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马明深
高敬亭（1907-1939年），原名高志员，河南光山（现新县）人。1928年参加黄麻起义，次年加入红军，历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苏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高敬亭留下来坚持斗争，并被任命为新建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后改任八十二师师长。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高敬亭仍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他奉命重建红二十八军，自任政治委员，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领导部队在大别山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红旗不倒大别山
1935年1月底，寒风在大别山凄厉地呼啸着。在金寨县抱儿山附近，一支红军队伍出现了，他们大多数人都带着伤，领头的一位指挥员就是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常委、红75师政委高敬亭（高志员，高俊亭为误称），那一年他才28岁。此时，奉命寻找高敬亭的方永乐、陈守信、徐成基率领鄂东北独立团经过艰苦转战，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也于2月1日到达抱儿山，与高敬亭部队会合。两支部队在敌人大兵压境的重重包围中会合，悲喜交加。方永乐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临行前的指示，高敬亭此时才知道红25军已经离开根据地长征。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城郊董店的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投身革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情况，讨论了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红25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主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这次转移因军情紧迫、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为适应主力西移后的新的斗争形势需要，高敬亭将为掩护主力转移和护送伤员留在皖西的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同原来坚持皖西的红82师部分队伍合并成立红218团，主动承担起保卫鄂豫皖苏区的任务。
1935年2月3日，正是中国农历乙亥年除夕。一个重要的干部会议在太湖凉亭坳（岳西县河图镇）“汪胡氏宗祠正厅”召开，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在会上决定将分散在鄂东北皖西北的各路红军及游击队进行统一整编，重建红28军。
会议没有争论，很快做出了重要决议：
一是成立鄂豫皖苏区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决定：鄂豫皖苏区暂不设省委，红28军不设军长，只设军政委，由军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全盘工作。会议推选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他以红28军军政委的名义领导党政军的工作。政治委员是党代表，只有政治委员能够同时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这在鄂豫皖是有先例的。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党指挥枪，红28军、师、团、营都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连队有党支部，政治指导员兼任支部书记。高敬亭认为，政治委员是代表党的，党指挥枪是我们的原则。此做法一直坚持到新四军成立，四个支队，唯四支队坚持设立政委制度。这一点不符合国民党的要求，也是不符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
二是整编部队。这个问题大家意见最一致，如不成立主力红军，光靠几个分散活动的主力团和地方游击队是很难坚持在大别山这个庞大地区的。会议根据省委指示信的精神，决定将红218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新组建红28军（这是红28军第三次重建）。
红28军便衣队老战士、罗陂孝特委交通队员张辉(笔者的父亲)回忆，当时有人喊高敬亭高政委，有人喊高军长，也有人喊高书记，高都答应，但在战争时期，许多人还是称呼高军长。事实上这个红28军军政委，确实体现了党政军于一体的战时体制。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从组织上实现了从基层到整个鄂豫皖边游击区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使鄂豫皖苏区有了高度统一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这也是大别山红旗不倒的重要原因。
高敬亭的警卫员李纪文撰文《在高敬亭军长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写到：“1935年初，罗山独立团政委黄仁挺（开国少将）选派他去给高军长当警卫员，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军长瘦高个，为人平和，生活朴素，总是穿着黑土布的列宁服。”
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创造出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领导红28军以不足2000人的部队，与敌人大小战斗数百次，牵制国民党正规军四个军，其中有国民党第25军、第11军、东北军2个军、反动民团等共56个团，人数高达17万人。红28军在大别山和国民党军打了3年，粉碎敌人反复“清剿”，取得了歼敌18个营又15个连的辉煌战绩，不光未被消灭，反而越打人越多，搞得敌人无可奈何，有力地支援和策应了红25军北上和中央红军，对中国革命可谓贡献大矣。1936年6月，上海《申报》曾报道：“高俊（敬）亭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集时散，现化整为零，日见扩大，滋蔓难图。”其中所言的这个“化整为零”，就是高敬亭采用的“便衣队”战术。虽然红28军没有参加长征，但红28军在鄂豫皖大别山的斗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毛主席和周恩来都称赞红28军“很有成绩”,“很了不起”。
