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马明潜 张东生执笔
1949年5月底马克勤奉二野命令进入香港乘海轮到达台湾（基隆港）
前言：
父亲马克勤，山东新泰人，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三野情报处担任情报员。他长期潜伏在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和决策中心，历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徐复观（徐佛观，蒋介石侍从秘书）之少校副官、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总干事/机要秘书、“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总团部中校秘书等，秘密为我党我军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南京及全国解放后，接二野情报处、三野情报处命令，又分别率母亲王芸仙、二叔马克余等一同潜入台湾、香港、澳门执行绝密任务。虎口十年，出生入死，无怨无悔。
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马克勤多次获取并冒险送出了绝密情报，包括国民党预谋“火烧苏联大使馆”，“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围困中共代表团驻地”，“破坏重庆谈判”，“掀起全面内战计划”，“制造较场口事件”等，避免了我方的重大损失，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秘密接见和表扬。抗战胜利后再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马克勤等与河南省政府秘书长、河南保安司令罗震中将主持策划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起义；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劫取敌特抓捕地下党的“死亡名单”，冒死营救南京地下党；秘密获取国民党“闪击延安”、“国民党各省市党政军联密处联络网”、敌军“淮海战役部署”、“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在津浦沿线的潜伏小组名单等重大情报。在人民解放军组织“台湾战役”之时，从台湾、香港秘密截取了国民党在大陆云贵川边搞土匪武装的绝密计划、高雄军港和要塞的海空军军事情报等，在台湾地下党被国民党全部破获的紧急情况下，舍身忘死，和妻子王芸仙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军队交给他们的特殊任务，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7年国家安全部专函表彰了马克勤的历史贡献。
本文所介绍的是马克勤等中共军事情报人员在南京解放后，为解放台湾，受命赴台港澳执行特殊任务前后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经历，时间从1949年4月到1952年3月。
第一次去台港执行任务的特别小组成员为：袁之平（时任太岳军区情报处负责人，华北军区南京站站长，南京解放归建二野情报处），马克勤（太岳军区、华北军区情报处情报员，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本部中校秘书，南京解放归建二野情报处），鲁晋（太岳军区情报处联络参谋，华北军区南京站成员，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工作委员会南京站站长，南京解放归建二野情报处，后接二野命令从香港返回，参加解放大西南），刘存真（太岳军区、华北军区情报处情报员，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大队长，南京解放归建二野情报处），马克余（华北军区情报处南京站成员,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准尉）。时间是1949年5月底到1949年11月。
第二次去台港执行任务的特别小组成员为：马克勤，王芸仙夫妇，王芸仙为原华北军区南京站成员，南京地下情报人员。时间是1949年12月到1950年12月。第三次去澳港执行任务的是马克勤。时间是1952年初到1952年3月。
在中国近代史上，台湾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的由来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1895年，晚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统统割让给了日本，这就为日后的台湾问题埋下了伏笔。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台湾一直为日本所占据，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台湾才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国共内战打了3年，蒋介石一败涂地。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压力下野。但是，蒋却迅速地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连接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至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与设想，蒋介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将重兵集结在长江下游一带，并在金门、马祖一带设防，在定海加紧修建飞机场，以便国民党军队顺利撤退台湾。还在台北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苏、浙、闽、粤、海南等地的军事与政治活动。同时，蒋介石将上海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秘密运往台湾，并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台湾经济。随后，蒋介石将国民政府“转移”到了台湾，新的“台湾问题”便自此产生。
据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历史资料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元1520万元。这批黄金为蒋介石经营台湾、搞金融改革等打下了重要基础。蒋经国说：这钱为“同胞血汗之结晶”，不能资共。“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不过，这钱来的并不光荣，连蒋经国自己都说：“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
注：谭祥为晚清会元、陆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之女，蒋宋之干女儿，其夫陈诚为蒋宋所选。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西柏坡见面时曾说：“目前，还有一半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此时，解放战争还并未结束，尽管国军败局已定，但是大陆仍有大片的领土尚未得到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已经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的确是高瞻远瞩。
