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马明潜 张东生执笔
前言：
上文写到，1949年5月底，马克勤和赴港台“特别小组”奉二野李达参谋长命令，首次从香港进入台湾，经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介绍，马克勤等5人由高雄市长刘翔安排，马克勤担任高雄市政府行政股长，二弟马克余等三人担任市政府保警队警察，特别小组负责人袁之平等待安排有关市政府电台工作，一切似很顺利。但在1949年10月10日，马克勤忽然收到香港的加急电报，全文是：“你父病重，速返。”袁之平、马克勤分析后认为我们入台计划可能出了问题，是通知我们撤退的电报。经过商讨，马便向刘翔作了汇报，办理请假手续。说明妥善处理好家父重病之事后，重返高雄工作，请求刘翔保留名额，尽快返回任职。当得到了刘翔的批准，事后按计划，袁、马从高雄到台北，乘机飞香港，马克余等三人由高雄乘船回香港。1949年11月初五人回到南京，撤退完成。刘存真仍留台湾。
马克勤回到南京时，二野已去西南，根据马的情况，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和二野首长商量，决定马克勤留在三野情报处（情报处长徐宗田）继续执行解放台湾的情报工作，袁之平返回二野。三野秘书长陈同生将粟裕的决定转告了马克勤，并与马克勤夫人王芸仙商量，由王芸仙执行掩护任务，协同马克勤再去台湾高雄，任务是获取一切有助于解放台湾的情报和策反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官员。出发时间定在11月底、12月初。但去前了解，此时与6个月前去台相比，岛内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1、“光明报事件”：台湾地下党遭破坏的起点
1949年初到10月，台湾地下党活动频繁。特别是“光明报事件”，引起了台湾警方和蒋介石的注意。
1949年3月26日，台师大和台大学生因交规问题遭警察殴打，群情激愤的学生包围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提出要局长出面赔礼道歉、处分打人的警察并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次日，两校大学生在台工委组织下，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并包围台北市警察总局，高呼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引发蒋介石政府的注意。3月29日，校园举办营火晚会，高唱歌曲，消息传到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耳中，陈断定此事决非偶然，一定有中共地下党在幕后策划，遂决定镇压学生运动，4月6日军警包围了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引发学生反抗，100多名学生遭军警逮捕入狱，其中7名学生被枪决。这就是“四六学潮”。
“四六学潮”鼓动的反蒋浪潮，让台湾地下党有些得意。学潮事件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该报是基隆工委的所属刊物），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得知此事，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尤其彭孟缉被骂得最凶，他稍早之前曾当面报告蒋介石，台湾的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当时，南京、上海已丢去，东南半壁也行将落入共军之手，蒋介石满脸怒容，训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到底是哪里来的。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警察局抓到持有《光明报》的四个台大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1949年8月14日清晨三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在讯问过程中，钟浩东显得很顽强，但是，一条宝贵的线索，把《光明报》串连上升到更高层级的地下党高干。当时钟浩东显然已经被日以继夜的讯问整得濒临崩溃边缘，他忽然反问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但是，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地下党派在台湾的头面人物。这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见“老郑”这个名字，特务根据先前散发《光明报》的台大学戴传李作的供诉，得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么如今可以合理推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应该是比钟浩东层级更高的人，可能是台湾地下党最高层负责干部。
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四十四个地下党，钟浩东、蒋碧玉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枪决。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这时，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个正着。讯问过程中，特务告诉李汾，地下党基隆工委已经瓦解，台湾地下党很快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李汾说:“或许在你们破坏台湾地下党之前，台湾就已经解放了！”特务使出威吓手段:“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你可能活不过下个月！”
