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一、桐梓的简要历史及解放前夕的概况
桐梓城——是黔北的锁钥重镇，南依娄山，北临楚米凉风垭、东滨天门，西垂峡谷地带，溱江自东向西流经其间，形成自娄山关以下的葫芦、元田、九坝沟三个大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堪称黔北高原的渔米之乡，自古以来，均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然地和人为地使它成为一个黔北的封建堡垒。
以黔军周西成为首的军阀体系，所谓遵桐派，实际上就只是桐梓派，策源于此，全县在军阀及国民党政权中，任过军长及省主席的，就有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蒋丕绪和何知重等人。任过师长的则有黄丕谟、周庆余（周积善）、侯之担、侯之珪、周超群等，任过旅长的有周芳仁、侯之玺、杨寅亮。至于团级军官及其以下则有周仁甫、彭维舟、王遗等不计其数。
在政界方面，仅省厅长级则有谭星阁、马空凡、熊逸滨、谢汉尧等，而县级官僚则更多了，又如赵文麟任贵州省盐务总局长，总揽全省财税大权，其权势实不亚于厅长之下。
贵州以周西城（中）为代表的桐梓系军阀人物
所以，在旧社会，人们对桐梓城内有一种说法：“走错门都是官”，“拣狗屎的都是大老爷”，即可想象到当时为官者之多了。
除此之外，桐梓城在抗日战争年代，由于它地处川黔孔道，川黔公路穿越其间，交通运输比较发达，加上独特的自然条件，国民党政府即把外省几间兵工厂迁于此，为抗日战争所需而制造枪支。在此期间，科技、文化、国防、兵工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名流都大量地相继迁徙而来，两广、江苏、浙江、江西乃及华北、华中、两湖、东北、中原等地的敌占区同胞，也相继地逃难、定居、通商、贸易、就学于此，通过抗日战争洪流的洗礼，使当时桐梓城乡，无论是工商贸易、交通运输、文化教育都一跃而为极盛时代。在经济文化上出现了畸型的“繁荣”。
也正因为如此，桐梓社会，在原有的已经濒临破落的境地，突然间又大量地增添了发国难财者、暴发户等剥削人民的新兴阶层，以军阀权势为基础的封建没落、腐败的社会增加了更加反动、颓废的色彩。最显著的是原来封闭的桐梓社会上有“袍哥”的三教九流社会群体，而又由京沪各区引进了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青帮”，并很快地与国民党政权中的政客、官僚、党棍乃至军、警、宪、特、地痞、流氓等串通一气，他们利用本地某些土豪劣绅作社会基础，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形成了一派势力，其能量不小，搞得桐梓乌烟瘴气。爱国人士被暗杀，进步青年、教师被监禁，甚至有的还被用麻布口袋装起来深夜中甩到公路上用汽车碾死，抗日书籍被查封，称抗日青年为激进分子，随时都被盯梢、追踪等。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人群的迁走，“繁荣”很快就消失了。在抗战胜利后的三、四年间，桐梓国民党政权、社会封建余孽和军阀残渣，甚至一些发国难财者，他们形合神离，度日如年，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
桐梓原有的军阀地主阶级，他们绝大多数自1935年二十五军解体，贵州政权被蒋介石掠夺以后，就失去统治权力，解甲回乡，靠当年为官所获钱财，终日困守妻儿，坐吃山空，加上当中大部分人，过惯了娇奢淫逸，呼奴使婢的剥削生活方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无一技之长，经历十数年的耗费，他们已频临破产境地，大部分开始靠变卖财产、田地生活了。原当过厅长的熊家（熊逸滨），除了田土已大部卖完外，连家中浮财如衣被、古董、字画都已卖尽。又如周超群原当过师长，在1948年时，家产荡然，连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有时甚至靠借贷度日。还有如家住桐梓的周西成的长子周国鼐生活也发生拮据，这些人表面上住的是洋楼，而实际上外强中干，所以他们思想上是宁愿来一个改朝换代，或许新政权还可以给予一线生机。
另一部分原有军阀，则是企图保存生活实力，保持霸主地位，如黄丕谟（师长）、马空凡（原财政厅长）家，他们一面掠夺一面经营，除了利用钱财造房佃租吸取利润外，还不时典当土地，活动资金，倒买倒卖，牟取钱财，所以始终保持实力，过着极其富裕的腐朽生活。
