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遵义地区的接管、建政工作
李苏波
(原二野五兵团16军政治部主任、时任遵义专署专员)
每当回忆起我们进军大西南、解放接管遵义的辉煌岁月，想到当年在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在五兵团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及省委领导徐运北、陈曾固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同志们那种生龙活虎、顽强战斗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顿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一、
1949年4月21日，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华东、华中广大地区。在捷报频传的胜利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命令继续进军，彻底推翻蒋介石集团的统治，解放全中国。我二野部队遵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抓住战机，乘胜追击，进军大西南。
解放大西南，二野五兵团和冀鲁豫区南下干部组成的赣东北区党委，分工解放、接管贵州。当时干部的组成，一部分是冀鲁豫区南下的；一部分是从赣东北西进的；一部分是由部队转业的；一部分是干校(包括军大五分校和赣东北干校)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中央派来的贵州籍同志和东北、华北调来的干部。这样，几部分人员组成了接管贵州的骨干力量，10月份，在进军途中的湖南湘潭开始集训。
当时，五兵团抽出了很多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工作，我就是在参加完湖南衡阳战役以后，被抽调下来的。湘潭集训后，到了邵阳，五兵团党委和新组成的贵州省委合起来开了一个会，确定原冀鲁豫二分区、三分区和五分区的干部及战士(三四百人)，江西地下党的一部分干部和青年学生(约300人)，还有军队转业和在干校学习的一部分干部，负责接管遵义地区。
解放初期，中共遵义地委、遵义专署、遵义军分区部分领导同志合影。后排左起：陈璞如、李苏波、海燕、杨俊生；前排左起：苗春亭、孙克。
遵义地委的班子由六人组成：书记陈璞如，李苏波任专员，李程任军分区司令员，组织部长海燕，宣传部长苗春亭，社会部长李公俭。刘正赓任军分区参谋长，任涛任政治部主任。十六军后来完成四川剿匪任务返回遵义，加强了地委领导，十六军政治部主任陈云开兼地委第二书记，十六军参谋长杨俊生兼遵义军分区司令员、地委委员。
进军中，我们在芷江召开接管遵义地区的地委会，分析研究了遵义的情况和特点。
遵义是黔北门户，黔川交通要道，历来是战略要地，又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区300多万人口。遵义这座历史名城的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
1935年1月，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党中央于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取得一个个重要胜利，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来遵义，促进了遵义政治、文化的发展。
但在解放前夕，大多数县份由于地处偏僻山区，交通闭寒贫穷落后，封建势力强大。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都是军阀“遵桐派”统治贵州。当时流行着这么两句话：“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
民国时期贵州以周西城（中）为代表的桐梓系军阀人物
红军长征过后，遵义地下党组织坚持斗争，人民迫切希望早日得到解放，大家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红军早日来解放”。我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进军西南，解放贵州，正是实现了遵义人民许多年来的愿望。
1949年11月21日二野三兵团10军28师榴弹炮部队通过遵义市区
1949年11月中旬，我们到达黄平。在那里，五兵团和贵州省委领导向我们做了接管遵义的具体部署。随之，遵义地委书记陈璞如同志在干部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和思想动员。同志们情绪很高，表示无条件地服从分配，积极主动地分头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五兵团党委和贵州省委的指示精神，我们从遵义的实际情况出发，按12个县市搭架子、铺摊子(当时余庆县尚未归遵义)。在工作步骤上，确定先城市，后乡村，先中心区、交通沿线，再边远县，根据情况逐步铺开，并拟派出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接管班子。
1949年11月，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部分干部战士在黄平中学合影
11月19日从黄平出发，第一站到达余庆。在此，我们打了一个国民党的乡公所，抓了几十个俘虏，缴获了17条枪。走到龙溪，我同李程司令员和刘正赓参谋长先到乌江边去察看渡口，寻找渡船，只见乌江天险悬崖陡壁，水流湍急。我们在江边放了几枪，对岸的敌人就逃跑了。到处找不到船只，怎么办呢?后见到群众，说明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后人，群众就带我们去捞了一只沉下水底的小船，这才顺利地渡过了乌江。
我军渡过乌江
20日晚宿营箐口，第2天进到松烟，第3天(11月22日)抵达湄潭。
我们尚未到达湄潭时，十军二十八师已经解放了凤冈、湄潭和遵义。一进湄潭南关，就看见民众教育馆那里挂一块“中共湄潭县工委”的牌子，大家很高兴，知道这里有地下党，有自己的同志。