一个多月后，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当时，美国是否可能直接派兵支持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未知隐患。斯大林甚为忧虑，毛泽东、中共中央也不能不保持高度戒备。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指挥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刘伯承、李达发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二天，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新华社于3月15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文章，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社论。这也是中共方面第一次公开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实际，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
一、布局台湾
其实，在更早的时间，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布局台湾了。1945年9月，中共派遣蔡孝乾（原台共党员）返台成立组织。1946年8月，蔡孝乾返台，于台北市林梁材家中与原台湾共产党党员集会，在会中蔡孝乾说出中共指示要在台湾成立党的组织，于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就此成立。台湾省工委成立后，即陆续在新竹、台南、嘉义、高雄等地成立工委与支部。
蔡孝乾(1908—1982)，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人，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山，
1922年毕业于日办彰化公学，1924年至1925年就读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受瞿秋白、任弼时等影响，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参与组建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6年7月返台宣传革命，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并任机关报顾问和撰稿人。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同年8月，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与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秘密潜至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任教。
1932年4月林彪率红东路军进占漳州，蔡孝乾经地下党李文堂引荐去江西苏区，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进入红军政治部，使用化名“蔡乾”开展工作；6月中旬，在汀州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并与老师任弼时重逢。当月蔡孝乾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主任，此后又结识了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及胡耀邦，并在一起工作，友情至深。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过教，主编过《红色战士报》。期间，他接触过不少中共领导，如罗荣桓、周恩来、项英、毛泽民、毛泽东、刘伯承等。
蔡孝乾最大的资本，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台湾人。这项资历，通常是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项基本条件。长征途中，他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出革命感情，为其担任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打下了基础。
蔡孝乾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进行了万里长征，他目睹了红军惨烈的湘江战役、穿越草地时长征最艰苦的阶段等等。凭着毅力与几分运气，蔡孝乾追随大部队，完成长征壮举，到达陕北。蔡孝乾台湾人的身份引起了中共首脑人物毛泽东的赏识，到陕北后，蔡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内政部长。抗战期间，蔡到八路军总部工作，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由于精通日语，蔡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一次，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在山西八路军总部认识了蔡孝乾，蔡还曾给过她一份八路军政治部致日军官兵的宣言，后来史沫特莱还同蔡等人同住在黄土崖的一个山洞里。史沫特莱发现蔡对抓来的汉奸翻译颇为鄙视，言词态度大义凛然。1941年10月蔡出席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2月当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共七大。1949年9月30日，蔡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共108名），新中国成立后，蔡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图示：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斗后，蔡孝乾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与“八办”上校秘书赵品三合影，手里拿着的是缴获的日军防毒面具。
赵品三：1925年入党，中央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红军军服的设计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3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以及预定去台的张志忠等人。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张志忠等人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会合，3月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孝乾担任书记，1946年4月，张志忠率领首批干部先行搭船前往台湾。7月，蔡孝乾乘船抵达台湾，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蔡任书记，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蔡孝乾化名“老郑”，陈化名“老钱”，洪化名“老刘”，张化名“老吴”，加上华东局派遣来台的福建人林英杰，成为中共在台的“五巨头”。
初期台湾省工委干部有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下辖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至1947年“二二八事变”前夕，台湾省工委发展到70多人。
1948年5月，全台湾正式党员有285人，此时，台湾地下党仍然处于完全秘密状态，发展并不快，但目标不大，受破坏的可能性也较小。 同年5月，蔡赴香港参加了中共华东局主持的“台湾工作会议”，会上受到批评。遭受批评的蔡返台后加大了台湾地下党的建设力度。至1949年4月，台湾地下党正式党员增至1300多人，据称可“掌握”民众达5万人。台湾省工委的实力，在1949年4月6日“四六学潮”中充分展现，这时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并设定1950年4月作为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时间。