还有一种情况，是如蒋丕绪等人，他们既是在原黔军二十五军当过师长，又在蒋介石的卵翼下分别任过军长，所以从钱财上不单是保存了原任军阀师长积蓄，还在蒋介石政权中任军长时得以继续囊括，所以在解放前几年，即分别迁居遵义、贵阳，购买土地，修建别墅山庄，开办面粉厂、药房，并以其流动资产放债营业，十分富有，他们的动态则是畏惧改朝换代，凭有钱有势大发横财，渠等内心空虚，眼看人民革命胜利了，就极度恐慌，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积集钱财，或则勾结旧部，保存实力，企图东山再起。如蒋丕绪在解放后，身为遵义地区剿匪副主任，但仍坚持反动立场，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暗中与金鼎山的匪首雷三、漆文彬、晏子高等勾结，刺探人民政府及解放军情报，埋藏枪支，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其结果身遭伏法而告终。
又如原黔军二十五军军长兼省长的周西成、毛光翔的家属和犹国才，他们则早于十数年前即定居贵阳、赤水及遵义等地，遗留均系孤孀稚子，仅靠田租及少许房产生活，多年经营，庙大山空，开支又巨，到解放前夕，已经大厦难支，入不敷出了，这些家庭妇孺，他们对国家、民族、时局，早已倍感凄凉，叹此生之不幸，或求神于庙宇，或拜佛于经堂，把自己困惑于迷念往日烟云之中，叹长天之浩翰，凭古人而吊殇，只图过日安宁，不求闻达于诸侯，算是天天打发日子过去的阶层。
除了上述黔军阀系统中的统治阶层外，其中下层人士，如师旅长以下人员中，他们大多数生活破产，门庭冷落车马稀，如师长王刚成、周超群、旅长周芳仁、团长周仁甫等，他们即属此类型，但他们之所以至此地步，主要是因为吸毒成瘾，开支消耗过大所致，但这些阶层中，也有的跃跃欲试，不甘倒下者如旅长侯之玺，在黔二十五军垮台以后，他曾受过蒋介石为团长的峨嵋训练团特种训练，而后虽未委以重任但他却回到桐梓城，任青帮头子，招纳三教九流，勾结原二十五军权势人物，在地方上以及川黔线作威作福，成为黔北一霸，更有甚者，临解放前一、二年，还与省属及桐梓国民党党政串通一气，任“剿匪”司令，最后还受国民党省主席谷正伦的赏识，调省属政训班培训，他在受训中因盲肠炎而开刀，又因长期吸毒，伤口不愈死于医院，对他的死，谷正伦甚为悲痛，撰书“痛失奇英”四字以悼念。
还有如花秋的杜伯符，原二十五军团长，后又在蒋介石属新编第八师当团长，此人卸职后，不惜一切手段，大发横财，在贵阳、遵义等地均有田地、房产，在贵阳还有车行，自购汽车，可谓家产万贯，田连阡陌，临近解放前数年，他与杜叔季、杜仲修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在三区拉兵派款，欺压农民，无恶不作，解放后与国民党遵义行署专员、反共救国军头子卢杰共同策划，招兵买马，愚弄乡民，凭藉习水与桐梓毗连的山谷地带，誓死抵抗解放，破坏人民政权，造谣惑众，污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其反动气焰之嚣张，反动阶级立场根深蒂固，为所鲜有。最终结果，于1950年夏初，在桐习交界的李家寨进行武装抵抗，被我大军一举歼灭，同其主子卢杰一并粉身碎骨，自绝于人民而告终。
除了上述黔军系统头面人物之外，其余中下层人员，因早已解甲回乡，各谋生路，生活境况，一般都能过得去，但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意念，即对共产党的政策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对蒋介石使他们失业，也决不拥护，并且在某些程度上还希望蒋介石早点垮台，但是对共产党也未必信任。
除了上述原二十五军军政人员的社会动态外，解放前最贫苦的还是要算以知识界、教职员工为代表的教育阶层和广大的农村人民群众。首先就教师队伍来说，在旧社会。教师地位是受人看不起的，认为当教师无出息，是找饭吃，中小学教职员工的工资极其低微，而且还要遭受盘剥。在桐梓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以折实计算，在物价暴涨，一日三变的社会里，看起来是对教师的恩惠，但实际确是反动政权干的“缺德事”，因为所谓折实，就是把工资多少按粮食折算，而粮食的分配供应站点，却远离学校所在地区，经折实后，这样一来，穷到山穷水尽，不能养家活口者比比皆是，继而卖苦力，导致贫病交加，最后抛妻别子，而黄土盖目者，时有所闻。
