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贵阳地区解放初期的接管工作和剿匪斗争
贵州解放后，接管贵阳地区的是以冀鲁豫区八地委党政军机关和所属各县(濮阳、清丰、南乐、昆吾、内黄、尚和)干部为主，加上四地委部分干部组成的，还有一部分从江西来的青年学生、部队转业的干部、贵阳当地的干部。
1949年11月15日，贵阳市解放。我们于11月20日到达贵阳，11月24日进入贵阳地区的驻地——修文县城，从此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接管建政工作。
当时的贵阳地委、专署、军分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地委书记崔子明⑴、副书记常 颂⑵、组织部长魏明光、宣传部长孙汉章，专员刘哲民、副专员陈橱源，军分区司令员马宗凯、政治委员崔子明(兼)、副政委顾汉臣。
各县主要负责人是：修文县县委书记夏树屏、县长史可鉴；息烽县县委书记王涌波、县长阴明村；开阳县县委书记张悦斋、县长冯福申；瓮安县县委书记郭平、县长吴近仁；贵定县县委书记李志奇、县长孙岳东；龙里县县委书记张一凡、县长许建民；清镇县县委书记杨村夫、县长尚子端；贵筑县县委书记陈达之、县长王陞三；惠水县县委书记王俊德、县长魏向远；长顺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陞三(从贵筑县调去的)；罗甸县县委书记刘岗、县长马诚一(该县解放较晚，是1950年安排的)。
贵阳地区共辖11个县，人口127万余人(缺贵筑县数字)，包括汉、苗、彝、布依、侗、水、回等少数民族。贵阳地区地处黔中，是贵州省的主要产粮区之一。除粮食经济作物外，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如煤、铝、磷等)。
一、开展宣传活动
在我们到来之前，广大群众因敌人的造谣、欺骗，对我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我们到来之后，仍抱有观望和怀疑态度。旧职人员有的逃跑，有的躲避了起来，一些原国民党武装拉到深山里准备和我们打游击。群众情绪不安，社会秩序不稳。鉴于此情，地、县领导同志首先对城乡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大力开展了宣传工作。我们抽调干部组织宣传队(组)深入全区乡镇农村进行了多种多样广泛的宣传，如贴布告，写标语，召开各种会议(如群众会，上层人士会、商民会、乡保长会)等。讲形势、讲政策，戳穿敌人的谣言，揭露敌人的罪恶，表明我们的态度。有些县的领导同志利用赶场的机会，出面向群众进行宣传。与上层人物、旧职人员个别谈话影响更大，效果更好。
西进支队干部利用赶场天开展宣传活动
经过一段形势政策宣传之后，情况逐渐好转。群众敢于接近我们了，旧职人员也慢慢地回来了，开始来的是一些小职员，接着来的是科长一级的。到1949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各县旧职人员回来上班的就有1800多人，交回枪支1400余支，社会秩序初步安定下来。
二、进行军事接管
军事接管工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旧职人员办理交代手续；二是争取国民党武装缴枪投降，三是清理粮食仓库。
旧职人员回来后，即召开会议，宣布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讲明政策，并明确提出：一、老实忠诚地清理登记档案、物资，如实反映情况；二、要继续动员尚未回来的人员回来；三、听从政府的安排处理。总之，我们强调了按《约法八章》办事。各县用了很短时间都基本上交接完毕，档案资料大部分都收齐了，各种物资都进行了登记造册，清点验收。在清点验收中，也发现有个别的账物不符及贪污等问题。
对国民党武装的争取工作，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县经过讲明政策，指明出路，一些人员很快就向政府交枪投降了，有的县拖的时间较长一些。由于整个革命局势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深感大势已去，内部矛盾重重，分化瓦解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当时瓮安县国民党的县长，在我军即将到达贵州之前，拖着全县武装到该县朱藏乡准备打游击，当他收听到云南省和平解放的消息之后，失望地说：“彻底都完了，还有什么希望呢?”立即派人接洽投降。
争取瓦解敌人残余势力的过程，一般是经过宣传政策，大胆使用上层人物。利用相互矛盾，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双管齐下、互相结合的步骤进行的，这样做的结果，收效较大。开阳县在当时的争取工作中，开展了叫子劝夫、劝亲友立功、大胆使用上层分子做工作等活动，很快争取过来了一些人他们的经验是，了解情况要准，使用关系要多、工作面要宽，要找最信得过的人去说服，争取工作成效就大。在争取过程中，还要善于掌握派别之间的矛盾把双方都统一到我们的指挥之下。
争取瓦解国民党武装，必须反复交代政策，宣传贯彻《约法八章》，坚持按政策办事。我们向他们明确指出：凡是协助人民政府消灭蒋匪残余力量的是进步表现，我们欢迎；做蒋匪帮凶进行破坏活动的，是罪恶行为，我们反对以此办法，孤立和打击反动的，争取和瓦解动摇的。
经过上述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1949年12月份不完全统计，龙里、息烽、修文、开阳、贵定、惠水、贵筑、瓮安、清镇等几个县，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武装人员491名、旧职人员763名，收缴步枪2746支、轻机枪42挺、重机枪8挺、短枪151支、其他枪2支，各种炮具11门，子弹167156发，炮弹7发。