其实，考虑到当时岛内和大陆的局势，如无变数，台湾省工委的建议也确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攻台建议书》言外之意，如不考虑季节风势，则随时可以攻台。
二、克日攻台，情报告急；策反张轸，成功起义
1949年，蒋介石退入台湾后，美国是否可能直接派兵支持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未知隐患。斯大林甚为忧虑，毛泽东、中共中央也不能不保持高度戒备。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意见，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刘伯承、李达发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若如此，东部将成为国共双方主要的对峙战场。
5月中下旬，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他决定：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用一野进军西北，四野直捣两广，二野进军四川，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
1949年5月中旬，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是否向苏联提出协助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问题，建议刘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给斯大林的信中，试着提出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的问题。
在毛泽东原本的战略中，新疆尚未列入进攻的主要方向，西北战争取得胜利后，协助一野进军西北的贺龙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应调回东部。他甚至考虑调彭德怀回来统一指挥二野、三野进攻福建和台湾。
但是，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向国内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的意见不是可以忽视的。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这样一来，彭德怀在取得西北地区战略决战胜利后，还必须继续向新疆进军，东部暂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当时在西南投入较大兵力也有一个国际原因，已经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胡志明来电，担心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会逃到越南，对正在解放国土的越南军民造成很大威胁。毛泽东为此特别致电林彪，要他部署程子华、陈赓部队切断敌人经云南逃往越南的道路。
毛主席原先要求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显然是为攻台做准备的。
兵马未动，情报先行。古往今来之战争，莫不如此！在解放台湾问题上，更显重要！孙子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这“四知”明确地表达了情报和战争的关系。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战争之胜败都是建立在情报之上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双方本就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情报的作用便更能够体现出来。在解放战场上，两党都有各自的情报系统，革命也有着“武装斗争”和“隐蔽战线”两条道路，为了配合“武装斗争”，情报人员的工作虽鲜为人知，可依旧是重头戏。
父亲回忆：“南京解放后不久，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二野参谋长李达传达：“凡在南京工作，现在如仍有去台条件的同志，都要去台湾工作。”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会同袁之平（原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站长，成员有马克勤、鲁晋、刘存真、王芸仙、二叔马克余、三叔马克谅；南京解放后上述人员归建二野）研究决定，以袁之平为领导，以马克勤原国民党内任职职务为依托，调鲁晋、刘存真（非党员）等特工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去台。任务是获取各类情报，如潜伏、策反、军情、海流、天文、地理等，为后续解放台湾的情报工作和行动打前站。此次行动绝密，去台后不与任何组织发生横向关系，包括台湾地下党。赴台行动经野司批准后，父亲立即开始做赴香港和台湾的准备了。
1949年5月下旬，“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台湾战役”，责成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栗裕组织部队作好攻台准备，栗裕被任命为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当时，因华东许多地区尚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分兵剿匪守卫，难以调集大量的兵力专门作攻台训练，所以仅抽出第九兵团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的警备。但是，进攻台湾所要解决的困难实在是超乎想象，如一野、二野、四野分兵西进，东部兵力将会严重不足。粟裕给中央的电报指出：“目前台湾守军约7个军20万人，如果想要保证对台作战能够顺利地进行，三野必须全部都要到位，甚至后勤人员也不能缺少，至少要五十万人才能够有底气。”但这还未提及大战所需海空军的问题。 后来，蒋介石为确保台湾，从舟山和海南撤回台湾近20万人，总兵力达40万人，双方兵力基本接近，但要加上130公里到26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久，对台情报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根据中央关于攻台的时间要求，华东局开始部署解放台湾任务，其中一项就是情报和策反工作。为了给解放台湾准备力量，1948年7月1日中央军委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前身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之前，1947年5月，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拨，被送往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即后来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学员中一部分为原驻台国军“整编70师”，该师1946年12月赴大陆，1947年1月9日在山东“巨金鱼战役”中被全歼，其中被俘台湾籍士兵选入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1949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毕业前改称第三野战军台湾队，学员毕业后进入三野，准备参加解放台湾。除此以外，三野内部也选出了一批台湾籍、或者在台湾有亲友的干部进行培训，具体由三野联络部副部长、情报处长徐宗田（建国后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负责。