解放前的桐梓城乡广大农民阶级，他们的境况更惨。他们除了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外，还时时遭到拉兵派款、高利贷的盘剥，加之连年天干水旱，粮食歉收，辛苦终年，不得一饱，不得已而背井离乡，卖儿卖女，挣扎在死亡线上。解放后，1950年3月，当工作人员到高桥区桃子坪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时，发现有户贫雇农民家，3个16-20岁的大姑娘，赤身露体，用些秧毡来遮羞，至于其家中，则是颗米无存，经从旁了解，他家去年无押金交付已被强行退佃，无田土可耕，竟至无立锥之地，几个月来，早已靠挖野菜，讨口过日子了。
桐梓官渡河桥
二、桐梓解放初期的几项工作概况
1949年11月23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0军30师88团2营分三路从官渡河桥及其左右翼包抄，攻入县城。桐梓，这个原为军阀割据，后为蒋家王朝盘踞的巢穴，获得解放。
11月27日傍晚及次日，“遵义专署武装工作队”（西进支队二大队五中队）接管干部战士138人，赶赴桐梓县城，宣布接管桐梓县政权。
针对桐梓县的独特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为了彻底解放大西南，进军川、康、藏，必须首先打通扫清川黔这一咽喉通道，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快速地建立和巩固桐梓县各级人民政权，以支援前线部队作战的急需而解除这地带可能反复的后顾之忧，所以除了按原建制的区、乡、镇政权建立之外，地委、专署、遵义军分区决定在桐梓县建立军政统战联络处，加强宣传党的方针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律、法令，号召城乡各族人民、各阶级、阶层人士，迅速地统一在人民政权之下，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特别是对那些受国民党反动宣传所迷惑的中上层阶级人士、部分资本家和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遗留军官和政权中的基层干部，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还有因华北、中原等地先行解放而逃至西南的各界人士，要求他们认清形势，丢掉幻想，遵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招抚来归、弃暗投明、各安生业，这就是当时军政联络处的中心工作任务。
1、破除封建迷信，揭露谣言，安定人心
1949年底到1950年桐梓解放初期，由于一些残存的国民党特务的作祟，利用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尚不明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我政权尚未巩固之际，他们乘机勾结社会上一些巫婆、巫师，散布封建迷信思想，一时间桐梓城乡谣言四起，迷信猖獗，人心浮动。这些迷信及谣言，散发者人数不多，但其能量极大，危害极大。
如原北门电灯厂附近沿街边有一口死水塘，由于长期积集污泥浊水，臭气熏人，而水面经太阳照晒的反射，就不时出现褐红色，而他们即借此自然现象造谣说：“北门水塘的水都红了，共产党要杀人血流成河啊”.又如原中学教师李光勋（曾参加过地下党，后脱党），在旧社会多次被国民党特务迫害，终日家小都不得安宁，家有老母妻儿，也被株连至绝境，临解放前几天，他也不敢在家，其夫人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自己暗自在家中猪圈架上躲起来，在县城解放前两天竟然不幸窒息死去。特务们却以此大做文章说：“李光勋是共产党，他的太太都怕解放军而跳茅厕死了，不是共产党的人更逃不脱啊!”此外，特务们还利用四乡的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内外勾结，有计划地在城乡四处散布人民政府要“共产共妻”，“前方打仗要挨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去当炮灰”等，弄得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贫苦农民不敢进城往来，干部下乡找不到群众，封建、迷信、谣言之嚣张，真是无以复加，新生的桐梓县城乡人民政权受到严竣的考验。
