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马明潜 张东生（执笔）
马克勤，山东新泰人，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至1944年在山东、河北、重庆、河南等地从事统战和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到1953年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三野情报处担任情报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杭州）等核心部门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9年5月到1953年1月两去台湾、三去香港、一次偷渡澳门执行绝密任务。1987年留有手稿一部【虎口十年】。
1940年7月马克勤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晋豫办事处（洛阳）鲁山事务所主任。晋豫办事处主任是孟用潜（1929年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少奇副手）。晋豫办事处由西北办事处分出。晋豫办事处中共组织关系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八办，也称第18集团军办事处），袁晓轩时任洛阳八办主任/处长（1942年叛变）。乔治·何克，英国人，工合西北办事处（宝鸡）外事秘书。抗战期间，何克曾到西北各地和河南鲁山工合视察采访，1944年出版了英文版【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
2015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祝酒辞中，提到了二战期间中英两国人民相互支持、休戚与共的动人故事，习近平主席说：“我们不会忘记英国曾经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和道义援助。一个中文名叫做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他写的【我看到了新中国】真实地记录了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他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习近平高度赞扬了这位为中英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合作做出贡献的伟大青年。何克在1937年到1945年期间，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中国工合事业。
习近平主席说的这位英国记者何克就是乔治·何克（1915年1月26日-1945年7月22日)。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全称是中国工合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双石铺学校于1940年由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培黎”是为纪念艾黎先师约瑟夫·培黎。学校位于秦岭脚下，学校建立时得到中共支持，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员刘鼎到宝鸡视察工合，当时考虑如日寇西进宝鸡，周围山区将变成游击区，双石铺将是最理想的地点。1941年3月何克被任命为第九任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该校是为合作社徒工而设的半工半读的工艺学校。后由于艾黎和何克被指控为亲共分子，学校受到严重刁难和破坏。1944年12月至1945年3月，何克带着60名学生，一路艰难，千里跋涉，将学校转移到了甘肃省山丹。在山丹，何克忘我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临终前，他写下这样一行文字：“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
艾黎在世期间，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88年，应艾黎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担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1998年3月15日，习仲勋为学校亲笔题词“发扬艾黎艰苦奋斗精神”。习仲勋情系培黎，担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达14年之久。
一、中国工合的建立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地区,当时都已沦入敌手,中国半数以上的熟练工人，几乎集中于上海一地,由于战争他们无数人被迫逃离上海,成为流落内地的难民。战争重创了中国经济。
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在上海时常谈论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除非发现一个方法,以动员起劳力、资源，为战争建立起工业根据地，否则抗战很难持久。斯诺夫人海伦•斯诺首先提出了答案，艾黎则想出了“工业合作”（工合），意即“一起工作/大家一起干”的简单名字。工合运动，创造出了一种中国战时工业的模式和一种国际合作的模范。它主要动员了两方面力量：一方面是组织中国各种类型劳动者进行合作，以生产急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另一方面是争取国际援助,从而积极主动地支援抗战。
