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湾当局终于解除了长达数十年的“戒严令”。
这一重大政治决策让海峡两岸的民众有了更多的交流与互动机会。其中，一个显著的改变就是台湾民众可以自由地回到大陆探亲访友。
就在这一政策实施后的次年，首都机场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旅客。
这位客人是一位老者，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目光犀利。
他一出机场，便径直打车前往了组织部门，他自称是当年的特工，名叫谢汉光。
他声称自己在台湾东部的密林中躲藏了整整38年，期间一直以台湾农民“叶依奎”的身份生活。这些年来，他一直默默地守护着心中的信念，等待着与组织重聚的这一天。
然而，由于当时谢汉光的入党是秘密进行的，组织部门在现有的资料库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记录。
谢汉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也已经牺牲了，无法为他提供证明。最后，中组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婉言回绝了谢汉光。
不久后，谢汉光再次来到中组部。这次，他带来了一份珍贵的文件。
这份文件不仅是他身份的证明，更是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的钥匙。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文件，其中的内容让他们震惊不已。
文件中详细记录了谢汉光在台湾的特工经历以及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过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件中的6个字——“刘光典，抚顺人”。
这6个字虽然简短，却蕴含了巨大的信息量。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揭开另一个人身份的关键线索。
经过一番调查和核实，工作人员终于弄清了“刘光典”的真实身份。
原来，刘光典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时与谢汉光有过交集。由于历史原因，刘光典一度被误认为是叛徒，而这份文件的出现终于为他洗清了冤屈。
刘光典，祖籍山东，1922年出生于旅顺一个贫瘠的农民家庭。他的人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命运赋予了沉重的责任。
在刘光典七岁那年，他的母亲为了维持生计，上山砍柴时不幸摔伤，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年幼的他，从此便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十四岁那年，他的父亲又突然离世，这无疑给那个本已风雨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然而，即便如此刘光典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用自己的双手，默默地支撑起这个家。
为了谋生，刘光典在日本人开的一家药店当起了学徒。他勤奋好学，很快就熟悉了药品购销的门道。
几年后，他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始自己从事药品购销业务。因为他向来诚信、勤奋，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也为家庭带来了转机。
1942年，刘光典与王素莲结为夫妻。成家后，两人决定回到山东藤县老家。
由于刘光典年轻时曾在日本人的药店工作过，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在老家，他利用这一特长，在日伪警察局谋得了一份工作。
起初，乡亲们见他会说日语，又在日伪警察局工作，都误以为他投靠了日本人，纷纷咒骂他辱没了祖宗，没有骨气。
但是，刘光典并没有在意这些误解和指责。他深知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他在心中默默发誓，要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
在日伪警察局工作期间，刘光典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日语能力，为抗日人士提供帮助。
但是有的抗日人士被抓后，刘光典常常以各种理由为他们说情、走关系，使他们得以释放。
他的这些行为，后来逐渐得到了乡亲们的注意和理解，并由衷对其心生敬意。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刘光典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他们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调查。
即便此后刘光典行事谨慎、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一气之下，日本人将他开除了警察局。
1946年，刘光典在上海做生意时，无意间结识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洪国式。也正是那次相遇，彻底改变了刘光典的人生轨迹。
在洪国式的引导下，他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并成为一名地下特工。从此，开始了更加艰巨和危险的抗日斗争。
早在1938年，他便投身革命，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到了1946年，他负责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主要聚焦于收集国民党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
1947年，经过洪国式的介绍，刘光典加入了大连情报处，开始了他作为地下特工的生涯。
随后在上海，洪国式和刘光典共同筹备建立了华南情报站“华石公司”。
当时为了筹建这个公司，刘光典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经商以来积攒的所有积蓄。在文件中，曾记载着他的这一壮举：“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最终退守台湾。
在台湾，我党的地下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当时也发展的比较壮大，成员数量上千，遍布台湾的各个行业部门。
正因如此，当时在台湾省的信息采集非常顺利且完备，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没有电台，这些情报的传递变得异常困难。
面对这一困境，洪国式正犯难之际，刘光典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前往台湾执行取情报的任务。
这项工作极其危险，需要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更重要的是要对党忠诚。
刘光典当时已经在北京购买了房子，有了娇妻和儿子，本可以和家人一起享受胜利后的幸福生活。
然而，他深知国家的解放事业高于一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条最危险的道路。