面对这一严竣局面，联络处在县委领导下，对问题的来源，社会背景，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调查、了解，调动当时联络处极少的干部，带领已任用的联络员如毛有光、王刚诚、秦国安、令狐荣生、令狐荣修等十数人，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劳动人民，由街到村，由乡到区，对群众进行宣传、说服、教育、解释，并组织警卫营战士深入群众会上忆苦思甜，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中拘留、逮捕了特务分子殷××等二人和一个巫师、巫婆，当场揭露他们的罪恶勾当与企图颠覆人民政权，欺骗人民群众的阴谋诡计等，对城乡人民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工作，对城区街道群众又进行组织划分，初步取消保甲制度，把政权交还人民；在农村，又以自然村结合原保甲制建立农协小组，农协会，讲明农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群众才逐渐醒悟过来，首先相信共产党、人民政府永远不走了。群众的觉悟带来了政权的巩固，革命秩序也就随之而安定，党和政府的威信也逐步提高。相反地，暗藏在阴沟里的敌特分子又把头龟缩到阴沟里去了。封建迷信、谣言一时间销声灭迹，大体上人心思定，各安生业了。
桐梓七十二道拐
3、招抚来归
具有独特历史条件的桐梓县城，原二十五军军阀的高、中级官员多，遗孤多，国民党政权的敌特多，川、湘、鄂及两广的资本家也多，类似以上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他们面临人民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深疑恐惧的，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恶毒污蔑、诽谤，他们即便是能自持主见的人，最多也只能说“偌大的中国，国民党搞不好，共产党也不见得能搞得好”。在解放军突进桐梓时，他们只得盲目地逃窜四乡，投亲靠友，苟全性命，以观天下形势的发展。
基于上述情况，桐梓城中在解放前后数日间，流散于乡间及外地者甚多，而他们身居异地，自然也顾虑到城中家小，欲去不能，欲留不得，思想情绪自然是十分矛盾的。联络处考虑到这些人当中，有大部分是为避所谓“时乱”而暂时避身的，只有个别的是趁此下乡为匪作乱，混水摸鱼的。但对前种人，如不及时言谕招抚归来，也可能与第二种人相勾结，背水一战，为匪抢劫，残害人民。因此我们决定利用他们的各种关系，有亲戚、朋友、同乡、同学等进行工作，通过各种渠道，用联络处及私人名义，向他们写信，讲明党的政策、方针，劝其放下包袱，消除疑惧，认清形势，幡然来归，人民政府决不究既往，这样做的结果收效很大。从1950年3月到4月间，经劝说来归者，有六、七十人，占外逃总数的80%左右。这当中有王同星写信给游散在花秋杜家的亲属3人，栗子坝王家亲属6人，桃子坪4人，但是在天井台的原省政府教育厅三科科长，后任秘书的王守伦企图负隅顽抗，结果被一农民持枪走火打死了。
应当特别提出者，象花秋的杜伯符，杜叔季、杜仲修，元田的令狐希涛，这些地头蛇，恶霸地主，有枪有弹。习惯作恶，是真正劝不回来的，因为他们除了想趁机混水摸鱼，大发横财，其罪恶目的，还想蓄积和扩大实力，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配合其主子蒋介石从天而降一并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复辟已失去的天堂。
招抚来归的成功，相应地动摇、分裂了盘踞在高桥、花秋等地持土枪炮的乌合之众的匪徒，其中大部分是被迫或愚昧而为地主杜甘棠等卖命的贫苦农民，多数各自回家，养家活口了。
川黔公路·娄山关之北
4、分化匪众，打通川黔孔道
桐梓是1949年11月底解放的，但是直到1950年3月底，川黔公路这一唯一的交通孔道，除了大部分可以强行通过外（有时也被袭击)，商贾不敢往来，车辆屡遭抢劫，原因是盘踞活动在南面娄山关一带的有匪首魏云青及其所属的匪徒雷俊德匪部，约二、三百人，与遵义地区所属的山盆、李子关一带的匪首漆文彬、雷三、晏子高等，以娄山关为中心，沿公路南起遵义、大桥、板桥至沙嘴一带，利用此地区的自然山谷隐蔽条件，出没无常，昼夜抢劫行人和攻打解放军、工作队及政府干部。