负责全案的保密局上校侦防组长谷正文（原名郭同震，中共叛徒），做特务很有一手，他认为李汾心理上已经屈服，所以，他释放了李汾，意在放长线。过了一个多月，1949年10月中旬，李汾突然回到保密局高雄站，自首意图明显。谷正文连忙赶到高雄。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级和他约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于是，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民（“老钱”）、委员朱子慧在同一天被捕。保密局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簿里，又发现了“老郑”两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讯问到最后阶段，陈泽民终究熬不住刑讯的疼痛，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1950年1月29日，“老郑”在住处被抓，当时，抓他的谷正文并不知“老郑”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蔡在陪同“保密局”情治人员追捕其他“匪徒”时脱逃。1950年4月25日中共台湾省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简吉在台北被捕，蔡孝乾随后在嘉义竹琦再次被抓。
令人费解的是，前后几个月时间，连续多名台湾地下党高层领导被捕，似乎并未引起地下党的注意。1949年12月底，台工委还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并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他们认为，如果不出意外，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和我军里应外合，台岛就能回到人民手中。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郑”出事了。1950年1月底，几个月没有去落脚处的“老郑”突然出现在台北住处。
回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在第一次去台期间，于1949年10月这个时间点从香港发给“特别小组”的紧急电报是否是香港联络站发现了问题？还是为了防范危险所做，不得而知。但回大陆后知道，要求“特别小组”返回二野是真实的，据说二野为解放大西南，情报工作特别紧张，人手不够，而且解放台湾的任务已明确由三野去执行了。现在看来，若是后者，的确不必把“特别小组”调回。但回过头来想，这种高度机密之事也不是两部之间能提前协调和预料到的。
2、再赴港台，伉俪同行
父亲回忆：“1949年11月，袁之平、马克勤等回到南京，在王芸仙处看到了二野情报处留给袁之平的信件，通知袁之平等回南京后，持信与华东军区（三野）联络部长、南京市军管会秘书长陈同生联系，然后再归建二野情报处。我们当即拜会了陈同生，并向他汇报了在台湾高雄工作的开展情况，陈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对在高雄的工作赞叹不已，认为工作条件太理想了，虽工作时间不长，但已顺利开展了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把我们调回来，未免太可惜了。他在高兴之余，气愤地批评了二野情报处的草率行动，认为他们这种作法，完全出于他们的本位主义，是极不应该的！他那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们调回的不满情绪，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使我们感到惊讶！特别当陈同生提出，希望我们重返高雄市工作的时候，袁之平感到为难了！
在从台湾返回大陆的途中，大家发现，台湾戒严后，国民党军警特对海关出入境管理极为严密，不要说进来，出去也是不许可的! 要安然回大陆，不是一个电报就能走的。这时候，马克勤的身份就起作用了,如：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副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少校秘书、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密处总干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本部中校秘书、高雄市政府行政股长，每样拿出来都有用，加上高雄市长刘翔对出境的批准，可以说从台湾到香港，到大陆、再返回毫无问题。但是，换个人就不行了，即便是有台湾香港的亲戚，也未必有用。
当时，袁住在陈同生家里，除了详尽汇报外，想必探讨过有关问题。经过考虑后，袁之平向陈同生、马克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勤重返台湾是有条件的，特别在撤离之前，曾向刘翔表示有重返高雄工作的愿望，马克勤不会引起什么怀疑，但作为袁之平本人来说，就值得考虑了。袁认为，他作为马的亲属或朋友，以逃难者身份去台湾，并托刘翔谋求职业，乃人之常情；又同期离台返回大陆也容易解释；而同期重返高雄市，就会使人费解了。因此袁之平表示，他不宜再返高雄，陈同生认为有道理，同意了袁之平的意见，决定由马克勤单独行动。后来袁又提出，马克勤夫人王芸仙尚在南京，如不陪同马克勤去高雄，不足以说明马克勤决心离开大陆的诚意，会引起人们的议论，甚至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为了马克勤的安全，并顺利的开展工作，决定由王芸仙陪同和掩护，共同去高雄市政府做卧底潜伏。此建议虽有道理，但对于母亲来说，那就是生死考验。
