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马明潜 张东生（执笔）
有这样一些人，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他们无处不在。他们默默无闻，成功了不会有人知道，失败了则人头落地，甚至背负罪名，他们就是我党我军情报战线的中坚。他们之所以神秘又令人敬佩，是因为他们常常拼一己之力去改变战局，甚至改变历史。
七十多年前，在国共长期频繁激烈的战事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为国民党的最高中枢，其领导作用不言而喻。对我党我军而言，要想取得战场主动，改变态势平衡，能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取情报，其意义举足轻重。众所周知，上兵伐谋，以情报取胜，往往是其关键。
父亲马克勤，字勉之，原名马新民，又名马可，山东新泰人，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三野情报处担任情报员。他长期潜伏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等最高核心机关秘密为我党我军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南京及全国解放后，又分别率母亲王芸仙、二叔马克余一同潜入台湾执行任务。虎口十年，出生入死，无怨无悔。
一、叛徒出卖被捕，组织营救出狱，奉命潜入重庆
1942年的夏天，由于叛徒袁晓轩（第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又称八路军办事处）出卖，父亲不幸在河南鲁山被捕，同年七月被遣送到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关押，并和联络员中断了联系。1943年春，组织上开始了对父亲的营救，并由重庆陶育玉（1939年马克勤在重庆做地下工作时的领导，中共党员，其父陶钧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8军军长）通过国民党少将徐复观（徐佛观）出面（徐为驻延安第18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蒋介石侍从秘书）进行疏通。徐在去延安途中特地停留西安，并去西北青年劳动营探望了父亲（徐与父亲1939年就已相识，曾作为徐的随员去河北检阅国共游击队，有过生死之交）。
以谷正鼎（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为首的几个上层人物，得悉父亲与国民党中央重要官员有密切关系，并出面保释后，对父亲的关押也就放松了。从此，父亲有了外出活动的机会，并开始秘密通讯了。
父亲回忆：“1944年的新春，我终于得到党的营救，结束了一年半的集中营生活，恢复自由了。尽管严刑使我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但坚强的革命意志并未被摧毁。我依然充满了革命的斗志和信心，决心继续投入革命的洪流，奔向新的战场”。1944年3月，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根据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条件和人事关系，决定派遣父亲再赴重庆，以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少将为对象，争取打入敌人心脏，开展情报工作。
南方印书馆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钧是军人兼企业家。该公司股东虽来自四面八方，但都是湖北籍人，多数是党政军警政府官员，且与陶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原是小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徐复观也是股东之一，并与陶是同乡世交。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承印外来的书刊，少量是本馆编辑部编写出版的。经理部下设一个门市部，专经售本馆的书刊。印刷厂设在长江南岸弹子石，是一个设备完善，规模较大的厂。为了熟悉业务，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工厂，但也考虑到扩大接触面，常定期去经理部办公，为打开局面、获取情报创造有利条件。
一年多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父亲取得了南方印书馆董事会的信赖，有了一个稳定的掩身之处。特别是通过处理和协调徐的家庭纠纷，维护了徐先生的社会声誉，从而加深了与徐的友谊，使他待父亲情同手足。凡此种种，都为父亲今后深入开展情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报童疯狂的沿街叫卖声，划破了久已沉寂的雾都重庆，顿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大街小巷都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到处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鞭炮声、锣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山城沸腾了！这是1945年8月10日的傍晚，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
