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松[②]
1、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6年12月11日晚，从表面上看，西安市面平静，生活依然循着往日的轨道行进着。杨将军宴请中央大员，宾客满堂，海参鱼翅，高等菜肴，应有尽有，酒酣耳热，吆五喝六，座中不乏发国难财的暴发户。戏园中，易俗社照常演出，中央大员们喝茶聊天，偶而看舞台一眼，到压轴戏的名角儿出场，才跟着喝彩。散场后，对于迎面吹来的十二月寒风，仿佛也毫不介意。大街上人来人往，一切如常……人们谁也没有想到或是觉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古城西安正在酝酿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
西安城内，国民党的特务和眼线，无论明的暗的，都很多，可就连他们也毫无察觉。这一点要归因于张、杨的策略：蒋介石担心张、杨联合，他们就有意地使底层的小矛盾公开暴露，故意表示两方有矛盾存在，以麻痹蒋介石派在西安大员如邵力子、晏道刚和其他特务分子。所以西安事变，国民党反动派事前毫无察觉。特务头子戴笠事后向张、杨表示，因以张、杨为自己人，故未加防备云云。此无非掩饰其特务工作之失败而已。
2、秘密分工，精心布置
张、杨经过研究，最终决定捉蒋行动于12月12日凌晨开始。两军的分工是[③]：临潼捉蒋由东北军负责，105师师长刘多荃任总指挥；扣押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大员，收缴城内南京系统部队的武器等，则由西北军的赵寿山负责。
临潼扣蒋是行动的关键，张学良亲自秘密部署，作战命令分头下达。这次作战分内外两线。外线作战，以华清池为中心，设外层包围圈，北边最近，在临潼火车站一带，南边在骊山一线，山的东边转向临潼城，西边最远，距华清池约三公里。东北军在西安附近只105师第一旅，辖三个团。另有卫队一营大部及卫队二营。外层包围圈由第一旅的一、三两团担任：三团驻临潼，负责包围东、南两面；一团驻西安南关至韦曲，负责包围西、北两面，总共约五千多人。这是当时能动用的最大兵力。二团守卫飞机场并警卫飞机场至东城门一线，不能动用。外线指挥官借用的67军129师师长周福成。
内线作战指挥官是105师二旅旅长唐君尧。11日下午，张学良派专机把唐从平凉接到西安，晚10时左右，张向唐交代任务。内线攻击，主要由华清池的卫队一营负责，营长是王玉赞。张学良特意增派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参加进攻华清池，因为二人枪法好，善于“掏老窝”，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缺乏实战经验，只负责带领卫队二营五、六十人在瀛桥埋伏，听到枪声后前去增援。12月10日，张学良曾带刘桂五以晋谒委员长为由，让刘察看华清池五间厅地形。守卫华清池大门的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共200人。11日下午，张学良从华清池带王玉瓒回公馆，要王到105师副师长兼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处接受任务，协同作战。
蒋介石来西安时只带了警备队一个区队（一排）和几个侍卫官，让张学良派部队守卫华清池大门（当年，华清池无后门）。此外，华清池外禹王庙有一排宪兵，临潼火车站还有一排宪兵。张学良动用了5000多兵力，内线作战400多人，一营两个连，二营又先后带去有120匹马的骑兵连和有80人并装备了摩托车的手枪排，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因为扣蒋是捅破天的大事，张、杨两将军在行动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关于杨虎城在西安城内的布置可看相关的报导，此处略谈。）
3、张学良一锤定音
当夜，一切布置就绪后，张、杨两将军派人到西仓门76号把高崇民接来新城，王维之陪同前往。同来新城的还有洪钫、卢广绩、黎天才。张学良笑着对高崇民说：“秀才来了，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的举动。”高崇民当即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春秋时，楚大夫鬻拳劝楚文王赦放蔡候，以进图中原。再三苦谏，楚文王不从。后来鬻拳用刀架在楚文王的脖子上逼他，楚文王才答应了。这就是著名的历史典故‘刀谏’”。张学良听后明白了其中寓意，遂大手一挥，一锤定音，“此举就叫‘兵谏’！”。而后，张、杨拟定八项主张，交高崇民、洪钫、卢广绩、黎天才等四人起草通电，表明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做最后“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王玉瓒打响了骊山捉蒋的第一枪[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5时许确定蒋介石被捉到，“兵谏”成功了。
“兵谏”一词也随着西安事变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最初“兵谏”只是扣蒋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加上“兵谏”的和平解决，才是对西安事变更全面、更完整、更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全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兵谏”一词也成为西安事变的专有代名词一直传用到今。
参考文献
1、摘自丘琴等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及高劲松高凌主编《高崇民全传》，辽宁人了出版社，2019年版。
2、卢广绩撰写《抗日救亡，光复故土的不朽功臣》，登载于白竟凡等编著《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3、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撰写《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曾登载于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4、王玉赞撰写《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登载在《百年潮-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专辑》2016年增刊第2 期。登载于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备注：关于捉蒋详细过程目前的版本很多，应以1981年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当事人员调查座谈会核实情况后，撰写的以上两篇文章准。】
[①] 摘自丘琴等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及高劲松高凌主编《高崇民全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②]高凌松为高崇民之孙子女，高存信的子女高劲松 高凌 高长平三人撰写历史文章的笔名。
[③]张魁堂写的《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张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
[④]王玉赞撰写《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登载在《百年潮-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专辑》2016年增刊第2 期。及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5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