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1950年初，刚刚获得解放的遵义地区，和全省局势一样，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土匪暴乱。我军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剿匪作战，终于平息了猖獗的匪患。这场剿匪斗争，在解放遵义的斗争历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土匪的暴乱及其原因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军在协同五兵团“插进贵州，断敌退路，聚歼川境之敌”的战役大迂回中，从湖南挺进黔东、黔北，解放了遵义。紧接着，我党、政接管人员也到达了遵义。当时，全区仅有少数零星散匪公开与我对抗，社会秩序较为安定。
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土匪竟发展到拥有正式武装2万余人，另有约4万余被胁迫、欺骗为匪的群众尚不计算在内。这些土匪武装，不但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编制序列，而且还提出了“反共自救”、“反共自卫”等反动政治口号，一度占据了全区广大农村和三分之一的县城。我军只能紧缩于公路干线和主要县城里。全区交通被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市场萧条，一时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全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100多股，其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有以下数股：
遵义县，影响最大的一股土匪是漆文彬任总司令，晏子高任代司令，刘树本任副司令的“平黔军”。该匪最初成立了一个所谓“遵义县联合办事处”，下辖6个支队，后又改称为“贵州省民众自卫救国军总司令部”，继又改称为“平黔军”。设有参谋处、政治处、军需处等机构，人数发展到700余人，其活动范围在山盆、松林等地。
次之是以肖朝臣任司令，陈岗为副司令的“西南游击区第一纵队”，开始与漆文彬合股，分离后扩编为5个大队，400余人，活动于遵义北面的牛蹄、海龙、板桥等地。
还有“反共人民救国军靖黔先遭司令部”宋泽部，编有8个大队，其活动范围在遵义县南部的刀靶水、新站、苟江等地。1950年初，该股匪在刀靶水伏击杨勇司令员和五兵团“前指”。6月被我军打击后窜往金沙，投靠“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九十四军”军长车子阳（保八团副团长）股匪。7月在金沙合围中被歼灭。
以上3大股统由遵义大恶霸地主罗徽五操纵指挥。另有活动于马蹄、泮水、枫香一带的“九十四军三○五师师长”罗炳辉股匪，受辖于金沙匪首车子阳，编有两个团，在遵金公路上大肆活动，袭击我征粮工作队。
仁怀县为害最大的土匪有三股：一是“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部”周天一（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股匪。该股与金沙周治国、吴相荣股匪有密切联系，活动于仁怀西南的茅坝一带，并网罗纠集了陈美芝、蒲莲英等股匪，人数达1500余人，曾参加围攻金沙城，多次攻打茅台、鲁班、大坝等地，甚至袭扰仁怀县城。二是活动于仁怀北部的大坝、火石岗等地的“平黔新一军”，蔡维新任总司令，张家桦、刘治模任副司令，下辖3个纵队共400余人。初期称“赤、习、仁、桐反共游击军”，后与遵义土匪合股活动。三是“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黄文英部，有3个大队共500余人，活动范围在茅台，合马、二合一带，经常与周天一股匪相呼应，攻打茅台镇。7月被我们击溃后，逃往古蔺水口寺，后被我军和友邻部队一四○团、一四一团歼灭。以上3大股土匪，由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统一编成“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后又被赵翔龙（国民党师长）收编，占据了遵、仁、金、古边界的大部分地区。
桐梓县有两大股土匪：一股是“西南救国军游击纵队”司令罗德清、副司令刘和清部，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政工处等机构，编有6个支队共700余人，活动于桐梓北部的松坎、羊磴、回龙等地，经常在川黔公路上截击我军车辆和商旅，抢劫物资，为害很大。另一般是“川黔反共救国军第四路游击纵队”司令魏云清部，开始称“黔北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网罗了成云甫、张致祥（国民党贵阳市长）等股匪，发展到600余人。
绥阳县有“反共自救军黔北游击纵队”司令雷三（惯匪）匪部。该股匪活动较早，曾攻打绥阳县城和湄潭永兴。发展人数达1000余人，编有3个总队、12个支队。经我军数次打击后，逃往正安归属黄守英匪部，建立“前敌指挥部”，又攻打土坪等地。
湄潭县最大的是“三九二部队”毛廷彦股匪，活动于湄潭、余庆交界地区，人数700余人。1950年6月，毛廷彦被我军击毙后，残部分为两股：一股是肖士栋匪部，在茅坪一带活动，制造了震惊黔北的“茅坪事件”，杀害我军干部战士22人；另一股是王在明匪部，在湄、余边界活动。
凤冈县最大的股匪是“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副总司令兼黔东北总指挥史肇周匪部，势力极大，能控制和指挥凤冈、思南、德江、务川等县土匪武装，并与叛军三二八师蔡世康合股，人数达2000余人。曾围攻凤冈县城，占据黔东北地区后，匪焰甚嚣尘上。该股匪在黔东北大合围中被剿灭，史、蔡被击毙。
道真县最大的股匪是“川黔湘鄂边区民众自卫救国军第三分区”总司令黄守瑛部。1950年3月，黄匪策动全县乡保武装1000余人叛变，攻占道真县城后，组建了14个纵队40个支队，控制了道真全县以及正安北部地区，和史肇周相勾结，策划向我接管地区反扑。
正安县有谢云清（国民党四十九军营长）匪部，属黄守英的“第十四纵队”，下辖2个支队，2个直属大队，2个“神兵”大队，共800余人，活动于正安南部的谢坝、流渡一带。我撤出正安后，该股匪控制了正安大部地区，并训练土匪和“神兵”，妄图长期进行反动统治。
务川县为土匪长期盘踞地区，是黔东北股匪的活动中心。川南、铜仁股匪被我军击溃后，纷纷逃往务川，拼凑匪政权，征税收粮，鱼肉人民。务川南部新田一带有牟永祥股匪200余人活动，曾勾结叛匪伏击我县委领导机关。