八年的浴血抗战，使饱受炮火洗礼的人民留下了辛酸和悲痛的回忆。当胜利的喜讯突然到来时，多年来心头上沉重的压抑终于被驱散，个个眉飞色舞，欣喜若狂，都以胜利者的喜悦，情不自禁地向死难者告慰，更为自己的幸存而兴高采烈。这种悲喜交集的激动心情，曾使多少人流下了汩汨热泪！这天夜里，几乎是家家张灯结彩，猜拳行令，彻夜灯烛辉煌，鞭炮齐鸣，热烈庆贺抗战胜利的到来，整个山城浸醉在狂欢的浪潮中。
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为适应战略上的需要，就急不可待地提出还都南京的计划。影响所及，原来稍有生机的工商业又开始萧条起来。特别是外来的企业主，更是无心经营，都争先恐后的制订计划，积极筹备内迁了。顿时空中、水上和公路交通都为之堵塞，出现了极端混乱的局面，南方印书馆也不例外，临时召开紧急董事会，专门讨论迁武昌的计划，也积极准备内迁了。
形势急转直下，给父亲带来新的问题。由于联络员已被派至外地，在未与组织取得联络前，去留问题难以作出决定，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徐先生来了，他开头就说：“南方印书馆即将迁武昌了，不知你有何时打算？”，徐的提问正触及到父亲的心事，因此就毫不迟疑地说：“这些天来，我也在考虑这件事，我在印书馆的工作是称心如意的，这主要是先生的关照和支持，到武昌后，我就失去了先生的依靠，心里总感到不踏实，如果先生能为我另谋职业，我愿继续追随先生工作，还请先生费神了！”，看来徐对父亲的去留已有考虑，听了马的回答后，就直截了当地说：“不愿去武昌也好，就留下来吧，工作问题我另设法解决。”说罢就握手告别了。
此前早悉，徐结束延安高级联络参谋工作后，曾写过一份报告《中共最近动态》，详尽地介绍了延安的所见所闻，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这份报告经过军委会少将参议凃寿眉（徐武汉国学馆同学、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军统局重庆特区区长、总裁办公室秘书）阅读后，就直接转送蒋介石审阅了。蒋对此报告大为欣赏，认为能透彻了解共产党的整体实情，且对策中肯，多被采纳了，还特别召见了徐，当面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委任他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调任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副组长。该组组长唐纵，是“十三太保之一”，后曾任军统局代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凃寿眉、徐复观原为挚友，徐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但自他参加侍从室六组后，由于旧交的支持，得以直接向蒋介石陈述意见的机会增多，蒋对徐的印象不断加深，从而逐步得到蒋的器重，后来蒋竟令徐参加“官邸会报”（“官邸军事会议”，能参加官邸会报的将领和官员被认为是享有参与高层决策的最高荣誉）、中央党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45年5月5日）时令徐为总裁随从秘书，以备随时咨询。徐竟成了红极一时的头面人物，故友人曾戏称徐为“太子太保”了。
当时，父亲留重庆工作已成定局，而根据徐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工作条件，父亲极有可能进入国民党最高情报系统或军事部门工作。但前面同来的联络员在安排工作时被徐等派往了河南和入缅远征军，新的联络员却一直未到重庆，一旦事成，有关情报传递如何处理，成为最担心的问题。
父亲到重庆后，在做好本职的同时，也作过一些社会调查和联络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探望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晋豫区洛阳办事处主任孟用潜时（父亲在任河南鲁山工合办事处主任时的上级；孟在去洛阳之前，告经周恩来同意，将其所属的组织关系交与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未料八办主任袁晓轩叛变，导致多人被捕，组织破坏），与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邓颖超副手，1929年经邓小平和姐姐张锡瑗介绍加入中共）相识了，并建立了联系。时下考虑到工作的急需，当决定约她相见，商讨情报传递问题。希望她在联络员未到重庆之前，能得到她的支持，她当场表示同意了，还说，根据工作需要和发展情况，具体联络方法还可另作研究。至此，一件心事才圆满地解决了。
按照地下工作的要求，非经批准是不能与他人进行横向联系的。但由于情况紧急，加之对孟用潜和张晓梅情况的了解，父亲迫不得已出此下策，也算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
