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史料】解放战争时期的辑安兵工厂

宋晓林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曾在辑安设立一座兵工厂，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没有留下太多印迹，加上兵器工业的特殊性质，使它的历史长期被湮没。现将这段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辑安兵工厂的由来

1945年10月14日，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在沈阳成立。此时，蒋军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抢占东北，其先头部队已占领山海关、锦州，直逼沈阳，我军出关部队力量弱小，缺乏统一指挥，被迫后撤。军工部成立后，立即投入接收敌伪军工厂，组织抢运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的工作中。在我军撤出沈阳等大城市后，便在南满、西满、北满地区相继建立根据地，建设自己的兵工厂来支援前线。接着，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也成立了军事工业部（1946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部长韩振纪、副部长王逢原、政治部主任高长久、秘书长崔振东。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统一管理东满、南满新解放区的工矿企业，对接管的工矿企业实施军事管制，保证战时经济运行正常。

通化解放后，我军接收了日伪“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这是一个矿山机械修理厂。在此基础上，1946年成立了二道江兵工厂，晋西北军工部来的陈亚藩担任厂长，从延安来的长征干部马树良任政委。1946年5月上旬，曾任延安茶坊兵工厂机工班长（车间主任）的刘正栋由二道江发电厂厂长调任二道江兵工厂副厂长。

二道江兵工厂下设机械加工总厂和火工装配分厂，有职工300多人，因为招工困难，大部分职工都是日本人，经过简单培训后上岗。这个兵工厂生产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手榴弹成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但迫击炮弹因缺乏引信和发射管，到当年5月仍生产不出成品。

由于战事不利，蒋军步步进逼，二道江兵工厂于1946年7月迁往辑安，改称辑安兵工厂。

辑安兵工厂的主要情况

经过重组，辑安兵工厂设机械总厂和手榴弹分厂，总厂厂长韩文（未到职），政委马树良，总厂副厂长兼机械总厂厂长刘正栋、手榴弹分厂厂长潘宝质。

在辑安县民主政府的协助下，辑安兵工厂很快投入运行，当时有设备68台。机械总厂设在辑安东门外2公里处的一处空旷制材厂内，厂房面积不足1000平方米，有机械加工、钳工、木工（生产手榴弹木柄）、小钣金等工段，铸工和木工（生产手榴弹包装箱）则露天作业，为了防晒，又临时搭建了遮阳棚。手榴弹分厂设在县城东南一处停课的中学里，以学校教室为车间，生产手榴弹的零部件，总装工段有土墙作为保护墙，生产条件较为简陋。

辑安兵工厂职工仍为300多人，以日本工人为主，男工主要是车工、钳工、铆工、钣金工等技术工种，女工则多为男工家属，从事手榴弹装配。当时，东北刚刚解放，很难招到胜任的中国职工，使用日本技术力量和劳动力实属迫不得已，由于兵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和半供给制待遇，保证日本职工的生命安全、生活待遇并尊重其人格，这些战败后失去靠山的日本职工都埋头工作，默不作声。1946年秋，大部分日本职工被遣送回国，只有少数技术人员留了下来。

辑安兵工厂的产品是木柄手榴弹和82毫米迫击炮弹。木柄手榴弹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能够批量生产。这种手榴弹使用的是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兵工厂的图纸，由于装填了梯恩梯炸药，威力比抗战时期各解放区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增加了很多。不过，这些手榴弹大多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结果，各解放区的自造武器型号和规格各不相同，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彻底改变。

手榴弹的生产，是在锯木工房里设钣金工段，由十几名工人绕制拉火线、冲压火帽、卷制门管；在锉锯工房内设木把工段，由20多名工人各自操作一台简易木工车床，每天两班倒；此外还设有机械加工工段、翻砂股、木工股等机构。

在加工木柄的过程中，副厂长刘正栋发现手工切削的木柄个体差异太大，劳动强度大、效率又低，便设计改装了一台“靠模式”车床，按模板曲线车制成型，这样生产出来的木柄外型和尺寸整齐划一，一台车床就超过了20多名工人手工操作的产能。这样，富余下来的木工便转为全力生产手榴弹包装箱。

辑安兵工厂生产82毫米迫击炮弹之初，一无图纸，二无技术资料，三无技术人员，虽有少数人员过去参加过迫击炮弹的生产，但对迫击炮弹的总体性能和战技术要求并不熟悉。刘正栋和山东来的姚大伦、于建成组成技术攻关小组，经过技术攻关，确定弹体采用缴获日军的压钢弹体（当时没有生产铸铁弹体的技术条件），引信采用铜体重锤式短延期引信（因为当时没有条件生产瞬发引信），发射管则采用手工铆接（因为没有点焊设备，也没有卷纸管的技术），经过多次攻关，82毫米迫击炮弹才正式投产。