1937年12月25日到1938年1月2日高敬亭到汉口参加新四军筹备会议，1938年初与项英、何耀榜（鄂皖特委书记、红28军82师师长兼政委）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四楼楼顶花园合影，高敬亭还是穿着三年前的黑土布列宁服，另有一张为穿军装照，这是才配发的新四军军装。从时间上来看，这两张照片可能是在1938年元旦所照，也有说时间是在1937年年底。随后，高敬亭（1938年1月2日）离开汉口返回驻地。高敬亭照片极少，目前所看到正面照的只有这两张。一军军长不过如此，可见战斗之紧张，生活之艰苦。
2、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7年7月前，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其间，身处大山的高敬亭虽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有关国共合作的消息，但他始终将信将疑，直到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中共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原是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三团排长（有称是中共地下党员），后随哗变部队回到红军。何耀榜派其到郑州、西安，了解国共合作抗日之事，在西安七贤庄找到了红军联络点（后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叶剑英，向他们报告大别山红28军的情况，叶剑英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28军。
这是高敬亭和他所领导的红28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三年之久后第一次看到上级文件，因此心情非常激动。7月15日，经过慎重考虑，高敬亭、何耀榜决定红28军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同时决定何耀榜作为正式代表进行谈判。
停战谈判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激烈和错综复杂的斗争。7月20日，何耀榜、刘刚夫（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少将高参）与安徽省政府郭副官、第32师参谋处长、政训处长，岳西县第三区李德保区长在岳西县城商定谈判人员，组成停战谈判委员会和协议起草委员会，从7月22日开始，何耀榜和国民党代表刘刚夫在岳西县青天畈（今青天乡）上青小学正式举行停战谈判。谈判一共进行6天，最终于1937年7月28日签字。虽然岳西谈判是由高敬亭领导和直接参与的，但高敬亭一直以红28军“军政治部李守义主任”的身份参与这次谈判。在岳西县和平乡九河朱家大屋举行隆重的《停战协议》签字仪式时，有个有趣的情节，即其他人都签名或签字盖章，独独李主任仅画了个圈。正因为如此，刘刚夫在会上猜测他就是高敬亭。后来，国民党给的番号是“中国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部”，高敬亭为司令。双方商定高部应于3个月内于七里坪集中改编。
由于信息缺乏，高当时并不了解中央精神，当知道党中央一直希望能将分散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成一支正规军，而不是改编为地方武装性质的抗日游击队伍时，高敬亭决定退回国民党之任命和番号。显然，高敬亭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对此事，有人曾对高有质疑。应该看到，即便是当时接受了国民党的番号，也是符合其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精神的。再观其他一些游击区，大都也是先接受国民党所谓“番号”的情况。如1937年9月18日，湘鄂赣苏维埃主席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委为“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司令”，武汉行营代表罗世申（忠）、湘鄂赣苏维埃副主席刘玉堂为副司令。其中，连国民党行营都派人参加进来，这是问题吗?其他游击队则改称“抗日义勇队”等，受国民党节制。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是后来的事了。
至此，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宣告结束。这次谈判“首开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展现了高敬亭敏锐的战略眼光，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围绕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此时传来的中央精神是在高敬亭和国民党附近驻军谈判之后，高敬亭虽然长期和中央无联系，能做到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确了不起”。
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并于9月中旬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初步合作抗日的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由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1937年5月中旬，就开始与国民党第157师代表进行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并于6月26日签订了合作抗日协定，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这是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最早签订的合作抗日协定，但是7月16日国民党以发展为名，预伏重兵，解除了这支红军游击队近千人的武装，制造了震惊整个南方游击区的“漳浦事件”。后经中央交涉，虽释放了人员，交还了武器，但实力大不如前。在改编为新四军时，只有600人了。