二、打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提前获取重庆谈判情报
日本投降后不久，徐约父亲到他家吃晚饭，因为是常事，没有放在心上。饭后不久，徐约父亲到书房休息，刚刚就座，徐就把一份写得很公整的报告交给父亲，他说：“你先看看这份报告吧！”当时父亲感到惊异，报告是由徐署名的，时间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当天夜里写成的（8月10日），并有蒋介石审阅后批示“照办”的几个亲笔字。报告写得简練，是针对日本投降后，就整个战局的调整、部署和对付解放区的一些具体措施。是个战略性、策略性很强的文件。全文共十余条，其中有四条是与解放区的战局有直接关系的。其一是电召毛泽东来渝协商。其二，在西南要从速解决龙云，以除后患。其三，在西北要调离阎锡山，统一华北军事控制和指挥。其四，立即命令战区伪军积极配合国军共同作战，迅速向解放区发动总攻，就地消灭抗日军队。
看完这一份报告后，因吃不透徐的用意，父亲沉默很久未作任何表示。徐已看出了这一点，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看这个报告吗？”，马回答说：“不清楚！”，徐说：“其实没有别的意思，主要让你看看这份报告后，商量一下你的工作问题”。他停了片刻后又说：“最近中央即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名叫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密处”，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是个最高情报机关，是专门研究和对付共产党的一个机构。我打算介绍你参加这个机关工作。但对你的情况我是清楚的，让你参加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工作，甚至于还要参加一些特务活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我们已是知心朋友了，没有意思拖你下水，因此事先和你商量，你应作认真的选择，由你自己作出最后决定”。徐复观说话的语气很自然，也很平静，看起来似乎是商量的口气，但父亲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
听完徐的一番介绍后，父亲暗中窃喜，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考虑不考虑的问题，这个工作是完全符合上级派遣要求的，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为了顺乎自然、合乎情理，就一本正经的经过片刻考虑后说：“徐先生为我选择工作的考虑是非常周到的，我是非常感激的，同样我对徐先生也是了解的，所以愿意追随先生工作，根本不存在顾虑！既然先生直接领导这项工作（联密处主任是萧赞育，徐为副主任，实际负责），我也愿与先生一道，共同效忠党国，我的决心已定，就请先生放心好了！”，徐听完这一表态性的回答后，显得异常兴奋，他说：“既然你有明确的表示，我就放心了，你的工作也就这样定了。但目前机关尚未宣布，编制问题也未最后决定，现有的名额有限，打算委任你为少校参谋，主要掌管机要和财务，今后有机会，会另设法推荐提拔你的”。父亲当面向他表示谢意，并说：“对名誉待遇问题我不会计较，只要能同先生一道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徐复观的报告，是件极为重要的情报，它充分揭示了国民党心毒手辣的两面手法。电召毛泽东来重庆协商，只是缓兵之计；谈不成是打，谈成了还是打，目的是在拖延时间，作好扩大内战的准备。这个重要情报的突然到手，是个意外的收获。父亲紧急通知张晓梅在约定地点见面，及时地把这份情报交给了张晓梅。南方局迅速地将上述情报传到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手中。
多年后，涂寿眉在回忆徐复观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中也提到此事，他在文中写到：“第六组主任为唐乃建（唐纵）先生，与余为旧同事，徐先生与唐约定，勿拘限其工作范围。于是徐先生得以常向委员长条陈意见。日寇投降之夜，即条陈十余项。如电招毛泽东来渝协商，即是其中之一。因此，陈布雷先生亦器重其才识与文章”。
日本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但电请毛来渝的第一封电报已在14日发出；涂所说的日寇投降之夜显然不是8月15日，其中条陈十余项也和父亲所述高度一致。涂寿眉是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呈文经手送蒋是其常务，他的撰文证实了父亲亲眼所见，也首次证实了电招毛泽东来渝协商的提议是徐复观所写。徐呕心沥血出此良策，使蒋氏先拔头筹，暂时争取了战后国共斗争的主动权，表明了徐在中共问题的研究上确有高明之处。由于此件高度机密，是谁写的知者极少。许多学者撰文一探究竟，均无定论。