当天晚上，遵义地委开会，决定把分配在湄潭和凤冈工作的同志留下。
湄潭县的领导班子有四人组成：张军直任县委书记，赵力中任县长，王俊杰任组织部长，李明任社会部长。
凤冈县领导班子由五人组成：孟寒山任县委书记，范登峰任县长，曹继云任组织部长，王镜成任宣传部长，孙玉生任社会部长。
我们指示留湄潭、凤冈工作的人员，与地下党的同志搞好会师，共同配合开展工作。
11月23日，我们从湄潭出发，当晚住虾子场，第2天到达遵义。住下后，我们立即具体研究如何铺摊子、开展工作的问题。
遵义地区各县的解放，最早是十军二十八师于11月19日进入凤冈县，桐梓县是三十师于11月23日解放的。
那时，正安、道真、务川等县和一些边远山区，还盘踞着国民党的溃军。根据这些情况和我们的干部力量，按照先抓中心县、再抓边远县、逐步推进的方针，当时各县市领导班子的安排情况是：
遵义市：市委书记江平鲁，市长辛墨林，组织部副部长李舜卿，宣传部副部长田维良，公安局长蒋兰亭；
遵义县：县委书记丁涧桥，县长刘锋，宣传部副部长李东曙，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瑞，民运部长丁润斋，公安局长李习之；
绥阳县：县委书记王文，县长张子清，组织部副部长魏炳方，社会部长朱魁；
桐梓县：县委书记曹信，县长宋谦，副县长许正义，组织部长张庆瑞，公安局长王保生。
这些由地委、专署任命派去的领导班子，率领工作队于11月下旬先后到达工作地点。他们依靠地下党的同志，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当地各界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从上而下地全面接管，迅速建立了人民政权，开始推行新的政令。边远县的工作，开展得稍迟一点，是针对不同情况的变化进行的。有的县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我大军压境威慑下，多逃散到偏僻山区。我大军过后，地下党的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团结爱国进步人士，组成了“人民临时办事处”“治安委员会”等机构，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筹粮支前。有的还成立了人民武装，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像仁怀、习水、赤水等县就是这样。因此，由于各县的情况不同，我们进入接管的时间也就先后不一。
仁怀县是由地委组成的遵义军分区独立大队于1949年12月21日进入该县的，1950年1月20日成立中共仁怀县委和县政府。县委书记杨用信，县长潘广乾，副县长周明，组织部长耿唤民，宣传部副部长柴希修，公安局长张建华；
习水县是以从桐梓调去的宋谦为首的“军政代表团”于1950年1月26日进入该县的，2月中旬成立了中共习水县工委和县人民政府。县工委书记张申明，副书记兼县长宋谦，副县长兼税务局长李贤维，组织部长马占东，公安局长祝蕴绪。
赤水县是1950年1月底2月初，由一三九团政治部主任魏捷生率领的警卫连和肖光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先后到达县城的。2月11日正式成立了中共赤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县委书记魏捷生，副书记兼县长肖光，副县长张跃龙.组织部长郭华德，公安局长孙玉生。
正安、道真、务川这3个县又是另一种情况，三县地处边沿地区，大山纵横，不通公路，而且当时正是国民党溃军聚集盘踞之地。
1949年12月中旬，遵义地委做出相应决定，派出陈彬同志等军事代表，赴正、道、务三县处理国民党溃军，接管地方政权，收编地方武装。他们行至绥阳，同分配去正安工作的梁子庠同志一并前往，参加接管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12月17日谈判达成协议，接收了起义的国民党溃军1200多人(后来集中到四面山整训)，宣布正安、道真、务川三县解放。当时考虑到我们无力全面接管，便委托地方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暂时维持地方治安。成都会战后，我一三六团取道南川返黔，分别于1950年2月中下旬进驻正、道、务三县，才相继成立了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正安县：县委书记周的民(一三六团副政委)，副书记兼县长梁子庠，组织部长刘苍岩；
务川县：县委书记赵力中(从湄潭调去)，县长胡俊卿(一三六团供给处长)，公安局长丁润斋(从遵义县调去)；
1950年4月，由于封建反动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进行武装叛乱，攻打我区乡政权，围攻县城，正、道、务三县干部奉命撤出。直到同年秋冬，股匪基本被消灭，才收复这三县。道真、正安两县的领导班子做了一些调整充实，道真县工委书记吕广赞，副书记朱魁，县长张庆瑞，公安局长杨子英；正安县县长陈彬，副县长刘英。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迅速开展工作，我们进入遵义城的第3天(11月26日)，就成立了“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陈璞如，副主任是李程，吸收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分管各方面的工作，以专署和军分区及市政府作为军管会的办事机构。
一开始，我们以军管会的名义，按照《约法八章》的精神，贴出了布告——安民告示，主要是宣传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我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我们明确指出，国民党军政人员要限期登记，对坚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有功的，给予奖励；守法的，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对负隅顽抗的，则坚决彻底地消灭之!
