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党中央为接管江南准备5万3千名干部
全国解放前，党中央曾准备5万3千多名干部随解放大军南下接管江南各省。这段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人们不清楚这段历史的背景，也不清楚接管的过程。也许人们会感到好奇：党中央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干部来江南接管？江南各省不是都有我党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武装吗？为什么还要派解放区的干部来接管呢？60多年过去了，随着机密档案的解密和许多经历者回忆文章的发表，为解开当年这一重大历史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幕。
1948年底到1949年初，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先后结束，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人，战局开始朝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1949年元旦，毛主席在《新年献词》中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明确提岀“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任务。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中共中央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中央的声明得到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蒋介石由于面临军事困局，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在全国停止内战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同意与中共开始和谈。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准备与国民党作和平谈判，一方面也为渡江南下，解放全国作军事上的准备，万一和谈不成，只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军委决定以二野、三野及地方部队共100多万人，准备发起渡江战役，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京沪杭地区。
根据战场的形势发展，毛主席高瞻远瞩，认为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解 放全中国。为了做好接管新解放区的准备，中央着手准备大量的接管干部，以适应解放全国、接管蒋管区工作的需要。
早在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岀：“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精神所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包含有1亿6千万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要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各级政权。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新开辟一个县，至少需要各级干部75人，500个县则需干部3. 5万人左右。此外，在500个县中，每一地委至少需要干部65人左右，每一区党委至少需要干部80人左右。因此，《决议》认为，接管新解放区共需各级干部5.3万人。
中共中央决定从五大解放区中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先后分八批从各解放区中抽调，分配任务如下：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华东地区是中央确定要调集的第三批，中央要求华东地区调1.5万名干部 南下接管苏南、上海和浙江。华东局为贯彻中央政治局决议，于1948年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并决定把中央分配给华东局的一万五千名干部的任务全部交给了山东解放区。
华东局在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中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 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名干部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山东省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干部调集方案，确定1万5千名干部从山东省鲁中南区、胶东区、渤海区、济南市、昌潍区、潍坊市中调集。并就山东调集1万5千名干部的任务作了具体分配：