为保证攻台需要，上级要求尽量缩短对准备赴台人员的培训周期，一是可以减少被敌人破坏，二是让他们能尽早进入台湾，将来可以配合解放台湾作战。一旦蒋介石到台湾之后进行严控，进入台湾的机会就越来就越少了。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台盟盟员林东海（右二）、林云（王正南，左二）与战友陈增坤（左一）、廖先景（右三）、郑森洲（右一）等代表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表达“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1948年至1950年，林云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和任教。照片收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编，1949年）。图片说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台湾队献旗”。（见上图）
1949年11月1日，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谢雪红、林铿生、杨诚等陪同朱德看望台湾队学员。朱德讲道：“台湾队的同学毕业后，要打回台湾去，这是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同学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的。”
《大公报》1949年11月14日报道《向台湾进军！华北军大台湾队毕业，朱总司令、谢雪红讲话勉励》，其文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说：目前的台湾，由于反动派还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施行残暴统治，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台湾人民都在迫切的期待你们，赶快打到台湾去，解放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你们的朋友”。
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敌工部副部长、原在1949年4月7日举行“嘉兴起义”的国防部预干局（局长蒋经国）代局长贾亦斌少将回忆说：“起义失败后，我辗转到了丹阳三野司令部，受到了陈毅、刘晓、曾山的亲切接见。6月任上海公安局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兼主任），任务是培训保卫人员。1948初贾到过台湾，拜会过彭孟辑，两人均是湖北老乡。此去受蒋经国所托，安排新任台湾凤山青年军第37军军长廖慷上任一事。事毕后，廖慷陪我到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处访问，对台湾情况有所了解。1950年1月调任三野9兵团联络部任台训团团长，参加解放台湾的准备。4月担任华东军区粤港工作组组员，前往广州、香港从事秘密对台工作。在香港身份暴露后于12月撤回上海。随后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敌工部副部长（部长张云增）。主要任务是向台湾派遣秘密人员，先后曾派张丽曼（台湾学者王晓波的母亲）、徐洪涛（蒋介石机要室副主任）赴台，意图策反蒋坚忍（蒋孝全，台湾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堂侄），张、徐二人后来均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据此可见台湾情治工作之严密，对捕获的中共地下人员均处以极刑，毫不手软。
实际上 ，从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宣布全省戒严后，进入台湾就已经很困难了。但当时有百多万人的国民党残军和家属陆续退入台湾，岛内一片混乱，尚有机可乘。到了下半年，台湾岛内开始加强了治安，局面渐趋稳定。如非特殊，进入台湾岛就几无可能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三野联络部训练的这批学员和情报特工，并未能按计划进入台湾本岛，只在沿海岛屿的解放和其他领域中发挥了作用。
1949年5月6日，杭州宣告解放，得悉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已各自溃退，青年救国团“青年总队”南逃到韶关时已溃不成军，残部逃往广州；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逃至上海，马克勤二弟马克余由上海来电已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袁之平曾急电潜伏在“绥靖总队”的马克余返回南京，但不久（5月27日）上海亦解放，在混乱中马克余未收到电报，亦随残部乘海轮逃至厦门。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21军61师（师长胡炜）183团解放了蒋介石家乡宁波奉化溪口。61师占领溪口后，毛主席和上级均要求部队保护好蒋介石故居，不得损坏。“金门之战”失利不久，61师参加了 1949年11月3日开始的“登步岛战役”，类似情况又出现了，61师虽勇猛异常，但损失惨重。幸亏胡炜处置妥当，撤退及时，否则战况极其危险。“登步岛战役”61师虽划归22军指挥，但英勇和灵活仍然是该部队的灵魂，此战“虽败犹荣”，但我军的“海空”短板也暴露无疑。
父亲写到：“5月中旬，就在江南各地区相继解放、我们在准备去台之时，忽由几年前保持秘密联系的中共统战人士、国民党中将、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罗震的弟弟找到了我们。此前，通过刘存真、罗震策反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第十九兵团中将司令张轸,张虽有起义意向，但一直未动手。开始张轸的想法是：中共应有高层领导与他谈，最好是中央委员；第二应有野战军的军方背景。他认为当时和他联系的中共开封和信阳地下党太年轻，不放心，这也包括他的亲友。
此时罗在南京的弟弟突然送来罗震自汉口发来的电报，希望与我军取得联系，说明情况紧急，马克勤及时向二野领导汇报了有关罗震及张轸的情况后，二野领导当即做出决定，急电汉口方面我军领导，速与张轸部联系，终于使张轸部二万余人在金口宣告起义（5月15日），第二天武汉顺利解放（5月16日）。在去台之前，有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确实令大家兴奋不已。”
张轸起义，是个复杂的过程，罗震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张轸在官场做事多年，是精明之人。当蒋介石退败之时，他也有了想法。抗战时阎锡山在三个鸡蛋（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上跳舞，他也想试着踩三只船：第一和中共慢慢谈，希望能保持现职和军队；第二和桂系靠近，希望能划江而治；第三和香港李济深保持联系，希望封上一官半职，走第三条道路（据说此中有诈）。但“狡兔三窟”，出路只有一条。
罗震（1899年-1987年），字东峰，河南南召县人。在宁夏省任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省主席马鸿逵）时，有一官场朋友周士观。周士观是马鸿逵的宁夏省暨第17集团军驻京办事处主任（抗战时为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周士观几度出国，思想开放，原为化学专家，后成为马家幕僚，马鸿逵对周士观多为倚重。周士观的女婿于伶为著名剧作家和电影人，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周士观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抗战开始，宁夏驻京办事处随政府迁到汉口，周士观与董必武、罗炳辉等人开始交往。到重庆后，周士观与周恩来有了交往，渐由军阀幕僚转变为民主人士。1945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时，还接见过周士观。
1929年，罗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后到青岛市任公安局长。1930年初，罗调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中将参谋长。1932年冬，任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排位仅次于省主席马鸿逵。后与马鸿逵不和，辞职而去。
