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秦天真：东进齐鲁那些事
开场白
秦老、秦天真，是很受贵州人民敬重的老革命前辈。他为贵州的解放和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公众号曾在2024年10月13日以《秦天真：进军贵州途中二三事》为题发表过秦老在贵州解放前夕受命接管贵阳的经过，引起很大反响。
前两天与贵阳盛军（盛北光大爷的小女儿）在交流有关贵州解放史实信息时，又谈到了秦老，她告诉我一件与秦老密切相关的事：听贵阳孙桂荣（南下干部后代）说，她们有一次到山东曲阜孔府孔庙参观时，讲解员听说她们是贵州来的，就向孙桂荣她们讲到了当年山东土地改革时期，是贵州的秦天真保护了孔府、孔庙。哇！这还真是个惊人信息哦。对于秦老在中共贵州省工委（地下党）的事迹，我们都基本耳熟能详，但他老人家在咱山东的经历还真是鲜为人知的哈。
盛军说正好秦淮（秦老的孙子）刚送来一本秦老的回忆录《风雨八十年》，里面记载有关于秦老当年保护孔府孔庙的事。于是盛军就把秦老在山东工作经历的章节拍了图片发给了我，现将其编辑整理了，发公众号里分享与大家。
依依别延安 迈向新征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和庇护下，企图扼制我党和我军，疯狂策动反人民的内战。党的“七大”上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抗战胜利后一定要争取东北这个重要基地的战略决策。
1945年9月，中央决定派干部去东北，将原计划准备南下的干部和部队调赴东北，驻南面几省的部队撤到苏北解放区和皖北解放区。延安的许多干部正纷纷调往东北和山东。在这种形势下，我深感不能继续在中央党校过着是学习也是养病的日子，身体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但又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痊愈的，自己不能出力，还拖累照顾我的许多同志，重返贵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已没有隐蔽的条件，不如到前方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于是我向中央写了陈述这一想法的报告。中央对有病的同志是关心的，中央组织部看了我的报告后派人来找我谈话，先是劝我仍留延安休养，我执意所请，后来就问我想到哪里去，说晋中离延安近些，去晋中如何?要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之后我与熊蕴竹、徐健生商量，我想要走就走远点的地方，不想去晋中，如果到东北又担心身体不适应那里寒冷的气候，就要求派到山东去。直到1946年4月底，中央组织部才批准了我的请求，决定我去山东临沂向华东局报到并安排工作，也批准熊蕴竹同行。陈军和秦天芬同时也经西北局批准去山东。我们四人都很兴奋，行前到街上的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取得相片后我在背面写下：
今日的离情，是来朝的欢爱
天真题于离延前夜
1946.5.5
当时写这几个字，抒发离别延安依依之情，准备去迎接欢欣的新胜利。相片一直保存至今。
1946年与熊蕴竹（前左）、秦天芬（前右）、陈军（后右）经批准赴山东。5月5日离延安前夕合影
千里跋涉 奔赴山东
我和熊蕴竹、陈军、秦天芬都编到开赴山东的一个干部大队，广西的陈岸也同我们在一起。5月6日离开延安，出陕西，过山西，经河南，赶往山东。
行前，组织上分配给我一匹毛驴，调来一个饲养员，也准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品。一路上我很少骑牲口，多用它来驮运我们的行李，我还给头痛脑热的人看病发药，给一些脚上打起了水泡的人穿刺，成了不是医生的医生。
“牧童遥指杏花村”
记得进入山西省境来到汾阳县的杏花村住了两天。到下老乡就泡茶请我们喝，咸得难于入口。我想“牧童遥指杏花村”是说这里出产著名的汾酒，这样咸的水，怎么能酿出好酒? 一问，才知道酿酒的水是从人工打的深井中取用的。我跑到井边尝尝打上来的水，果然清甜可口，又到酿酒作坊去看生产汾酒，那时也并不知道酿酒的奥妙。酒坊年长的人问我是哪里的人，当我告知是从贵州来的时，年长的人说：“你们那里的茅台酒是好酒啊，是几百年前我们杏花村的人传到你们贵州去的。”并端出一大碗老汾酒给我喝，问我味道怎样，同茅台酒是否一样。我一边品尝，一边想：茅台酒、汾酒我都从来没有喝过，这下尝了汾酒，果然名不虚传，但老乡讲的茅台酒渊源是否确实，我也难断，只好说都是好酒。若干年后才晓得完全是两种工艺，两种香型，山西老乡所说不确了。这一路上看见老百姓很穷苦，只有汾河两岸稍好一些。
过太行山 到达临沂
过太行山抗日时期的根据地时，看见老百姓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对我们很亲热。太行山缺水，老乡宁可请你吃别的东西，却很少请你喝水。眼见他们一家人洗脸用的一点水，还要留下洗脚、喂牲口，我们也不便启齿多要水喝。然而我看到山里的妇女穿得虽然破旧却也算得干干净净，老百姓也最讨厌别人乱丢杂物。
我们这支干部队伍出太行山后要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就把身体好的和病弱的搭配编组，互相照顾。晚上越过封锁线时，规定不准出声，连咳嗽咯痰都要求就地刨个小坑把嘴伸进去咳吐，以免被敌人发现。通过封锁线，跨过干涸的黄河故道，进入鲁西，干部大队的人又分别派到各地。我和熊蕴竹、陈岸等从鲁西继续前行到鲁南的临沂，去华东局报到。