由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级党委、10套地委、40套县、区委，共调干部3680人；
由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7套地委、42套县、区委，共调干部3650人；
由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
由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2套地委、5套县、区委，共调干部576人；
由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5套县、区委，共调干部404人；
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共调干部225人；由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5套半地委、15套县、区委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计3009人。以上从山东解放区共调南下干部总计1万5千人。
02、山东解放区为支援全国解放输送大批干部
山东是我党最早的解放区之一，山东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8月13日，山东成省政府立由梁玉仼省政府主席，这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省政府。
在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浴血奋战，解放了山东全境。人们不会忘记在抗战结束后，党中央调集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山东解放区曾有7万子弟兵和6000名地方干部支援东北，后来成为林彪四野部队的主力。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时，山东又组成中原支队加入刘邓大军，为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1947年到1949年间，山东还有将近十万儿女支援南方新解放区，帮助当地建立人民政权。他们的足迹遍布在江苏、上海、河北、浙江、湖南、福建、江西、贵州、陕南等地。可以说，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山东解放区就毫不犹豫源源不断地为全国输送子弟兵和干部，山东人民为全国的解放和建立地方政权，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山东各区党委在接到华东局和省委关于组建一万五千名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政权的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发动，从党内到党外、由上到下，深入动员，号召党员干部到新区为人民服务，去留服从组织决定。并下达了从各区调集各级干部的人数，提出对调集各级干部的要求。
当时，南下干部主要从山东各区各级党政机关、军事（军分区）、财政和公安队伍中抽调干部，以省（区党委）、地、县为单位，配备整套干部班子，随军南下接管新的解放区。
遵照华东局提出：“既做到调岀干部都很健全，都能称职，都自觉自愿到新区去工作，又要做到原有的各级党政军民各类组织仍能健全地发展工作”的要求。从1949年1月起，各区开始将所有干部调配成两套班子，一套留在当地，一套南下接管。当时有个规定，地、县、区三级干部，正职南下的，副职留下，副职南下的，正职留下。山东省委提出要把最好的干部送到江南去的号召，各区党委召开地、县、区、乡各级干部会议，落实华东局交给的光荣任务。
那时，山东解放区内到处是动员干部南下的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 “为新区人民服务”等。许多地、县党委把动员干部南下的工作当作头等大事，纷纷召开动员干部南下的誓师大会。许多干部表示：党指哪里，就打到哪里，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时的政策是“自愿报名，领导批准，去留皆顾，全面安排，走者愉快，留者安心”。不少干部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许多干部担心领导不批准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找领导要求。还有不少女同志也积极报名，有的同志刚结婚也要报名参加，山东解放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的动人场面。