《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
成立军管会的第2天(11月27日)，我们就派军代表对遵义市进行了全面接管。首先建立遵义市人民政府，再分别接管工业系统和商业系统。对大一点的厂矿企业，都派了军代表，以尽快恢复生产。分工抓经济财贸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搞好后勤，保证支前物资供应。因为那时军队行军打仗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商业，搞好城乡物资交流，搞活经济。
我们接管的是一个穷烂摊子，连保证基本的吃饭食粮都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抓了军民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粮食，二是盐巴。我们派到中心县的工作队，其任务之一就是接管清理旧政权时期的粮仓，并按照旧的派征办法催缴公粮。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遵义市，仅绥阳县即征粮200余万斤，尽力解决了军民的急需。
解放前，贵州是“斗米斤盐”，盐巴简直是个宝贝。当时遵义地区吃盐是由四川从两条路运进来：一条是綦江：再一条是经赤水河到茅台口岸。我们及时接管了盐务局，下大力抓盐的运输，降低盐价，运盐下乡，以至深得人心。
农业方面，由于国民党政权拉兵派款和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百姓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半年菜糠半年粮”的凄惨生活，每年都发生春荒，农业生产困难很多。根据省委指示，我们把恢复农业生产作为接管的一项根本任务来抓。在专署领导下建立了生产委员会，清理农村积谷，发放农贷粮食，帮助农民度过春荒，从而搞好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耕生产。
工业方面，那时遵义的企业不多，仅有面粉厂、酒精厂、肥皂厂、皮鞋厂、锰矿厂等，规模都不大。有一个当时没有发电的电厂，厂内只有两个汽车头。交通运输也十分困难，靠的是烧木炭的破汽车及人背马驮。另外，桐梓县有个纸厂，天门洞有个600—700瓦的小发电厂。总之，工业的底子很薄。我们接管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尽快恢复生产，安排好工人的生活。
民国时期建造的桐梓天门河水电厂旧址
我们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恢复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经过努力，遵义的经济恢复是比较快的。全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只一年时间就基本好转了。
老遵义万福桥
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同志，他们在解放遵义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遵义地区几个县都有地下党活动。我们进入遵义后，通过举行会师大会和他们见面，取得密切联系，团结战斗，共同开展了接管工作。
庆祝遵义解放暨遵义军分区与川黔游击纵队会师大会
湄潭县的何恩余是我们第一个见到的，那时他是湄潭县工委书记、“黔东北纵队”第三支队的政委。1949年年底，根据贵州省委的决定，将“纵队”改编为凤冈、湄潭、德江、思南4个县的县大队。
凤冈县的向国灵，是中共川东地下党于1949年7月派往贵州，在凤冈等县开展工作的，当时任凤冈县委书记。
绥阳县的温凯廷，是1943年由中共川东地下党派来的，1949年春被捕入狱，解放前夕获救出狱。绥阳解放的当天晚上，他就与我们部队的领导取得联系，出面建立了绥阳支前委员会和人民民主先锋队。
遵义地下党首先与我们接上关系的，是杨天源和张光昭。解放前夕，杨天源在二野联络处工作，奉命从常德前往贵州，侦察国民党军队在贵州的布防情况，同时到遵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张光昭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于1944年指派来遵义尚稽等地开展工作的。
遵义的“曙光社”，是幸必泽接受地下党员宋至平的指示，吸收了遵义的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起来的。同时，他和潘名辉、刘兆富等组织了地下武装“川黔边区纵队”。解放前夕，他们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工厂、仓库和其他公共财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地委承认“曙光社”是党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曙光社”的社员后来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仁怀县的地下党组织，原是贵州省工委领导的黔(西)、大(方)、仁(怀)三县中心县委仁怀支部，负责人是周礼明，后来组织被破坏。1948年春，川东党组织派人来仁怀与周礼明等人联系，接受了党的领导。在我军经过仁怀入川时，周礼明等按照十军李文进部长的指示，出面组成县人民政府临时办事处，还组织地方武装百余人，负责维护治安，为保护茅台盐仓和县城安全，与国民党溃军进行了多次战斗，还为支前筹集粮草，做了很多工作。
习水县的李贤维，是1949年7月由古蔺中心县委派来习水工作的。12月初。他在东皇建立了“治安委员会”，12月底，在官渡(原习水县城)成立了“习水县政务委员会”。我们接管时，他派了刘敦矫率领汇报组到遵义地委汇报工作。