对旧职人员进行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各县都有计划地对他们分期分批进行了轮训，然后根据本人情况分配工作。旧职人员的思想情况大体有三种，一是罪恶大的，怕处罚、扣押，怕群众清算；二是小职员怕我们不录用，怕失业、饿饭；三是勤杂人员怕减员。因此，其表现也不相同，一般是科长以上的表现消极、沉闷，小职员表现得较轻松，认为自由了，不受压迫了，要求工作和学习，要求进步。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科长以上的抱着应付和敷衍塞责的态度，认为交代完了，就该去职了，考虑自己的归宿问题较多。这些人员，对我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方面表示钦佩、赞扬，一方面又感到受不了。
针对以上思想情况，我们反复交代政策，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并通过轮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同时大胆发动下层小职员开展思想斗争，揭发不老实交代人员的问题，树立正气，打击邪气，顺利完成接管任务。瓮安县一个田粮处长，在群众的帮助下，交代了原来企图贪污的银洋800元。修文县自卫大队的秘书把隐藏的4支短枪、1部电话等物资缴了出来。
三、粮食征借和清仓
为了解放大西南，保证我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我们到达各县之后，就狠抓了粮食的问题。残余敌人在这方面极力进行破坏，企图拖住我们，一方面大量出卖、抢劫存粮，一方面阻止我们征借工作的开展。有些县城因被围困，几乎断粮，不得不组织武装到农村搞征借粮食和运粮。
由于我们刚刚接管，还不了解情况，各县都是暂定一个征借数字，以应急需。经过调查摸底和试点总结，再确定征借任务。1950年的征借任务全地区10个县(缺罗甸)定为9574万多斤，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征借了3365万多斤。
为了保证征借任务的完成，地、县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和督促、检查。据不完全统计，从地县抽调干部、干校学员、留职人员、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学生共计1852人，分赴农村抓粮食征借工作。组织形式有两种，一是县成立工作委员会，由部队和县里的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下分小组，以部队战士、区乡干部为组员；另一种是用行政力量推动区乡支前委员会进行征借，由县、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分配任务，各县不尽一致。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按旧政府原来布置的数字进行征借；再一种是参考旧政府原来布置的数字，我们确定征借任务数量，责成乡保长完成；第三种是建立支前委员会，由支前委员会分配任务，我们干部下去督促检查；第四种是根据产粮具体情况，有重点地征借。对人口少、产粮不多、交通不便、我们还不能控制的区、乡，派少数干部下去推动乡保长或支前委员会分配任务，责成他们限期完成。对产粮多的区、乡，我们组织一定力量重点征借，并发动群众建立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会成员主要由贫、中农组成，公正、开明的绅士也可吸收参加。这种方法，一般争论不大。总之，大部分县都是普遍布置、重点掌握、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完成的。贵筑县在布置征借任务时，召开了乡、镇长及旧政府科长会议，共同评议，布置任务。该县除领导同志组织力量掌握一个重点乡以外，各征粮工作组也都掌一个重点乡，以便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一般。
征借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问题。一是平均摊派，负担面太宽，畸轻畸重不公平；二是有的保长营私舞弊，转嫁负担，有的乘机贪污；三是个别县曾一度向工商业户征借。这些问题，经地、县领导检查发现后，都及时纠正了。
粮食清仓，是我们接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开始时，原田粮处的旧职人员都已离去。为了开展工作，我们进行了动员，旧职人员陆续回来了。经过教育，讲明政策，一般都将原来的文书档案账目等资料交了出来。这些材料，除为征借工作提供参考外，使我们对原来粮食库存情况也有所了解。贵筑县查出6个库，有稻谷45万多斤，瓮安县清出1500石。据息烽、修文、贵定、惠水、贵筑、瓮安、清镇、长顺等8个县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12月底，共清出144万多斤。修文、贵筑、瓮安、长顺等4个县清出积谷265万多斤。
四、清剿土匪的斗争
1949年至1950年年初，贵阳地区11个县除罗甸外都宣告解放。刚解放时我们在这些地方的接管、征粮等工作都比较顺利，国民党武装纷纷缴枪投诚，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但是不久，由于我军主力继续向四川、云南等省挺进。省内驻军相对减少，根据国民党应变计划潜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认为有机可乘，开始蠢蠢欲动。
1950年1月，清镇县境内已猖狂活动的土匪即有15股之多。较大股的土匪有左子乾、马耀涤，他们各有人枪六七十。最大的曹绍华股匪，有部众500余人，经常在平坝、清镇和黔南地区一带骚扰。2月中旬，各县情况更趋紧张，斗争日益激烈，尤其到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土匪发展之快，气焰之嚣张，达到了顶点。当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土匪由2400余人猛增至1.4万余人，枪支由2000多支增至8000余支。其发展趋势，由小而大，由分散到集中，由隐蔽到公开，其政治性更加明显。他们自称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解放人民军”“西南游击纵队”“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等，并提出“破命保命”“破产保产”等反动口号。有些旧的乡保长，也有暗地通匪一起来攻打我们的。匪情严重时，交通隔绝，城乡联系中断，粮食征借工作基本无法进行，粮食仓库也往往被抢(2月至4月被抢去750万斤)，税收无着。全区已解放的11个县城，先后被围攻的有长顺、惠水、贵筑、贵定、清镇、修文、开阳7个县城，长顺、瓮安、息烽三县的我党政机关以及干部还曾一度撤出，罗甸县则一直未能解放。