“漳浦事件”的发生，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切与高度警觉。除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外，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张云逸、博古、叶剑英等人指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第二天，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再次强调指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第三天，即10月3日，毛泽东又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游击队，我们绝不可以中其计”。
中共中央与红28军取得联系后，根据高敬亭的要求，从中央党校和延安红军大学抽出一批干部，由郑位三、肖望东率领，前往鄂豫边区向红28军领导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37年7月上旬，毛泽东接见了郑位三（郑植槐，黄安七里坪镇人，1918年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肖望东以及程启文、张体学、熊作芳等20多名即将前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干部。
在9月上旬，刘刚夫去南京洽领高部军需及关防后回到七里坪，但总是见不到高敬亭。无奈之下，刘刚夫突然想到：“高敬亭受中共中央领导，我何不直接向延安交涉，打开这条门路呢？因此我电告卫立煌，请他速电延安派员前来接受结案”。一天，在讨论部队番号时，刘刚夫突然告诉何耀榜：“贵党中央派出的代表郑位三先生率代表团经过南京，昨天到达六安，今天可能到达潢川。国民政府要我转告何先生，这一带由何代表负责接待。”
“中央来人了，位老（郑位三）回来了！”得此消息，何耀榜无比兴奋，他随即和高敬亭商量，并派易元鳌带手枪团一个班连夜赶到宣化店，从大路去接中央代表团。
张辉回忆：1937年9月下旬，郑位三一行，经六安到达潢川，何耀榜得知后立即派手枪营长易元鳌带一个班与张辉所在的罗陂孝特委交通队配合，一路护送他们进入大别山根据地，晚上，张辉与郑位三等打地铺休息，聆听他们的教诲和抗日的道理。郑位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家乡就在七里坪，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张辉对这位领导人早有所知，充满敬仰。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先后辗转到达黄安县七里坪，与高敬亭等红28军领导人会合。易元鳌（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二支队第9团团长，1941年牺牲）、张辉等完成了这一重要的护送任务。
郑位三到七里坪后，和刘刚夫同住区公所，彼此开诚相见。刘刚夫对郑位三说：“ 我早知道，李主任就是高敬亭，但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说真实身份呢？我要是不知道李主任就是高敬亭，他在协议上签字画圈就难同意，恐怕和谈也不能如此顺利完成。”“后来我回安徽会见省主席李宗仁时，他问我高敬亭怎么老调不动？我说调得动。”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致信中共中央，报告了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及同国民党缔结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经过和结果。接到报告后，毛泽东于9月15日致信林伯渠，对鄂豫皖苏区和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做出了高度评价。10月，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与刘刚夫、国民党鄂东专署专员程汝怀等在七里坪再次举行了谈判，并达成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七里坪为红28军集结改编地点，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该地区。
张辉早就认识何耀榜，参加红军前，家里是红军游击队的联络点，何耀榜（罗陂孝特委书记）、杨厚益（罗南红军游击队长）等经常来家里开会接头，这对张辉影响不小。因敌人怀疑祖父张道行通共通红，将家给抄了，这种不尽的压迫和欺霸使祖父决心送13岁的父亲参加了红军。
由于高敬亭未接受国民党的任命，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地位问题，带来重大转机。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活动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部队及其所属游击队，将被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最终实行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3、新四军成立，高敬亭出任四支队司令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周子昆、傅秋涛、张鼎丞、刘英、高敬亭、谭余保、曾山为委员。12月28日，高敬亭在武汉长江局参加会议，见到了王明(安徽金寨人）、周恩来、博古。与叶挺、项英这两位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也见了面。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大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
1月6日，军部移驻江西南昌。2月上旬，所属部队开始集结整编，其中活动在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奉命赴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活动在长江北岸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结整编后，再转去立煌县（金寨县）流波潼镇。流波潼镇位于金寨县境东部，麻埠镇南面18公里处，与霍山县相邻，地处西渭河支流燕子河与青龙河的夹角处，为淮南去武汉之通道，军事要地。
第四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郑位山（后为戴季英），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7团、8团、9团以及手枪团。新四军全军共计1.03万人，各种枪支6200支，编入第三战区序列，负责在苏北、皖南地区担任游击职责。在新四军一万余人中，四支队兵额达到3100余人，是四个支队中实力最强的一支。
1938年3月8日，第四支队在七里坪召开声势浩大的东进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分兵两路：7团、9团和手枪团先后从七里坪出发，经河南经扶（今新县）、商城东进；8团从河南信阳出发，经潢川、商城东进。全支队于3月下旬会师于今金寨县流波潼。接着，7、8、9三个团继续东进，3月底进驻舒城县干汊河镇，4月初进入庐江县金牛镇和盛家桥，率先拉开了新四军与日寇作战的序幕。