为了一探当年徐复观有关战局的四项条陈，笔者对其一一进行了梳理，也想了解一下当年徐的提议在抗战胜利之时战略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到底是度蒋的心理？还是竭力而谋？而且，提议是一回事，办不办是另一回事。结果出人预料，徐的这四项提议可以说是迅速、立即地照办执行了，且最后各项均演变成为国际国内的著名事件，即：重庆谈判、昆明事件、上党战役、国共内战战役/中原突围；其影响之大，超出想像。令人称道的是，此等绝密情报竟然在第一时间被中共军事情报员马克勤所截获，这大概是国共双方领导人始料未及的。
新工作的开始，深感任重道远，一种紧迫感促使父亲向张晓梅提出了新的要新工作的开始，深感任重道远，一种紧迫感促使父亲向张晓梅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对今后的联络工作重新作出安排，确定一个更妥善、及时的联络办法，以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张晓梅都一一答应了。
三、“联秘处”情报屡屡外泄，引起敌特怀疑和调查
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下称联络处）直属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领导。为了掩盖它的真实面貌，机关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内。联秘处下设秘书、研究、情报三个组，主要成员多来自“军统”、“中统”的老特工，其中也有中共的叛徒。党政军各部门均派专员驻此，定期开会，决议形成后报蒋和侍从室，并下派各战区、省市联密处执行。联秘处主任由十三太保之一的萧赞育担任，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副主任是潘公展和徐复观。其实萧、潘均是挂名的，实际工作是由徐主持。这个机构的成立，是与徐8月间写给蒋介石的那份报告紧密切联的。随着斗争形势的急烈变化，联秘处是作为蒋介石的一个最高情报机构和决策中心而出现的！
中央党政军“联秘处”成立，马克勤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情报系统的行列，工作一开始就很繁忙，往来将领，军政首脑川流不息，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这种突然到来的新局面，简直使人没有喘息的时间。既要忙于日常工作，还要注意事态发展，以及重要情报的收集，加上联络员尚未落实，使马焦急不安。
为了及时解决情报传递问题，马再次约张晓梅会晤共商此事。幸好张晓梅已事先作好了安排，决定派遣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成员朱汉民为单线联络员，并传达了会见地点、时间及联络标帜、暗语等规定。要求按预定时间和朱汉民会晤，当面商定情报传递等具体办法。约会顺利实现了，从此朱汉民便成了最亲密的战友。不知有多少个早早晚晚秘密相会，先后把国民党动员特务和情报系统，加强了对中共和谈代表团驻地的监督、控制的办法；组织三青团员伪装大学生，混入各大学内部，洞察学生动向，破坏学生民主活动；秘密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进行反共宣传，污蔑共产党，污蔑中共和谈代表团，企图制造事端，寻找破坏和谈的借口；加强对民主团体和知名爱国人士的控制，阻止他们与中共代表团的接触等等情报都及时通过朱汉民传递给上级领导。
凡此种种，都是国民党为破坏和平谈判的铁证，这些重要情报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及时有力地摧毁了敌人一次次阴谋诡计，使国民党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但就在和朱汉民联络频繁，为顺利完成情报的传递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马克勤回忆：一天，马同徐最早来到办公室，徐告诉马说：“联秘处出事了！”听说出事了，马顿时一愣，忙问：“什么事？”“我们的一些重要情报泄密了！”徐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马说。“有什么根据一定说是我们泄的密？！”马极其认真又不露声色的追问说。徐说：“最近一次联席会议上，有人向我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实际上是追查责任。他们说共产党掌握了我们的大量情报，有的已公开揭露。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难道我们内部有内奸？当然，这还是个疑问，还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今天和你通通气，希望你注意观察内部人员的动向。如有什么可疑，就随时告诉我！”徐的一番话，使马极为震惊！这无疑是直接对马的一次考验，只是采用的方法不同罢了！但马凭借与徐的密切关系，异乎寻常的镇定，同时也严肃认真的说：“情况是严重的，既然得到先生的信任，我一定尽到自己的责任。当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军统’、‘中统’和其他情报机关都是铁板一块，清水一盆，单单把泄密责任追究到联秘处，也未免太武断了！如果内奸是出在其他机关，不是使敌人更有机可逞了吗？”“先生以为如何？”也许这一反问，出乎徐的预料，他惊异地注视着马说：“太好了，太好了！真没有想到，你会有如此好的见解，确实应该作全面考虑。至于联秘处内部，就请你多关心了！”