1950年3月，土匪先后攻打我6个县城，我们的干部有上百名不幸牺牲(包括十七军随校干部)。
1950年3月24日，我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从修文县撤至贵筑县(花溪镇)。第2天拂晓，就被土匪曹绍华部包围，激战至25日中午，军分区警卫部队派2个排配合，以强烈火力进行反击，才将土匪打退。
3月20日，匪众围攻长顺县城，被我们收编不久的旧部队(二支队)叛变投敌，我党政机关干部突围时牺牲32人(其中干部26人)。息烽县县委书记王涌波到本县养龙司检查工作，被土匪发现后包围。他率领干部战士据守山头，与敌血战，直至壮烈牺牲。
3月19日夜，修文县乌栗区政府被土匪围攻，区委书记王本彰及其他4个同志牺牲，区武委会主任孙三保一人坚守阵地与敌斗争，直至20日下午5时，解围部队到达，才把土匪打退。
3月，我地委工作组到贵定县平伐镇进行调查，被匪包围，突围时边走边打，干部娄本印、任斐然、赵泽民3同志光荣牺牲。
土匪们不但攻打我军政部门，还强迫、威胁、欺骗青壮年参加其反动部队，不准群众接近我们。白云区一群众因卖给我们价值五升米的钉子，被土匪杀害。贵筑、惠水两县有2个保长因与我们接近，也被土匪打死。群众出城做生意，被匪抓到就认为是解放军的探子，把货物抢去，将人杀死。总之，土匪的叛乱给我们的工作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一时社会秩序混乱，群众忧虑不安。因此，清剿土匪已成为当时一项中心任务。
开始，我们许多干部对匪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说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几个毛匪有什么了不起?思想麻痹大意。及至土匪猖狂起来，我们到处被围攻挨打，流血牺牲，这些人才清醒过来。当时，也有个别人对匪患感到惊慌失措，动摇不定。为此，地委于2月召开了各县委书记会议，3月又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前段经验教训，分析了匪情，从而使剿匪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地委的几次会议中，研究确定了剿匪工作的具体计划。地、县、区、乡以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为主，吸收当地驻军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人员参加，建立了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部署和指挥，剿匪斗争有计划地开展起来，给土匪以有力的打击，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在剿匪斗争中，除了全体干部、勤杂人员武装起来站岗、放哨，参加战斗外，地县还有计划地扩大武装力量。据1950年2月9个县不完全统计，已扩大武装人员741名。
在剿匪斗争中，地、县都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武工队或工作队，和省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工作队一起，深入农村基层，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同时，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民兵队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广大农村形成了对敌斗争的天罗地网。
在策略上，集中打击向我们进行武装骚扰的股匪。摸清情况之后，采取榜晓包围的方法，一举全歼。同时，通过关系，掌握和利用土匪内部矛盾，争取瓦解匪众，孤立匪首。对首恶分子及时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则号召他们投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收效很大。一仗打好，就能转变一个地区的局面。如修文县下坡战斗，贵筑、青岩、石板、孟关战斗，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之后，我们抓紧开展政治攻势，匪众纷纷离散，群众情绪显著好转，敢于找我们谈话，报告匪情，社会秩序较快稳定下来。
当然，剿匪斗争的主力，是我们的解放军部队。1950年春季，省军区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内集中主要力量，组织了几个战役，给了主要股匪以歼灭性的打击。省军区参谋长潘焱同志指挥的东集团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长(顺)、紫(云)、惠(水)战役，解放罗甸的战役、花溪战斗，以及毕节军分区郑统一司令员指挥的西集团金沙战役等，使我区各县的主要股匪全部被歼。自称贵州反共自救军总司令的曹绍华匪部，在我贵阳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终于在长、紫、惠战役中落入法网。至1951年上半年，骚扰贵阳地区的土匪基本消灭干净。