1938年5月10日，高敬亭率部进驻舒城高峰乡东西港冲，其中：司令部驻东港冲韦家大屋，7月移至西港冲钝斧庵；政治部由河棚新开岭移至韦家大屋；参谋处驻东港冲小四湾；手枪团驻司令部附近的西港冲华家湾。另外：经理部、交通队、特务连、通讯连、学兵连、司号连等，均驻东西港冲；卫生部驻东港冲不远的程河道；军医处及总医院驻西港冲黄家老庄和黄家祠堂；被服厂驻西港冲华家四房和老湾；修械所驻西港冲华家四房和东港冲毛竹园。
张辉（1935年参加红28军）时任四支队司令部交通队5班战士，同班战友辜宗庆（班长，解放后任南空后勤部副部长）、陈福胜（解放后任26军军长），两人为张辉入党介绍人（1938年10月）。
至此，第四支队在舒城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高敬亭坐镇西港冲钝斧庵指挥全支队，在皖中开展抗日游击战。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胜利完成了由土地革命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3.1 四支队九团战绩：新四军抗日第一枪（蒋家河口战斗）
193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各部先后离开驻地，向东进发，开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了打击日军，挽救民族危亡，集结在皖西的四支队挥师挺进江北皖中，于4、5月间抵达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巢县、怀宁、潜山等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四支队九团最先进入庐江盛家桥、巢县槐林嘴一线。九团到达银屏山后，获悉蒋家河口一带是日军常出没的地方。蒋家河位于巢县（今巢湖市）东南郊，发源于银屏山北麓，距巢湖约5公里与裕溪河交汇，与裕溪河交汇处称之为蒋家河口。此地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是伏击敌人的绝佳战场。
为更好地掌握敌情，九团派出侦察员前往蒋家河口暗中侦察。经过3日的侦察，侦察员发现了日军的活动规律：每天上午8时至9时，日军会派出10到30人乘坐汽艇或木船，从巢县县城出发到蒋家河口一带村庄抢掠粮食和财物，随后返回。团长顾士多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司令员高敬亭，并提出伏击日寇的想法。高敬亭当即答应了这一请求，并叮嘱他：“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干净利落！”经过充分的研究，在蒋家河口设伏歼敌的作战方案很快确定下来。
1938年5月11日下午，四支队九团二营参战部队在银屏山下集合，由团首长作了战斗动员。傍晚，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二营营长黄仁庭率领九团二营四连、六连和团侦察队迅速向北移动，翻山越溪抵达蒋家河口，占据了蒋家河口有利地形。5月12日拂晓，指战员们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设伏。上午8时许，两艘汽艇从河面上向伏击圈方向开过来，汽艇上有日军第6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20余人。汽艇靠岸后，20余名日军毫无戒备地走下船，正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参谋郭思进果断扣动扳机，打倒了一名日军。这是蒋家河口伏击战的进攻信号，战士们听到枪声，纷纷举起机枪扫射敌人，将手榴弹扔向日军的汽艇。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如同无头苍蝇般跑向汽艇，企图后撤，但汽艇早已被炸翻在水中，且机枪手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河口，将日军唯一的退路切断。20分钟后，战斗结束，日军被全歼，而我军无一伤亡。我军共打死了20余名日军（一说毙敌25人、伤敌数十人），缴获了10余支“三八”步枪和军刀弹药等物资。并第一次获得日军军旗（武运旗）。
团政委高志荣从战利品中发现了一支自来水笔，准备送给团长顾士多学文化。钢笔是黑色的。笔帽上，缠绕两道耀眼的金箍。黄澄澄的大笔尖上，有一块白金，一看就是支好笔，显然非一般士兵所用。顾士多在军事上是一个优秀指挥员，红28军老战士，全军优秀的机枪射手，无论多么复杂的战场形势，他一到场就能看个明明白白，三下五除二就把部队部署好，这时候他就是个军事天才。政治上他又全力支持团政委工作，但他是个文盲，不识字。顾士多对团政委给他的这支笔如获珍宝，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没有事，拧开笔，在小本本上写几个字。直到1940年6月，他在江北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张辉在回忆录中写到：“1938年1月，接到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我们随即告别了大别山，行军三天到达了原红28军军部、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七里坪盐店河村“蔡家湾”，参谋长林维先将我们编入司令部交通队第五班。第三天又出发，天还下着纷纷小雪和蒙蒙小雨，路十分滑。战士们不断滑倒跌一身泥，但一提起抗日大家都心情激昂。一路途经新县、商城、六安、霍山、舒城和庐江，经过四个月抵达长江边的“怀宁嘴”（怀宁县洪铺镇黄山村，又名象鼻嘴），被日军发现后遭到敌人在长江上的海军军舰炮击。我们部队遂转向，经无为到舒城山区，到了城外大小关，又与日军的一个中队的步兵和骑兵在公路及稻田上遭遇，打了一个小时敌人被击退，但战友王兴寿的腿受了重伤。我跑了二里多路后同班战友陈福胜说：“小张，你的脚上流血了”，这才发现有两处被敌人炮弹皮炸伤。”“经卫生员包扎继续跟队行军，七天后到达安徽省舒城县东西港冲驻扎，此时已近5月中旬了。”此次遭遇战发生在4月底，从时间上看，这次战斗还早于“蒋家河口战斗”，实际上是四支队和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张辉腿上的伤疤一直存在，伤痕较大，是炮弹片削过去的，差点腿就断了，可见当年伤的不轻。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所提，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第11旅团，含步兵第13联队/联队长中野英光大佐、骑兵第六联队/联队长古贺九藏中佐、野炮第六联队第三大队，旅团长坂井德太郎少将）正由南北进，准备侵占合肥（庐州），4月23日该部从芜湖到采石矶（和县对岸），24日在日海军、空军协助下渡过长江占领和县，26日占领含山，30日占领巢县，继而合围庐州（合肥）。张辉所说的遭遇战之敌应是坂井支队一部，时间是在日军占领含山之后与巢县之前，对其侧翼派出的侦察搜索分队。虽然敌人仅一中队，但步兵、骑兵、炮兵协同，火力很强，而四支队的装备明显不如日军，击退其很不容易。但四支队刚由红28军改编而来，士气正旺，敢于出手，敢打必胜，这是高敬亭带出来的作风。5月12日，四支队九团二营就在蒋家河口全歼了日军巢县守备队，5月13日，国军134师所部攻占了巢县县城，截断北犯合肥的敌军与后方的联络。正在北进攻占合肥的日军坂井支队得知后方的巢县守备队接连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速派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前来救援，但四支队九团伏击部队已安全撤入到巢湖中岱山上的东岳庙休整，团首长为了庆祝胜利，杀猪、宰鸡犒劳将士们。