在研制炮弹引信的过程中，曾险些发生重大事故。当时，刘正栋和姚大伦从缴获日军的炮弹中找到了一种名为“八八式野山加”的引信，它是为日式野炮、山炮、加农炮的弹药设计的。刘正栋和刘大伦试图将其用到迫击炮弹上，便多次试验。第一次试验没有成功，因为野炮、山炮、加农炮都是后装线膛炮，炮弹出膛后高速旋转，使引信内的离心保险机构“离心子”被甩开，击针触发起爆元件引爆弹体。但迫击炮是前装滑膛炮，炮弹出膛后不能高速旋转打开保险，引信也就不能触发。后来，他们决定撤除离心保险，试射时姚大伦试图徒手操炮，刘正栋坚决反对，要求改用拉火发射。结果，试射时炸膛，高粱地里炸出了一个大炕，姚大伦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到1946年12月，辑安兵工厂及其前身二道江兵工厂共生产手榴弹75000枚、82毫米迫击炮弹2000多发。

转道朝鲜迁往珲春

1946年12月，蒋军占领通化，并继续向我辑安、临江进攻。辑安兵工厂奉命撤往珲春。几名厂领导认为，唯一可行的路线是借道朝鲜，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秘书长崔振东派代表出国谈判、交涉，未能成功。

日本投降后，朝鲜北半部由苏军占领，金日成将军组织了人民委员会来行使临时政权的职能，南半部则由美军占领。驻朝苏军控制着鸭绿江铁路桥，夜间可以“私下里”通行货车，但绝对不准中方人员过境。

当时，除辑安兵工厂外，辑安还有从沈阳、辽阳搬迁来的军用器材和机器设备需要突击抢运过鸭绿江，这批物资前后装了400多节火车皮。刘正栋以厂长身份与辑安车站联系，站长又把他介绍给火车司机、司炉、调车员。刘正栋对火车很感兴趣，在与铁路方面沟通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开火车和编组列车的基本知识。

经过努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顺利地运过了鸭绿江，但在组织人员转移时却发生了混乱。通化失守后，部分中国工人思想发生了动摇，在准备过江的那天，几十名中国职工逃往敌占区。

厂领导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100多名职工编成小组，指定组长负责，这批职工中包括沪、苏、浙籍中国职工20多人，朝鲜职工10多人，日本职工四五十人和其他工作人员20多人。1946年12月31日11点多钟，全体职工从冰面上通过鸭绿江，通过江边的一条简易公路向满浦行进，翌日1点多钟来到满浦火车站，在候车室里落脚。他们计划从满浦乘朝鲜客车去南阳，再从南阳过图们江回到珲春。

彼时中朝两国人民亲如兄弟一般，但朝方粮煤两缺，不知何时能出发，而兵工厂职工随身携带的粮食和白菜维持不了多久，吃喝和取暖都成问题。刘正栋发现，满浦车站的机车库里停放着三辆由辑安站开来的机车，这是我军撤离辑安时疏散到朝鲜的。他想起辑安站还存放着三大堆净煤，便想返回辑安运煤。但是，一来不知辑安形势如何，二来朝方不肯派车出国运煤，因为涉及过境与货物结算等复杂问题。刘正栋便决定自己回国运煤。

辑安兵工厂技术人员虽多，但没有火车司机和司炉，后来找到了两名朝鲜青年担任司炉，刘正栋自告奋勇当司机。他们从满浦站机车库中挑选了一辆车况最好的机车，满浦站同意他们牵引三辆30吨敞车回国运煤。站长告诉刘正栋，白天火车不能过江，更不能带人，因为江桥由苏军守卫，要避免闹出外交纠纷，只能乘夜给守军一点好处，“私下里”过江。根据朝鲜同志的建议，刘正栋乘夜把十几名中国工人藏在车厢底部，把车开到江桥边停下来，携着两瓶白酒、一包香肠来到桥头堡，两名苏军士兵正紧裹着毛毯冷得发抖。刘正栋用刚学会的几句俄语和手势与这两名士兵沟通，两名士兵接过白酒和香肠，挥手放行。就这样，他们将辑安站台上的一部分煤运回满浦，解决了在朝职工的取暖问题，同时还得知辑安尚处于无政府状态。

十几天后，看到朝鲜方面运力十分困难，刘正栋和政委马树良决定自己编组一列火车，由满浦开到珲春。于是，他们编组了一列11节车厢的特混列车，有装煤的敞车3节、供职工乘坐的敞车3节（加装了简易顶篷）、还有装满火药和炸药的闷罐车两节。储留在满浦站的物资、设备、人员全部上车。

1947年1月中旬的一天，这列中国列车驶出满浦站，朝鲜沿线各站一律绿灯放行。经过咸兴、兴南、南阳等地，历时7天，克服了苏军扣车、技术故障等困难后，这列中国列车终于乘夜色“私下里”通过苏军守卫的图们江铁路桥进入图们，并于当天中午11时抵达珲春。至此，辑安兵工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关于辑安兵工厂的历史，后来还有一段余绪。

2005年7月16日7时30分许，原集安市第八中学操场准备盖住宅楼，工人施工时一铲挖出了50余枚炮弹。经过4天的时间，通化警方从工地中陆续挖出了1298枚炮弹。经通化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专家详细检查，这些炮弹是没有安装引信的普通迫击炮弹，这些炮弹出土时垒得整整齐齐。这些炮弹极有可能是辑安兵工厂撤离辑安时掩埋的。

作者：集安市红色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宋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