狄生向华东局组织部长李林介绍了我的情况。那时从延安来的人都很受尊重。李林很高兴地说：“天真同志，这里很需要干部，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同志，任务繁重。”
我参加了土改检查团
1946年5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央强调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当时最基本的历史任务，也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但过去在执行中存在某些过“左”的问题。华东局正在组织“土改检查团”下去纠正“左”的作法。我报到后，华东局要我到一个部门去负责，我不想留在机关，要求参加检查团的工作，得到了批准。检查团集中几天学习中央指示后就出发了，在鲁南的一些地方走一处，看一处。农民是渴望得到土地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但那时到处仍在批判“富农路线”，斗地主时也把富农弄出来斗争，没有把富农与地主区分开来对待；在分配土地上也有的地方甚至伤害了中农。当时在纠偏工作中不是没有阻力的，对某些“左”的现象即使是在检查团中也仍然存在一些认识和处理上的不同意见。在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点上我是坚决的，也在直觉上感到必须尊重劳动和保护劳动者，但对富农自身所从事的那部分劳动如何正确划分和对待，也并不很清楚，总觉得把他们也当成地主一样来斗争和处理并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检查团进行了一些清理和纠正处理。
由于国民党加紧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我党中央指示全解放区军民要紧急动员起来，英勇地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我们这个土改检查团也就随之撤回，转到反内战的斗争中去了。
在老根据地发动群众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署，确定了和平建国方针及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国民党出尔反尔，背弃他们的诺言，破坏国共两党达成的《双十协定》，撕毁了在我党的努力下促成召开的政治协商会（通称为旧政协）所作出的决议，加紧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准备。中国人民期望经过八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和平建设的环境，又蒙上了战争的阴影。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向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蒋管区疯狂镇压民主运动，迫害共产党人，暗杀进步人士。我党中央发出指示，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必须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战胜和粉碎蒋介石发动的进攻。
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翼鲁豫野战军主力实行战略进攻，在鲁西强渡黄河，歼敌9个半旅。这个时期，华东局按中央的指示进行自卫反击的准备和动员。华东局要我和宋日昌（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带两个县大队到洪润区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没有多久，又调我去临沂东北面汤头附近的土城，给我的任务是调查那里的建党情况。土城的群众生活比较艰苦，但对党有深厚的感情，群众基础很好，农村中的党支部多数是好的，不愧是山东的一个老根据地。我同当地的党员干部讨论了党的建设工作和群众工作。当时，党的建设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思想上树立反对内战，坚持自卫，为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信念；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党的力量，更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建设工作还必须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结合起来。许多干部和群众原来以为抗战胜利后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对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又要打仗，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是有深仇大恨的，谁也不愿意在日本投降后再继续遭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土城开展这项工作，我深深地感到老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在党的多年教育下，他们的政治觉悟是高的，对党的号召和提出的要求很容易接受，自觉性也较强。我也常想，这是在解放区，在老根据地开展工作，我们可以公开地召集党员干部会，开群众大会讲解、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却只能秘密地进行，只能利用合法的形式在群众中做工作。两种天地两种方法。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更艰苦，而他们的工作特殊性、艰巨性也不尽为人所知。