1934年，罗震任南阳县长。1936年，升任河南第六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罗调往郑州，任河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罗震虽然和刘峙（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关系密切，但对中共抱有相当同情，1938年8月，中共一份报告明确将罗震定位为“中共的同情派，可以用”。
1939年，罗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长，1942年，汤恩伯派军队到嵩县、南召、鲁山等县剿共，逮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几百人。他尽力营救，促使汤恩伯释放被捕人员。1943年，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1944年秋，河南省政府改组，罗被怀疑和共产党有来往而免去省府委员。他遂辞去河南省干训团教育长之职，离豫赴渝。
1944年后，罗震曾先后在重庆、南京、信阳等地同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做统战工作。1948年9月30日，罗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开始接受中共的指示，策动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兼河南省主席、第17兵团司令张轸率部起义。
在重庆，周恩来化名“经理”，通过民主人士周士观与罗震联系，托罗震带口信与张轸，“经理说，先行动，其他条件好商量”，催促其在合适之时率部起义。在南京，罗震通过老部下刘存真与马克勤联络，希望通过马和太岳军区、二野等保持联系，等待时机。在河南等地，罗震则是张轸对外的联系人，罗震通过秘书李静之（进步人士，南阳/郑州专员公署秘书，“前锋报”创刊人，并特聘罗震为“前锋报”董事长），与中共开封工委方敬之（张子庸）、张尹人（张轸女婿）等在信阳直接做张的工作。
张轸当年谈判的条件满足了，但时机选择并不好，结果是起义暴露，张轸被扣，虽侥幸脱险，但起义人数大打折扣，原来号称十万大军起义，结果就只有二万多人了。
由于多方的努力，张轸在1949年5月15日宣布“金口起义”，5月16日，武汉顺利解放，罗震和地下党功不可没。1949年12月罗震在广西桂林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震先后任开封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河南省委常务委员、河南省文史馆馆员、河南省参事室参事。
1949年6月16日，毛泽东、朱德专门给张轸撰写电报，并交新华社公开发表：“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其中“贵将军一流人物”之评价确实少有。
关于马克勤、刘纯真（原罗震部下，后被马克勤发展为情报人员）等统战罗震、策反张轸“金口起义”之事在文献中均无报道。周恩来联系周士观，通过罗震策反张轸的事也几无提及，可见地下情报工作之隐密，但他们的英雄功绩和大无畏之精神并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笔者常有感叹，无论是公开战场、还是隐蔽战线，有两种精神令人敬佩，一是“不怕死”，另一是做“无名英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何患天下不太平”，应该就是指这种精神吧！
随着南京的解放，父亲的工作暂时告已段落，考虑到刘存真已追随我党我军工作多年，在战火纷飞中和马并肩作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他积极要求进步是一贯的，在“统战罗震、策反张轸起义”中有重要贡献，在此面临全国解放的前夕，继续将刘拒之门外，对今后工作是不利的，基于此情况，马克勤把自己的想法向袁作了汇报，提出吸受刘存真入党的建议，得到了袁之平的赞同，并由袁亲自批准刘的入党报告。
在赴台之前，父亲也着手处理了一些对敌的善后工作，“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专门委员室”在沪宁、津浦铁路沿线潜伏有七个特务小组，包括南京（鸡鸣寺、白下路、浦口）、苏州、常州、镇江、蚌埠等地共二十余人。原想再放放长线，但考虑赴台后，日久生变。经马报请二野情报处研究决定，责承鲁晋亲自交军管会公安局卢伯明转周兴局长，后得悉这七个特务小组同时被破获（1950年），一网打尽了。
三、目标台港、剑指高雄
1949年2月，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曾发一封致南京市政府的电文：“共军军事行动仍复进逼无已，爰经决定迁政府于广州，兹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广州办公。”国民党政府机关决定南迁。政府的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等）是必定要迁的，但二级以下部门，不太重要的部委，对于是否南迁吵成一团，大量的公务人员被遣散。
1948年12月10日，国共大战已见分晓，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市政府发出了“关于疏散职员眷属之训令”。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去了家乡溪口。李宗仁“代总统”搬进了总统府，但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成样子了。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宣布遣散80%的公务员工。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向何处去了。
此时，蒋介石想起了三个人对他说过的话：
第一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告戒于他：“内战不出湾，外战不出川”。此话的意思是，在外部战争中，中国的防线不会退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在内部战争中，中国的防线不会退到台湾以外的地方。这句话反映了四川和台湾在中国历史和地理上的重要性。四川因其复杂的地形，易守难攻，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而台湾则是蒋介石政权最后的避难所，象征着中国内战的最后防线。
第二是蒋介石宁波老乡、“军师”张其昀（浙大教授、历史地理学家，号称“陈布雷第二”）在1949年向蒋介石提出东撤台湾的几项建议：
台湾地处中国东南，北回归线贯穿宝岛，这里有着适合动植物生长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物产丰富、土地利用率高、农产品可以满足军民需要；台湾内部交通便利，源于日本占领期间打下的基础，用心经营的话，经济崛起不是难事。
台湾与大陆有着海峡相隔，十分利于防守，又处于太平洋西缘，台湾还能把控太平洋西航道，与美军远东防线相衔接，一旦爆发军事冲突，美国不会置之不理。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五十多年的民众，对于国民党政权有着天然的归属感。
台湾岛上还没有出现太多共产党潜伏人员，尤其经过“二二八事件”后，社会秩序得到整肃，四面环海形成的相对封闭环节，对于国民党当局极其容易镇压社会不稳定因素。
张其昀认为“国民党的去路，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此说不无道理。
第三是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给父亲蒋介石写过一封家书，在信中，他建议蒋介石力挽狂澜之余，一定要做好后退的打算。特别是那句“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这应该是蒋介石收到退守意见里最为中肯的。从时间上来看，蒋经国提出建议时正是蒋介石准备建设台湾的开始，面对自己的至亲也是继承人，蒋介石非常看重蒋经国的建议。
另外，蒋介石也没忘了自己在台湾讲过的话：