这支巢县守备队隶属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而第六师团就是罪孽深重的首先进攻南京的六个师团之一。所以，蒋家河口消灭的，就是曾经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此战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蒋家河口战斗的第二天，1938年5月13日，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用油印报发出“捷报号外”，电文名《抗战之队在江北蒋家河口杀敌》。全文如下：五月十三日抗战支队捷电，十二日午我九团之一部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获枪二十余枝，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电稿存北京军事博物馆）
1938年5月14日，新四军驻汉办事处钱之光给军令部电：十二日午我第四支队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获枪二十余枝，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电稿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8年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公布了这一消息。全文为：我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十二日午我九团之一部阻击巢湖南岸蒋家河口附近登陆之敌，当毙、伤敌六十余人，获枪二十余枝，敌旗一面，弹药及军用品一部，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
1938年5月16日，蒋介石复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铣日电，电文如下：叶项军长吾兄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饰继续努力为要。中正铣日。
1939年元旦，新四军军部召开新年庆祝大会，副军长项英在会上作了题为《本军抗敌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其中这样说道：我们的部队开进到作战地区展开以后便正式作战。第一，江北部队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之时（5月16号，注，此为蒋介石发给关于新四军军长蒋家河口战斗的铣电日），正是敌人向合肥进攻，企图在巢湖东岸渡过西岸，在蒋家河口上，开始本军第一次的战斗。战斗结束，把巢湖登陆敌人完全击溃，他们缴获了11支枪，一面日本旗子，这是本军在江北作战第一次的胜利。第二，江南6月18号在镇江以南韦岗地方，开始江南第一次战斗，也可说是江南第一次的胜利。
1941年10月12日，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本军的成立和它发展的历史》的报告中也指出巢湖以南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是“新四军第一次大胜利”。由新四军参谋处编写的《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也记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开江北第一次的胜利”。
1940年复制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游击战绩概要表册》“二七军5月份”的表格中，对蒋家河口战斗是作为首次作战来填报的。表册中明确注明：日期﹣五月十六日；地点﹣蒋家河口；战斗经过概要﹣敌由巢湖蒋家河口登陆经我迎头痛击，将敌大部消灭，残敌向原始路逃去。此次缴获步枪九支、驳壳二支、步弹一部，日旗一面、敌伤十四、亡三十二，我无伤亡。
蒋家河口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重大，蒋家河口伏击战是新四军打响的抗日第一枪，从此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在党史、军史、抗战史、地方史等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因此，蒋家河口伏击战斗，是当之无愧的新四军第一次战斗、第一次胜利。
3.2 四支队八团战绩：新四军首俘日军之战
抗战期间俘虏一名日军相当困难，日军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俘，所以在抗战时期，特别是初期，很少能俘虏到日军。即便在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也没抓到日军，直到1937年11月，八路军在广阳伏击战中才首俘日军。那么，新四军首俘日军是在何时呢？
一直以来，新四军首俘日军之时说法不一。但据可靠资料，新四军首俘日军之战应是1938年6月16日桐城大小关伏击战。 《新四军战史》揭示，1938 年5 月 12 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在巢湖蒋家河口伏击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全歼日军25人，打响新四军抗战第一枪。6月11日，前往江南的新四军先遣支队接到顾祝同命令：“着该军派员一部挺进于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以阻京沪之敌，务于三日内完成任务，否则严厉处分”。遵照该命令，1938年6月15日，粟裕率先遣支队（1、2、3支队联合组成）进抵南京至镇江间铁路上的下蜀街，破坏京沪铁路一段，使日军一列货物火车出轨。
1938年6月16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在皖中舒（城）桐（城）段的大关、小关伏击日军，毙日军23 人，俘 1 人。1938年6月17日凌晨2时，先遣支队在镇江和句容间的韦岗袭击日军车队，毙伤日军21人，打响新四军苏南抗日第一枪。1938年8月23日，一支队二团三营在团长张正坤、参谋长王必成率领下，在丹阳珥陵镇伏击日军船队，毙伤日军49人，俘1人。从时间上看，四支队八团大、小关伏击战实为新四军首俘日军之战。（注：舒城、桐城均有大小关，文献有称此战是在桐城大小关）