根据山东省委的规定：各区南下主要领导干由省委配备。大队一级的南下干部由区党委审批，中队一级的南下干部由地委审批，小队以下的干部由县委提出意见，最后名单经地委审批后公布。名单公布后，立即出现两种现象，一是批准南下的干部欣喜如狂、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全家人感到荣幸。二是没有被批准的同志心急如焚，觉得不光荣。甚至个别地方还出现父母和妻子向领导跪求的现象，可见当时山东人民支援南方的热情是十分高涨的，令人感动。
调集单位自接到山东省委的命令后，各区行动十分迅速，从组织发动，一直到最后确定南下干部的名单，只用了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到1949年2月时，全省各区已基本上完成省委交给的调集任务。山东解放区雷厉风行的作风得到华东局的赞扬。
据有关资料和一些南下干部的回忆，当时鲁中南区（一支队）各县南下浙江的干部人数为：临沂县92人，郯城县100人，苍山县360人，莒南县300人，日照县84人，莒县156人，沂南县160人，沂水县130人，沂源县232人，蒙阴县 100人，费县360人，平邑县200人，临沭县200人，淄川县83名，博山县40名 ，长清县83人，东平县73人，泰西县93人，区直属机关20名等，但还有部分县未收集到。全区共调南下干部3680人，实际南下的干部要超过这个数。
渤海区南下干部的人数统计，我专门去了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他们提供了渤海区一地委和二地委在1948年12月统计南下干部名单的资料：
乐陵县168人，振华县（后改宁津）140人，庆云县75人，靖远县（后改盐山县）145人，南皮县70人，东光县76人，吳桥县110人，地委、专署机关27人，共计820余人。
二地委机关57人，临邑县114人，德县97人，济阳县121人，德平县93人，匡五县（后改陵县）88人，禹城县92人，商河县114人，杨忠县（后改为惠济县）54人，平北和齐河县84人，共1000余人。这是1948年12月的统计数字，从1949年1月起到3月，根据任务的变化，各县南下干部还在不断地增加，二地委还有不少补充人员没有计算在内，实际上二地委南下干部已超过1300人。
三地委当时辖桓台、长山、博兴、高清、章历、寿光、广饶、齐东、临淄、益寿、邹平11县。三地委组建的三大队共建10个中队，有1000余人，由大队政委王乐三随支队政委刘格平去接管上海。
四地委辖8县，各县南下干部人数分别是：惠民县108人；阳信县126人；无棣县145人；沾化县128人；利津县118人；垦利县118人；由滨县、惠民、阳信合编为一个中队108人；蒲台、阳信合编为一个中队104人；由地委、专署机 关干部组成的直属队68人。此外，还有渤海军区第四分区政治部主任杨秀章、参谋长陈向元等军分区南下干部50余人。再加上分配来的学员、财经人员等，四大队南下干部共计近1200人。
渤海区共组建了1套区党委，5套地委、5套专署、5套军分区，50个县的领导班子，共抽调南下干部5000多人。除三大队和六大队去上海接管外，三支队南下浙江的干部总计有3500余人。
为了支援新区建立人民政权，南下干部从此告别亲人，打点行装，踏上南下的征途，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南方新区的解放事业。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留在了南方，为全国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时山东党委为了动员更多的干部参加，曾制订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一是凡参加南下干部的家属，一律按军属待遇；二是对家属也采取照顾，如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的脱产人员可随南下干部一起南下，有孩子和有工作的女同志，要待江南形势稳定后，由组织统一送到丈夫工作地。但是，从后来南下的情况来看，除夫妻双方都是干部外，几乎没有家属随行，主要是考虑南下途中不安全，部分家属是在一年后才陆续到达南方。
山东的妇女心地特别善良，她们全力支持丈夫到南方工作，在丈夫信誓旦旦面前，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抛弃她们。然而有些同志却让她们失望了，到了新区以后另建家庭，寄来一张离婚书，也不需要女方同意，就算离婚了。这些可怜的女人绝大多数没有离开男方的家庭，她们“离婚不离家＂用自己娇嫩的肩膀独自撑起一个不完整的家，她们承担劳作，抚养负心男人留下的孩子，伺候公婆，并为老人最后送终。她们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男人，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心转意。然而，一年又一年，直到满头青丝暮成雪。
3、华东局成立南下干部纵队
到1949年2月上旬时，山东省委所属各区南下党政领导干部的调集和组建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鲁中南区南下党委的班子由张劲夫同志任南下区党委书记，张雨帆任行署主任，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长，刘建中任民运部长，李培南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定千仼军区副司令员。