一场紧张的谈话平静的结束了，但马内心并不轻松，估计事情不会就此了事，还会有其他行动。除谨慎地继续注视事态发展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及时地把此新的情况通知了朱汉民，决定暂时中断联系，让他听候通知。
未出所料，事隔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办公室里有人在大吵大叫，全室工作人员都围在四周，有的劝说，有的私下议论，整个室内处在不安的气氛中，正在暴跳如雷的是缮写员闻立经，他是湖北人，闻一多的侄子，曾受过中等教育，武汉陷敌后，流浪到重庆，因无力继续读书而就业，是个很活泼的青年。工作也很勤快，但缺乏社会经验，待人处事常不注意小节，特别他的一张嘴巴“太碎”，常不顾场合，不分对象，乱说乱道，这些缺点往往会引起别人的不快。今天是什么事使他如此恼火，大发脾气，尚不得而知，后来听了他的一番自白后，才知道他的宿舍和办公室被人私下搜查过，事情也就一清而楚了。这与徐两天前的谈话是联在一起的。显然，特务开始行动了！
闻立经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联秘处的一个阴谋。从闻本人的表现和他的经历看，是有一些可疑的地方，但还不到暗地对他搜查的程度，“醉翁之意不在酒”，以闻立经为替罪羊，“杀鸡惊猴”，更重要的是一付麻醉剂，让被怀疑的人失去警惕性，其用心是极为险恶的。尽管如此，徐事先交待过，今天发生的事避而不谈不好。因此，下午徐来办公室后，马克勤便把已发生的事如实地向徐作了汇报。并问他说：“徐先生事先知道这次行动安排吗？”“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这种蠢事？！”他很生气的回答说。“我也是事情发生后遇上的，当时情况很混乱，闻立经极为恼火，曾大吵大闹，一定要来找你讲理，后经我劝说，才把事情平息下来！但影响很不好！”。“能发生这种事我真想不到，幸亏你在场作了妥善处理，不然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出了这种蠢事，简直是笑话！”徐很颓丧的表示说。“我也认为是愚蠢的，我们可以怀疑任何人，但不能见风就是雨，事情不经调查研究；不掌握确实材料，就任意搜查，这不仅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是打草惊蛇，就我们职责而言，也是一种失职的表现。问题出在联秘处内部，这确实是个笑话！”马对问题作了分析，谈了自己的见解，有意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顺着徐的思想加以渲染，来了个火上加油。
徐听后竟转怒为喜了。至此，这次突击性的搜查终因弄巧成拙告终，对马克勤的严峻考验也化险为夷了！
四、获取“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情报，劫悉敌特预谋“围困中共代表团”、“火烧苏联大使馆”，“捣毁新华日报社”的阴谋
1946年1月10日至2月1日，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规定，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了。在谈判中，尽管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但“会谈纪要”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后来，政治协商会议虽也召开了，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了“四项诺言”，还当天发布了所谓停止内战的命令，但事实上，蒋介石是毫无诚意的，在会议筹备期间，就玩弄了种种伎俩，妄图破坏会议。为了促使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下，各界人士和有关民主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首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蒋介石对此极为恐惧，极力干扰破坏，在政协会议期间，就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沧白堂事件”，政协会议刚一闭幕，又制造了举世震惊的“较场口事件”，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与反民主斗争就开始了。
这两次事件的发动，“联秘处”是幕后的策划者，蒋介石都积极采纳了该处的意见，并责令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充当了破坏“协进会”的总先锋，以重庆市国民党党部为主，监视“协进会”的活动。同时拨出巨款，以每人每晚两千元的代价，雇用大批特务、打手对各界群众大会进行捣乱破坏。曾使不少进步人士被打或被捕。