这一运动得到宋庆龄、周恩来和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阿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和鼓励。艾黎多次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博古共同商讨工合运动，周恩来认为工合主要任务是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尽可能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工合的支持。卡尔大使将工合的计划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并得到支持。1938年8月5日经国民政府批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CIC）正式成立，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地点设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为首席技术顾问，并代理总干事以组织工合运动，准许他到敌后地区的任何地方履行职责。年底，中国工合迁离汉口至重庆，在市中心五福街吴师爷巷1号开始办公。此后，蒋介石（1941）、宋美龄担任名义理事长（1943），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担任名义理事（1941），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担任理事（1941）。
打仗就是打经济，这一点蒋介石很清楚，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工合能得到蒋氏支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抗战的形势。
宋子文对此事也挺卖力，他热心地为工合发起者出谋献策:“最好取得蒋介石的正式同意”。并说可以通过他的两个姐妹，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去做蒋的工作。“如果得到政府正式的许可文件，就易于得到更多同盟军的协力”。1946年宋子文担任中国工合代理理事长。
1939年6月,中国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路易·艾黎担任国际委员会秘书,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在获取奖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1939年12月，宋庆龄又以国际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 1940年4月，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三姐妹联袂从香港飞赴四川，一同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多个工业合作社。
路易·艾黎1939年年初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就工合之事交换了意见,得到中共积极支持。不久,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成立。此后,毛泽东在延安三次接见艾黎，鼓励他将工合运动坚持下去。1939年9月，毛泽东致信香港中国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主席何明华，感谢他及工合对抗战的支持，并希望工合更多地支持八路军的经济生产。
由于国共双方领导人均支持和参加了工合运动的领导，中国工合被认为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晶。
二、马克勤从重庆东总到洛阳工合
1935年-1936年，父亲马克勤就读于济南育英中学，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2年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王翔千(1921年秘密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的召集下在育英中学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团成立大会。但由于家贫，马克勤中断了学业，在新泰乡里担任小学教师以维持全家生活。在育英中学的时间虽短，但在这里父亲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1938年初，日本人占领了父亲的家乡山东新泰。在中共的号召下，父亲参加了抗日组织：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
1938年7月马克勤在张友渔（中共党员、时任国民革命军石友三部69军政治部部长，解放后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安排下到69军教导团做统战工作，担任连指导员。在此期间，经营指导员刘昕（中共党员）的培养，于38年8月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2月，该部调重庆受训，父亲经组织上协助脱离该部，在重庆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3月父亲参加了重庆华北同学工作队，陶育玉（父亲陶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担任队长，任务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组织华北流亡的学生宣传抗日救亡，取得了不少成绩。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位于苍坪街的新华日报营业部、编辑部被大火烧光，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等多家报社毁于战火之中，许多同仁参加了抢救器材工作，华北同学工作队也积极参加了在场的掩护和帮助。大公报特此发表社评【血火中奋斗】，以此表达军民坚定的抗日决心。社评说：血火中奋斗，最是锻炼钢铁的意志；危难中的友情，更是表现同胞爱的伟大！
1939年5月，马克勤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东总党组织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刘澜波（解放初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于毅夫（解放初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等先后担任党组书记。主要领导成员有高崇民（张学良秘书，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先舟、车向忱、卢广绩、栗又文、张庆泰、吴一凡、徐寿轩、张克威、柳文等。在武汉失守前，东总撤离，并以重庆为中心，至西安、延安、洛阳和衡阳等地，并建立分会。