就这样，刘光典带着坚定的信念和勇气，踏上了前往台湾的征程。
1949年11月，刘光典在艰难的环境中成功带回了国民党多份至关重要的绝密军事文件。
这些文件的获取，对我党在台湾的情报工作和战略部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一行动很快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极大震动和愤怒。
蒋先生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让毛人凤、郑介民等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核心人物严加排查，全面搜寻和逮捕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一时间，台湾岛内警笛声此起彼伏，监狱人满为患，刑场上枪声不断，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恐惧的气息。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疯狂反扑，我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这特殊情况下，洪国式亲自出马，于1949年12月10日秘密进入台湾，着手建立新的情报组以搜集关键情报。
就在洪国式努力重建情报网络的同时，两名国民党特务也悄然打入了他的情报组，意图破坏我党的情报工作。
他深知自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于是在1950年1月6日毅然决定再次赴台，协助洪国式应对这一危机。然而，这一去却是狼入虎口，凶多吉少。
就在刘光典赴台后不久，台湾省工委的一号人物蔡孝乾不幸被捕。
在敌人残酷的威逼利诱下，他最终背叛了信仰和同志，将我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名单交给了国民党特务。
正是蔡孝乾的这一背叛行为，给我党在台湾的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危险。紧接着，一系列逮捕行动接连发生。
2月18日，地下党交通员朱枫被捕；2月28日，洪国式在台北车站被特务抓获；随后，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也相继落入敌人手中。
幸运的是，在那场大搜捕中，刘光典因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购买回港的船票而躲过一劫。
1950年3月1日，当刘光典与洪国式失去联系后，他立刻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
当时，他若选择不携带任何情报，离开台湾肯定不会引起关注。然而，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在意识到地下组织可能遭受破坏的紧急情况下，刘光典首先通过暗语向香港发送了电报，我知在香港的我党的同志台湾情况比较危机，不要贸然行动。
接着，他返回旅社，毅然取出那些珍贵的情报和文件，准备前往台北车站。
然而，在前往车站的路上，刘光典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幸存的同志王耀东。王耀东告诉他，由于最近的搜捕行动，台北的情报网络已经失效，手中的情报可能已经失去了价值。
在权衡利弊后，刘光典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销毁这些情报。
销毁情报后，刘光典决定与王耀东一起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当时台湾的气氛异常紧张，特务遍布街头巷尾，满城都张贴着刘光典的通缉令。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选择在高雄县郊区的旗山地区暂时隐蔽起来。那里地势偏僻，人烟稀少，相对较为安全。
然而，即使在那样的隐蔽之地，刘光典和王耀东也未能逃脱敌人的追捕。
1954年2月13日，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他们被敌人逮捕了。在激烈的交火中，王耀东不幸牺牲，刘光典则被敌人带走。
被捕后，敌人对刘光典进行了残酷的审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情报和线索，但刘光典始终坚守着党的秘密和信仰。
敌人连续对他用刑15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他仍然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面对刘光典的坚定和顽强，敌人最终改变了策略。他们试图用软化手段来诱使他投降。
敌人对他说：“只要你登报声明愿意退出某党，我们就给你自由。”面对敌人的威胁，刘光典只是冷冷地回应了三个字：“不可能。”
最后，国民党在审讯无果后，竟然开始使用卑劣的手段来诋毁刘光典的名誉。
他们在报纸上公然刊文宣称，刘光典已经“自首”，并表示愿意为“党国”效忠。
为了让这个虚假消息更具说服力，他们甚至精心挑选了一个与刘光典长相相似的国民党特务，专门前往香港召开记者发布会，试图将这个谣言传播到大陆。
他们以为通过这样的手段可以动摇刘光典的信仰，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当刘光典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愤怒地斥责道：“我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意做国民党的走狗，你们别枉费心机了。”
1959年2月4日，刘光典被押送至台北新店安坑刑场。
临行前，特务们还在不停地劝说他，希望他能改变立场，但刘光典却从容地回答道：“要杀就杀，何必废话！”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死亡的蔑视和对信仰的坚守。
然而，在大陆的许多人眼中，刘光典仍然被误解为叛徒。因为那份被国民党精心炮制的报纸声明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以为他在台北享受着荣华富贵。
他们不知道的是，刘光典早已为国捐躯，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雄。
这个误解持续了整整3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刘光典的家人遭受了无尽的责骂和批判。
直到1988年，谢汉光带回了一份国民党处决100多名地下党员的文件，上面赫然写着刘光典的名字。
在文件中，刘光典的名字后面只有简单的六个字：“刘光典，抚顺人”。之所以只有六个字，只因国民党没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消息，只知道他是抚顺人。
这样一来，刘光典“叛变”的真相才终于被揭开，就连他家人所受的冤屈也得以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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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文史道）：1988年，一特工从台湾带回“绝密文件”，其中6个字揭开38年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