“协进会”成立后，先后共举行过八次会议，从第四次会议起，是在重庆“沧白堂”召开的，举行第八次会议时，到会军民达三千余人，声势极为浩大，大会由闫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而国民党的代表张群、吴铁诚却未出席会议，当郭沫若讲话并回答群众提问时，几十个特务、打手破口大骂，捣乱郭的讲话，会场大乱，郭不得不离开会场，刚刚出门就被特务包围了，并尾追到迁川大厦（即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址），特务打手仍围而不散，郭再次离去，途中竟遭到特务用石头乱打，后来李公朴赶到迁川大厦，也受到同样遭遇，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沧白堂事件”，激起了山城人民的极大公愤。
政协会议成功后，陪都各界于二月十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了庆祝大会，全市欢腾，人心振奋，远在一、二百里外的学生、教授和各界知名人士，都在头一天赶来重庆，到会群众达万余人，情绪之高涨，规模之大，是当时罕见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知名人士沈钧儒等十余人都应邀出席大会。但正当大会宣布开会时，台下特务打手重重包围了出席会议的代表，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流氓借机大打出手，李公朴当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到主席台下，头部用铁尺打伤；郭沫若为了保护李公朴也遭毒打，眼镜被打落地；马寅初也身受重伤，身边的文稿还被打手抢走；不少记者和到会的群众当场受伤，失踪的更是不计其数，至此，蒋介石一手制造破坏政协会议，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较场口大流血事件”就轰动全国了！
这两个使人痛心的事件，马克勤事先是基本掌握情况的，并及时将这些情报交给了朱汉民。虽代表团已经有所防备，并进行过揭露，但终因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特务打手，军警倾巢出动，使民主力量已防不胜防，处处受阻，因而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样，举国瞩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种种决议，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践踏，公开撕毁了！
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因此而满足，两个事件结束不久，联秘处一次更恶毒的阴谋又出笼了！他们为了使和平谈判继续瘫痪下去，掀起全面内战的目的，决定再次动员反革命势力，向民主力量进行更为阴险的反攻！计划将党的喉舌重庆新华日报社彻底捣毁，达到全面控制舆论的目的；组织反革命力量，围困中国共产党和平代表团驻地，借机制造事端，谋害党的领导；发动流氓特务，纵火烧毁苏联大使馆，以割断苏联大使馆与我方代表的联系，割断与全世界消息的传播。
马克勤回忆：“当获得上述情况时，已是傍晚，而规定与朱汉民联络时间早已过时了，顿时感到焦急不安，这一阴谋一旦实现，必然直接涉及到中央首长的安全，如不及早采取果断措施，仍等闲视之，定要发生不可设想的后果。为此，马克勤毅然作出决定，亲自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马冒着极大的风险，步行至重庆上清寺，秘密地进入了代表团驻地。没想到竟受到了董必武的亲切接待，马全面汇报了所获情报，并将一份复制品当面交给了董老后，当场受到了董老的表扬和鼓励。这段惊险的经历已成为他最好的回忆。”
次日，与朱汉民相会，得悉中央首长当夜出席会见了国民党代表团代表，当场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国民党深怕因此而事态扩大，不好收场，特别怕公开揭露丑态百出，招到全国舆论制裁，因而停止了原计划的破坏活动，从而新华日报社、中共代表团驻地和苏联大使馆得以安全无恙，避免了一次不幸的遭遇。至此，压在马克勤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焦急不安的心情解除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从陪都重庆迁都南京。194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会先遣人员到达南京，1946年4月25日行政院在南京正式挂牌办公，各部会于28日也正式对外办公。此时，大批工商企业、逃来重庆的人民群众，也在积极准备返宁，顿时水陆交通、空中运输为之阻塞，影响所及，不仅市面萧条，社会秩序也出现了混乱局面。
此时，重庆军事委员会中央党政军“联秘处”也在积极筹备南迁，因受交通条件限制，根据安排准备从五月份起分批飞往南京。1946年4月28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渝，途经西安、汉口。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蒋于5月3日抵达南京。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了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