1939年5月重庆“东总”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专职“东总服务队”，队长由中共党员“东总”宣传部干事杨坚白担任，成员有马克勤、陈亚（女）、丁平、刘惠华、刘方、吕光等，其中多数是中共党员。为了提高队员的思想觉悟，于毅夫、张友渔、于炳然、徐仲航、关梦觉等每周都到服务队授课。次年1月“东总服务队”离开重庆向华北挺进时，改名为“东总战地工作第三团（重庆）”。当时到华北敌后需要国民党有关部门批准，很难独自成行，因此，“战地工作第三团”便加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的宣传队。陈甫子（陈宝珊、陈富梓，董必武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任队长，杨坚白为副队长。此时马克勤经陶育玉介绍，已于39年11月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队校阅第九组担任随员，陪同徐复观组长（1943年任驻延安第18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陶父陶钧与徐复观是同乡世交）去河北邢台视察国共游击队。1940年初，冀察分会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达洛阳进行战地宣传。3月中旬左右，父亲随徐复观由河北校阅国共游击队后返回到洛阳，在和徐复观到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驻洛阳办事处辞行时，利用省府电话和重庆东总于毅夫取得联系，根据于毅夫安排就地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7-8月间，宣传队解散，其中东总“战地工作第三团”的部分成员前往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后，不少当年的战地服务团成员成为我国文艺事业及其他行业的领导和骨干。
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合晋豫办事处，担任总会视察兼晋豫办事处主任，在组织安排下，父亲和部分原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队员（东总战地工作第三团）参加了中国工合晋豫办事处（洛阳）的工作。1940年8月父亲在工合晋豫办事处鲁山事务所担任主任。党的组织关系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八办首任主任刘向三，1939年3月刘回延安汇报工作；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接任八办主任）。1940年5月袁晓轩任八办主任，马克勤从此便认识了袁晓轩及其妻子程乔（八办报务员），工作上也常有来往。工合为八办和中共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持工合发行的护照或通行证就可自由往来于边区与国统区。
三、洛阳工合晋豫办事处（工合华北前线办事处）成立
1939年初，中国工合已在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建立起西北区办事处（宝鸡），川康区办事处（重庆），东南区办事处（赣县）和云南办事处（昆明）。
西北区办事处位于宝鸡，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发祥地。1938年8月26日，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宝鸡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成立。同时，中国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在宝鸡挂牌成立，著名经济学家卢广绵任主任。西北区办事处管辖陕甘鄂晋豫五省事务所，范围很大。为进一步推动晋豫两省，及鄂北等地区的工合运动，加之考虑到晋豫两省位于战区，必须要准备建立战区工合游击队等原因，1940年7月，中国工合决定在洛阳设立工合晋豫区办事处，并将原属西北区办事处的晋东南（阳城）、镇平、老河口（鄂北）事务所划归晋豫区办事处，到1941年9月全区共有洛阳、晋东南、鲁山、禹县、镇平、老河口6个事务所,晋豫区办事处实际上成了晋豫鄂办事处了。
重要的是，早在1938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带领“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委”的领导聂真、唐天际等来到阳城县，考察了阳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山河地理形势。经毛泽东亲自批准，1938年3月8日在阳城县横河成立了中共晋豫特委，聂真任书记。这为工合运动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由于工合晋东南事务所设在阳城，根据前线的需要，其所属合作社及时为前线八路军（包括国民党军队）生产了大批军用物资，真正起到了战地工合的作用。
抗战时期，阳城是晋豫区和太岳区的中心，有“太岳首府”之称，两区的首脑机关都曾在阳城驻扎数年（1943年3月合并），是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阳城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作家赵树理于1937年在阳城参加革命，许多耳熟能详的抗战诗歌，很大一部分出自他的手笔。
工合晋豫区办事处及所属各事务所处于华北抗日的前线地区。国际工合活动家、西北区办事处外事秘书乔治·何克专门从洛阳到晋东南事务所驻地阳城树皮沟视察，对事务所的工作大加赞扬。他在采访时写到：在中国各工合地区中，最新的、在许多方面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于1940年下半年成立的工合华北前线办事处（指工合晋豫区办事处）。该办事处管辖长江以北的全部和潼关以东区域，它的供给站分布在河南、山西、湖北、河北、山东、安徽等省，“华北前线办事处”并非徒具虚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对工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让“华北前线办事处”承担起原先战区经济委员会的职能，负责山西省与河南省大部分地区的战时经济机构。
1939年到1945年，西北工合和晋豫工合在前线和后方均设有多个合作社，业务遍及纺织、军火、矿业、化学、机械等，产品达500多种，70%的被运往抗日前线。尤其是工合为前线抗日将士及时赶制百万条军毯和10万件棉大衣的事迹，令国人瞩目。