至此，马克勤将与最亲密的战友袁之平“分道扬镳”了。结束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领导下的情报工作后，马即将进入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情报处。此事汇报至粟裕代司令员处，当时粟裕正忙于准备解放台湾之事，特别希望能派人去台湾搞情报，由于台湾控制极严，一般特工根本进不去，得知此事，粟裕立即与二野领导协商，二野最终同意马克勤留三野情报处，具体事宜由三野情报处长徐宗田负责。对于重新返台计划，陈同生将请示粟裕后的意见转告了马克勤。
之前，母亲王芸仙虽然参加了“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的地下情报工作，但并无军队身份，也还不是党员。归二野后，袁、马等去港台，她留在南京。她在重庆时是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学生，因学习优秀留校工作。抗战胜利后，学校回南京，母亲在学校工作，在中央医院等处带学生实习。后在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附设产院（现南京妇幼保健院）、南京卫生局下属卫生所工作，待遇好，工作稳定。此去台湾，危险不说，工作也将失去。
母亲并非胆小之人，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危险面前，“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她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掩护袁之平、马克勤等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家就是联络站，何曾没有风险！在去之前，母亲还是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马克勤再去台湾，并由我同行”这个决议，开始是不肯接受的。一方面认为做情报工作要“隐姓埋名”，不如正规部队“光明磊落”。另一方面南京二野情报处对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做了妥善安排，而现在看到马克勤的战友都回了原部队，离开他们心里确有不舍。 再看看，新中国已成立，谁不想过幸福安定的生活呢？
军令如山!母亲当然想的通，那个年代的革命者，有谁个人不服从组织？马克勤第一次去台时，祖父母还住在南京，马克勤是长子，但那么多年，为革命风里来、雨里去，那有时间顾得上家呢？真是“忠孝不能两全”！祖父母已经多年没有见到大儿子了，家乡多年战乱，生活困难，刚刚到南京（1949年2月）投奔儿子不长时间，就又要分别了。
祖父写到：1949年夏，因二野要去西南，马克勤正在台湾，“二野政治部遂赀助祖父母回新泰，并发给通行证明。祖父在南京认识了袁之平、周知等人”，知道儿子从事的是十分危险的工作，但儿子在党在国，身不在己，这还是清楚的。
1949年12月初，马克勤、王芸仙告别了战友、亲友，带着党和军队的期望和使命踏上了征途。不料，从马克勤第一次去台到此间仅过了半年时间，台海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1949年6月18日，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卅八穗五字第四八九六号令》，宣布从6月26日零时开始，关闭北起辽河口、南至闽江口的中国领海，禁止所有外籍船舶和航空器进入，以封锁大陆海岸线为目的的“关闭政策”就此出台！在执行封锁任务期间，国民党军舰艇甚至不惜与英美撕破脸皮。依据这个计划，国民党封锁了秦皇岛、天津、永嘉、宁波、上海等重要口岸的沿海区域。并向全世界宣布：在上述海区“严禁一切外籍船舶驶入”，“一切海外商运均予停止”。随着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台湾当局实施海上“闭港”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凡是他们能够到达的沿海港口、近海航道和岛屿都实施封锁。美国对台湾当局的“闭港政策”从默认到公开支持。尽管美国的商船也遭到过袭击和截留，但美国政府依然从所谓“大局”出发，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台湾当局。就这样，国民党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稽查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没收与大陆通商的货物。重点查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轮船，并巡逻台湾海峡。蒋介石和美国对海上封锁寄予很大希望，1949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断言：“关闭匪区港口，断绝航运，摧毁匪区经济。”这种局面的确给新中国的国防、经济造成了极大影响。
为迅速打破这种局面，1949年10月，毛主席发出了“（三野）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的指示，随后，解放台湾的第一阶段发起，即解放金门的舟山群岛战役。但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加之我军海空军力量过于薄弱，空中没有空军掩护，渡海登陆只能用木帆船，因此10月25日的金门战役和11月3日的定海登布岛战役均遭失败。