表面的和平隐盖不了暗藏的国共危机，1946年6月26日中原大战打响，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国民党不仅忙于内战，且为适应内战需要还积极调整了军政体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新设立了国防部。“联秘处”名义上原隶属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现改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为一个部建制，仍保持了原名称。秘书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兼任，副秘书长徐复观，负责常务。
根据徐复观安排，到南京后，马克勤继续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秘处任职，担任总干事和会计主任，管理机要、官防和财务。联秘处归属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部级机构），根据蒋介石要求，机构扩大并得以加强。
当时，华东局特工沈安娜（沈婉）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记录科任职，但马、沈两人并无橫向联系，即所谓“同事是同事，相识不相识”。作为党和军队布下的“闲棋冷子”，马克勤等地下党人一直冒死在为党工作，看似“闲棋”，但“闲棋”从来不闲，说情报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实不为过。
注：两处均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在南京中央党部这段时间是马克勤情报工作最繁忙又最紧张的时期，在蒋介石身边从事秘密工作，其重要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在重庆军委会和南京中央党部，父亲经常接待的都是国民党党政军警特高层官员，负责管理的均是国民党的重要和核心机密。中央党部戒备森严，文件绝不可能带出，电台、照相等更不能使用，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记忆。1945年底，在重庆，徐复观起草了第一个给蒋介石全面掀起内战的计划方案，父亲将该计划及时送交于第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中共南方局张晓梅。1947年在南京，父亲又最早获悉国民党部署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情报，并迅速将情报通过联络员送往延安,等等。上述重要情报为党中央战略决策和保卫延安作出了预警和正确判断。正如毛主席评价地下工作时所说：“玻璃杯中押宝”，这是对地下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肯定和褒奖。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当沈安娜和许多地下党转入地上的时候，根据中央和第二野战军领导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父亲接到了二野情报处的命令，立即出发，跨越海峡去往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台湾。不仅如此，母亲王芸仙（南京地下情报人员，解放后在新华日报工作）也做好了准备，为了掩护父亲，她也要舍弃家庭和工作，一同奔赴台湾。
当国家和军队需要父母亲从事这种具有巨大危险的秘密任务时，他们毫不犹豫。这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不正是今天需要弘扬的吗？为了国家安全,祖国解放,父亲母亲深入虎穴,视死如归,何等壮烈！在台湾地下党被国民党全部破获的紧急情况下，马克勤舍身忘死，和妻子王芸仙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军队交给他们的特殊任务，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
看着父亲当年的手稿《虎口十年》，回忆历史的曲折、隐秘战线的凶险，常常感叹不已，也顿生钦佩和自豪！父亲、母亲及二叔、三叔一家四口，先后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党为国为人民，置生死于不顾；他们满门忠烈，埋头苦干，却无怨无悔。我们作为后人，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他们对历史的回忆，正是教育我们的镜子。为彰显老一辈的革命身涯，揭密地下工作的艰辛，以昭示后人，这就是我们写作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1987年国家安全部专函重申了父亲马克勤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其中专门提到了在蒋介石破坏“重庆谈判”、国民党“闪击延安”等重大事件上立下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