渤海区南下党委由刘格平任党委书记，冯乐进任秘书长，陈放任宣传部长，刘冠英任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李文任行署主任，周贯五任军区司令员。
胶东区南下党委由赵明新任党委书记，曹漫之任行署主任，宫维桢任宣传部长，梁歧山任组织部长。此外，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和济南特别市委也分别从机关抽调干部，配备1套区党委的领导班子。
1949年3月，经华东局批准，南下干部纵队在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成立，将1万5千名南下干部统一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由刘少卿任纵队司令，温仰春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为参谋长，方忠立为政治部副主任。
纵队下属四个支队：鲁中南区为一支队，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委张雨帆；华东局机关为二支队，支队司令赵毓华，政委王尧山；渤海区为三支队，支队司令周贯五，政委刘格平；胶东区为四支队，支队司令廖昌金，政委赵明新。
根据中央的指示，华东局决定：一支队、三支队去接管浙江；二支队去接管上海；四支队和苏北的干部一起去接管苏南。后来由于接管上海的干部不足，又从三支队中抽调三大队和六大队，由支队政委刘格平带队支援接管上海。
分配接管浙江的两个支队分别是：由鲁中南区党委组建的一支队，负责提供区级党政班子1套，地级班子10套、县区班子40套，组建8个大队。由渤海区党委组建的三支队，负责提供区级党委1套，地级班子5套、县区班子50套，组建4个大队。从此鲁中南区和渤海区的南下干部成为接管浙江政权的主力。
鲁中南区组建一支队，当时该区辖有7个地委，按照每个地委组建一个大队、每个县组建一个中队的要求，鲁中区共组建了8个大队。由一地委（泰山）组建一大队，共7个中队；由二地委（沂蒙）组建二大队，共9个中队；由三地委（沂山）组建三大队，共7个中队；由四地委（尼山）组建四大队，共4个中队；由五地委（台枣）组建五大队，共10个中队；由六地委（滨海）组建六大队，共8个中队；由七地委（泰西）组建七大队，共7个中队；八大队由鲁中南区机关和各地委、专署机关干部中抽调组成10个中队。据统计：一支队共有南下干部4656人。
渤海区组建三支队，该区当时共有4个地委。一地委书记燕明，二地委书记李代耕，三地委书记王乐三，四地委书记彭瑞林。由于一地委干部多，队伍比较大，于2月22日奉区党委指示，从一地委又分出一个地委称五地委，由周化南任五地委书记。按照一个地委组建一个大队的要求，3月9日，渤海区先组建5个南下大队，后来又组建第六大队。 5月1日，在向南开进途中，华东局和渤海区党委决定一大队与五大队合并，仍称一大队，这样渤海区共有5个大队。后来华东局决定三大队和六大队去支援上海，一大队、二大队和四大队去接管浙江。现将渤海区接管浙江的3 个大队情况介绍如下：
一大队由一地委（沧南）组建，当时辖乐陵、振华（后改为宁津）、庆云、靖远（后改为盐山）、南皮、东光、吴桥7个县，共计820人。后来从华东局和渤海区分配来华东干校学员和渤海公校学生，再加上一、五大队合并，一大队增加到1300余人。华东局要求一大队在原7个中队基础上，再增加6个中队，共组建13个中队。
乐陵县分为3个中队：分别由指导员张复兴、中队长栋良山带一个中队；由指导员韩光、中队长韩永安带一个中队；由指导员吴秀峰、中队长徐华章带一个中队。 靖远县分为3个中队：由指导员曹墨亭、中队长宋秀村带一个中队；由指导员苏明、中队长赵子修带一个中队；由指导员李书林、中队长杨彬带一个中队。 振华县分为2个中队：由指导员石青、中队长贾文贤带一个中队；由指导员何志民、中队长任明勋带一个中队。
吴桥县分为2个中队：由指导员路凤翔、中队长周平臣带一个中队；由指导员宋宏、中队长刘维新带一个中队。
庆云县、东光县、南皮县仍各为1个中队。至此，一大队完成组建13个中队的任务。 渤海区党委任命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任大队政委兼党委书记，周化南任副书记，关器任组织部长，高希圣任宣传部长，刘云青任民运部长，梁长庚任秘书长，杨三友任公安局长。陈彬任军分区副司令员，黄德钦任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二大队由二地委（泺北）组建，由刘季青任大队长，李代耕（原二地委副书记，南下途中被任命为书记）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肖平任军分区司令员。 二地委当时辖临邑、德县、济阳、德平、匡五（后改陵县）、禹城、商河、杨忠（后改为惠济县）、齐河、平北等10县，共建立9个中队。临邑县为一中队，指导员李干卿，中队长仇静生；德县为二中队，指导员张永和，中队长张克昌；济阳县为三中队，指导员王林华，中队长单程，后为郭子栋；德平县为四中队，指导员张星文，中队长李耕耘；匡五县为五中队，指导员张振国，中队长罗星；禹城县为六中队，指导员邱强，中队长杜振华；商河县为七中队，指导员王玉文，中队长信明武；杨忠县为中队，指导员韩少伊，中队长杨志诚；齐河县与平北县合编为九中队，指导员刘忠，中队长牟西山。二大队共有南下干部1000多人。
