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事例
柴成文
[作者简介：柴成文（柴军武）1915年出生，河南省遂平县人。1936年考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班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历任抗大总校一大队政治处干部股长，八路军前方总部作战处参谋、情报处股长，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解放后历任西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历任中国驻朝大使馆政务参赞、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之后任中国驻丹麦公使、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国防部总参外事局局长等职。1960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1年在北京病逝。]
从1946年到1976年整整30年中，我曾有幸多次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雄才大略特别是外交斗争中的大智大勇和卓越贡献，已在我和战友合著的《板门店谈判》、《三大突破》等书以及“周总理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谈判”等文章中作了一些回忆。然而，在这30年中，更使我刻骨铭心的，是他在外交实践中倾注心血培养干部的感人事迹。他对我个人的谆谆教诲，尤使我终生不忘。
（一）
在教育干部方面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在日理万机中，总要抽时间找有关干部，集体汇报情况，议论形势，研究处理急待处理的问题。只要时间允许，在每次会见外宾之后，也要与在座的同志漫谈几句。我认为这些是他培养教育干部的一种独特形式。
1946年3月，我随滕代远同志从军事调处执行部赶赴重庆，暂时分配在代表团的军事组，后来知道准备让我参加整军工作。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二中全会，会上对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进行疯狂攻击，气焰嚣张，妄图推翻这些协议。差不多每天晚上，周恩来同志都要亲自召集代表团的政治、统战、新闻、军事以及青、妇等组有关同志，汇报情况，既谈形势，发议论，又研究问题。他本人也参加议论，但一般不做结论，只对要处理的工作做出指示，必要时指示有关同志整理上报中央。这种生动活泼的做法，使我们这些刚刚离开战场的人，特别感到新鲜，很快进入情况，开始工作，并能学到许多知识。
1969年10月，经总理提名，中央批准我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任副团长。谈判初期，差不多也是每天晚上召集这样的会议。这时正是我国外交工作一度遭受到四人帮破坏之后，他要利用这次谈判进行整顿。结果不仅那些“老外交”受益，特别是使参加代表团的一批军队干部得以很快熟悉了这方面的情况与工作。
“既让干部工作，就要让他们懂得政策，熟悉情况”，这是周恩来同志常讲的一句话。他要求所有的外交领导干部要生活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之中，一早起要看昨夜的新闻，睡觉前要把要处理的问题交代给值夜班的同志。带好熟悉情况的头，并要为干部创造熟悉情况的条件。
1946年我到重庆不久，他就指示当时代表团军事组的负责人童陆生同志，注意安排我参加周恩来同志的记者招待会和必要的外事活动，说是要我增加见识。
1970年4月中苏谈判的苏方团长库兹涅佐夫回国述职，谈判暂时休会，他随即指示我们利用谈判间隙去新疆和东北中苏边境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我和安怀、赵国耀三人去乌苏里江、黑龙江沿岸考察，除对边界的现状和历史增加了感性认识外，对于双方边防情况也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研究。
对翻译和所有工作人员，他都从政治和业务上关怀他们的成长。除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中央政策外，还通过各种办法让他们了解更多的有关情况。他常批评一些单位单纯按级别看文件的规定不合理，指出要按工作需要看文件，翻译要阅读有关政策和各部门的情报分析，使之了解全局，明确方向，做好工作。
（二）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经常鼓励干部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旦发现干部有新的见解，在对外谈判中有雄辩的观点，他就表示欣赏，给予表扬，有的推荐给中央，这类事例很多。
1946年3月，停战协定生效以后，我东江纵队本拟集中北撤。但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却公然企图消灭他们，声称，“我们这里没有共军，只有少数土匪”，派到广州的调处小组因此不能下去。经总理大力推动，我方派出刚从东江纵队回来的林平同志去广州小组，另派廖承志同志同美方考伊上校等去见张发奎，张还是那一套，廖说：“张先生，你一定会记得，当年蒋先生不也说你的部队是土匪吗？”回来在汇报会上，周当场赞扬说：“讲得好！”
据浦寿昌同志告诉我讲，板门店谈判期间，周曾指示他，要他仔细阅读谈判记录，遇到讲的好的地方都把它摘抄出来，以教育干部。
