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二）

七

经过三个多月反扫荡的艰苦生活，大家的体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所以行军速度比较慢。但是由于我区的敌军已被肃清，这次转移又是去恢复画报社的工作，同志们的心情与前一段时期是大不相同了。行军路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为了尽快恢复工作，我准备按原来计划，去军区政治部向朱主任汇报，然后和王清江去看望沙飞和其他受伤同志。赵启贤随我们一起先行，到军区收发室和宣传部取回各分区送来的照片、稿件，待队伍到达军区后，再一同前往画报社的新驻地。这样。全队人马由张一川负责．一旦抵达驻地，尽快安排印刷厂工人分班作业，把机器设备装好，同时也要保证大家的休息，以便随时接受新的排版、印刷任务。

途中，我告别张一川，同王清江先走一步，快马赶到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在城南庄驻脚。此处疑作者记错,应是在阜平城北史家寨乡的家北村。看后文所提白求恩医院等的距离、方位可以确定——编者）。朱主任的办公室设在城南庄中心的一座院子里，我们刚跳下马，朱主任的秘书李恕同志就迎了出来。“朱主任好吗?”我同他握了握手，问道。“他刚才还在问你什么时候到，我为了让他睡一会儿，我答应负责等候你们。“李恕把我们领进一间屋子，说：“朱主任估计你今天能来，让我替你整理出一套最近几个月的日伪报纸。“

“朱主任身体怎么样“?

“因为这几个月太累，他最近脑神经痛得厉害，刚才吃了点药，才算睡着了“。

“请不要叫醒他。“我说“我好久没看到敌人的报纸了，正好可以先在这儿看一会儿。“

在李恕抱来的一堆报纸上，有好几张都印着醒目的大字标题：“八路军《晋察冀画报》被皇军彻底摧毁。“我把这些报纸抽出来，仔细地读着。各报的文章略有出入，但是都刊登了几幅相同的照片，照片上正是日军从我们的疑洞中挖出的破烂设备。看着这些东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从里面的房间走出一个女同志，李恕介绍说：“这就是李开芬同志，朱主任的夫人。“我早就听说过李开芬同志，她与朱主任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但是以前我们还从未见过面。

李开芬同我握了握手，说：“你从敌人的报纸上看见什么了?笑得这么痛快。“

我连忙解释道：“我们往疑洞里填了点破烂儿，还真让敌人当成宝贝了。“

李开芬也笑了：“良才同志中午还在等你，后来他头痛厉害，我们才劝他去睡一会儿。“正说着，她听见里面的房间好象有点什么声响，于是又压低声音说：“我进去看一下，是不是他醒了?”

不一会儿，她走了出来，对我说：“我们说话的声音让他听见了，他已经起床，请你现在就进去。“ 

朱良才同志看上去有些衰弱，坐在一张用木板钉成的靠椅里。我向他行了军礼，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他微笑着问道：“画报社突围的同志们都归队了吗?”

朱良才（右）、郑维山。1939年在平山县蛟潭庄 沙飞摄

我说：“到昨天下午已经全部归队。这次反扫荡画报社牺牲七位同志，工兵班牺牲十位。大队人马可以在今天下午五时前后到达花沟掌（花沟掌同样只在解放战争时期驻过。看前后文可以推论，此处应为随后的迁驻地洞子沟——编者），剩下小部分同志和设备大约在后天下午可以前来会合。“

朱主任高兴地点了点头，“看到我让李恕同志整理出来的敌伪报纸了吗?”

“刚才大致看了一下。“我说，“敌人只找到了我们丢弃的破烂儿，全部底片、设备和器材都完好无缺。可惜我们没做好工作，有些伤亡。“

朱主任打断了我的话：“不，画报社的同志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牺牲是难免的，但是我们的画报社并没有被摧毁，我们的同志并没有垮!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不辜负牺牲的同志，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画报的出版，给敌人有力的回击，让全国、全世界都看到晋察冀反扫荡的真实情况。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我说，“我们已经在组织力量编印一期反映反扫荡胜利的画刊，一定在最短时间内出版。“

“好!这才是对敌人最有力的回击!”朱主任又同我谈到沙飞的伤势，他已经把一切报告给聂司令员，并通知卫生部千方百计地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和药品，一定想办法把沙飞的脚保存下来。他叮嘱我去和平医院看看沙飞并替他表示问候，让沙飞不要急于出院工作，安心治疗。