三大队由三地委（清河）组建，三地委辖桓台、长山、博兴、高清、章历、寿光、广饶、齐东、临淄、益寿、邹平共11县，建共10个中队共1000多人，由刘博泉任大队长，王乐三任政委。王乐山南下前为渤海区三地委副书记，在南下途中被任命为书记。三大队奉命去接管上海。其中，三大队高清县、齐东县、益寿县3县及部分广饶县的300多名南下干部到达上海后，参加“上海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不管部＂和“华东随军服务团＂工作，后奉命从上海随十兵团去福建永安等地接管。
四地委（垦利）组建四大队，由李铁锋任大队长，彭瑞林任党委书记兼政委,王文长任副书记兼副政委，杨信任军分区司令，王耕野任组织部长，刁筠寿任宣传部长，傅光汉任副大队长。
四地委辖惠民、阳信、无棣、沾化、滨县、蒲台、利津、垦利、海滨8个县，共组成9个中队。其中惠民县为一中队；阳信县为二中队；无棣县为三中队；沾化县为四中队；由滨县、惠民、阳信三县组成五中队；由蒲台和阳信1 个小队组成六中队；利津县为七中队；垦利县为八中队；九中队由地委、专 、军分区机关组成。
四大队南下干部的资料十分完整，从大队到中队，一直到小队的建制和干部的职务全部整理岀来，这在全省是独一无二的。这主要是温州市委党史部门十分得力，早在1998年开始，趁大部分南下干部还健在，就组织在温的南下干部整理资料，请南下干部张维新、吴佩之、武登坤、贾荣标等牵头，并有当时所在中队的同志校正，编写岀《三支队四大队随军南下简史》。四大队的南下干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相比全省其他地区连南下中队的番号都搞不清，只能用某某县中队来表示，就显得弥足珍贵。
三、六大队去上海接管后，三支队3个大队共有3000余人到浙江接管。至此，一支队、三支队、华东党校、山东渤海公校、公安学校、财经系统的干部总数共计八千多人去浙江接管。其中，一支队和三支队成为“山东八千南下干部接管浙江”的主力军。
2月底，山东各区南下干部先由各区集中组织学习，后由华东局将各区抽调南下的1万5千名干部分两期在临城集中培训。学习《入城守则》、《约法八章》、《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等文件，提高南下干部的政策水平，为南下接管新区打好基础，使之到达目地后就能马上开展工作。
南下干部纵队干部全部配发军装，实行军队编制。南下干部都领到了新军装，每人两套，一套粗布，一套细布，还有一双鞋子。男女都一样，每人一顶帽子，一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布质）。穿上新军装，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后，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莫大的光荣。从此，他们离开父母、妻子、子女和亲友，告别上级和同志们，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04、华东局和省委调整接管方案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一直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因此，中央对解放后的浙江省相当重视，决定解放后的浙江由三野副政委谭震林主政浙江，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当副手，解放后的浙江由＂两谭＂主政浙江的历史由此开始。
谭震林同志是我党的老革命家，湖南攸县人。生于1902年4月，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人党。早年当过印刷工人，书店学徒，在茶陵县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1930年6月任红一军团12军政委。1932年起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央红军长征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新四军政 治部主任、中共淮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华中野战军政委，华东野战军副政委、三野副政委等职。华东局为了加强解放后浙江干部的配备，调配了曾在浙江工作过的一些领导干部参加浙江的接管工作。如三野七兵团政委谭启龙，华东野战军三师政委、先遣纵队一支队政委杨思一等，由他们负责将山东解放区南下干部随解放 大军南下带往浙江。
谭启龙是中央苏区出来的老干部，曾在浙东工作过。1942年7月任浙东区党委书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内战，决定将我党武装从南方八省解放区中撤离，浙江由谭启龙率领浙东党政军撤至苏北。谭启龙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政委。入浙前为七兵团政委，对浙江的情况比较熟悉。
在渡江战役发起后，由三野副政委谭震林统一指挥七兵团、九兵团组成中集团，在裕溪口至枞阳一线渡江作战。谭启龙政委负责接管浙江的筹备工作，主要任务是将山东解放区南下浙江的干部带往浙江。争取一到浙江，就按省、地、市、县成套班子各就各位，开始全面接管浙江各地。由于谭启龙不能随部队作战，七兵团又不能没有政委，于是，三野决定由谭震林兼七兵团政委。