重逢两友 登报寻人
就在土城工作期间，我曾巧遇刘茂隆，那时他正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们两人找到“大众日报”的记者王力，在报上登出“寻人启事”，找1935年在贵州协同刘茂隆越狱后由贵州省工委安排送回山东老家的董亮清。不知道是董亮清没有看见报纸上我们找他的消息，抑或他已不在山东，也或许已离人世了，没有回音，我和刘茂隆都感到非常遗憾。也就在这段期间，有一天王平突然来找我，他是1934年在贵州发展的党员，以后疏散出省，只知道他在上海搞新闻工作。这次他是随军从苏北路过临沂去大连的，在华东局与李林联系时，李林问到他的经历，他讲了在贵州由我发展入党的事，李林告诉他：“你讲的秦天真就在这里，正在土城。”他这才跑来找我。我们见面谈起在贵州分别后各自的情况，回忆在贵州时期的工作和许多同志，都很兴奋。他是记者，带了一部照相机，我们留影纪念。
配合部队 组织支前
年底，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苏北隐蔽回师鲁南，集中兵力，于1947年初发起鲁南战役，歼灭敌第二十六师大部分和第一快速纵队，活捉敌师长马励武，攻克鲁南峄县；全歼敌第五十一师，生俘敌师长周毓英，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巩固鲁南的指示。
战役开始前夕，华东局派我到张忠司令员和傅秋涛政委率领的部队作地方支前工作的配合。华东局介绍我同张、傅见面，他们听说我原来在白区搞地下党工作，问起我秘密工作是怎么搞的，觉得不可思议，没有在战场上同敌人面对面，刀枪相见，你死我活地打得痛快；我没有在部队呆过，觉得部队的军事行动也不可理解，我表示很愿意亲身来部队体验，他们很欢迎。张忠司令员很豪爽，爱喝酒，酒量也大，他们招待我吃饭时，定要我喝酒，我勉为其难地喝了一点，味道还香。
我们去作地方配合工作主要是组织战区群众接待部队，支援前线。我们筹集粮食，发动家家户户做煎饼，腾房子，用粉笔在门上划些部队交代的标记，安排团部、营部、连部和排的住地，房子里还钉了一些钉子，准备给部队指战员挂东西。部队到达时组织群众和儿童团夹道欢迎，送水、送煮熟的花生到连队，妇女给战士缝补衣服，老百姓的支前热情很高。我们部队的指战员同群众的关系是搞得很好的。开初，有些南方来的战士吃不惯大葱煎饼，说“反攻反攻，煎饼大葱”，想吃大米。这是苦人所难的事。我们配合部队干部向战士们做工作，说明北方很少大米，老百姓把所有的面粉、玉米面都拿出来支援部队了，他们自己连大葱煎饼也吃不上，要体谅群众，要感谢群众。战士们理解了，有的还主动检讨。记得我自己做了一件不了解民俗的事：我寄住的人家有个孤寡老太婆，我见她的住房里很脏乱，就派人去给她清理打扫，老大娘很生气，不停地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当地的干部告诉我，我们的人把她存放寿衣的那个角落上多年的蜘蛛网弄破了，她认为很不吉利。我只好向她赔礼道歉，说了些安慰她的吉利话，老大娘平静下来。开初，一些同志认为我迁就封建迷信，我还得做他们的工作，说明这种事急不得，民间几千年的信仰和习俗，不是下道命令就可以强制改变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纪律，尊重群众的习俗也是纪律。
鲁南战役完胜
在鲁南战役中，张、傅部队的任务是攻打峄县东面20多公里的兰陵镇，参加包围峰县，歼灭守敌。战役打响后我们在搞支前工作时，每天都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侦察，记得有个战士躺在地上隐蔽，敌人的飞机俯冲下来，他举枪射击，一枪命中，飞机冒着浓烟栽了下来。这个战士立了大功，部队表彰了他。
鲁南战役只打了18天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迫使国民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也不知道国民党败军是怎样向他们的上司谎报战况的，使蒋介石主观判断我军在鲁南战役中“伤亡惨重”，不可能连续作战，便调集兵力企图南北夹击山东解放区，以迫使我军在沂蒙山区与之决战；又以为我军主力集结于临沂，以图一举灭我主力部队。其实，我军只有两个纵队在临沂附近佯装全军主力准备在此阻击南线国民党军队，而7个纵队的主力已秘密北上集结于新泰、莱芜两侧，西逼兖州（今滋阳县）。蒋介石果然中计，急令据守明水（今章丘）、淄博、博山等地的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部南下阻击，落入了我军主力控制区域，被我军包围于莱芜地区。在我军发起全线攻击之下，全歼李仙洲部，活捉了李仙洲，取得了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接着又发动了“虎口拔牙”的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敌师长张灵甫。此后，我军又在昌邑以南歼敌万余，山东战场转入进攻，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曲阜土改与孔府孔庙孔林保护