张辉在回忆中也清楚地提到了俘虏日本兵的事情：“初到舒城，为了打击日军，破坏敌人交通线，增强人民群众对抗日的信心，提高新四军的知名度，根据侦察情况，司令部决定各部轮流出发到舒、霍、六安公路打日军的运输汽车。开始无经验，先打前面的汽车，结果后面都停车向我们炮击。经过总结战斗，要先打后面的几辆汽车，终于缴获不少粮食、食品和各种铁罐头，还俘虏了日本兵。”
对此，《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 安徽卷》也有记载：“1938年6月16日晚，当日军一支运输队驶入舒桐公路段的大、小关时，遭到预先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一营袭击，当场毙伤日军23人，俘虏1人。”注：八团一营二营都参加了战斗，其中一营负责掩护，二营六连负责主攻。
四支队八团二营营长朱绍清在《挺进皖中、挥师东进，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抗日纪实》中写到：“决定在舒桐之间的公路上伏击日军，并准备抓一个日军俘虏，有个敌人已经被我们围住了，抓活的！抓活的。”二营六连指导员胡炜在《打击日军的第一次战斗》中记载：“朱绍清指挥四支队八团二营六连在桐舒边界大小关附近伏击日军，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 10 人，俘 1人，缴获三八枪4支和一些弹药背包。”两人均直接参与指挥战斗，尤其是胡炜直接带队冲锋，俘日军1名。 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参谋长赵启民在《从邢集到半塔：四支队八团抗日纪实》中回忆：“直到在大、小关打了一仗，战斗中活捉了日本鬼子，大家都跑来看，看了半天，才知道日本鬼子也是人。”八团军需处军需员王善甫在《游击健儿、抗日先锋：在淮南抗日前锋的周骏鸣》中记载：“在舒桐公路大、小关之间伏击并歼灭日军 30 余人、活捉一人。”
民国报纸《申报汉口版》1938 年 6 月 17 日记载：“六安十六日中央社电，侵入舒城之敌，四五千人，分两路侵犯，一路与我在桐城边境大关小关一带激战中。”《新华日报》1938年6月20日版记载：“我新四军×支队周部十五夜克服吕家驿，十六晨敌军三千余，由舒城南进，该部当即迎头迎击，与敌激战三小时，毙敌二十余，俘日寇一人，我阵亡二人。”据此表明，1938年6月16日在桐舒边境大小关一带，新四军周部（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长周骏鸣）伏击日军，俘日军一人。
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驻新四军少将联络参谋孟繁纶关于新四军1938年游击战绩统计表显示，1938年新四军共抓日俘12人，其中军官1名，士兵12人。文献报导：1938年10月9日，四支队七团在合肥到六安的公路上的椿树岗附近，击毁日军汽车65辆，毙日军46人，伤日军百余人，俘日军运输队长1人。
另有报道：一支队二团在卫岗伏击战10天之后，于镇江西南竹子岗伏击日军告捷，并第1次俘虏了日本军人，日军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经理官明弦正南。明弦正南是否确是军人或军官，还是经济特务，没有说明。但据陈诚给委员长蒋的电报中说:陈支队（陈毅一支队）张团（张正坤二团）“竹子岗伏击生俘敌华中特务[军]部经理官明缢政男（明弦正南）一名。明缢政男能操极流利之华语，惟因伤重旋即毙命。”
因为是战时，战俘的转送未必及时，还有的送到了国民党处，统计结果算谁的也不清楚。所以，孟繁纶的统计定有疏漏，而且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有较大差距，但抓到日军军官至少1名是准确的。日军士兵本就难抓，抓日本军官就更难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据张正耀所著《从大别山出发-老红军雷伟和亲历记》：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后，陆续活捉了20多个日军。其中，在椿树岗三次伏击捉了2个，在大小关多次战斗中捉了7个，在棋盘岭捉了1个，在舒六路南段捉了6个，东沙埂游击队在南港街捉了4个。司令员高敬亭觉得在战斗部队里不适宜关押战俘，下令将他们送到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东、西港冲集中审讯和教育。
负责押送的曹正鸿，是立煌县汤家汇蓟庄（今属金寨县汤家汇镇）人。当时，他在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四连担任排长，亲身参加了蒋家河口战斗。他奉命带一队战士，押送新四军抓获的10个日军俘虏。
日军虽然成了新四军的“阶下囚”，却仍旧狂妄。当新四军战士准备把他们押往第四支队司令部驻地时，他们以为要处死他们，死活不愿上路。没办法，曹正鸿让战士们找来门板，把他们全都捆在上面，一路轮流抬着走！押送途中恰巧遇到一支国民党军队，对方纷纷涌上来称赞：“你们新四军真厉害。”
沿途抬着10个活鬼子，战士们又疲劳又紧张，生怕日俘半路逃脱，极为辛苦。但战士们硬是将他们抬到舒城县西港冲放在华家湾群众腾出的空房里，交给手枪团一分队看管。雷伟和就是当时看管人之一。
为了教育日俘，动员他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新四军军部专门派来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陈辛仁，担任第四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陈辛仁早年留日，是“左联”作家（笔名辛人），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在新四军任职，是新四军最早的敌军工作者之一，在到四支队之前，他是新四军军部敌工部科长。
12月初，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偕戴季英、谭知耕、李资平来到西港冲视察工作，并前往战时省会立煌县（金寨），代表中原局、新四军与国民党第2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为了驳斥国民党污蔑新四军第四支队对日寇“游而不击”、“逃避抗战”，特从第四支队日俘中挑选3人，带到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县。同时，张云逸还带去了缴获的两匹日本军马，其中一匹送给了廖磊。
根据发布于1945年10月由延安总部综合历年抗战数据得出的新四军战绩：从1938年5月12日的蒋家河口战斗起始，新四军在七年的抗战期间进行了24602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新四军共毙伤日军117395人，俘虏日军1082人，30名日军士兵投诚。毙伤伪军175201人，俘虏108677人，46025名伪军反正。