北面在离桐梓城仅十余里的元田坝新街，即有惯匪令狐希涛匪部与成荣甫匪部相勾结，有匪众约百余人，他们沿楚米铺、凉风垭、栗子坝、上台等地隐藏，打着元田坝令狐××师长为司令的旗号（实际令狐××师长当时并不在桐梓元田坝），抢劫七十二道拐的过路行商与车辆。
在更北边川黔边缘上的重镇松坎，则有恶霸匪首张华清，勾结当时桐梓狮溪、羊磴两地的李洪清、戴炎等，各据匪徒数股，约三百余人，沿川黔公路上四川的赶水、观音岩，贵州的酒店垭、三元坝、捷阵溪、三坡等地绵延长达近百公里地段内，进行烧杀掳掠，抢劫行商和过往旅客与车辆。
由于三股土匪为患作恶，使得南起遵义县的板桥镇，北至綦江县属的赶水场一线长达200余公里的地段，交通运输遭到极大的阻塞、严重地危害着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为严重的是直接阻碍了进军川康藏的解放大军以及为他们作战所需的支前工作。这些土匪手段毒辣，把捉到的政府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拿去施以酷刑，如烧天香、背火背夹、抽脚筋、坐老虎凳等，他们还肆意奸污农家善良妇女，逼死贫苦老农等无所不用其极，真正是罪恶滔天，罪不容诛。
1950年3月初，有重庆利生盐号的盐巴38车，由该号营业员邹如文自綦江押运到贵州遵义途中，在赶水一带被张华清匪部抢劫1次，损失11车，并打死打伤我押运盐车的解放军3人，接着运至松坎三元坝时又被张匪部抢劫3车，至捷阵溪时又被张匪抢去6车，打伤解放军1人，群众2人（其中1人为孕妇）。虎口余生的盐车至七十二道拐时，又被成荣甫匪部抢去1车。后到桐梓县城，加强了护运武装，但运到娄山关时，竟又被魏云青匪部拦路抢劫，但因我方押运武装奋力作战，打死5名土匪，彼等实力不支，抱头鼠窜落荒逃去。
桐梓县委、统战部、公安局、联络处通过收集、侦察，确切地掌握了大量情报资料与控告信件，为了革命秩序，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治安支前工作的顺利开展，决心对这些恶贯满盈，罪恶滔天而灭绝人性的匪首及骨干分子，进行一次有计划、稳、准、狠的打击。
根据已获情报资料证明，在这南北的三股匪徒中，张华清的势力最大，他不单是以区长名义盘踞在川黔咽喉要地的松坎，而且还勾结着川东和桐梓狮溪、羊磴两地的地头蛇李国栋和戴炎等人，因而要消灭张华清匪部，就首先得搞掉李、戴2人，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打虎先打头，先计划消灭张华清匪部，并从中分化他与李、戴的关系着手，作为打开这一缺口的钥匙。
事情也很凑巧，一天在城内赶场的人群中，群众发现李国栋的孩子，他正要回贵州大学去读书。我们即相招约他来联络处座谈，在谈话中，发现他很苦恼。于是我们详细地分析了他父亲的处境，是受张华清的摆弄，为虎作伥，不明事理而仰张华清的鼻息。如再不摆正自己的位置，投向人民怀抱，必将与张华清同归于尽。要他权衡利弊，利害相关，请他决择。谈话中有几次他激动得流泪，他最后终于霍地站起来，认真又激动地说：“我听你们的，相信你们在本地方的工作，我很感谢你们和王主任对我父亲及全家挽救，但我目前处境很难，我是否可以向你们提个要求，让我回去劝说父亲，请你们准许他到贵阳去医病暂住，以甩掉张华清的纠缠，在此当中，我父亲在贵阳可以随传随到。”
我们当即商议并答应他的要求，他第二天即起程回狮溪。事情进展十分顺利，约一周后，他父子和一个10来岁的小幺妹来到联络处，请求发给路条。第三天他们去贵阳了，并留下了他父女住贵阳的地址。
李国栋离开狮溪后，戴炎去南川了，张华清不知道，在10天内他5次派人去找李、戴而不见踪影，连李、戴的部属、亲信、家人都不见了。这时，张华清眼见失去李、戴的后援迴旋地带，只得仰天长叹。值此，我们乘机通知张华清，令其速来县城开区乡联席会议，共商川黔公路安全交通问题。此时张始知李国栋已去贵阳。他感到如不收一下手，于他是不利的。于是搞假投降，竟然在得通知后来到县城。
张华清来到县城后，当夜到公安局、联络处报到，向公安局交了最新的德造快慢机手枪4支，子弹500余发，以表示诚意。
张华清投诚后，其匪部属僚员，受他的指使，一部分骨干也隐藏起来，大部分属受骗上当或愚昧无知，被迫的农民则回家种田去了，川黔公路自三元坝至赶水一段暂时得以通行。
但政治惯匪张华清不可能立地成佛，他多年来杀人成性，奸淫掳抢，无恶不作，其所以听令来城中开会，实际上是来打听动静，刺探情况，摸我底细，为东山再起作准备。不久后他又叛变了，变本加厉地为匪作乱。人民政府最后把他及其他顽固不化分子全部歼灭。