1946年10月25日，在庆祝台湾光复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台湾各界对蒋氏夫妇的到来表达了热烈欢迎。在他看来，多年的革命奋斗以及八年抗战，能够赢回台湾就是值得的，正如他在大会上说的那样：“中央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今后更应该刻苦努力、团结合作，扩展先烈爱国革命的精神与毅力，同心一德建设新台湾，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台湾民众的热情始终让蒋介石印象深刻，他也因此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知。
蒋介石最终认为：“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因此决定去台湾了。他命令自己的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又任命自己的长子蒋经国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但在去台湾之前，蒋一直住在台湾海峡中流的澎湖群岛，并没有到台湾本岛。一直到1949年5月21日，陈诚、蒋鼎文、俞鸿钧三人亲自去拜谒蒋介石，蒋才准备去台湾本岛。5月26日，蒋介石赶赴台湾，他乘坐的美龄号飞机在上空绕了很长时间，并没有去陈诚控制的台北，而是去了孙立人控制的高雄市。
此前，5月17日，身在舟山定海的蒋介石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发去电报，通知陈诚，他不日准备从舟山飞往台湾。在电报发出后，蒋没有等到陈诚的及时回复，他陡然起了疑心。尽管陈诚数十年效忠于他，但急剧变化的局势让他十分不安。于是，蒋介石临时改变了去台路线，决定经由高雄入台。因为在那时候，陈诚虽然是台湾省主席，但高雄还没有划入他的管辖之下。
5月26日，蒋介石乘坐专机抵达台湾高雄，他并没有因为到了自己的“地盘”就放心了，甚至于飞机靠在了停机坪，还不敢迈下飞机。这一天，孙立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二级上将）、彭孟缉（高雄要塞中将司令）专门到停机坪迎接蒋介石，他们眼巴巴地翘首张望，却久久等不到蒋介石从飞机上走下来。
孙立人跟随蒋介石多年，很能揣度蒋的一些想法。此时，他猜到蒋不敢下飞机是出于紧张，便直接走上飞机，向蒋介石报告：“这里都是自己人”。蒋听了孙立人的话，问：“我在此地安全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带着对前途和命运的不安，带着对台湾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心情沉重地走下了飞机。
但据徐复观回忆：“蒋公由溪口到高雄，预定在寿山小住，孙往迎接，蒋公下军舰时的第一句话是：“我在这里住，没有人讲什么吧？”孙对徐说：“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眼泪就要流下来，立即答复，这是中国领土，我在这里负军事责任，谁敢讲什么？”上述情景，他不止和我讲一次。”后来，徐复观也去寿山晋见了蒋介石，并提出有关改革组织的建议。
蒋介石到台湾后，立刻让蒋经国重整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并重建军队的政工制度，命蒋经国兼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进一步控制军队。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让蒋经国掌握了至关重要的情报和特务机关。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组建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担任秘书长负责情报和治安工作。1950年又建立了“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全面负责。原军统元老、国民政府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是指挥全岛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法务部调查局”（内务部调查局)、“国防部保密局”、“军事情报局”以及“中央党部”、“社会部”、“海外部”等部门的特务机构，特工人员在蒋经国管理之下密布台湾，人数增至五万人以上。
台湾省主席陈诚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局面，保持台湾安定。他规定大陆民众撤到台湾必须凭“入台证”才准入境，军队撤到台湾必须缴械才能上岸。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打到长江以南后，他又宣布台湾戒严。这一系列隔绝措施，避免了国民党在大陆崩溃时的混乱局面蔓延到台湾。同时，陈诚主导了“三大新政”振兴台湾经济，这三大新政分别是：台币改革，土地改革，扶持民营企业。逐渐，台湾局势得以稳定。
1949年12月8日，国民党台湾当局“行政院”迁台北，并于第二天正式办公。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台北。台湾当局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全力进行战时动员，表示要坚决反攻大陆，与中共解放台湾的战略决策相抗衡。这样，海峡两岸的关系处于武力对峙的紧张阶段。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公开地指使各方上“劝进表”，逼李宗仁退位。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限李宗仁3日内返台，否则便算其放弃“总统”职权。由于李宗仁未能遵守蒋的时间表，国民党中常会便于2月23日决议，请蒋早日复“总统”职。2月24日，“立法院”召开会议，331名“立法委员”一致通过了请蒋介石复“总统”职的决议。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视事，并发表复职文告，鼓吹要“扫除中共，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之民有民治民享国家。
之前，1949年11月28日，蒋介石派朱家骅、洪兰友到港，把1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会所作的决议交给李宗仁。
决议文如下：“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能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1949年11月29日李宗仁让程思远去新宁招待所，把住在那里的朱家骅、洪兰友二人接来太和医院，当面告诉他们：“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的约束。”朱家骅等闻语面无表情离去。
蒋李关系从此绝矣！
1949年12月2日，程思远向财政厅长韦贽唐提取了15万美元，作为李宗仁赴美旅费。程思远同时向香港泛美公司办好包机手续。程思远还在叶公超那里办好了随行人员的护照。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从香港飞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医院，彻底治疗他的胃溃疡。在启德机场，李宗仁留给了程思远一封信，让他转交给白崇禧。
李信中说：“希望白尽速集结主力，脱离接触，退到海南。只要兄能控制海南局面，弟病愈后即力疾归来与兄共同奋斗。”显然，白崇禧主力如能退守海南，李宗仁是准备回来的。
1949年5月下旬，赴台“特别小组”马克勤等带着新的使命，依依不舍地离开二野情报处的领导和战友，告别了南京，踏上了新的征途。当天到达上海，根据上海有关领导的指示和决定，先进入香港，然后设法公开进入台湾。但也考虑到大家都是第一次去香港，人地生疏，需事先有个立足的地方，才有利于下一步的工作。基于这种考虑，马设法找到了原中国“工合”晋豫区办事处共事的赵叔翼，通过他的协助，把大家介绍给他的同学，上海轮船公司的经理，并在香港设有分公司的吴志贤先生，他不久即去香港工作，经赵叔翼介绍后吴愉快地接受了委托，同意与马等同行，还允到达香港后，负责安排大家的临时住宿问题。由于这一问题顺利解决，上海的领导感到很满意，袁、马等心里也感到踏实了！