赤水县的张跃龙，长期坚持地下工作。1949年12月初，我军路过赤水时。赤水地下党临时县委书记刘维实、副书记郗仁永根据古蔺中心县委指示，进驻赤水城，由他们共同领导了“赤水县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仁怀、习水、赤水等县地下党的组织，是由川东特委、川南工委领导的。当时，周平任四川古蔺中心县委书记。1950年1月，周平专程来遵义地委介绍上述几个县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开展情况，与我们接上了关系。
北面几个县，也有地下党的活动，他们也都陆续和我们的接管干部取得了联系。
遵义地区地下党的同志，为了迎接解放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在依靠发动人民群众、团结爱国进步人士、教育引导进步青年、争取国民党军队、打击反动势力、保护国家财产、支援解放军进驻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遵义解放时，由于我十军二十八师的神速进军，突然袭击，打破了敌人的防守计划。同时由于我大军所向披靡、席卷全国的胜利形势以及我党政策的威力，迫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和前途问题。另外，我地下党、进步组织和社会开明人士积极开展工作，致使遵义地区在争取和改造国民党部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那时，在遵义地区的国民党武装(包括主力部队和地方团队)共有12000人左右。这些人中，有的是在当地起义投诚；有的是在起义后开赴遵义整编集训。
我们对投诚起义的原国民党部队，首先是进行整训，加强政治教育，然后按上级指示进行整编。对乡、镇一级的武装，由我区乡干部掌握教育使用。一般是先收缴武器，经过审查，再进行训练改造，未发生过大的问题。但有些地方对国民党县、区、乡武装，未收缴武器，未经集训改造，就原班人马使用、致使有些人一遇风吹草动，便叛乱为匪，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当时在遵义，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由陈云开、李程同志负责。十六军和遵义军分区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派出了许多干部，采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绩。由于顺利完成了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这对遵义解放初期稳定局势、推行各项工作，减少了许多干扰。应当肯定，我们军分区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是成功的。虽然后来也发生一部分人叛乱，但和全省当时的严重情况相比，遵义还算是出事较少的地区。
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最顽固的是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他带领一些保安团窜到仁怀的李家寨，负隅顽抗。还有一个是湄潭县旧县长葛天乙，妄图凭借茅坪的山洞来同我们顽抗到底。但是，他们终不能逃脱自取灭亡的可悲下场。
仁怀李家寨剿匪战斗遗址
遵义的社会情况当时是很复杂的，香港、贵阳、重庆这一线的国民党特务往返大都要经过这里，遵义成了特务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当时此地有军统、中统把持的黔北督导区，另有一个社会服务处，是特务的联络机关。1949年，潜伏在贵州的敌特分子除在政治上、军事上做了应变部署外，还秘密建立了“反共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后方救国委员会”等反革命组织。遵义解放后，他们又秘密组织了“自救军”“平黔军”等土匪武装，还新建了“国民党反共救国会黔北分会”等反动组织，制造谣言，密谋暴乱，进行种种破坏活动。
流散各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藏留在城市，有的潜逃边缘山区观望，有的互相勾结、寻机叛乱。另外，国民党留在遵义地区的荣军疗养院有好几个，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失意军人。国民党的将级军官在遵义的就有好几十个，校尉级军官更多。总之，遵义接管时的政治情况和社会秩序表面上较为安定，实际上是很紧张的。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加强自己——不管是冀鲁豫区南下的、江西省西进的、当地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知识分子，强调不断地加强学习，增强团结；争取朋友——就是争取和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进步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集中力量——坚决打击负隅顽抗的敌人。
城市工作中，我们紧紧依靠工人群众、革命青年和讲步知识分子建设新遵义。我们进驻遵义后，先后召开了工人大会和各界群众大会，成立了工人纠察队等组织。