算了一下，每毙伤日军100人，俘虏日军不到1人（0.9）；每毙伤伪军100人，俘虏伪军达62人，可见日敌战场意志之顽强。“新四军的工作报告”在敌军优点中也说到：“敌精神教育有素，死不交械”。为此，新四军付出了巨大牺牲，八年全面抗战，新四军共牺牲将士8万余人。
以上资料可以证明，1938年6月16日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的桐城大小关伏击战，俘日军1名，这是新四军首俘日军之战。而1938年10月9日四支队七团在合（肥）六（安）公路椿树岗处，俘日军运输队长1人，则是新四军首俘日军军官之日。
3.3 四支队七团战绩：“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消灭“意德日军官团”
1943年10月24日，八路军太岳军区王近山部在山西省洪洞县韩略村歼灭一支“日军战地观战团”，一战成名。此战地下情报人员起了巨大作用，“日军战地观战团”的情报是由太岳军区情报处外线联络员、临汾日军情报系潜伏的我军特工袁之平（建国后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交通部远洋局副局长）。持日军路条连夜出城上报太岳军区情报处，情报处副处长刘桂衡（柳雨峰,建国后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驻布隆迪大使，驻加蓬大使兼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大使）。获悉后立即呈报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情报处长陈赓，陈下令就近的二分区王近山部16团伏击，要求“速战、速决、速离”。袁之平是马克勤（笔者的岳父，中国药科大学厅局离休）的多年战友，在解放前后曾一起执行赴台湾之绝密任务，因此笔者对此事多有所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早在1938年9月1日到3日，新四军四支队就在安徽省桐城县的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中歼灭了一支日军的观战团，而且这个观战团是由意大利、德国、日本联合组成的“意德日军官团”。
1938年8月上旬，新四军四支队在舒城西港冲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四支队八团开赴寿县、合肥、全椒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在安合、六合公路全线出击，破坏敌人运输线，一营（营长艾明山、教导员邓少东）负责出击舒（城）合(肥)公路和六（安）合（肥）公路段公路；二营（营长余启龙）出击舒（城）桐（城）段公路；三营（营长雷文学、教导员张宜爱）负责出击桐（城）安（庆）段公路。
七团三营奉命在桐安公路龙河杨西桥至新安渡这段长10公里的公路两侧活动，相机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经过侦察，三营决定在范家岗一带伏击日军运输车队。8月30日，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三营抽调人员组成两个精锐排在范家岗公路西侧山坡上的树林中隐蔽。
据湛峰等报道：9月1日上午9点10分左右，由桐城南开范家岗日军汽车3辆进入七团三营伏击地，头两辆汽车驶入三营伏击圈时，被战士用集束手榴弹炸毁，车上日军仓惶利用公路东侧水沟进行顽抗，除2名日军逃回杨西桥外，其余被歼灭，第3辆日军汽车在听到前面手榴弹爆炸声和密集枪声后，慌忙掉头逃窜，三营部队随即打扫战场，迅速撤出战斗。
此次战果，据《范家岗战斗详报》记载：“敌人伤亡十四名，我无伤亡，消耗子弹五百余发，手榴弹二十余颗，缴获步枪(三八式)十支，刺刀十把，钢盔十三顶，七九子弹一千发，六五子弹五千发，汽油二十余箱，食品罐头三箱，油布篷十余张，防毒面具十几套，文件药品各一担，军旗五幅。”
9月3日，叶挺、项英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记载：“职部高司令该支队第七团一部，于东日（一日）在桐潜公路间之范家岗，伏击敌由桐城南开之汽车三辆。该处有敌步骑兵百余掩护，当截获敌先头汽车第一辆，毙敌十余人(内有五人为白种人不明国籍)，缴获步枪八支，军用品一批，文件数十件。余车及残敌经抗拒后，背开逃窜。又一部袭击范家岗附近之杨桥，并将桥全部焚毁，敌甚恐慌。”
5日，叶挺、项英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同样记载：“高支队第七团一部东日（一日）伏击由桐城南开汽车三辆，毙敌十多，内有五人为白种人不明国籍，缴获步枪八支军用品一批文件数十件。又一部袭击杨桥并将桥完全焚毁。”
文中“白种人”是什么人？叶项没有说明。6日，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发给军令部的电报记载：“接叶军长项副军长鱼电，我新四军在叶项指挥下，四支队一部，一日在桐城潜山公路之范家岗附近，伏击敌南开汽车数辆。当经两路猛烈突击，除先头车辆狼狈兔脱毙伤不计外，当场击毁敌车一辆 ，内有敌官兵十余人，并有形似意大利人者三人。”
从电报中得知，鱼日（六日）叶项二人将击毙白种人的战报发至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确认是击毙了意大利人三人，钱之光后又将电报内容转到《新华日报》。9月7日《新华日报》登载：“我新四军在叶项指挥下，四支队一部，一日在桐城潜山公路之范家岗附近，伏击敌南开汽车数辆。当经两路猛烈突击，除先头车辆狼狈兔脱毙伤不计外，当场击毁敌车一辆，内有敌官兵十余人，并有形似口口口人者三人，获长短枪八支，子弹四箱，文件数十件，其余军用品甚多。” “口口口人”，《新华日报》中并未注明是何种人，但《新华日报》应该已知是意大利人，但并未直接公布。 曹恩民《新四军二师（淮南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中记载：“当年八九月间，在合肥至安庆的公路线上，连续截击日军军用兵车队二十余次，共打死日军1100余人。内有大佐联队长1名。还击毙了意大利观光团三人。”
最后，为什么叶项电报里开始提到的是五个白种人，后来其他资料统一是三个意大利人呢？据安徽桐城爱国人士姚孟振著《桐城两次沦陷纪略》第四部分《纪新四军抗敌事》称：“9月3日，新四军在“敌第二次由安庆来桐肆无忌惮，初不意有人狙击也。新四军由舒（城）潜（山）开来，瞰是时有重要军人及辎重载汽车经过邑西棋盘岭，乃伏兵险要处隐蔽不见，汽车猝至，枪炮齐发，毁其车数辆，复登车挥刃杀数十人，俘军官四人，一日人，一福建人及隶日籍者一意人、一德人，余多伤亡，掠其军装衣物无算。乃驱四人至舒，不肯行，杀一人仍不肯行，因雇夫舁之，一人身肥重，且以三人舁至西沙埂司令部（注：四支队司令部）讯之，言语不通，其一人粗解中文，给以纸墨以笔供，有曰吾皇军至中国，最惮者有一种神兵，不知其出没之所向，实皇军之劲敌耳。”
这两个被俘的日籍意人和德人应该就是五个白种人之一。棋盘岭与范家岗直线距离4公里，两次伏击战间隔一天，而且，棋盘岭（现属桐城范家岗镇）本身就在范家岗南边，故两战之结果中的外籍俘虏有合为一起上报之可能。有文称：“击毙三名意大利军官”，又文称：“五名白种人均被击毙”，又又文称：“活捉两白人（日籍者一意人、一德人）”。为何如此，尚待有关资料探讨。不过，总数五名白种人是对的。据此，笔者将其统称为“意德日军官团”。