父亲回忆：“五月末的江南，已是开始闷热的时候，上船这天，天气特别晴朗，由于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开往香港的轮船，码头上候船的人特别拥挤，加上海关检查极为严格，迟迟不能上船。焦急和闷热相互影响，所有候船的人都汗流浃背了。护送我们的人也暗自为大家担心，但还是尽量的保持着平静，深怕影响我们的情绪。检查终于通过了，大家等终于顺利地登上了轮船，紧张的心弦才得到放松。船上响起了震耳的马达声，轮船虚虚地摆动着，终于开航了。我们急急忙忙地找好座位，大家才安定下来。客轮里的乘客仍来往不绝，都忙着找个合适的坐位，在人群中我们发现了吴先生，彼此心照不宣地打了个招呼，没有作公开的交谈。轮船缓慢地驶出吴淞口后，加快了马力，不久进入了公海，经过两天一夜的不断运行，终于到达香港。当轮船停靠码头后，我们尾随着吴先生下了船。一眼看到的是一个花花世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们的服装与这里极不相称，当吴先生把我们引进他的公司时，他的同事都为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惊讶！不难看出，他们已断定我们是大陆逃来香港的难民，但也说明，我们的化装是成功的。”
“在公司没有停留多久，吴先生又带我们过海去九龙，把我们送到九龙皇后 大道某街陈先生家中，陈是吴的亲戚，在中国民航工作。经过吴的介绍和说明，得到了陈先生的热情接待，当即为我们安排了住房，生活上亦得到照料。至此我们征途中的第一站，进入香港的计划，圆满地实现了！
但到香港后，鲁晋却接到二野情报处命令，返回南京，做进军西南的准备。鲁晋回二野情报处后，组成先遣侦察大队和18军一起参加了解放西藏的战斗。
马克勤写到：“在未出发前，得知刘存真的家属已在台湾，他能通过家属代办入境手续，到达香港不久，刘就收到了入境证，他是第一个进入台湾台北市的。生活安排好后，我就赶去会见徐复观，其时徐正在香港。”
1949年3月徐复观在溪口坟庄和蒋介石午餐时，提出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蒋同意并资助了四万五千元，5月“民主评论”在香港出刊。香港九龙是“民主评论”总社，台湾的是分社，徐的家安在台中，因此徐常往来于港台两边。
“事情很顺利，马与徐复观及原中央党政军联秘处的其他人员都见了面。此行，对蒋介石南逃掌握了更具体的材料。蒋不是一开始就决心逃台湾的，原想重返重庆建都。在这个问题上，蒋较长时期内处于举棋不定的局面，但我们到达香港后，国内形势是急转直下，蒋才下了远逃台湾的决心。在广州，马克勤还与“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一些逃难者相遇，其中绥靖总队的一个中队长许昆，是厦门逃来广州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残部逃到厦门时已是溃不成军，处于无人过问的局面，多数士兵，都以讨饭为生。许昆还特别介绍了马克勤潜伏在绥靖大队的弟弟马克余及陈海根、张成才三人的近况，知道了他们的下落，和其他士兵一样也是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基于上述情况，国民党逃往台湾已成定局，因此便向徐复观提出去台湾工作的要求，得到了徐的支持，徐当即写信给台湾高雄市长刘翔，介绍了马克勤情况，请刘翔设法解放入境问题，并安排工作。任务完成后马克勤返回香港九龙。”
袁之平听取马克勤的汇报后，非常高兴，除等候刘翔的复信，作好去台准备外，他对困在厦门的马克余等人极表关切，当即责承马克勤写信通知克余等人来九龙，但还没有等到马克余的到来，马克勤就收到了高雄市政府发来了“入台证”，于是，马克勤先打前站，离开九龙，单身进入台湾了！
马克勤于5月底在台湾基隆市登陆，然后乘火车直达高雄市（高雄旧称“打狗”），当即拜会了高雄市长刘翔，与刘翔的相会并未使马感到生疏，远在1944年马在重庆工作时，已在徐复观家中见过面，1947年夏季，又在南京得到徐复观的授意，专程去山东济南探望过刘翔，当时他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府简任委员、山东省民政厅长，高雄市的见面是第三次，应该说是“老相识”了，已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因此彼此谈话都较随便，没有什么拘束感了！也许是刘早已收到了徐复观的来信，对马等人的工作已事先有了安排，谈话不久，刘一方面责承专人安排住地，同时还当面宣布，任命马克勤为高雄市政府行政股长职务。至此，第二步预定计划已实现，真是又紧张又高兴！
上述情况，马及时转告了在九龙的袁之平等人，并要求他们寄来照片办理入境手续，作好来台的准备工作。收到袁的回信后，得知马克余等人已到达九龙，悬挂已久的心事终于放下了。当即趁热打铁，及时找到刘翔，以自己的亲属为由，说明袁之平等逃到九龙，生活无着，欲来高雄谋生，希望得到刘翔的帮助，解决入境和工作问题，刘愉快地接受了请求，让马直接与人事部门接洽办理，刘的指示，如同“圣旨”，人事部毫不犹豫的照办了，没有几天，“入台证”均已到手，便火速寄往九龙。1949年6月中旬，袁之平等4人顺利来到高雄会师，入台计划全部实现，这在当时是件激动人心的事，大家都为此暗自高兴！
随着袁之平等的到来，落实他们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尽管刘翔事先有所应允，但同时为四人谋求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里总有点不踏实，还应及时争取落实。因此，马再次找到刘翔，摸清他的打算。刘对马克勤的弟弟马克余等人曾参加刘培初的绥靖总队是早有所闻的，知道都当过兵，就提出让马克余等三人参加高雄市政府的保警队，从事市府保卫工作的建议，考虑到这一安排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马克勤就欣然同意了。但对袁之平的工作未当场明确，答应以后设法解决，这虽是美中不足的一点，但一次已解决了三人的工作，已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也就心满意足了！
刘存真得讯及时赶到，并汇报了他的活动情况，据他估计，他有可能打入一新的特务组织，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台湾本土，有计划在香港、澳门、日本等地区和邻国扩大特务活动，目的是通过多渠道打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刘特意征求意见，希望能作出决定。大家认为，刘提供的情况是可取的，能打入新特务组织，对控制国民党派遣特务的内幕情况，是最有利的条件，更符合斗争形势的需要，因此都积极支持他，争取打入该组织，刘的工作明确后，他及时返回台北。
父亲写到：“这次奉命来台工作，原计划仍以原国民政府军令部驻延安第18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为“策反”对象，进行情报工作，由于徐未到台湾，后经他的介绍在高雄刘翔手下工作，其条件仍是比较理想的，刘、徐之间是知交，马克勤与徐复观的友好关系刘翔早有所闻，且与他本人也有过直接往来，所处的环境是比较理想的。何况刘翔在济南战役中，曾被我军俘获，经教育后释放，在他的思想中应是有一笔帐的，这一点，今后还有可利用之处。基于上述条件，我们直接在刘翔领导下的高雄市府公开工作，对情报工作是极为有利的。”
“刘翔是湖北人，黄埔军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受过高等教育，是个文雅、具有文人学士风度的人物。他性情开朗，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广交朋友；骑马、打猎、跳舞、下棋，样样都喜欢，生活情趣极为广泛。但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从不马虎。因此和他共事的人，既不感到拘禁，又非常尊重他，在国民党要员中是少有的人物。正因如此，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高雄市位于台湾南部，是重要的海军基地。铁路贯通南北，海运四通八达，交通极为方便。高雄市以南的寿山，虽海拔不高，但能对东南海域一望无际；山上遍布暗堡和重炮、高射炮阵地、直接控制东南海域；再往南不远是海军司令部左营，寿山由东到南，构成了天然的军用良港，舰船隐蔽其中，不深入其境，极难为人发现，地势极为险要。”
寿山位于高雄西子湾，即“高雄要塞”。蒋介石到高雄就住西子湾行馆，行馆靠海，蒋每次到高雄，附近海上就停有军舰，据说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经验。蒋到高雄后不久，就到高雄要塞、左营海军司令部、机场等军事重地视察。高雄作为台湾最大军用海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大型海空基地均驻于此，解放台湾能否成功，此处是一大威胁。原计划并未料能到高雄，真乃天赐良机。据说张学良也被软禁于此，虽与盟兄近在呎尺，两人并不见面。