两次战役的失利，使粟裕认识到现阶段我军还不足以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为此他在12月17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原来预定1949年冬季打台湾，但是由于有关单位都没准备好，不能打了。”这样，第一次定于1949年冬季攻台的计划取消了。从当时的条件看，全军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解放台湾的能力。不仅海空军力量严重缺失，而且陆军对于海战还不熟悉，严重缺乏对于离岸较远的岛屿的攻击经验。为了给各部队充裕的准备的时间，粟裕将军将第二次攻台的时间定在了1950年春季。
这次父母是从天津乘船去香港的，约一周左右到香港九龙，然后与台湾高雄刘翔取得了联系，在九龙等待入台证。于1950年3月到达高雄市，因离职日期较长，马改任高雄市服务站副站长，情况仍称顺利。
到台后发现，台湾的情势越来越紧张，特务军警经常抓人。特别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6月发生了三件大事，导致台湾原有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大翻盘，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得以苟延。除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解放台湾计划推迟外，另外两件大事是：中共台湾领导人蔡孝乾被捕、朝鲜战争爆发。
3、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抓获后“逃走”，4月蔡再次被捕叛变，供出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组织情况和全部领导成员，导致中共台湾地下组织遭受灭顶之灾，四百多名干部被捕，大部分被处决。随国民党进入台湾继续潜伏的许多地下党暴露和牺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石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4名领导人均被逮捕，1950年5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了蔡孝乾、陈泽明、洪幼樵、张志忠《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称愿最后以台湾省工委的资格对全省中共党员进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自首”。这份声明对于台湾的地下党员确是一个致命打击，很多人感到震惊迷茫，且真假难辨。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蔡和另外叛变的陈泽民、洪幼樵等人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上图为吴石的长子、河南省冶金厅总经济师吴韶成收到的“关于给吴石同志以烈士称号的函”。
关于“吴石案”的原因，一般均认为与蔡孝乾叛变、朱枫被捕（朱湛之）有关。1949年11月25日，中共华东局女情报员朱枫从香港乘船，27日抵达台湾基隆，在赴台期间，与蔡孝乾接上头，随后与吴石联系并秘密会晤多次。根据陈泽民口供，国民党保密局在1950年1月29日逮捕蔡孝乾后，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国防情报给中共,交待了朱枫（又称陈太太）的联系电话。在敌特威逼下蔡打通了朱枫的联系电话，电话那头称“陈太太”两天前乘空军的飞机到定海了（有说是乘船）。
此前，蔡孝乾得知“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随即隐蔽起来，并在1月22日留密信给“陈太太”，要朱枫火速撤离，越快越好。朱特地去吴公馆将此事告之了吴石（大舅），并说“她和“大舅”、分店老板“老郑”都是单线联系，绝对安全”，且“老郑绝对可靠，即便哪个环节出现了差错，也不至于影响大局。”但从实际情况看，朱枫一人和两人有横向联系，应该不是单线联系了。
由于中共情报人员联络方法出现横向交叉的漏洞，国民党保密局寻迹追踪，终于发现蔡孝乾、朱枫、吴石之间的相互联系。1950年2月18日朱枫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定海抓回台湾。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
另外，笔者近来研究发现，事情可能并不那么简单。1962年，原国民党第121军中将军长、蒋介石亲信李以劻曾撰“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一文，文中李以劻明确写道：“吴石有通共嫌疑，为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告发”。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6月蒋介石召开“福州军事会议”之前，当时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王调勋任保密局福建站站长。
“福州军事会议”召开时间是1949年6月21日上午9时30分到下午2时30分，地点在福州市南郊机场办公大楼，参加的人员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褔建省主席朱绍良、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及独立第50师师长李以劻等副师长以上80余人。
李以劻：又名力国，广东电白人。蒋介石总统府参军兼华东战地视察官，国防部高参兼粤桂南区总指挥部参谋长。1948年初蒋介石特派李以劻由南京到福州任独立第50师师长（全美械师）、第5军副军长、第121军中将军长，1949年8月在福州战役中投诚，但不久便进了俘虏营，在功德林改造10年后于1960年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1980年，李以劻投诚的事实被查证，上级把他的特赦令收回，给他换了一张投诚将领的证明书。之后，李以劻先后担任第6届、第7届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后李以劻与末代皇帝溥仪相识，传出一段佳话。