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争取和团结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起义的军人、爱国将领、社会名流、工商界进步人士，并通过他们争取那些因对我们政策不了解而外逃的人回来。对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方面委托一些进步人士以私人名义发函相邀；一方面是用军管会的名义去请，于春节期间举行宴会，盛情招待。向他们大力宣传我党对旧军政人员的政策：只要放下武器，向人民政府登记，均采取宽大的政策。对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组织慰问团去慰问，对有功人员还发了奖金。那时，我们只有在进军贵州路上带的那一点钱，经济上十分紧张。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志们宁愿勒紧裤腰带，多克服些困难，也将仅有的那点钱.用在了统战工作方面。
我们为了稳定局势，坚持同民主进步人士合作，设立了吸收他们代表人物参加的剿匪委员会。委员中，当时有统战人士陈德明、张肇奎、朱振民、杜叔玑等。我们对民主进步人士的态度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如对张肇奎，在土匪袭扰遵义时，就动员他住到专署附近，以保护他的安全。通过一系列的统战工作，许多民主进步人士靠拢了人民，靠拢了党，为稳定遵义的社会秩序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有少数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当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煽动叛乱，一时革命形势恶化时，他们便马上变脸继续与人民为敌。对这些坚持反动的人员，我们则采取了军事打击予以镇压。
解放初期，我主力部队入川参加成都战役，遵义当时留下的部队只有军分区的一个警卫连，各县也不过一个连的兵力。隐藏的敌特人员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于是按照他们的应变计划大肆活动起来。如遵义的罗徽五，逃往仁怀的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湄潭县旧县长葛天乙，绥阳县旧参议长樊其书，凤岗县旧参议长史肇周，正安县旧参议长闵涤非，道真县旧参议长黄守瑛等，纷纷纠集当地的封建势力，组织武装暴乱。
1950年1月开始，形势逐渐紧张。1月中旬，杨勇司令员从成都会战回来.路经遵义刀靶水一带，就遭到土匪伏击，随行战士英勇反击，将匪击退，才安全抵达贵阳。十六军军长尹先炳返黔时，随同70多辆汽车路过松坎也遭到土匪袭击，他们是一路打着回来的。杨司令员回到贵阳后，即发电报催十六军回黔剿匪，并把干校学生调来遵义，以稳定遵义地区的局势。
3月份，是遵义地区土匪活动最猖狂的时候，遵义市曾两次被袭击，地委、专署机关人员只好集中在军分区，在后面山上构筑了工事。当时遵义市内，国民党特务放火、放毒、打黑枪，疯狂进行破坏活动，搞得十分紧张。我就曾两次遭到敌人的黑枪：一次是在路过新华桥时，一次是在我住的专署宿舍的外边。
各县的情况，特别是边远县份，土匪气焰更为嚣张。有的县我们进去以后又被迫撤出了，如正安、务川、道真就是三进两出，湄潭县的“茅坪事件”，我们牺牲了22位同志。
土匪活动猖狂时，我们以仅有的力量首先集中保卫遵义市及中心地区，保卫交通干线的安全。直至1950年二三月份，我主力部队由四川返黔后，才全面展开了剿匪斗争。剿匪以军事围剿为主，结合政治攻势，开展了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当时，以军管会的名义首先贴出了布告，大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1950年5月，遵义剿匪委员会发布的告各界同胞书。
部队的剿匪斗争是十分艰苦的，十六军进驻遵义地区的部队，有军直机关和一三六、一三九两个团，加上干校的学员共约有5000人的兵力，而全区土匪却有五六万人(当然其中许多是受欺骗的农民)。部队从平原大兵团作战转到贵州山地分散剿匪，遇到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战士们一回到遵义就马不停蹄、人不解鞍地进行追剿，连续作战，有的部队两三个星期没有解开过背包行李。许多干部战士草鞋穿烂就赤脚行军，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日晒雨淋，翻山越岭，但大家士气仍十分高涨。经过2个多月的穷追猛打，终把土匪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到五六月间，中心区的股匪基本被消灭。以后就组织集团军，在土匪聚集的边沿结合部合围清剿聚而歼之。
6月，在贵州军区杨勇司令员的领导下，潘焱参谋长亲自指挥了瓮安、余庆、湄潭大合围，消灭了东面的3000多土匪。7月，贵州军区又组织了金沙大合围，消灭西面的5000多土匪。这段时间，我们遵义也组织了几次剿匪合围。如8月在仁怀李家寨，一三九团的2个连围歼了卢杰这股土匪。9月，我们又参加了川东军区和贵州军区联合举行的黔东北大合围，消灭土匪20000余名(大合围均含友邻部队的歼敌人数)，匪首史肇周就是那次被我们一个排追到务川珍珠山击毙的。
9月份以后，部队组织了许多便衣队、武工队，和群众一起，开展了包干捕捉匪首的活动，一些匪首纷纷落网。1951年后，只剩一些零星散匪和少数逃窜匪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
