和华北调来的。支队给四大队增加了近200人，总人数达2100多人了。
西进支队在湘潭作了短期的休整，并设立了留守处，四大队留下了200人左右。这时，谢鑫鹤、郭绍汤同志相继调到支队部，四大队由曾宪辉、吴 肃、王富海同志领导，继续西进。
到达贵州后，四大队被分配接管黔东南的镇远地区，地委由副书记吴 肃、专员王耀华、司令员曾宪辉、组织部长王富海、政委袁子钦5位同志组成。紧接着，大家按照分工和要求，又开始了更加艰苦卓绝的接管建政工作和剿匪斗争。
(本文资料均录自冀鲁豫区南下支队六大队干部、时任贵溪地区地、县级领导人：吴 肃 曾宪辉 姚修文 张玉环 崔芳亭等前辈回忆文摘)
贵溪风光
扩展资料：
贵溪：江西省鹰潭市代管县级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东与弋阳县、铅山县相连，东南与福建省光泽县交界，南与资溪县相邻，西与鹰潭市月湖区、余江区和金溪县接壤，北与万年县毗邻。贵溪市面积2480平方千米。贵溪市地处长、珠、闽经济区腹地，贵溪古有“东连江浙、南控瓯闽”的重要区位特征，拥有“四省通衢”之美誉。
贵溪是中国道教发祥地。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在龙虎山创立天师道，迄今已1900多年。贵溪是“心学”发源地，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创办的象山书院，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贵溪是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诞生地。
贵溪新城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为番县地，属九江郡。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属九江郡馀汗县。
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分属葛阳县西境及余汗县之南境。
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改葛阳为弋阳，贵溪分属饶州弋阳、余干2县。
唐乾元元年（758年），割饶、建、衢、抚四州地置信州，贵溪地分属信州弋阳县和饶州余干县。
永泰元年（765年），以弋阳西境及余干东南境置贵溪县，为信州所辖。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信州为信州路，属江浙行省。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部胡大海取信州，改信州为广信府。
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兵占广信，贵溪属江西省广信府。
民国三年（1914年），江西省分四道，贵溪县属豫章道。
民国十五年（1926年），撤豫章道，贵溪县直属江西省政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江西省减为八个行政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江西省又增至十一个行政区，贵溪均属第六行政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8月，江西省改划为九个行政区，贵溪仍属第六行政区。
1949年7日，贵溪县人民政府成立，辖属同日成立的贵溪专员公署（设在鹰潭）。
1949年8月13日，贵溪专员公署撤销，贵溪县改属上饶专员公署。
1983年7月，鹰潭升为省辖市，贵溪县改属鹰潭市。
贵溪新貎
GAOJIAN 根据《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文集》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4.10.05.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一九四九 · 南下接管贵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