除了张华清以外，在桐梓县境内匪首，就要算娄山关北红花园的魏云青了，魏匪个头小而精悍，在高山峻岭中步履如云，人称“草上飞”，惯于走夜路，据说在公路上他可以追上尾巴燃放着鞭炮的狗，他衣着一日三变，狡猾多端，而且心狠手毒，杀人如宰鸡，在历次抢劫中被其奸污或置死者举不胜举。在张华清来城以后，他起初不相信，认为张是他的拜把弟兄，喝过生鸡血酒盟誓，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亦要同年同月同日死，因此张华清之来归，对魏云青震动很大。我们利用张去串说魏云青，是一把关键的钥匙。联络处经过周密的研究和布置，决定叫张华清单身前去，到红花园右后山某地去找魏云青。
为了防止他们二人可能倒戈的事故，在张去的路线沿途两侧，县公安局、警卫营配合，由警卫营王副指导员负责，化装了近一个排的兵力，既作掩护而又作应变的两手准备尾行。
张华清于一个雨夜蒙蒙的中夜只身出城，天明前到了娄山关南麓牛网腾山腰一家农户家会见了魏云青，在一阵交锋之后，魏云青先以张华清背誓盟约，把张捆起来，要杀张华清，但张却哈哈大笑，用眼神示意山下（意有我军尾随），魏云青是个极端敏感的家伙，立即大声喝令其匪徒住手，将其松绑，摆酒设宴款待，促膝把谈。
也是在魏云青把张松绑的同时，我们化装潜行的指战员们正匍匐至山下约五十米地段，六个先头战士已对这家农户作了包围警戒，在魏云青和张华清举起第一杯祝酒时，王副指导员一步从靠牛圈右侧的小门跨入魏云青所在的堂屋，诙谐又风趣地说：“算是我走运，遇上有吃有喝了。”而后自我介绍说：“我是王××，奉公安局长的命令，跟随张区长来接魏队长到县城开会的，张区长真是个飞毛腿，我老追也赶不上他，比我先到了”。魏云青对此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不及防备，进退不能，一阵假惺惺的礼让之后而殷勤接待。跟即我便衣战士接踵而至，使得他不得不乖乖地低头就范了。
回城后，张华清四处扬言，魏云青是他亲自去招抚的，我们不理他，大约十来天后，他借故老母病危，深夜留个条子又溜了，这是他最后自绝于人民的开端，因为直至他被打死，就再没有回城一次。
成荣甫是元田乡上台坝村人，父母早死，由其叔成伯儒代养成人，无产无业，但生性强悍，而且好吃懒做，横行乡里。据他供说，他十二岁时即“下水”为匪，多年来，在元田坝惯匪令狐希涛的指使豢养下，玩弄枪杆，当狗腿子，因而练得一手好枪法，有百步穿杨之吹，由于其长期为匪，鸡鸣狗盗，狡猾成性，出没无常。联络处以其临近城区，曾多次带信给他，令其弃暗投明，受抚来归，并曾派联络员王刚诚亲找他，其时他住元田沙包树，但始终不知其下落，但当张华清来自城，魏云青又被持以后，我们有意识地停止对他的追踪，看他的动静，同时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估计他可能反动到底。但是形势逼人，独木难支大厦，就在魏云青来归的第二个赶场天，他露面了，竟然大摇大摆地在楚米铺镇上吃酒打牌。当晚即托他婶娘后家的一个堂兄弟周人美潜入城里，深夜来公安局内联络处门前，说有情报报告，我们接待了他，他转述了成荣甫愿意投诚，并说杀他可以，但不要连累他婶娘，因为他是其婶娘养大的。我们向他阐明了党和政府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胁从不问的政策，叫他转告成荣甫，认清形势，弃暗投明，改恶从善。
又隔一天，桐梓城里赶场，成荣甫在周人美的带领下，提了一个提篮，表面上盖些皮纸，下面是德国造二十响快慢机枪2支，左轮枪3支，及一个小皮口袋子弹，来联络处请降，并口若悬河地畅述攻打七十二道拐，抢劫盐巴的指使者是元田坝的令狐希涛，现在盐巴还在他家中，还提供张华清、魏云青在解放前后他们在红花园魏云青家中开过三次会，以及准备攻打公安局和县政府的时间、人员和计划等张、魏都未交代过的情况。
张、魏、成的先后来归，渠等下属匪众也群龙无首而鸟散，绝大部分都各自回家，各安生业了，川黔通道得以畅通，治安、支前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城乡群众的顾虑、傍惶情绪也就因之而解除。
党和政府对其三人的处理，也作了各自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大体是这样决定的，张华清和魏云青出生地主剥削阶级，明团暗匪，欺压群众，依仗权势，各霸一方，是反动政权的骨干分子，解放后继续为匪，多次抢劫解放军、党和政府干部及行人，阻碍及危害革命秩序，民愤极大，罪不容诛，应予镇压。成荣甫属无产无业者，虽已为匪多年，但均属受地主、匪首令狐希涛指使，罪恶也大，但谅其投归较好，交清了武器，揭露了其他匪首的奸险阴谋、计划，有悔改表现，暂交管训队学习，以观后效。
至此，川黔要道打通了。