1949年2月，接管浙江省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委员有：杨思一、黄知真、李丰平、陈洪、张雨帆、刘格平。
筹备委员会研究了浙江全省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各支队、大队的接管任务，按照接管浙江计划，一、三支队接管浙江时，每个大队接管1个地区，每个中队接管1个县。
当时，浙江全省共有10个专区：第一专区嘉兴辖10个县2个专辖市；第二专区宁波辖7个县1市；第三专区衢州辖6个县1个专辖市；第四专区建德辖6个县；第五专区温州辖8个县1市；第六专区台州辖7个县；第七专区丽水辖8 个县；第八专区金华辖9个县2个专辖市；第九专区临安辖 9个县；第十专区绍兴辖7个县。杭州、温州、宁波为省直辖市。
南下前，省委已制订了接管浙江的计划，一支队共有8个大队，根据浙江省的行政区域，各大队接管地分配如下：一大队接管宁波地区；二大队接管临安地区；三大队接管金华地区；四大队接管杭州市区；五大队接管绍兴地区；六大队接管台州地区和丽水地区；七大队接管建德地区；八大队接管嘉兴地区。 南下干部到达浙江后，发现嘉兴地区有10个县和2个专辖市，而八大队只有10个中队，接管干部明显不够。除嘉兴外，宁波、临安、绍兴等地南下干部也不够分配。
省委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及时作了调整：
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浙江北部，其中一大队接管宁波地区，二大队接管临安地区，三大队接管金华地区，四大队接管杭州市区（其中抽一个中队去接管临安地区的于潜县），五大队也分配去接管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分别接管绍兴县和萧山县），六大队接管台州地区，七大队接管建德地区，八大队接管嘉兴地区。
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有5个大队。渡江后，三、六大队由刘格平政委带队到上海参加接管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原来的计划是由三支队接管浙江的南部。三支队一大队共有13个中队，二大队共有10个中队。由于杭州和嘉兴、宁波接管干部不够。省委决定将一大队和二大队拆开支援上述地区。其中一大队由政委燕明和大队长张华墀去接管衢州地区。
一支队五大队原计划是接管绍兴地区，由于接管杭州的干部不够，省委决定增调一支队五大队去接管杭州。由三支队一大队的乐陵、宁津、东光、吴桥等县的部分干部和二大队的德县、济阳、匡五、商河等县部分干部，分配到绍兴地区的绍兴、上虞、诸暨、嵊县、新昌、萧山、会稽等7个县。
三支队一大队以南皮干部为主的中队，二大队以临邑干部为主的中队，以及平北、禹城等县部分干部分配到宁波地区的宁波市、慈溪、余姚等城乡。
嘉兴地区是浙江最大的地区，一支队八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不过来，省委决定从一支队七大队中抽调1个中队去接管海宁县；从三支队一大队抽调2个中队去接管嘉善和武康县。
三支队二大队的南下干部大部分留在浙江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工作。其中包括德县、济阳、德平、匡五、禹城、杨忠、齐河、平北等县的部分干部。
三支队四大队原计划是接管浙南地区，后来情况有变，将四大队一分为二，分别接管温州和丽水地区。此外，鲁中南区还有一个由华东大学、华东工商干校300多名学员组成的学生大队，南下杭州后分配到省直属机关100多人，其余分配到杭州、宁波、绍兴等地级机关。
在南下干部入浙前，中共浙江省委筹委会就各地委书记、专员和县委书记、县长名单都已基本确定，省委对接管浙江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班子组成，以及南下干部的分配方案也基本就绪。但是，计划总归还是计划，南下干部到达浙江后，省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对各地县以上的领导班子的调整仍在不断地进行。特别是华东局和省委在成立各地地、市、县领导班子时，都充分考虑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当地干部，起用了一些当地主要领导干部。但各地的领导班子总体上是以南下干部为主，当地干部为辅。
为了到达浙江后能迅速接管国民党的政权，省委在南下前就提前组建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机构，省委有：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调研室、秘书处等。省人民政府建立办公厅、公安厅、财政厅、文化厅、商业厅、工业厅、民政厅等政府部门。同时规定各地解放后，都要成立军管会，军管会为临时最高机构，首要任务是接管政权，维持治安，恢复生产。
山东解放区八千南下干部的组建和接管计划的完成，为顺利接管浙江奠定了基础。大批南下干部随作战部队南下，前面由解放军负责解放，后面由南下干部负责接管。被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的浙江省，正等待着历史上翻天覆地时刻的到来。