为什么在日军战斗部队中同时出现意大利和德国军官呢？
二战前夕，“投机商人”意大利和中日双方都有广泛的军事合作，中方曾多次派遣海军员生前往意大利学习潜艇指挥和枪炮、水鱼雷等专业，同时向意方购买空军战机及武器弹药，包括著名的“意大利炮”。其时，中意关系还不错。1937年7月17日，意大利访华特使艾尔伯妥·德·斯坦法尼（ Alberto De . Stefani ）作为中国政府聘请的高等顾问，应蒋介石之邀来到庐山与蒋会见。此刻，中日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庄严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他与斯坦法尼在当日举行了简短的会谈，意图摸清墨索里尼政府对于中日事变的态度，争取意大利的调解来制止中日事变扩大化。
但在1936年底，意日间密切关系已经在政治及外交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日本在亚的斯亚贝巴（意占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公使馆降格为领事馆，意大利在 Mukden（今日中国沈阳）的领事馆则继续开馆。后者明显表明意大利是朝着承认“满洲国”方向去的。与此同时，意大利与德国间“同盟协约”( Collaboration Pact）签字（10月24日）。组成了“罗马﹣柏林轴心”(11月1日）。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Anti -Comintern Pact )，为晚些时候的德日意“三方协约”成立轴心国集团奠定了基础。
意大利“远东问题”外交政策的这一“大转变”发生于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底、1938年初这一段时间内，并以1937年11月29日意大利正式承认“满洲国”而达到顶点。意大利在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后，派遣军官前往中国学习日军作战经验，准备进攻地中海、北非、东非等国，但没想到“军官团”会在桐城被新四军歼灭。
“军官团”中的德国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爆发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其中最为尴尬的则是夹在中日之间的德国。一方面，当时中德关系正趋高潮，中国政府特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刚刚结束在德国的访问（1937年6月13日），在沙尔兹堡的“鹰巢”别墅会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得到了关于维护德中合作与友谊的亲口承诺。德国军事顾问正在马不停蹄地帮助中国训练国防军，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也在德国进修军事。另一方面，德国与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政治上的盟友关系已奠定基础，德日外交亦热闹非凡。
日本对华开战，并不符合德国的希望，一旦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日本也就失去了作为德国战略盟友的意义。因此德方在内心中是对日本侵华很不满意的，不过为了“盟友”面子，只能宣称“中立”罢了，但暗中依然同情中国。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在日本的压力下，德方暗中同情中国的立场正在悄然改变。1937年8月16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对其部下就中日问题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这一观点在8月21日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显得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
1938年，中德关系出现了逆转。2月初，希特勒改组政府。希特勒认为日本是德国的政治与战略盟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月20日，德国宣布承认“伪满”政权。随着德日关系的不断紧密，日本继续向德方施加压力，逼德撤退在华军事顾问与停供中国军火。4月27日，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召见中国驻德大使，通报了德准备召回赴华军事顾问团的意向，与此同时，德方也向其驻华顾问团发出了威胁，如还不尽速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迫于此种压力，1938年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率最后几位德国顾问离汉口赴广州，然后取道香港回国。
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是在1938年9月1日至3日发生的，赴华德国军事顾问人员早已撤离中国（文载仍有几名德国军官留在国军参加抗战）。这次战斗在日军中出现德国军官是官方派出、还是个人行为尚不清楚，但与其后的德日意“三方协约”之情势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
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为新四军抗战史写下辉煌篇章，新四军四支队不仅对日首战，首俘日军，又歼灭了“德意日联合军官团”，这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新四军四支队的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935-1938，高敬亭功不可灭！
1938年12月张辉调任四支队司令部机要译电员，在高敬亭司令员身边工作，亲身领略了一代战将的风采和气节。一起工作的有机要译电员江腾蛟（开国少将）、高敬亭警卫员万海峰（开国大校/上将）等。随后不久，张辉和这些红28军老战士一起经历了新四军历史上极为悲壮的“高敬亭事件”。
1939年6月24日原红军第28军政委、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分会成员、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新四军军部以所谓“反党、反中央、反军部、反革命”的罪名枪决于皖中，令新四军全军和中共中央高层震动，这就是“高敬亭事件”。高敬亭之死被称为新四军“第一冤案”，最终由毛泽东决定平反洗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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