华东局根据中央的指示部署土地改革，以推动各解放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派我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去领导那里的土改，并明确两大任务：一是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二是保护孔庙、孔府和孔林（通称“三孔”），地委也给我打招呼要保护“三孔”。于是，我带了一批干部赶到曲阜。
曲阜县城不大，孔庙和孔府一墙之隔，坐落县城中心，孔林在县城南面约3华里。这里姓孔的人家很多，杂姓很少。我在毕节读书时就听先生讲过孔子死后，崇敬他的弟子和鲁人迁居来此的很多，所以，曲阜向来就有“孔里”之称。为了贯彻华东局的指示，我规定工作队不住孔府、孔庙，在县城中另找了住地，并在群众会上宣布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进入孔府、孔庙和孔林。之后，又在县城和“三孔”张贴了布告，干部和群众是拥护的。在老百姓中似乎也早有不能随便进出孔庙和孔府的乡规。过去听说这里有“下马碑”，这次才目睹了立在孔庙第一座大门——根星门左右两侧的石碑上，各刻有“官员人等到此下马”八个大字（是南宋光宗二年即1191年刻立的）。我还听老百姓说，日本军队占领曲阜时，为了笼络民心，表示尊孔，曾下令日军不准擅闯“三孔”，列队路过孔庙时规定要正步前进。我们宣布保护“三孔”没有什么阻力，完成保护任务也较顺利，但是在是否应将孔府的财物、房产也连同土地一并分配给农民的问题上，在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中，认识也并不完全一致。说实在的，我在做统一认识，以贯彻执行华东局保护“三孔”的要求上，所花的精力很多。
我带人查看过孔庙和孔府（没有亲自去孔子墓所在的孔林）。那时孔府已是空无人居，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一家早已离去，只找到孔府的一个管家。孔庙占地300多亩，南北长达两华里，九进庭院，殿、阁、坛、祠、亭、堂、楼等总有400多间，雕梁画栋，气势宏大；杏坛是孔子讲学的地方，《庄子·海父》上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子弦歌”，可以想见当年孔子从教的盛况。杏坛北面就是“大成殿”，据说唐代原称“文宣王殿”，宋朝徽宗赵佶尊孔子为“集先圣先贤之大成”，由是而改名“大成殿”。大殿周围有28根雕龙石柱，前檐的10根更是精美的镂空浮雕盘龙柱。孔庙的唐松宋柏绿荫之中，还有许多碑亭，保存唐宋直到民国时期的祭孔石碑，记得有一块刻画了孔子周游列国图。孔府占地200多亩，厅、堂、楼房也有400多间。整个孔庙和孔府真是少见的浑然一体的古代艺术建筑群，里面的东西仍旧存放，孔德成住的后堂楼里，陈设很阔气，有许多古玩、锦绣、字画和新式的座钟等摆设。孔庙和孔府如此宏大精丽，我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我接受过反对“尊孔复古”、反封建专制和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影响，然而此刻我深感华东局要求我一定要保护好“三孔”，并非出于“尊孔复古”，而是把“三孔”作为重要历史文物、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来保护的。当然，那时对孔子应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是什么，我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把孔府的管家叫来谈话，问到孔家的地契租约时，他不言不语地带我们到一间屋子里去点收，原来是一箱一箱地装好保存的。这些契约我们没收了，房产财物一概未动，封存交由地方看管。查田分地时，要发动群众诉苦，提高阶级觉悟。讲清分配原则。我感到有些穷苦的农民只要求分得土地，对孔府家的人并不十分仇视，分不清尊孔的传统同清算孔子后代对农民的代代剥削是两回事，但许多孔姓的农民说：“我们和孔府的孔家都姓孔，他们有钱有地，我们同他们不一样。”分配土地进行得较顺利，在群众大会上，我宣布没收孔府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之后，点一把火将几大箱契约烧了。在烟火迷漫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欢笑起来了。
若干年来，我不时回忆曲阜土改的情景，也常向一些同志讲述党为什么要求在土改中一定要保护好孔庙、孔府、孔林的深远历史文化意义。如果当时在坚持分了孔府的田地之后，又把孔庙和孔府的房屋财物也一齐分割给了农民，虽然农民可得到更多的实惠，却也就必然损害了举世闻名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我在曲阜土改中按照华东局的指示所执行的政策、采取的保护措施是正确的，曾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这段经历开启了我对历史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是难忘的。
2024.11.26.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秦天真：东进齐鲁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