在“福州军事会议”会后 ，蒋介石召集将领个别谈话，召见的有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李以劻等9人，但无吴石。李以劻为最后召见，谈话时间最长。蒋介石向李以劻核实有关福建朱绍良、吴石的内部情报，特别问李：“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论调，并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吗？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吗？你可以谈谈他的情况。”李回答：“在陆大时，吴调柳州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的课。 1947年在国防部工作见过几次面，1949年5月底吴来福州，邀请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时说过，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从战略战术诸方面来说，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等等。”蒋随即记下。
王调勋：中共叛徒、国民党保密局福建站站长。王是保密局元老、上海警察局长、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毛森的老部下。1949年8月12日下午 ，人民解放军福州战役的外围战斗已经打响，毛森由厦门乘飞机前往福州，住在塔巷38号王调勋家中。第二天早上，王调勋以欢迎毛森的名义．通知在福州的特务骨干到他家开会。毛森当日签发委任令，王调勋被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北纵队司令；魏耿（中共叛徒）、魏凯文分别被封为闽北纵队闽江左岸支队司令、副司令；郑琦 、陈荣则成了闽北纵队闽江右岸支队司令 、副司令。魏耿接过委任状后 ，当即表示第二天就把家眷全部送往台北，以便全身心投入“敌后”游击斗争。
1949年8月14日，吴石突接台湾林蔚（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代参谋总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二级上将）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接电后，吴石与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吴仲禧（国防部中将部员）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吴石对于自己是否暴露，并不清楚，但可能已有预感。8月16日吴乘飞机去台，8月17日福州解放。在1949年10月初，吴石曾到香港与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站负责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委驻香港负责人万景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长）接头，商定了今后的联络方法。
此前吴石、蔡孝乾与中共香港站的联系是两条单线，即由聂曦与吴石联系，刘青石（刘英昌，台湾八堵人，中共台湾地下党交通员，1954年被捕，后脱逃返回大陆）与蔡孝乾联系，双方无交叉。但后来却成了朱枫和蔡孝乾、吴石直接联系，形成了两条横向关系，这种安排风险极大，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调吴石去台的手谕和急电绝非偶然，不去台就坐实了吴的“中共卧底”身份，去台则合蒋意。问题在于后者，对于吴石原任的国防部史政局长（原称史料局长），国防部参谋次长并非明升暗降，而且比国防部次长更有实权，是一要职，可以接触大量一手军事情报。蒋介石明知吴石有共党嫌疑，为什么这么做？大概率应该是藏有目的。
8月17日福州解放后，王调勋领导的国民党残军先后改番号为“福建反共救国军闽北地区司令部”、“福建省海上保安纵队”，即海保部队，该部分别占据了福建周边的一些岛屿。在1949年底，国民党74军、马尾海军巡防处与保密局王调勋的海上保安部队相继撤退至马祖列岛，使得马祖列岛全境进入了“军管时期”。
李以劻
另外，还有一件“徐会之共谍案”影响很大。徐会之曾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长、1949年任总统府中将参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12月在重庆迎接解放。
徐会之虽为国民党军政界要员，但一直支持革命，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徐会之夫人刘先知老人回忆了和徐在1950年7月分别的一幕，她说：“徐会之告诉我，他要去执行特别任务，在未去台湾之前有人劝他不要去，他却认为国家利益高一切，没有选择余地，即使是献身也是值得的。我问他什么时间见面，他说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也许那天你带着家乡黄土和鲜花放在我墓前。”徐1950年11月经香港赴台湾，因涉及“共谍案”被捕，1951年11月18日被台湾当局秘密枪决。
台湾地下工作，常常死无对证，导致真相长期不明。近些年有观点认为，徐会之是中共“卧底”，负有重要的特殊使命：“中共党组织考虑到徐会之在敌营中身份特殊，地位较高，人事关系较多，决定派他到台湾从事策反及情报收集工作。”徐会之之子刘凡说：父亲“在董必武同志的推荐下，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为祖国的统一和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他们的说法是可信的。