习水、赤水有“川黔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杨鸣岗匪部1000余人，曾攻打长沙镇、官渡（习水县城）、温水等地。习水县人民政府被迫撤离。
从以上所列较大股匪的情况可以看出，在短短两三个月中，土匪武装发展之多，分布之广，活动猖獗，绝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黔北匪患的迅速发展，首先是由以美蒋反动派为支柱，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力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是国民党在大陆败退之前精心策划的，是作为抵抗我军解放贵州。并进而使之成为以后策应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而预谋的。
遵义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遵义一面加紧组建正规军，扩充保安团队，以阻止我军入黔；一面进行游击战争部署，以便在遵义解放之后变黔北为反共游击区。贵州特务头子谷正伦，曾亲临遵义进行应变部署。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在专署主持召开应变会议，将遵义县划为9个游击区，并且还出巡仁、赤、习等县，督查应变准备和新编“民卫”武装。他们网罗各地地主恶霸、军阀政客、惯匪特务、帮会头目，参加谷正伦主办的“贵州自卫干训团”，接受游击训练。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大搞“政务下乡”、“党务下乡”，叫嚣在我军到来后，“拼命保命，破产保产，毁家保家”，“与敌人推磨打转兜圈子，周旋到底”。并派遣大批特务潜伏下来组织暴乱，还利用组织系统庞大的“红灯教”、“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散布封建迷信，欺骗群众，提出所谓共同对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大劫难”。另外，他们采取更为卑鄙低劣的手法，公然号召百姓广种鸦片烟，大开烟禁，以挑起群众对我禁烟不满。
其次，黔北土匪能迅速发展，还缘于封建势力在我军解放时未遭触及，土匪势力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
1949年11月，我军从黔北急速过境，虽然解放了黔北的大部分县城，但国民党的各级政权和农村的保甲制度都未能触及，广大农村仍被其所统治，并掌握武装。加之黔北是统治贵州十年之久的“遵桐派”国民党军阀势力的发源地，经营日久，根基深厚，反动势力统治严重，封建会道门盘根错节，有十分顽固的社会基础。
遵义解放后，封建势力原封未动，不少县区乡的政权仍在敌人手里。有些头面人物甚至打着“革命”的招牌，继续欺骗、压迫群众，成为土匪活动的保护伞。这些正如当时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封建势力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里还掌握着武装，这些情况，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面前。”
再次，黔北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发生土匪暴乱的有利条件。黔北高原地形复杂，大娄山脉横贯其中，山大林密沟深，又有“娄山关”、“酒店垭”、“七十二道拐”等险关要隘，便于土匪活动。土匪按其游击战术，以集中对我之分散，又以分散对我之集中，分散则为“民”，集中则为匪，利用有利地形周旋顽抗，使我军不易清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遵义解放后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黔北土匪武装在反动派预先布置的“游击计划”下，趁我军主力部队参加成都战役和遵义地区接管人员尚未站稳脚根，势单力薄，发动了大规模反革命暴乱。土匪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杀害我工作人员，拦截车辆，抢夺物资，烧杀奸淫，作恶多端。他们还裹胁、欺骗群众为匪，策反我接收下来的乡、保武装和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叛变，使匪焰日炽，形势急剧恶化，终于酿成全局性的土匪暴乱。
剿匪斗争历程
在遵义剿匪斗争中，按照敌我形势的变化及斗争特点，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元月至5月。匪风上涨，我主力部队返黔剿匪，逐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集中兵力稳固中心，放弃边沿。
遵义解放初期，各地有一些零星散匪活动，分区部队进行了清剿，但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城，进行接管、征粮、支前等，剿匪不是当时的中心任务。元月份，土匪活动逐步加剧。1月14日，杨勇司令员率领的五兵团“前指”，在遵义刀靶水击溃伏击我军的宋泽股匪，揭开了大规模剿匪斗争的序幕。
20日，五兵团发出第一号命令，决定部队在结束成都战役后，回师贵州，兵团兼军区，军、师兼分区。并命令十六军军部兼遵义军分区，带三个团的兵力开赴遵义地区剿匪。
2月上旬，邓小平同志根据西南土匪活动情况，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从此，部队工作转向以剿匪为中心。十六军军部率一三六团、一三九团等部队于2月上旬到达遵义地区后，部队即分赴各县执行剿匪任务。虽然剿匪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未能给股匪以沉重打击。