东总和工合有密切的关系，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及其事务所的负责人主要来自东总。由于工合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具有合法性。为此，中共特别派遣了一批党员和干部到国统区的工合中去工作。这样既支持和推动了工合的发展，又能够以工合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9年，中共陕西省委派郑长家来到宝鸡工合事务所，担任事务所主任。不久，女共产党员柳文也来到事务所负责妇女工作。中共党员、原国民党宝鸡县县长秘书鞠抗捷，在西北工合军毯处任秘书。根据省委指示，同年下半年，在西安高崇民家里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合办事处小组(又称党组)，组长(书记)柳文（原名刘士范，解放后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鞠抗捷（原名鞠仁卿，解放后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郑长家为成员。
据柳文回忆：1938年夏柳从延安(注：原任中央党校秘书)到东总西安分会任训练部副部长，支部书记是董东复（董昆一）。1939年夏柳到宝鸡事务所任妇女部副主任和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党组书记（陕西省委指定）， 党组成员有鞠抗捷、郑长家。党组成立会是在西安王家巷高崇民家里开的，由陕西省委宋任远主持。工合西北区办事处与宝鸡工合事务所同在一处办公。党组不和当地党组织发生关系，直接受陕西省委宋任远领导。在工合很多部门都有中共党员，如方茜（博古同志爱人）、聂长林、章若雾、连志伊（连之漪）、刘秀方，刘月明，李之链（李之琏）等。
1938年10月董昆一（1945年11月随晋西北干部团到东北。1948年长春围困战时，董任长春难民处理委员会副主任，唐天际为主任；解放后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监事、全国政协委员）由武汉东总调东总西安分会，任党团书记。1940年12月到工合晋东南事务所任副主任，任务是准备组织战地工合（游击队）。刘婧、赵鼎（靖波）、古濂浦（吕志澄）、吕文光等均为中共党员。其中赵鼎、吕文光（牺牲）是马克勤最熟悉的战友。
解放战争时赵鼎由山西奔赴东北，1948年长春解放时任长春特别市公安局政保科长。当时中共大叛徒、大特务项乃光（保密局长春站少将站长，原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和袁晓轩（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兼吉黑剿匪总队总队长）都在长春。根据周恩来下达务必追拿项乃光、袁晓轩的命令，赵鼎等在于克局长（吉林省首任公安厅长、吉林省委书记）带领下，奋力追杀这两个特务头子，最终在北平（一说在营口）将袁晓轩捕获，项乃光逃去台湾。袁晓轩、赵鼎、马克勤等在洛阳时曾是领导和战友。1942年袁叛变致马克勤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青年劳动营”，由于父亲提前通知了赵鼎和其他同志，赵等诸同志幸免遇难。
赵鼎到长春前，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做情报工作，1944年父亲经组织营救和徐复观帮助后出狱。出狱后，组织根据马克勤在重庆的人事关系，决定由马执行敌营潜伏任务，争取打入敌人高层，潜伏命令是由赵鼎代表太岳军区情报处宣布的。1944年马克勤到重庆后，由徐复观安排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直至抗战胜利后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等机构，从此在国民党高层潜伏近10年之久。
由于工合中也有国民党派出的人员，所以中共在工合内的活动仍是保密的。但对于中共在工合内的活动国民党是有所察觉的。1941年前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开始扼杀工合运动。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在宝鸡工合组织中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离开。1940年初，鞠抗捷到了晋东南工合事务所工作。同年5月，柳文也离开宝鸡去了陕北。紧接着，王若望、方纪、李超等相继离开工合马营镇永清堡毛纺站，到延安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同年底，郑长家因国民党缉捕，离开宝鸡去重庆工合总部工作，西北工合办事处党小组解散。1941年5月，章若雾被国民党宝鸡县政府逮捕，马营镇永清堡毛纺站工合党组织遭到破坏。当时，许多工合积极分子和中共党员被抓捕后送往“西安青年劳动营”进行审讯和关押。
工合晋豫区办事处成立前，孟用潜、鞠抗捷、董昆一曾担任工合西北区晋东南事务所正副主任。孟用潜未到到洛阳时，与在重庆的周恩来会面，周表示同意孟到洛阳后与当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八办）建立工作联系的想法。
孟用潜，1905年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原名孟广智，曾用名孟坚、曹长青。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1月。孟作为共青团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历史上唯一在国外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六大）。1929年6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8月刘少奇、孟用潜在沈阳被捕，同年保释。孟曾因路线斗争被开除党籍（后恢复）。1936年底，他在平津参加了苏联情报部门的工作。1938年离开北京去重庆，认识了国际友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随即参加了中国工合。参加工合后，孟用潜去见了工合理事长孔祥熙，孔幼年时曾得到孟家照顾，因有这种关系，为孟用潜在工合组织中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他先后到兰州、宝鸡、西安、延安等地视察工合工作。1938年秋，孟用潜曾与斯诺一同到延安，后又到山西的阳城和晋城等地视察，1939年回重庆。