贵阳地区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和斗争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取得成绩，归根结底主要是党的路线方针正确，省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各级党政军干部在工作和斗争中的英勇拼搏精神。所有这些，都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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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孙汉章⑶系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时任贵阳地委宣传部部长。小编在整理编辑时对原文中的个别时间、地名和字句作了堪误更正。）
⑴ 崔子明同志简历：
崔子明(1903-1986)，泰安县夏张(今岱岳区夏张镇)人。中共早期党员，泰西抗日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曾任中共泰安县委任命为二区区委书记、山东抗日自卫团副主席、中共泰西地委委员兼敌工部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队四旅副政委、第二野战军五兵团17军51师政委等职。
建国后，崔子明任中共贵州省贵阳地委书记、遵义地委书记、西南建工局副局长兼四川省重庆市建设局党委书记，西南地质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云南省地质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西南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86年1月17日，崔子明病逝昆明。
⑵ 常 颂同志简历：
常 颂(1920 -1959-3 -14) 原姓宋，名正言，又名之正。因个头高，人呼长宋，在做地下工作时，常住濮阳县郎中集常明泰家，为掩护身份，取长宋谐音为常颂，称常明泰为父亲。河南省南乐县宋谷金楼人。
1930年在本村小学读书。1933年9月考入南乐县西邵第五高小。1935年5月毕业，考取河北省立大名第十一中学，1936年毕业，任教南乐县韩村小学。
1937年10月由宋在久（襄廷）、白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文化。曾任宋谷金楼村党支部书记、南乐县第五区委委员。1938年6月入直南特委清（丰）南（乐）大（名）训练班学习。
1939年6月任直南特委组织科长。7月任大名县委宣传部长，后任县委书记。
1940年4月任直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地委委员。10月兼濮阳县委书记。
1941年11月任冀鲁豫区第六地委组织部长。翌年兼任地委委员、昆吾县委书记。
1943年1月兼县大队政治委员。4月参加平原分局整风学习，任学习组长。
1944年4月任地委委员、滨河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10月任冀鲁豫区第四地委组织部长。
1945年8月兼滑（县）延（津）浚（县）卫（南）四县边工委书记。次年8月任冀鲁豫区第八地委组织部长。
1947年任地委副书记兼地委组织部长，后兼沙区工委书记。
1948年任地委整党工作团团长兼清丰县委书记。
1949年3月随军南下。5月任赣东北区鄱阳地委副书记。11月任贵州省贵阳地委副书记。
1950年3月兼地委剿匪委员会副主任。次年发表《开展复查斗倒顽抗地主的经验》一文。
1952年4月任贵定地委书记。春兼地委财委主任。
1956年2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
1959年3月于北京病逝。逝世后被打成以常颂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1984年7月贵州省委为其平反。
⑶ 孙汉章同志简历：
孙汉章 1911年1月生，河南南乐人，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文化。
1927年在河北省大名省立第十一中学读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积极参加学运工作。参加革命工作后先后从事学运、农运、兵运等工作。
1937年7月任南清大西北特区工委书记。
1940年至49年任南乐县、滑县、冀鲁豫九专署、八地委秘书、行政科长、办公室主任。
1949年3月参加南下支队南下后任中共鄱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同年11月随军西进，到贵州后先后任中共贵定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1955年至64年任中共安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1964年至66年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1970年至82年先后任贵州工学院革委第一副主任，贵州省科教办、文教办、高教办副主任兼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
1982年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中共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贵州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贵州省关心下一代协会副主任。
1999年2月去世。
修文 六广河大桥
2024.10.28.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贵阳地区解放初期的接管工作和剿匪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