其原因：一是我军由集中的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分散的剿匪作战；由追歼国民党军队的长途行军，变为在一地长期驻剿残匪；加之交通阻隔，供给困难，生活条件艰苦。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部队一时还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二是部队仓促投入战斗，事前未作深入动员，部分干战存在松懈麻痺思想，对匪特的反动本质和能量估计不足。三是缺乏斗争经验，在兵力使用上过于分散，采取全面控制，主动出击不够；在斗争方法上偏重于军事围剿，而忽视了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以致匪民难分，情报不灵，多次扑空，战果不大。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扭转被动局面，我军实行“领导一元化，部队地方化”，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成的各级剿匪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体军民一起剿匪。部队一方面调整军事部署，改变兵力由于分散形成的被动的局面，集中兵力，确保公路畅通和中心区稳定，并遵照贵州省委、贵州军区的指示，撤出了道真、正安、务川等县，习水也因形势恶化而暂时放弃。另一方面，加强对干战的思想教育，全区部队于4月份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党代会，学习剿匪政策，加强纪律，改进作风，统一思想认识。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剿匪形势和任务，进一步认真领会“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树立“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通过整风，全体指战员克服了轻敌麻痹思想和急躁报复情绪，增强了政策纪律观念，鼓舞了部队斗志。
5月份，部队逐步适应了新形势下的斗争环境，逐步掌握了土匪活动规律，并在习水官店、遵义松林等地的清剿中取得了胜利，遏止了匪风的上涨。
第二阶段：1950年6月至8月。开展重点合围，打击主要股匪，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6月份，贵州军区抽调部队组成东、西两个集团，有计划地实施重点合围，力求进剿一地，净化一地，全歼股匪，恢复正常秩序。
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东集团部队在瓮安、余庆、湄潭地区组织首次铁壁合围，歼匪2000余名，使3县交界方圆三百里的地区净化。紧接着，西集团部队在金沙组织大合围，歼匪5000余名，收复了金沙县城。由于这两次大合围的胜利，使遵义东西两侧的形势好转，匪风开始下降。
我区部队除抽出兵力参加贵州军区组织的大合围外，还积极组织部队开展局部地区的清剿合围。最大的战斗是8月下旬发起的仁怀北部合围，歼匪800余人，并攻克了土匪巢穴李家寨。在这一阶段，我区除正、道、务三县外，其余各县以区为单位普遍建立了武工队，由部队抽出一个排或一个班，结合地方干部，追捕主要匪首，发动群众，瓦解匪众，巩固了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剿匪中，部队认真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做到“三勤”、“三起”（手勤、腿勤、口勤；与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在战斗与工作的结合中，“一身兼四员”（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充分发挥了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进剿和发动群众中的作用，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
第三阶段：1950年9月至12月。友邻部队入黔，组织边沿地区会剿，剿匪取得决定性胜利。
9月份，西南军区命令川东军区部队，在黔东北组织大合围。我分区部队积极配合，从9月23日开始，至11月5日，共歼匪3500余名，收复了一度放弃的道真、正安、务川、沿河、德江五县。黔东北大合围结束后，我分区部队又在县与县的交界地域进行合围清剿，对分散藏匿于边沿偏僻地带的股匪连续进行围剿。到年底，股匪已不敢公开活动。
为配合部队清剿，遵义地区党政军机关抽出了三分之二的干部组成工作团、队，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深入基层，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工作。在“万人下乡”运动中，我工作干部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农协和人民自卫武装，净化一地，巩固一地，大部分县区恢复了正常秩序，认真完成“五大任务”。
第四阶段：1951年1月至6月，开展群众性清匪运动，捕捉潜逃匪首，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1月以后，各县相继掀起群众性清匪运动，捕捉了很多重要匪首。这期间，十六军部队奉命离黔参加抗美援朝，其余部队遵照上级“限期消灭土匪”的指示精神，接替主力继续执行剿匪任务，并组建清匪指挥部，在广大群众协助下分工捕捉潜藏匪首，不少匪魁元凶落网伏法。
6月份，遵义地区的匪患基本平息，部队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剿匪斗争，逐步集中进入营房整训。所剩极少数未归案的匪首，由县、区人武部组织民兵继续追捕。1952年，彻底根除了匪患。
剿匪战绩和主要经验
1950年，我区部队共歼灭土匪114股，35720余名，友邻部队到遵义地区助剿，歼匪11000余名；1951年歼匪9170余名；1952年歼匪478名。三年共歼匪56360余名（含投降、被俘、自新、清出人数）。缴获六○炮23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160挺，步、马枪14412支，卡宾枪、冲锋枪、自动步枪138支，掷弹筒7具，土炮145门，土枪2832支，各种炮弹600余发，各种子弹195000余发，手榴弹10094枚，电台3部，电话总机1台，电话单机31个，还有一部分其它军用物资。