国民党高级将领滕杰（中将、国大代表、最后一任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南京特别市市长）曾披露说：“有一位军校第一期学生徐会之，抗战时期当过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我当厅长的前任就是他。他这种出身和经历，当然使我们深信不疑。可是，我们从广州撤回台湾，徐会之竟然没有同来，这在兵荒马乱之间，我们也不太注意。过了半年，他突然来台北了，住在一家旅馆里，和谁都不接触，只找彭孟缉。那时彭孟缉当台湾保安司令，位置非常重要。他找彭孟缉做什么呢？原来是奉共党之命，要求彭孟缉投共！彭孟缉是何等忠贞的人，当然把他抓起来。”
原拟处判徐5年，蒋介石不满意要重审，后改判15年。1951年10月，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上将将公文送到蒋手中，蒋亲签“应即枪决可也”。
由于诸多原因，徐会之身上的神秘面纱一直未曾揭开，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曾向国台办作明确交待：“我们不能忘记台湾朋友，更不能忘记为我党事业而牺牲的同志。”1985年，徐会之身份得到确认，国家民政部、安全部经过审查，追认徐会之为革命烈士。
4、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7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将台湾划入了美国的战略保护圈，从而让惊慌不定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台湾立住了脚。
其实，关于朝鲜战争问题早有人看透，这人就是国民政府驻韩大使邵毓麟，国民党外交奇才，外号“小鲁肃”，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与徐复观同在侍从室六组工作。1949年6月29日他对蒋介石说“整个大陆的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邵毓麟的第一句话就镇住了蒋介石，因为从来不敢有人这么说。邵毓麟作为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说的话自然离不开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的命运自古就跟中国密切相关。
邵毓麟说：“朝鲜半岛南北对立，早晚必生战端。只是不知道在何时爆发，如果朝鲜半岛的战争爆发在共产党进攻台湾之后，则一切休矣。但是如果战争爆发在共产党进攻台湾之前，那么朝鲜半岛就会引来国际的干涉，那么在各国干涉朝鲜半岛的过程中，顺手就会解救了台湾，国民党在台湾就会转危为安。”邵毓麟之判断不可谓不准。
父亲回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把我们来台工作的计划打乱了！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要长期潜伏台湾工作已成定局，因此有必要重新计划在台的工作。”
“未料随后又出事端，1950年8月2日，刘翔被密告有包庇共产党的嫌疑被撤职，市府中凡是因刘的关系在市府工作的人，一律被清洗，我失去了职务，徐复观又不在台湾，这时不仅不能展开工作，风险也大，遂把情况向香港站作了汇报，得到指示，撤回香港（香港负责的仅知姓黄，袁之平知之较详），当时离台必须有足够证明才行，因此建议香港站请在港“上海轮船公司”负责人吴志新协助，由该公司寄了张聘我为会计的证书（该公司在解放前的上海就和我们有关系，主要负责人为吴志贤，吴志新是他弟弟），我们终于在1950年8月间到了香港九龙，当时徐复观正在港办刊物，同时担任“国民党港澳支部”的工作。”
据文献，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逃台湾后，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等海外党组织成了一盘散沙，“失联党员”达25万人。但就在这时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却突然宣布“停止一切活动”了。1950年5月，原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王苍雨向台北请求: “鉴于当前内外形势之需要，应及时准备配合反攻大陆工作，请中央迅速决定恢复本部在港澳地下党务之活动，改组本部原有组织体系及人事。”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将原驻港澳总支部改组为“国民党香港执行部”。但那时，徐已去台湾了。
马克勤写到：“我和王芸仙到港后住在徐复观家（九龙红磡芜湖街），因和徐复观夫人王世高均是熟人，大家相处都很好。考虑到搞情报是要有条件的，能有公开身份最好，所以建议中共香港站在我回宁后，在沪设法向上海轮船公司办一个正式会计聘书，设法能有驻香港公司的公开职务，但未经香港站采纳。”
到香港不久，又出事了。父亲写到：“在香港徐复观家暂住期间，有一名叫单长平的山东人，向徐的亲信、我在中央党部和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同事梁铭芳密告我是共产党。一天徐复观有意外出，只留我和梁铭芳在家，梁问我认识单长平吗？我说认识，是同乡又是我父亲的学生，梁说他正在香港，告了你一状，说你是共产党，你的家属是拿着解放军的证明，从南京送回山东老家的。我说他是陷害我，借此立功，并说我父亲到家便被共产党公安局扣押起来，说我父亲是国民党、反革命。如我是共产党，他们能这样做吗？梁说：“我是出于好心，我们都是徐先生的老部下，我们不能没有良心呀！”单长平是老牌特务，曾在济南任宪兵队长，事情发生后，我及时向香港站作了紧急通报，香港站认为情况严重，设法安全离港。”