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国北部抗战指挥中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国共有许多重要机构设置于此。1938年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失守，河南省府迁至镇平，1939年秋由镇平迁至洛阳。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设在洛阳。根据毛泽东指示，1938年11月，刘向三等抵达洛阳，在南门外贴廓巷56号庄家大院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的名义对外办公。1939年1月，通讯处正式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又称八办）。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在日军过黄河后，准备在河南境内打游击；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为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方便。 中共豫西省委也设在洛阳，刘子久为豫西省委书记，曾担任洛阳八办主任。
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八办）三任主任（处长）
洛阳地处前线，工合晋豫区办事处的许多合作社均在战区，根据中央精神，洛阳八办对工合晋豫区办事处提出了设立游击据点的规划。孟用潜和西安东总高崇民等商定通过战地工合搞几个游击据点，发展成为抗日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为此，东总给工合配备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这些干部除办事处留有一部分外，其余的大部分配备在接近敌区和山区的事务所。并决定将晋东南（山西阳城）事务所主任鞠抗捷、鲁山（河南）事务所主任马克勤负责的两个事务所作为将来的游击据点。这两个点的人员配备和地点选择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即：“据点位置必须能进行山区游击战，能辐射各战区，是交通要道；领导者必须具备军队工作经验，有文化，有宣传和领导能力。”山西阳城位于太岳太行山区，是八路军129师游击区；与洛阳八办、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相临；西北可望延安，是晋豫冀陕的交通要道。河南鲁山位于伏牛山脉，山高林深，非常适合游击战；西南不远就是湖北老河口（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长官李宗仁）。东南则有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晋豫鄂的交通要道。鲁山工合和阳城工合南北呼应，互通情报，是党政军各部从陕晋冀到鲁豫皖的一条重要的秘密交通线。当时这一安排还是很有眼光的。这个战略位置，国民党也很清楚，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当日寇对洛阳形成威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参议会等重要机构就陆续迁到了鲁山。
鞠抗捷：(1909-1991)，辽宁奉天（沈阳）庄河县人。奉天高等警察学校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奉天回到庄河,创办大刀会邱家沟团,后任大刀会总团联庄自卫团参谋长。指挥大刀会在土城子一战取得大捷,手刃日军大佐森秀树,森秀树死后，日军大本营给其追晋了少将，森秀树也就成了第一个死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日将。由此，鞠抗捷拿下了日军将级军官的“第一血”。
1941年夏，为打击日伪，保护工合各个生产合作社，晋东南事务所组建了阳城工合自卫队（游击队），鞠抗捷任队长，董昆一任指导员。1942年，工合自卫队编入八路军386旅17团，在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386旅旅长）的指挥下参加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底晋东南事务所工作结束。
注：以上证章为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收藏的洛办遗存徽章，是1971年7月该院群众对原洛办后院水井淘井时挖出来的，后继续发掘又发现了一些抗战文物。这些文物应是当年八办（1942年）撤退时丢弃的。其中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东总、晋豫工合、第18集团军驻洛办事处（洛阳八办）、第18集团军等徽章的单位在作者所述人和事中均有出现，从时间和地点上也说明了他们工作之间的联系和密切关系。
四、工合晋豫办事处鲁山事务所
鲁山旧称鲁县、鲁阳。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伏牛山东麓，地势西高东低，西、南、北三面环山，它西通山陕，东连黄淮平原，北望古都洛阳，南与南阳相接，是豫西门户之地，历代被兵家视为战略要地，有“北不据此则不能得志于宛襄，南不得此则不足以争衡伊洛”之说。西部之尧山主峰玉皇顶海拔2153.1米，雄踞中原。鲁山周围群山环抱，隐蔽性极强，山体为整体花岗岩，很适合建立防御工事。上世纪60年代，出于国内国外战略考虑，国家在鲁山修建了巨大的地下指挥中心，即现在的“秘洞”景区。
鲁山物华天宝，金银铜铁、玉石水晶均有出产。但以柞蚕丝织成的鲁山丝绸驰名天下。在唐代，鲁山绸已为宫中珍品，唐玄宗与杨贵妃均非常喜爱。鲁山绸薄如蝉翼、手感爽滑、柔而无骨。杨贵妃体态丰腴，着鲁山丝绸起舞，舞步轻快，以至玄宗如醉如痴，“尽日君王看不足”。帝王之爱，对鲁山丝绸起到了助推的作用。1915年，在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鲁山绸获得金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每逢加冕或举行盛大宴会，总爱穿上鲁山绸做的礼服以示高雅。鲁山花瓷被称为“汝瓷之源、钧瓷之母、官瓷之祖”。唐玄宗十分钟爱鲁山的段店花瓷，常用段店花瓷烧制的羯鼓为杨贵妃伴奏。鲁山汉代冶铁遗址，是当时在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冶铁基地。另外，鲁山还盛产桐油、山漆、造纸等，温泉也极有特色。1958年5月，毛泽东特意为【鲁山报】题写了报头，这在全国近3000个县（市）中是独此一家。