基隆港（左上，1950），高雄车站旧址（右上）
高雄港（左下），高雄港（右下，1950）
“由于刘翔社交广，举行大型舞会较多，布置多由马克勤负责。马在重庆做过宣传队，吹拉弹唱皆会。这些舞会的设计美观、雅致、效果良好，常得到刘翔的赞赏，刘常在一些党政要员、军队将领面前称赞马克勤，从而结识了一些朋友，为马克勤扩大对外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每当刘翔被邀请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常喜欢约马克勤同往，因此马得以多次进入高雄要塞和海军基地内部，掌握和记录下许多重要军事机密。”
“我们到达高雄时，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刚刚立足之时，其主要精力是加强在
台湾的防御布置，并梦想反攻大陆，积极开展向大陆派遣特务的活动，其登陆重点，是以广州、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为主，其中香港、澳门两地，因条件有利，成为国民党特务最活跃的地方，多利用偷渡办法潜入大陆，其他地区的特务派遣，除个别采用空投外，多是乘木船靠近沿海登陆。1949年7月，以山东省新泰人士董少羲为首的特务组织派出40人，乘木船计划从福建沿海登陆，途中因遭到暴风雨袭击而翻船，除一人生还返回高雄外，其余39人全部葬于海底。事发后，高雄市举行了追悼大会，表彰了这批“烈士”。董少羲是马克勤在山东新泰第一高等小学上学时的老师，和祖父马景伯共事多年，马和董在高雄见过面，证实了此事。”
董少羲（1885年-1979年），清末秀才，名永和，字少羲。新泰北寨村人。
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同盟会组织的烟台起义。1928年任新泰县教育局局长兼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并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同年5月，组织青年学生及广大群众，到城外迎接国民军北伐部队。1933年，国民党县党部内各派系间互相倾轧，董被撤销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县教育局局长之职。1938年1月，日军侵占新泰，董出任秦启荣在当地组织的抗日队伍第八梯队司令员，并任新泰县县长，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1948年3月，被选为国民党“国大代表”。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他的学生梁竹航（名茂修，字竹航，国民党新泰县党部执行委员。1945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后任中央财政部粮食总局局长）等劝其留下来从事教育事业，他执意南去，1949年到台湾。
祖父马景伯（1894年-1978年），新泰城西南关马家胡同人，知名乡绅，名中医。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前后，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新泰县党部执行委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马景伯与董少羲等人一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新泰县“新文化促进会”，以新泰县第一高等小学为阵地，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1928年，北伐军途径新泰县城时，马景伯与梁竹航等国民党人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以支持北伐军。抗战前夕，祖父任新泰县教育局副局长，闻听日寇将至，他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主张。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新泰，担任了国民党县参议院的副参议长。不久国共分裂，马景伯利用他在国民党里的地位，保护了不少进步人士，并利用自己的医术帮助乡邻。解放战争打74师时，国防部长迟浩田是解放军营部文书，部队曾驻扎在新泰祖父家和马家胡同（马景伯的祖上马现是清道光从三品游击将军，住宅曾是游击将军府，院子很大），迟浩田和马景伯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少年后迟浩田仍然能记起祖父的名字和马家胡同的老槐树。
父亲回忆：“随着国民党在台湾的逐步稳定，反攻大陆的口号就愈来愈高了，为了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他们除以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视作是“起死回生”灵药外，还积极策动潜伏在大陆的一切反动势力，作为反攻大陆的配合力量。通过在刘翔处的工作，马克勤秘密劫取了国民党制定的“滇、桂、黔武装计划”这一重要情报，这是国民党从事大陆破坏计划的一部分。”此情报后交三野粟裕司令员，经调查情报为真。此情报对于解放大西南、消灭潜伏敌特具有重要作用。
“到高雄市虽时间不长，但工作已顺利开展起来，台北的刘存真已打入新的特务组织，在高雄市府工作的马克余等三人，均已走上岗位，专门负责高雄市府的门卫工作，马克勤不仅有了公开的职业，并与刘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得到了刘翔的信任，到同年8月底，高雄市政府决定建立单独的电台，刘翔还明确让袁之平负责该电台工作，这个意想不到的公开职业，是梦寐以求的，如能实现，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情报传递问题，对整个情报工作的开展是极为有利的。但正当我们高兴地等待这一美好愿望实现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
这是1949年10月10日，国民党的双十节，马克勤忽然收到一份由香港某轮船公司发来的加急电报，全文是：“你父病重，速返。”这份出其不意的来电，使我们都惊住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袁之平、马克勤当即作了认真地分析，最后的估计是，我们入台计划可能出了问题，是通知我们撤退的电报。但如何撤退？怎样向刘翔作出解释？又不能不使我们作认真的考虑。袁认为，在台北的刘存真与我们的牵连估计不大，可不撤离台北，但也不必通知他，以免引起意外。其余的人，均应分期分批撤离高雄市。至于如何向刘翔作出解释的问题，马认为，要考虑到今后仍有来台工作的可能，应留有余地，以电报内容为由，比较符合实际。意见得到统一后，马便向刘翔作了汇报，办理请假手续。说明妥善处理好家父重病之事后，重返高雄工作，请求刘翔保留名额，尽快返回任职。当得到了刘翔的批准，事后便按原计划，袁、马从高雄到台北，乘飞机离台，飞香港，克余等三人由高雄乘船回香港。1949年11月初5人回到南京，撤退计划顺利完成了。
刘存真是假名，父亲在回忆文中一直不说其真名。笔者在写文时突然顿悟，刘存真的意思是“真存留”，其后通过调研终知端睨。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但直至1988年底父亲离世，从未暴露刘存真的真实姓名，真是至死不忘情报工作纪律！
写到这里，笔者在想，是何原因要全部撤回呢？如是“父病重，速返”，那也只需马克勤、马克余兄弟二人回去就可以了，其他三人根本无必要，这样势必会引起台方怀疑。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父亲在高雄市国民党高层“工作”，对当时台湾和高雄的形势是一定清楚的，至少有所耳闻，催回电报一定另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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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勤特工生涯（1949-1952）：奔赴台港澳的历史背景和战斗征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