05、三支队四大队为部队筹粮先随军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华东局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先抽调一部分干部提前南下，配合大军渡江，并为渡江部队筹集粮草。华东局决定由三支队四大队提前结束学习，先随参加渡江战役的部队南下江北。
1949年3月24日，大队政委彭瑞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对部队进行发动。同志们对这次任务感到突然，但能亲临渡江前线，与部队一起渡江而感到高兴，同志们士气高涨，一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他们接到命令 后立即踏上南下的征程。
从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到长江前线有一千余里。3月26日，四大队从沙沟车站乘火车出发，沿津浦线南下，于深夜到达徐州。第二天，他们在徐州市区看到了经过淮海战役洗礼后的徐州市区，弹痕累累、满目疮痍，大家都为当时淮海战役的激烈程度而感到震撼。
大队于28日凌晨2时到达安徽蚌埠城北的曹老集，因淮河大桥被敌人炸毁，火车无法通行，队伍只好步行数里通过浮桥进人市区。大队在蚌埠住了4 天，干部分头深人群众家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大队还充分利用时间组织大家学习，把在党校未上的课补上。
3月31日，大队乘火车继续南下，于次日到达合肥。合肥是皖北重镇，我军二野、三野和华东局的指挥机关设在这里。由于这里离前线较近，不时有敌机前来低空侦察、扫射和骚扰。夜间，敌机还经常投下照明弹。大队要求各中队不得随意进入城区，如需购买物品，均要经过上级批准，而且快去快回，不得在市区停留。
在合肥，华东局支前指挥部决定将四大队一分为二，分别随三野八兵团的25军和九兵团的27军过江。彭瑞林和李铁峰接到命令后，立即与兵团派来的解放军代表制定随军方案。彭瑞林和李铁峰决定将四大队分成一半，一、三、五、七中队和直属中“队编入27军,由彭瑞林、杨信、刁筠寿同志率领；二、四、六、八中队编入25军，由李铁”峰、王文长、傅光汉、王耕野同志率领。
4月6日凌晨4时，大队开始集合，大队政委彭瑞林告诉大家这次南下没有火车可乘，全靠步行，由部队派来的同志负责带队。行程共300里，规定每天80里左右，要4至5天的路程才能赶到。为了避免敌机骚扰，必须每天提早出发，白天休息，晚上推迟宿营。
一路上，队伍井然有序，沿途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老乡们主动让房、还为部队送粮食和咸菜。部队于9日顺利到达江北重镇巢县。巢县今为巢湖市，位于安徽省的中部，濒临长江，环抱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八兵团25军和九兵团的27军就驻在这—带，是中央军委为发起渡江战役的兵力结集地。
4月10日，由于25和27军要分开行动，李铁锋和彭瑞林立即按随军方案各带部队分别到25军和27军报到，暂时随军部行动。上级规定随军行动时，必须做到轻装上阵，要求每人所有装备不超过16斤。大队将所有的车辆、战马、书籍等全部交给当地政府保管。出发前每人必须自带炒米6斤，以备渡江行军时用，没有命令不得擅自食用。
4月18日夜里，情况有变，大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上报各中队随军计划。政委彭瑞林将一中队编人27军79师；三中队编入80师；五中队一半编入79 师，另一半编入80师；七中队和直属中队随军部行动。大队长李铁锋率二、 四、六、八中队配随25军，二中队编入73师；四中队编入74师；六中队编入75师;八中队编入76师。
根据华东局的规定，以上中队暂时均与师部一起行动，大队领导随军部一起行动，并要求各部队要确保南下干部的安全。
4月19日凌晨30分，各部队派来带路的同志到达驻地，各中队即按分配方案随向导赴各师报到。四大队有1200人，其中有50名女同志，彭瑞林为了她们的安全，将各中队女干部临时编为妇女队，由七中队照顾一起行动，因为七中队配随27军直属队，相对比较安全。
根据总前委的作战部署，八兵团的25军和九兵团的27军都属中突击集团，渡江地点在无为县沿江一线。对岸是江南铜陵县的获港和繁昌县的三山地带，两地东西有数十里的江防线。对岸壕沟纵横，碉堡林立，江面最狭处有4000米以上，敌人配置了强大的火力。
渡江前夕，27军军长聂凤智派出军侦察营3个连共300余人，由81师242团参谋长章尘担任大队长，由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慕思荣任副大队长。侦察营挑选各师最优秀的侦察班加人侦察营，其中有79师2个侦察班，81师1个侦察班。他们从江南的十里场、皇公庙等地登陆，绘制了敌人的江防图，为全军渡江获取宝贵的情报。
战后，27军侦察营获集体一等功，侦察1连获集体特等功，2连被九兵团授予‘‘先遣渡江英雄连’’，79师侦察连2排5班获“渡江侦察班＂，章尘和慕思荣立一等功。他们的英雄事迹后来在60年代被拍成家喻户晓的《渡江侦察记》。
（材料来源：浙江省委党史办，）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传记与传奇）：解密山东南下干部接管浙江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