1971年上半年中苏谈判中，当我方团长提出“中苏之间的关系也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使之发展成为睦邻友好的关系”时，苏方团长伊利切夫却称：“和平共处的原则，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恩格斯提出的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用得上这个原则？”乔冠华团长反问道：“我想问你，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他们什么时候说过，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不应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会后的汇报会上，总理也表扬说：“反问得好！”
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你哪怕有一句讲得不错或有一得之见，他就加以宣扬和鼓励。
1969年十月革命节那天，我们去苏联使馆，参加他们的招待会，我在同苏方副团长马特洛索夫谈话中，谈到他们在远东集结重兵时，我提到：“西伯利亚交通除了空中以外就是一条铁路，你们集中那么多部队，我不相信你们的供应没有困难。”马迟疑了一下耸耸肩膀，然后说：“我很感谢你的坦率。”后来总理在一次报告中讲到苏联在中苏边境集中百万大军时特别提到此事，说他们不敢反驳，只好对我们的副团长讲“感谢你的坦率”啦。
他一贯主张议论形势要畅所欲言，对的当然好，不对的也不责怪；在调研工作中特别要尊重客观事实，不受任何框框的约束，发扬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1970年4月我去东北考察边防时，在哈尔滨正遇沈阳军区在那里召开边防会议，了解了一些边防干部的思想情况。总觉得战备的弦绷得太紧，不是办法，常紧张就不可能不懈，对生产也将产生破坏作用。回到北京写了一个报告，认为谈判以来，边界形势已有所缓和，虽然边界地区仍随时有发生摩擦的可能，但苏联对我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不大，照现在这样“常备不懈”，很难持久；特别严重的是，基层干部把“深挖洞，广积粮”连在一起，已经使不少粮食发霉。这些看法在过沈阳时曾同陈锡联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也有同感。报告拟出初稿先交乔冠华同志看看，没料到他立即报给总理，在那个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时期，是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的。然而更没有料到的是，他又立即转报了毛主席。这说明他对敢于坚持客观实际的看法是非常重视的。
（三）
他对干部严格要求，有了错误缺点及时批评教育。我同周恩来同志直接接触较多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工作中出现缺点或者考虑不周时，他总是及时提醒，给以中肯的批评和帮助。
1950年7月初，我受命去朝建馆。8月15日是朝鲜的重大节日，我国倪志亮大使原拟于13日赴任，当了解到蒙古大使也将于那时抵朝时，我即致电国内，建议倪大使提前到任，意在抢先递交国书，不要落在蒙古后面。9月初我回京汇报工作，散会后临走时他对我轻声说：“你同蒙古大使争那个递交国书的时间做什么？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 ！”
1951年7月6日开城谈判开始之前，毛主席致电金日成提出，由朝方派一上校、我方派柴军武（我的原名）以中校名义担任联络官。朝方当即指派其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并改名为张春山任首席联络官。这时李克农正在同金日成会商谈判事宜，他看了电报即决定我也改名叫柴成文，并电报中央。事过三年多，直到1954年国庆节前特别要我回国参加国庆并休假，他见到我就说：“改名字干什么？走到哪里人家还不知道是你？”总之，只要他发现缺点，总不放过借此对你进行教育的机会。
周恩来同志对我批评最重的一次是1972年冬天。事情的直接原因是处理一件比较敏感的涉外事件。事先我撰写了一个方案报请叶剑英副主席和总理批示，在他们批准后，我照此方案作了具体部署。就在此时得到一份可靠的情报，说明如果处理不慎有可能使国家受到损失。得此情报后，我派了一位比较精明的干部亲赴现场掌握，并同我保持电话联系，务求万无一失。对于这些情况和措施，我均随时向总参主管副总长李达同志作了请示，并得到了他的同意。总理是一位非常精细和极端负责的人，当他看到那份情报时，惟恐我们处置失当，就要秘书直接要电话去现场检查，发现我们已经在部署行动，但并未向他报告时，很着急。连夜把叶帅、李达、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我找了去，作了严肃的批评。事情深一层的原因是，这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此前要提的四个副总长（其中有我）问题尚未审查清楚。所以总理批评中有：“你采取行动，为什么不向我报告？你又不是没有直接同我通过电话？”“有人是对你有意见的”等等。老实说，当时我确实感到委屈，但以总理的精明，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清楚的。然而事过仅仅一夜，接到总理在中央联络部的一份报告上的批示：要耿飚同志“召集李达、柴成文共同研究处理”。其实此事与我毫无关系，我心里明白，这是他怕我对如此严厉的批评承受不了，有意给我一点安慰。后来当总参党委将对“四个副总长”问题审查结论上报中央以后，有一次在接见外宾之后，留我们一些陪见的人谈话。他有意讲什么“人总会有缺点，有错误的”，“有人指出，总比没人指出的好”，并大讲“曾子三省吾身”，“子路闻过则喜”的道理。