我知道朱良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坐了一会儿便同他道别。李恕是位非常热心的秘书，我请他查到抗大一分校的驻地，并通过他与一分校校部取得联系，把萧、韩两位侦察员与抗大一分校失散后的情况作了交代，证明他们在反扫荡中的出色表现，以便安排他们迅速归队。

当天下午，我和王清江来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所医院设在花沟掌的沟口（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驻地在阜平东北的大台乡，刚好在后来画报社的驻地洞子沟村的沟口。沙飞即在那里救治，后转到几公里远神仙山里的炭灰铺干部休养区休养，因此可以断定这里的“花沟掌”是“洞子沟”之误——编者），距我们画报社的未来驻地隔了一座小山，大约有三华里的路程。沙飞住在这里。今后同我们联系是非常方便的。我首先找到殷希明和黄钢两位同志，殷希明是医院的院长，黄钢是医院里著名的医生，据他们说：“沙飞入院时冻伤非常严重，入院后军区首长来过电话询问，要求配合最好的技术力量和药品；军区卫生部还专门派人送来急需的特效药。现在，沙飞的脚伤已由黑色渐渐转红，他本人的精神状态也很好，非常乐观。但是由于冻伤面积大，而且没能及时得到治疗，所以暂时还不能定最后的结果。“对沙飞这位出色的摄影家来说，谁都可以想象出截肢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失去一条腿，就等于让外科医生失去一只手，那就难以再施展自己的本领了。我向殷希明和黄钢同志谈了我的想法，又转达了朱良才主任的话，他们都安慰我说：“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量想办法的。现在我们成邻居，你可以常来看看他。沙飞这个同志很重感情，常常谈及你，只要他心情愉快，不失信心，治疗成功的希望就增加了一半!”

他们一边同我谈话，一边陪我来到沙飞的病房。为了保证沙飞的休息和治疗，医院特意给他单独安排了一间屋子，赵银德在门口临时支起一张床，陪伴和照顾着他。沙飞正半躺在床上看书，见我走进去便一把将书扔到身旁，紧紧抓住我的手，握了很久很久。我向他汇报了画报社的情况，告诉他除伤亡者外全体同志都已归队，机器设备也没有什么损失，很快就能运到新的驻地安装。沙飞兴奋地冲赵银德叫了起来：“怎么样，小鬼!我全都猜对了吧!”

赵银德笑着说：“你猜对了，我也没猜错!”

“好小子，你也猜对了!”沙飞高兴得像个孩子，“今天弄点什么来请请我们?”

“请你们喝鸡汤吧，少华同志送来的鸡还没吃完呢。“

“好了，小鬼“，我连忙拦住他，“我和王清江已经吃过饭了，你的鸡汤还是留着慢慢喝吧。“

“你别拦他，“沙飞说，“也许等不到吃那几只鸡，我就能出院了呢。“

“看你急的，“我在沙飞的床前坐下来，把朱良才主任的问候和刚才同两位医生谈到的情况都告诉了他。“说治疗工作还算顺利，我看好好休养一下也是必要的。画报社的工作你可以放心，新的驻地离这儿只有三里路，万一有事我们随时都可以来联系。“

沙飞点了点头，“我不是不放心，是想早一点回去工作。反扫荡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我不能对不起他们啊!”

听他这么说，我和赵银德都沉默了。是啊，赵烈他们那些曾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再也不能回来了。一想起他们，画报社的同志们心里总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已经决定，“我拉住沙飞的手说，“待各单位全部到达新驻地后，立刻在花沟掌（洞子沟）为牺牲烈士召开追悼会，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尽快把画报社搞好，回击敌人的宣传。“

“好，好!”沙飞的声音有些哽咽，“同志们都好吧?”