鲁山每年生产200亿只以上的蚕茧。蚕农视蚕坡为聚宝盆，把柞树当摇钱树。俗谚“一季蚕，半年粮”，极言养蚕织丝之重。民国初年，县城有200余家丝行，织绸机达5000台，外地客商长期坐庄收购。其后战乱频仍，交通受阻，销路不佳，织绸衰败。加之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竞争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通过上海传到了鲁山的农民身上，他们为几乎不存在的利润而劳作了十年，丝绸的标准逐渐降低。1937年以后情况才稍有改善。
何克是首次到伏牛山中鲁山工合事务所进行采访的外国人。1938年8月，在汉口担任美国新闻社临时记者的何克，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了正在筹办工合的路易·艾黎。艾黎正需要人手来向全世界介绍工合运动，于是就邀请何克加入，但条件是只发生活费而没有薪俸，并且工作量很大。艾黎告诉何克，如果他愿意，可以设法到位于陕西宝鸡的工合西北总部卢广绵主任处报到。1939年10月，卢广绵安排何克担任西北办事处的外事宣传秘书，工号是114，他也是西北工合的第一位外文秘书。自此，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投入工合工作，以外事秘书的身份考察西北合作社发展情况，足迹遍及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
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何克曾到延安访问，感受到了延安精神。1939年5月，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邀请访问晋察冀边区时，他熟悉了各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组织，看见了中国抗日运动的真正基础，感受到了非占领区民众的坚强意志，使他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他决心要生活在普通民众中间、深入了解新的社会形态发展和穷乡僻壤发生的工业革命。这些考察和经历为何克从事工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何克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合抗战事业，不论走到那里都受到工合员工的普遍欢迎。大家都把他看作是“亲爱的同工”，而他说自己是与工合“结婚了”，“虽然身体疲劳，但想到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精神是愉快的！”。他经常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地合作社，报道他们工作中的困难和需求，为国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提供了第一手的宣传资料。
在晋东南，何克考察了抗日根据地鞠抗捷领导的工合，遇到了因身份暴露而紧急撤离到晋东南工合办事处的聂长林，后来何克收养了其4个子女。何克报告称，在当地能够听到10英里之外的枪炮声，但社员们的日常工作并未受到影响。
何克多次到河南洛阳各地考察合作社。1940年底，何克从南阳驾着大车到鲁山。在伏牛山腹地视察了马克勤负责的鲁山工合事务所，何克见到了事务所的5位骨干成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辽宁、山东、江苏、湖北和广东。何克写到：鲁山事务所在了解当地社员的基本情况后，为吸引当地人参加合作社，专门设立了扫盲班，为学员编印了汉字读本，组织社员们每晚花一个小时学习汉字，同时组织社员了解和学习中国工合组织章程。在鲁山，何克认为最具革命性的合作社之一是由12名正式社员和6名学徒组成的妇女编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社员的年龄平均不满20岁，他们每天下午3-4点停工，开始上课，内容包括识字、了解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学唱革命歌曲。晚上他们还要阅读来自洛阳的报纸。每个社员和学徒都有生字抄写本。在合作社骨干的帮助下，一个18个月前还不识字的女孩，现在已经能用现代会计方式记录合作社的往来账目。何克认为洛阳妇女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个典范，她们不仅组织社员生产，而且给社员进行文化教育，每天晚上坚持安排社员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或者排练音乐舞蹈。他对社员组织起来从一个私人手里购买设备建立的印刷合作社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合作社从成立之初的25名正式社员，很快就发展为70名。一天，何克被邀请赴晚宴，吃了合作社新发明的“抗战包子”，白生生的面里包着一颗土豆。一位工合的组织者对何克说中间的土豆就是日本人，他们钻到中间，“我们就把他们团团包围，一口吃掉，叫他们有来无回！”。
在马克勤的领导下，鲁山所的同事能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安然做他们的工作，1941年1月底豫南会战，当日军临近附近的叶县时，他们才从容不迫地离开了鲁山县城（两县仅相距不到50公里），搬到了西距县城40多里的下汤，然后继续工作，敌人刚一撤退，马克勤就立即组织同事把光辉的三角工合社旗高高地飘扬在鲁山县城的长街之上。鲁山事务所所属合作社因地制宜，为前线制做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如棉布、棉纱、丝织品、纸张、油漆等。同时，作为秘密据点，为前线往来人员的活动、地下情报的输送也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1942年，袁晓轩叛变，马克勤被捕，鲁山事务所被破坏。
1944年何克所著【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相继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它预告了必将诞生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何克在书中写道：“西北是我考察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何克不止一次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有前途的，他会永远留在中国，直到和中国人民一起把伟大的抗日战争事业进行到底。