他在严格要求干部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关怀和爱护干部，有些可谓无微不至。记得1952年10月朝鲜停战谈判再次中断后，他特别安排龚澎去开城传达国内批示，实际上兼顾乔冠华夫妇的团聚。李克农受到启发，笑着对我们说：“胡公啊，到底是胡公！”意思是说只有他才会对干部如此体贴入微。马上安排，也让军队的几位家属包括我的爱人来开城探亲团聚。
（四）
讲到这里，我想再讲一件纯属内事的“外事”。
1967年9月正在文化大革命紧张之际，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行李去人大会堂集合，准备出差执行任务。那时我正在机关挨批，批我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待我到达人大会堂时，看到带着行李前来集合的还有各总部、海、空军和几个机械工业部的三十几位干部。这时才听说是总理接见沈阳三派群众组织的代表，陪同接见的还有总参副总长王新亭、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我也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我心里打鼓，不知是什么差事在等待着我。
周恩来同志来了，他首先让人宣读在总理联络员主持与协调下沈阳三派达成的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然后他讲话。大意是说，你们达成了协议，那很好，但既达成协议，就要执行，不能口是心非，不仅要执行还必须认真抓革命促生产，促成革命大联合。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决定派出以柴成文为组长的中央赴辽宁的调查组，帮助监督你们对于协议的实施。讲到这里才有人把他们协议的文件（打印件）和调查组的一份名单（只有单位和姓名）交给了我。讲完话时，总理要陈锡联告军区做好调查组的生活与工作保障。散会后的走道上，总理对我讲了一句：“柴成文同志，让你再去一次板门店啊！”说着他就走了。我只好抓着王新亭说：我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连一同去的人也不熟悉，能不能给我交代一下。他说：“不知道情况更好嘛！”是的，在那个年头，到处派别林立，知道得越多越容易产生派性，一碗水不易端平。接着就用大轿车拉我们到西郊机场，上飞机飞沈阳了。路上我一直在捉摸“再让你去一次板门店啊！”这句嘱咐，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办这种内事并不比板门店容易！
到沈阳第三天，到处跑着灭火，宣传协议，没有打开局面。由总理那里传来了“抓紧收缴武器”的指示。经商军区，组织若干接收站，要各派头头写保证，不交或少交都要对中央负责。结果还好，大约10天左右收缴了XX万件，从机关枪到大刀长矛等各类武器。虽然各派最好的武器都没有交，但毕竟武斗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了。剩下的工作是调查研究，耐心做思想工作，恢复生产，促进联合的问题，调查组也分到各大单位去分头工作。这样到年底，进展虽仍不快，这一方面同全国形势有关，另方面，林彪四人帮支持的组织派出各种触角，专做破坏工作。但总的说还是逐步趋向于好了。
一波未平，一波继起。春节将到，抚顺两派打得很凶，连坦克都开出来了，结果少数派集中控制了301厂（制铝厂），多数派包围了该厂，企图坚决消灭他们。这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李富春同志来电话很着急，怕铝槽一凝固，整套设备便会报废。我们调查组立即前往抚顺处理。一到抚顺就收到总理下达的指示：“301厂的问题由以柴成文为首的调查组全权处理，当地驻军应全力支持。”有了授权，我们就直接进入该厂了解情况。发现在岗工人已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人敢来接班，势难坚持下去。我们离开该厂即同驻军64军军长刘德才同志一起做了部署：从该厂到宿舍区由解放军组成人墙，从宿舍动员工人前来换班，驻军和两派保证他们的安全。经过整整一夜，终于把这一关打通了，使工厂设备得以安全运转。接着就是召集两派头头在一起讨论，收缴武器，各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当然不可能很细，但到1968年春节的前一天，终于形成了大联合，向中央报喜了。这时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来电话说：“总理要我转达他对你们保住301厂，并促成两派大联合表示祝贺，过春节了，要你们喝一杯茅台！”我说：“请报总理，感谢中央的支持和关怀。”然后我对陈司令说：“我们和刘军长等都已连续工作几个昼夜了，茅台不是主要的，最大的需要是睡觉。”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22年了，可我总觉得他仍然坐在西花厅的办公桌旁，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我们给他的报告，然后又向我们解释他之所以如此改动的道理。
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8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