“都好，裴植率领的分队最晚在后天下午也能返回，你放心养伤好了，不要挂念。“

这时，黄钢医生推门进来。我知道他是来陪我去看望画报社的其他伤员，于是便同沙飞告别：“明天我把画报社的事情安排停当了，再来看你。这里缺什么让赵银德打个电话，我们设法解决。“

“你等等“，沙飞突然又叫住我，从病床边的小柜子里取出那只马蹄表，“这个你拿去用吧，旧了一点，不过走得还准，反正我现在也用不着。“

我知道沙飞也只有这么一块表。而且非常爱惜，所以说什么也没有要。但是隔不了几天，他还是让通讯员把马蹄表给我送到了驻地。

告别了沙飞，黄钢陪我去看望了王英鹤和杨瑞生。杨瑞生伤势较轻，子弹只是穿过皮肉，没伤到骨头。所以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归队了。王英鹤身上、面部被刺伤多处，人院时一直昏迷不醒；好在没有伤着要害部位，再加上他身体健壮，伤口恢复得比较快，现在已经脱离危险。黄钢告诉我：也许是老天爷帮了我们的忙，王英鹤的伤口是因为天气寒冷才没有严重感染，否则是很难抢救的。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换药。1944年   沙飞摄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王英鹤挣扎着动了一下，我连忙过去扶住他，帮他靠卧在床头。他头上、脸上都缠着绷带，身上也裹得严严实实的。我知道他伤势很重，说话困难，所以让他安安静静地别动。杨瑞生的伤口也仍然包扎着，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立即归队。我把画报社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了一下。让他们安心休养，至于出院时间，还是听从医院的安排。

从白求恩和平医院出来，已是黄昏时分，我和王清江骑上马，赶回洞子沟。那天下午，张一川率领的队伍已经到达驻地，印刷厂的工人们分成两班轮流作业，加速安装设备。这时画报社的电话也已装好，于是我让电话员接通朱良才主任的办公室，向李恕同志介绍了沙飞的伤情以及画报社目前的情况，请他报告给朱良才和潘自力部长。当晚，潘自力同志听到报告后回了电话，说是朱主任还有件急事忘记告诉我：十天后边区政府和政治部要在城南庄召开群英大会（第一届群英会在阜平柏崖（军区驻地）、方太口举行——编者），表彰在反扫荡中立功的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和拥军模范，让我出席，并派出摄影记者到会采访，以便尽快在下一期画报上刊登群英会的照片。邓拓同志也打来电话，同我交换了一些情况。

放下电话，我询问了反扫荡中派出采访的摄影记者的情况，听说李鸿年、杨国治、齐观山、刘沛江等都已返回驻地，便立刻把他们找到我的办公室。这几位同志简要地汇报了在反扫荡中的工作情况，我嘱咐他们迅速将胶卷冲印出来，写好说明文字，一并交章文龙处理。此前，一直是由杨国治兼做暗房工作，现在有了曾在冀中专门负责暗房工作的宋贝珩同志，我便让他参加进去，充实力量。经与张一川、章文龙、赵启贤等同志商量，我们决定赶在群英会以前出版报道反扫荡胜利的画刊。画报可加入群英会的内容随后出版。

美军飞行员白格里欧参观何重生发明的木质轻便印刷机。人物左起：杨四喜（工人）、高帆（太行来客人）、高华亭（技师）、刘汉（工人）、董越千（翻译）、白格里欧、张玉田（即张一川，印刷厂长）。1944年7月于洞子沟。

张一川正带领印刷厂工人加紧作业，集中力量安排铅皮印刷器和制版设备，估计第二天傍晚可以完成．接着就立即配制药液和油墨。这样的设备，对画刊的印刷是足够了。至于印刷画报的大型设备，待李志书负责运送的器材抵达以后，再进行突击安装。如果编辑工作及时，十来天内印出画报是有把握的。

章文龙和赵启贤对已收到的照片稿件都很满意，估计新近冲洗出来的胶片中还会有一批较好的作品，所以编辑工作是不成问题的。由于裴植的分队和李志书的分队很快就能来会合，所以我们准备把追悼会安排在画报和画刊开印之前，以此寄托同志们的哀思，并对反扫荡工作做一次全面总结。另外，画报社在三个月的反扫荡中节省下一些菜金，程管理员做了计划，打算把这笔钱全部用于改善伙食，好让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