剿匪期间，部队在开展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同时，结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了民兵武装。到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在剿匪、建政的基础上，开始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工作，接着又搞土地改革。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我们是作为解放遵义的第二个战役来打的。那时，部队干部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地方干部都是武装起来的，也是战斗队和工作队，区长兼武工队长，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部队干部兼任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实在是难以分别。
土匪和特务的活动是紧密联系的。前一段我们集中力量剿匪，没有触动潜伏在市内的特务。到1950年5月，土匪的气焰打下去了，我们的精力开始转向侦破特务组织的斗争。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选派了一批干部去侦察了解特务的情况。当掌握了一定证据之后，便抓了一批，连同剿匪中抓获的匪首，在市内召开了20000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本着宽严相结合的政策，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者，宣判了20多人的徒刑，宽大释放了几十个。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策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9月，我们又逮捕了百余名特务分子。
1951年年初，针对一些漏网分子重新成立反革命组织并制定放火、投毒、暗杀等计划的情况，我们的镇反工作进一步加强，任何特务、反革命分子都没能逃脱人民的法网。
在完成建政、征粮、剿匪等项任务中，我们仅区和连这一级的干部就牺牲了不少，如仁怀县鲁班区区委书记王以亮，桐梓县高桥区区委书记仪忠惠，被土匪杀害；遵义县南白区区委书记王裕民、鸭溪区区长王克宽，正安县公安局股长李丽生，遭土匪袭击牺牲；遵义市的科长孟昭华，在绥阳县蒲老场剿匪时牺牲；一三九团的连长白宗义，在凤冈县剿匪时牺牲；连指导员王静文，在下乡催粮时被土匪谋害；还有在遵义县剿匪战斗中牺牲的连长零风山，指导员黄常继、周天耀等。一些为我们送情报的群众，也有不少人遭到土匪残杀。 遵义解放初期的斗争是十分残酷、激烈的，尤其是分散在区、乡坚持工作的干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遵义地区解放接管的胜利，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这将激励我们继承他们的遗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奋勇拼搏，开拓进取，争取更大的胜利。
李苏波 1917年11月生，山东东明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文化。
1936年6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队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至38年任东明县三区工作员，华北抗战学院指导员、教导员，冀鲁豫救国总会工作组组长，长垣县救国会训练班教导员。
1939年至42年11月任菏泽大队和支队五大队教导员，冀鲁豫独立团主任、团政委、党总支书记。
1942年12月至44年7月任冀鲁豫五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城工部副部长，冀鲁豫沙区办事处敌工科长。
1944年8月至45年11月任陇海办事处主任、工委书记兼开封、徐州工委书记，豫东办事处工委主任、书记。
1945年12月至47年9月任五十五师政治部主任，豫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党委书记。
1947年9月至50年任豫皖苏二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党委书记兼淮太西指挥部工委指导员、书记，涡河工委书记，十六军四十八师政治部主任。
1961年至72年任煤炭部六枝矿务局局长，贵州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兼省农办副主任兼水利厅厅长、党组书记，乌江渡水利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水电部第八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
1973年1月至76年4月任中共遵义地委第一书记。
1976年5月至93年2月任河南省电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河南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华中电网局局长、党委书记，水电部治淮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中共“八大”代表，中共贵州省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五次受到奖励。
上世纪后半叶，遵义城区最气派的建筑——遵义百货大楼，据说是时任遵义专署专员李苏波的杰作。
GAOJIAN 根据《南下文集》和《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资料编辑整理。
2024.10.19.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李苏波：遵义地区的接管建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