单长平说的倒是实话,二野把祖父母送回老家新泰后，因为是军属，当地政府很是关心，偏巧被单长平发现了，他逃到香港后见到了马克勤，心中自然明白，至少是高度怀疑吧！马克勤应变也很快，说的也是实话，因为祖父在1919年参加国民党，曾任国民党新泰县党部执行委员、新泰县教育局副局长、新泰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回乡后不久就被管制了。徐复观见过祖父，对其情况也有所知。马追随徐多年，深得信任，不是小人说两句就能相信的。只要徐不开口，别人是不敢随意动手的，至少当时是这样。
参加婚礼的有：（左起）第一排：牟宗三、祖母（马王氏）、祖父（马景伯）、徐复观；第二排：第一人、第八人是许昆夫妇，第二人、第七人是梁铭芳夫妇，第三人、第六人是刘存真夫妇，第四人、第五人是王芸仙、马克勤夫妇；第三排是二叔马克余。
就在这期间，1950年11月4日，马克勤的大儿子香港出生了，名字就叫港生（马明潜）。现在想想，在那个艰难岁月，母亲拖着身孕，走南闯北，秘密为党工作，隐姓埋名，没有掌声，没有军功章，有的只是危险！这些有多少人能知道呢？作为子女，我们只有心痛和敬佩！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1944年3月左右，马克勤从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安青年劳动营”出狱后（注：马原在河南做地下工作，组织关系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后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马被捕），到重庆找徐复观安排工作，遇到了原华北同学队队长陶育玉（中共地下党）。因几年未见，陶邀请马去北碚石院墙她家看看，在陶家，马克勤见到了陶育玉才出生不久的女儿（陶一贞），未料女婴的父亲是徐复观。这件事在陶、徐两家引起激烈反响，并可能对徐的工作和前途造成负面影响，徐知马在华北同学队和陶育玉一起工作过，因此托马帮忙疏通，在父亲一年的不懈调解下此事得以顺利解决，徐复观对此很是感激。
解放后，陶育玉带着女儿留在大陆，陶的父亲陶鈞（陶子钦，国民党中将）则去了台湾。如今马克勤的儿子现在却在香港出生了，纵观于此，徐应该不会忘了往事吧！多年后，陶一贞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徐复观与陶子钦、熊十力交往的点滴回忆”纪念其父亲徐复观和外祖父陶子钦（陶钧）。除开政见不同，徐复观实为性格耿直之人，从不在背后使坏，很受朋友称道。当年到延安做军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为维护蒋介石的声誉，不惜和中共高层绝食抗议、拍桌子。到台湾后，却又拒绝重新登记入国民党，引起蒋氏不满。徐和孙立人关系很好，1955年孙立人因“叛乱罪”被捕，徐并未受影响，因为蒋家父子知道徐的为人，并不计较。但要指望徐反蒋投共，恐怕蒋也不会相信。
1950年11月，在组织的安排下，父母带着港生回到广州，待港生满月后返回南京三野情报处。
5、澳门偷渡、九龙脱险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0月1日，朝鲜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战况危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毛主席发来求援信，请求派军队支援。10月2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10月8日，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但此后解放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却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解放台湾的时间推迟了，但有关台湾的情报工作仍然是艰巨和急需的。1952年春天，三野情报处处长徐宗田等决定派马克勤再次去港，策反徐复观或获取情报，父亲认为1950年在香港时已暴露了身份，此去应作慎重考虑，但组织上认为马与徐相处历史较久，关系密切，仍有接近徐复观的条件，决定再去香港工作。
父亲写到：“这一次去港，是由组织上安排的，首先去上海、广州、再去澳门，在澳门由一青年人安排了我的食宿。入港采取偷渡办法，入港前的一个下午，青年人带来了一位广东口音的家庭妇女（约四十岁），告诉我当晚上船，由她送港，晚上到码头较早，但迟迟不能上船，那位妇女好像也很着急，直到深夜，才由一位男士将我引进一机帆船的舱底，没有照明，但知道有不少多人，那位女士是乘另一艘船走的，次日天未亮，船到九龙码头，船上人陆续下船，唯独不许我离开船，也看不到那位送我的女士，直到下午四时左右，有一批便衣特务来此，把我带上岸去，码头上还有不少警察等候，直到把我带到香港一旅社门前停下，才见到护送我的那位女士，广东话我听不懂，加上周围警便衣监视，只告诉她：“回家后把情况告诉家中就分手了。”从此以后，我觉察到有一批便衣人，总是尾随不放，连吃饭机会也不放过，尽管如此，我仍按原规定办法通讯联系，简要地把情况通知了‘家中’。”
父亲说：“为了便於开展工作，计划利用原有关系，就去了驻港上海轮船公司吴志新家中，我提出留宿，以便甩掉便衣尾随，但他拒绝了，并指定我住九龙某旅社，万一发生情况，可乘火车从九龙返广州。这次看到他们夫妇，明显感到他们没有了以前的热情，对我很冷淡，之后我又去九龙找徐复观，他已迁居不知去向（后知时在台湾），三次去徐“民主评论”的办公地点（出版刊物的地方），都说没此单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仍去找吴志新，等了很久，不见回来，只好返回旅社。本来是不相识的便衣尾随，后来发现原“联秘处”同事万濮诚在旅社门前出现多次，这个情况的出现，表明我已暴露。随即密信向南京三野情报处作了汇报，并提出撤退意见，我认为：（1）从澳门到九龙，便衣人员尾随可能是怀疑是走私。（2）吴志新态度冷淡，怀疑此人有变，不是一般怕事。（3）万濮诚的出现，表明已暴露，显然与国民党特务即将采取行动有关。”