第二天早晨村干部陪我们上山看地形。洞子沟的村长年纪比较大，王清江担心他上山不方便，想请一位年轻一点的向导，但是那位村长听说我们要看地形，就一定要亲自来，无奈，王清江只好同意了。我同村长握了握手，寒喧了几句，感谢他和乡亲们给予画报社的帮助。材长带着一种北方农民所特有的忠厚和坦诚，笑着对我说：“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百姓帮着子弟兵，还不是该当该份儿的!”参加革命以后，我已在北方生活了多年，所以当地老乡的土话我是能够听懂的；可是我自己的家乡口音(广东话)仍然很重，有时需要王清江帮着解释一下，村长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这样。我们一边谈一边上了山。

沿着后山坡，蜿蜒着一条铺满石块的小路，小路两边是一座座老百姓的院落，每座院落的外面都圈着一人高的石头围墙，相当整齐。在茂林遮天的小路尽头，有一条深涧，高山上的清泉、雪雨，最后都融汇在这条山涧里，清彻的流水，常年不断。有水的地方，人们偏偏就更爱干净，乡亲们从山涧处掘出一条人造小溪，把水引到家家户户的门前。进入这个蒙受着大自然厚爱的山村，人们似乎很自然地想到陶渊明所写的优美散文《桃花源记》。我不由暗暗地感谢军区首长，为我们画报社选择了一个这样幽雅的环境。据村长介绍，沿这条小路向南走五华里就是山口，城南庄距山口不过十来华里，洞子沟村西是一座小山，和平医院就设在大路边；如果抄小路过去，大概只有三里多远。在我们东面另有一条走向相同的山渠，与洞子沟仅隔了一条山涧，村边人为了上东山方便，在两道山梁之间架了一座小桥，人和牲口都可以通过。村边还有一条小道，通向地势险要的后山。后山野兽出没，崖陡林密，而且有许多天然的山洞，万一遇到敌情，那里就可以成为与敌人周旋的绝好地方。军区后勤部的一个兵工厂一直就设在后山上，离我们大约三十来里地的样子。村长还告诉我们，每次反扫荡，都有大批日军从附近的大路向城南庄方向开去，但是他们从未到过洞子沟。村里的六十多户人家在反扫荡中总是去后山坚壁清野，村里只留下少数民兵监视敌情。靠着得天独厚的地形优势，洞子沟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因此乡亲们的生活相对要好一些。

我们由村长陪着，在村里村外转了一圈，回到驻地时。只见李鸿年正陪着一个背着相机和手枪的年轻人在等我。李鸿年当时已经是画报社摄影科的负责人，他介绍说：“这是蔡尚雄同志，去年八月底他就到部队去采访，今天天亮才刚刚回来归队。“我同蔡尚雄握了握手，这几个月常常听一些同志提起他，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面。李鸿年简略地汇报了一下工作：这次反扫荡中派下去采访的同志都拍了一些照片，前一天夜里宋贝珩带着几个人把所有的照片都冲印完毕，其中有不少效果还不错，已经交给赵启贤同志，赵启贤历来对照片稿件抓得很紧，但是他从来不对记者们发脾气，只是客客气气、没完没了地催了又催。他这套“软催软泡“的功夫，早就在画报社出了名，终于以柔克刚，闹得大家谁也不敢耽误他的事。

我请李鸿年安排采访回来的同志好好休息，顺便把蔡尚雄带回来的胶片也拿去冲印，迅速把文字说明写好之后，送交赵启贤处理。同时，也请他转告编辑科：画刊、画报的照片一定要尽快配好文字说明、版面，迅速发稿。

送走了李鸿年，我把蔡尚雄请到我的房间，随便地谈了起来。关于蔡尚雄的情况，我曾经听沙飞介绍过：他原来在军区的抗敌剧社担任美术工作，对摄影一直很感兴趣；后来在他的多次要求下，军区于1942年将他调到晋察冀画报社任摄影记者，美术方面的功底和多年来对摄影的爱好，使他很快成为画报社的骨干之一。他工作得相当出色。但平常不爱说话，是位沉默寡言的人。蔡尚雄是广东中山县人，在叔父的影响下，从小爱好美术和摄影。1938年底他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和抗日军政大学，1940年又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这次反扫荡，蔡在野战部队采访，了解到不少情况，所以一谈起来，他就显得兴奋，滔滔不绝。

1944年，在晋察冀第二军分区担任摄影组长的蔡尚雄在五台、定襄滹沱河沿岸采访。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