经过艰苦的斗争，我军彻底平息了遵义地区猖獗一时的匪患，取得了重大胜利，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政权，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创造了安定、良好的条件。在这场斗争中，主要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取得剿匪胜利的根本保证。为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部队不少领导同志参加地方党委工作，使军队与地方协同一致加强领导，互相配合，保证了发动群众、剿匪、开展“五大任务”、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任务的完成。在剿匪斗争中，全区各级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统一部署，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全面的斗争。各级剿匪委员会还注意做好统战工作，广泛吸收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参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加强思想领导，提高认识，增强部队战斗力，是完成剿匪任务的前提条件。部队返黔后，一部分干战对剿匪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过召开党代会和反复深入的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到，剿匪是一项肃清美蒋残余和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任务艰巨而光荣，部队士气很高，竭尽全力地投入剿匪斗争。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顶风冒雨，忍饥挨饿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至的峭壁丛林、獐疠山区中去搜捕，历尽艰辛。斗争中涌现了很多英雄模范，他们誓为铲除匪患，摧毁反动势力，解放遵义人民而英勇奋战，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
三、认真贯彻执行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才能保障斗争必胜。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基本政策，在部队中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全体指战员在分散、独立作战的情况下，能自觉地贯彻执行，有效地对匪特进行斗争。在剿匪中，野战部队转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三者相结合的武装工作队，在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对匪开展政治攻势，孤立匪首，瓦解匪众，并根据罪恶轻重，按政策分别处理。
四、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致剿匪，才能彻底平息匪患。部队在剿匪中，纠正了一度产生的注重军事打击，忽视发动群众的偏向。全体指战员逐步树立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剿灭土匪的观点，并深刻认识到；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准确及时地了解匪情，陷匪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给土匪以沉重的打击；才能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众、孤立匪首，消灭匪患。
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一）宣传群众。部队分散剿匪每到一地，一方面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关心群众利益，开展助民活动，武装保卫贸易，为群众治病等；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全国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方针政策，揭露土匪的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二）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农代会等组织，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孤立土匪。群众组织起来后，为我们递送情报，协助剿匪，做土匪家属的工作等，极大地支持了剿匪斗争。1950年，全区共有农协会员625300余人（其中部队发展的有385300余人）。（三）武装群众。建立联防自卫组织和民兵队伍，担负清匪捕匪、警戒巡逻、站岗放哨等任务，并配合部队直接参加剿匪斗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0年，全区共发展民兵21000余人。
五、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军事部署和改变战术。剿匪开始时，由于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采取了高度分散，全面控制的军事部署。当土匪大规模暴乱时，我兵力分散，主动出击不够。后来，我主动放弃一些边沿地区，集中兵力，先清剿中心区，然后再进剿边沿区，边清剿、边巩固、边净化，稳步向外推进，很快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战术上，根据土匪地形熟悉，在我清剿时，或插枪分散于民间，或转移至深山密林中隐蔽，不易被歼灭的特点，采取奔袭、多路快速分进合击、重兵铁壁合围等战术，有效地消灭了成股土匪。另外，还根据土匪内部多以家族亲属和帮会等封建关系维系其统治，匪首被捉，匪众即瓦解而又难以复聚的特点，组织武工队、飞行队、便衣队跟踪追捕匪首，使其匪众分化瓦解。还建立了大众情报网，准确掌握匪特活动情况，相机予以全歼。
剿匪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有某些失误和血的教训。通过认真总结，提高了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对部队的建设是有深远意义的。
遵义军分区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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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JIAN 根据《遵义解放》等党史资料编辑整理。
2024.11.08.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遵义地区剿匪斗争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