基於上述原因，马克勤认为有立刻离港的必要，等指示来不及了。乘火车显然不安全，为甩开跟踪，故决定连夜从九龙红磡沿铁路线步行，为迷惑敌人，先向南去，再折向北到罗湖口岸，然后过桥到深圳，从九龙红磡到罗湖口岸有近30公里，路途虽然远，但相对主动，便于躲藏，加之经过化装，不易察觉。
罗湖口岸位于香港九龙的最北端，1949年10月14日，新中国成立第14天，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打到罗湖桥头，到此止步。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罗湖口岸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国门”。那时候，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国的军警把守，分别挂有中、英两国国旗。罗湖桥是跨越深圳河的铁路桥，并非行人桥，由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早已不通，所以被用于行人桥，桥有边防人员把守，海关只是一座破旧的小木屋。
1950年，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渡洋来到香港，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的头两年，常有爱国人士通过罗湖桥回到国内，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都取道于此。那时，罗湖口岸并没有明显的边境线，更没有铁丝网，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过罗湖桥走到河对岸的农田进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学。1951年，中国开始封锁边境，为防范偷渡者越境，深圳河两岸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
虽然边境被封锁，但隔断不了深圳河两岸的来往，当时宝安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时候这些土地分给了宝安的农民。1951年，宝安经济困难，靠近香港的宝安百姓要求去种那4000亩地。后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同意宝安农民过境耕作，并设了7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
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曾有报道说“进出关检查起初也很简单，由于没有正式的办公楼，值班人员长期在车站铁路边摆一个木桌，旅客经过一个个打开包检查。”
父亲回忆：“经过坎坷拔涉，终于到了罗湖桥，由于把守不严，秘密绕过英军岗哨过关后，通过向我边防军说明来意，有人带我回到广州联络站，不久送回南京三野情报处，作了汇报。时间约在1952年3月。”
笔者注意到：此次澳门、香港之行，十分蹊巧，从头到尾，似乎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如此绝密行动，又是偷渡，但看起来整个过程毫无秘密可言。很显然，如不是内部泄密，那么在出发的第一环节就已经出问题了。澳门偷渡，可能是考虑到在香港已经“暴露”，因此不走海关进入香港。但一到香港，还未下船，就被控制，虽然释放但仍被监视；与内线联系时又察觉“内线失态”，再而被不相识的便衣跟踪，最后发现“联密处老同事”出现。看来当时敌人并不急于抓捕，可能还想扩大战果。未料被马觉察，遂反其道而行之，成功脱险。从当时的情况看，不仅台港澳敌特控制很严，之前大陆的国民党情报网也一定得到了消息，并秘密进行了跟踪，而香港敌特则张网以待。父亲出发前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此次甚为侥幸，但血的教训一定不该忘记！
从1938年到1953年止，父亲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即便新中国建立了，仍然冒死前去台湾。父亲长期与敌人斗智斗勇、拼死暗战了整整15个春秋，遇到大难小险难以计数。父亲入党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搞统战和情报，最终打入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中央党部、国防部、台湾高雄市政府等最高核心机关和军事要地。这也要归功于当年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情报处长陈赓将军的远见卓识，而父亲在军队的身份（1944年转入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却一直是太岳军区、华北军区、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情报处的秘密军事情报员。
70多年过去了，香港、澳门早已回归祖国，但台湾仍孤悬海上，上一代未完成的事业已经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任务紧迫，这也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期望。
对于台湾问题，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曾回忆说:“毛泽东同我讲过，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同蒋介石还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中国要独立，第二中国要统一。这个统一就不能不是长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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