1945年7月何克不幸在山丹病逝后，伦敦的【新闻编年史】在9月发表了一篇呼吁文章，寻找六名愿意到中国为工合工作的人来顶替何克的岗位，因为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在中国的西北独自肩负6个人的工作。很快，有将近六千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表达了到中国艰苦的西北工作的意愿，继续从事何克未尽的事业。
甘肃剧作家姚运焕以何克、艾黎为主角创作的电影文学《塞草青青》被搬上银幕，何克的外甥马克·托马斯特地从英国赶来，扮演了“何克”。该片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2007年迈克马努斯完成了反映何克的书稿【Ocean Devil】的写作，并于2008年以中英文出版发行，中文名为【黄石的孩子】。由著名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执导的影片【黄石的孩子】也在2008年以中、英、日文版在全球发行，何克的英雄事迹终于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五、中国工合创始人海伦·斯诺
海伦·斯诺是美国的著名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还是摄影师、历史学家，是中国人民忠贞不渝的朋友。她为新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7年9月21日，海伦·斯诺出生于美国犹他州。1931年8月来到中国，与埃德加· 斯诺相识相恋，他们于1932年结为伉俪。她旅居中国10年间。海伦·斯诺参加并全程报道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10月在西安独家采访张学良将军，提前70天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4月，她冒着生命危险，摆脱6名国民党军警的严密监视，半夜翻越西京招待所窗户，前往延安。在延安她多次采访毛泽东等3中共领袖。1937年底在上海提出“工合”的主张。1938年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1941年回到美国后，成立了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协会，并担任常务副主席，为中国工合募捐资金。1953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人民友好事业呐喊、写作。1982年、1984年，海伦·斯诺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91年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万里委员长签发了她的获奖证书。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1997年1月11日海伦·斯诺在康州麦迪逊安详逝世，享年90岁。为了表彰海伦·斯诺，美国犹他州政府宣布犹他州将2022年8月定为海伦· 斯诺到访中国91周年纪念日。
2022年9月中旬，我们来到美国犹他州。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是中国工合创始人海伦·斯诺的家乡。而纪念日就在我们到达犹他州盐湖城的前一个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甚至并不认为这是巧合。我们参观了犹他州盐湖城老火车站，火车站里悬挂着标语：THEY SHAPED UTAH。中文意思是“他们塑造了犹他”。这是指什么呢？
时间回到1869年5月10日12点30分，犹他州普罗蒙特利，时任美国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前加州州长的斯坦福高举银质大锤，将一颗纯金的道钉砸进了铁轨中，随着这一声锤响，太平洋铁路正式合龙的消息传遍整个美国，引发无数的欢呼声。
穿过历史的回响，时光拂过金色的道钉，来到太平洋铁路竣工150周年的这一天，这也是属于铁路华工的纪念日。华工参与了中央太平洋铁路最困难时期和最艰巨地段的兴建。正因为华工的辛勤劳作，太平洋铁路得以提前7年竣工。这个被英国BBC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太平洋铁路，从1863年开始动工，1869年建成，全长2000英里。西段，即从萨克拉门托到犹他州的普罗蒙特利高地，全长约689英里。在缺乏现代化机器的年代，逾万名华工仅凭人力与简单的工具，完成了东西两条铁路的会合。过去，从纽约到旧金山最短也要走6个月。铁路建成后，只需7天。
1865年2月，华工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走上了铁路建设工地。开始时，对华工的蔑视不光来自白人工人，就连工地的一些负责人也认为华工体力单薄，个子矮小，根本没能力参加这么艰苦的工作。最后，铁路的总承包人克罗科的话一锤定音：“能修建万里长城的民族，当然也能修铁路。”
太平洋铁路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亚于万里长城对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修筑长城的民族，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奉献与牺牲。“每一块枕木下都埋着一具华人的尸骨”，这是史学家的形容。
2019年5月9日晚，在犹他州盐湖城铁路华工后裔协会 (简称CRWDA) 举办的“金钉节”150周年纪念大会上，特邀嘉宾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致辞：“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交通部长，我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时刻，特别是纪念华工们卓越的贡献。他们参与建造的美国首条跨大陆铁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它成为了美国发展的基石，也打开了美国新的一页篇章。”
写到最后，我们不禁在想：海伦·斯诺、乔治·何克、路易·艾黎等之对于中国，华工之对于美国，这不正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对世界、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吗？这也就是工合精神吧！在这个意义上讲，工合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