川黔公路·娄山关之南
5、与花秋杜氏三霸的斗争
桐梓县属花秋区，它处县城西面，与习水县相毗连，既是山岳地带，其间又贯穿峡谷平原，自然资源极好，可算是未开发的渔米之乡，而那里的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大多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一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而当地的地头蛇、恶霸、军阀杜伯符、杜叔季、杜仲修（伪区长）盘踞于斯、他们拥有土地连连，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是压在花秋区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桐梓县解放近半年，其它各区的人民政权都早已相继建立和巩固，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法令都能予以贯彻，群众也大多数能安生业，唯独花秋很不平静，不是这里遭抢，就是那里遭劫，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总是若即若离，征收抓不上来，农协小组成立又垮，村干这个不行，那个不来，连个群众会都开不起来，群众对人民政府始终持怀疑态度，总认为共产党要走，国军不久就要打回来，谣言明明暗暗，但总是抓不住问题的根本，有的群众甚至外出投亲靠友，工作组下不去，群众见了解放军就逃，农村社会秩序极度不稳定，主要原因就是杜氏三霸一手操纵，煽阴风，点鬼火，明枪暗箭，指向党和政府，其反动立场根深蒂固，气焰之嚣张，实令人发指，联络处三番五次给他们写信，托其亲友走说，通知他们进城开会，讨论治安支前工作，但每次他们都以小孩生病，大人头痛等借口不来，我们根据群众反映、控告、揭发，掌握大量资料，这三个恶霸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他们暗中与习水、高桥地带的匪徒勾结，纠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地痞、懒汉、恶棍、党徒、青红帮分子、一贯道头人等与旧遵义地区的专员卢杰的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串通，凭借仁怀、习水、桐梓三县边界的高山密林，妄图与人民政府作长期抗衡，他们筹集武器弹药，搞反革命武装叛乱，以达到他们幻想颠覆人民政权，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1950年6月份前后，我16军回师贵州，在党和政府、军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经过前后近月余的大小战斗，终于全歼其在李家寨以伪专员卢杰为首，杜伯符等为骨干的反革命叛乱集团——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巢穴，这就是黔北有名的“李家寨之战”，在这次战斗中，花秋杜氏三霸及其主子骨干十数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至此，在桐梓县境内的反动武装堡垒被铲除了。从此，桐梓县城乡人民，开展了正常的生产活动。
1950年1月至6月期间，桐梓县联络处还参与县的治安支前会议，征收，青、妇联干部的物色，城内工商业工作的规范，都作了大量的协助工作，其中也涌现出一些积极可靠，强烈要求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如毛有光当了解放后第一任教育科长，令狐荣修接收到县政府搞财经及事务工作，王承怡（桐中学生）参加了共青团，并在县团委工作等。另外在各区、乡建立的农协小组、农会、民兵组织中，也涌现了许多积极可靠的基本群众，如新站的王同荣，夜郎的王源建，松坎的张开明等，他们后来在民主改革中积极工作，有的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有的参加政权工作，有的在土改中入党，成为一批新生的干部力量。
2024.11.24.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1950 · 桐梓军政联络处工作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