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承：山東黨史資料
鲁西平原的革命火种和抗日枪声（二）
申云浦
解聘后，教“幼儿园”
一九三六年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们活动的就更积极了。在阳谷城里崇实小学，我的身份又暴露了。校长李约三和我是亲戚，这个昏庸老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崇实小学，实际上是军阀军长范××办的私立小学。李约三当代表，维护封建统治。
我在崇实小学教书，为了取得李约三的信任，能站住脚，有个掩护，便于革命活动，我就干会计、干事务，一星期还教二十四节课。那里有这样的教员!可他每月仅仅给我十九块钢洋。
同事中有个叫张子化的，是个国民党顽固派，太坏了。他发现我订阅的进步书报多，来往的人多（来往的人的确多，一到星期六，屋子里放满自行车，像开车铺的），聚会多，他不敢直说我是共产党，却说我是什么“人民阵线”。他对李约三说：“申云浦广交际，也不能这么多朋友呀! 申云浦教书怪好，但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你这庙装不下他。将来给你惹祸的准是他，趁早让他走开。”
放寒假时，李约三对我说，他这庙里盛不下我这尊神，叫我趁早走开。他煞有介事地说：“闹半天，你是个‘人民阵线’啊!”我说：“什么‘人民阵线’不‘阵线”的，救国无罪。可以解聘我，开除我，但不准胡说八道。”就这样，我又离开了崇实小学。
经李约三、张子化一宣传，在阳谷教育界谁也不敢用我，说我是赤化分子。袁晓吴和我是很要好的老朋友，在我被聘以后，都不敢用我，不敢让我到他任校长的第一小学去教书。
我对晓吴说：“这么好不好?你第一管饭吃，第二管烟吸，我给你教书，不要工钱。”最后他同意了。可是，他有他的办法。他不让我教大学生，而从一年级学生中拣四、五岁的，分出四十多个，成立一个班，交给我教。他暗自得意：这一下，对“幼儿园”的娃娃，可不能宣传共产党了吧!我会弹风琴、唱歌、舞蹈都能教。干了个把月，鲁西特委就调我到博平，开展鲁西北工作去了。
一年两次当灾民
一九三七年春天，一到博平，就恢复了谢鑫鹤的关系。很快把还驾店小学“赤化”了，教员差不多都成了共产党员了。
那时，茌平、博平、清平、高唐，都有“点”。茌平琉璃寺乡农学校有段缄三；博平有谢鑫鹤；清平城里乡农学校发展了黑伯里（15）；高唐乡农学校有赵英斋（16）。在博平，而后又发展了胡泮声、陶工岱、王怀远。
放暑假，我回阳谷后，组织上又派我去寿张开展工作。竹口镇小学校长是我的同学，忘记他的名字了，家是小地主，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要外出学习，就请我代理他那个小学校长。我在代理校长期间，在竹口镇、莲花池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张惠民（17）就是其中的一人。
在竹口镇小学期间，闹地震没有砸死我，黄河发大水把我淹出来了。学校被水泡倒了。我把学校的檩梁、门窗、桌凳捞到一块，拴在树上，就走了。
我从寿张又回到博平，和谢鑫鹤一起，我们以支部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团结教育界，领导了小学教员罢教。要求提高薪水，改善教员待遇，反对外号叫“王家兔子”的博平教育局长王天翼。闹着闹着，“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军南退，王天翼也跑了。但罢教在当地影响很大。
接着，又发了大水。从莘县过来的大水把学校包围了。我们组织当地农民围村打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博平不比黄河边的寿张，这里农民没有防备大水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没有船，出门就用两捆秫秸绑住一口缸，坐在缸里来来往往。
阴历十月，我从博平南门外上了小船，一气撑到阳谷七级镇，后来安乐镇。回到家乡，转入开发游击战争的工作了。
那时，地下党同志有社会职业的，发薪之后，除吃饭买书之外，都交给党组织，养活职业革命家和做党的活动经费。像赵健民、刘宴春这些同志，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生活苦得很。健民穿的背心，跟鸡啄的一样，密密麻麻，净洞洞。他到我那里，都没法径直见我。他衣服烂到肩膀，露着黑膀子。我是教书的，很体面，要进去一个穿破衣烂衫的人找我，我不好向同事们介绍，不利于掩护。健民只得抱着胳膊进院校，到我屋里，先用我的衣着把他“武装”起来。这才可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刘宴春到寿张来找我，都是先把学生叫出去，对他说：“去叫你申老师出来。”等我拿出衣服来，他到高粱地里换上，才进学校。这些职业革命家，整天奔波，席不暇暖，弄得泥头泥脑，艰苦至极。虽时隔四十多年，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
拿起武器打游击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南退，鲁西陷入混乱。
前面说过，我撑船从博平回到阳谷，就回家了。在这前后，我曾到济南参加过会议，由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同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以后又由刘宴春传达刘少奇同志指示：脱下长衫，到农村去，拿起武器打游击。我们响应了党的号召，就在家乡组织游击队，开始是号召农民拿起武器，组建自己的基本队伍，同时争取、改造一部分土匪——把土匪武装改造为抗日武装。
当时是土匪遍地，司令如牛毛。只有在聊城的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是有正义感的人士，坚持守土抗战。这时山东政训处也派了二百多人，来第六专署建立政训处。政训处派来的人员大多数是京津流亡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山东省委为了同范筑先进行统一战线，支持范抗战，派张霖之为省委代表，来聊城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鲁西北特委就掩护在六区政治机关之中。
自己的队伍没集合起来，又做争取改造土匪的工作
我们自己发动的基干队伍，规定某一天在安乐镇集合。恰恰在那天，日本飞机到安乐镇低空盘旋。当地民团团长和地主们代表人物，可吓坏了，就利用扶乩、下神的办法，要把我赶出安乐镇，破坏游击队的集合。
他们问“关公”：“申云浦在这里拉大旗，好不好?”“关公”回答：“大事不好!”
后来，一群黄沙会徒众，喝了符，念了咒，迷迷糊糊地从南街到北街，扯着嗓子喊，“抓申云浦!抓申云浦!”
事前，早有人送信，说黄沙会来抓我，要我快跑。我跑了，没抓住。可是，这一跑，我们游击队没办法按预先的约定在安乐镇集合了。
那时，我们已争取了布永言——外号叫“布大眼子”的土匪武装，并从范筑先那里请了委，成立了第五游击大队，布永言任队长。我们的队伍没集合起来，就把动员好的一部分农民，拉到“布大眼子”那里集合，拿起他们的武器。就这样，把武装搞起来了，有百十条枪。
土匪队伍哗变
布永言是牲口经纪，认识很多土匪，他本人不是土匪，是个大“青皮”。把他的队伍集合起来，驻在阳谷西关。当时阳谷已建立了抗日政权，范筑先委任了第一任县长——徐茂里（徐森）。我们的政治部，实际上就是党的机关了，住在阳谷城里。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派政工人员到布永言的队伍里去，建立了政工制度，进行整训，加强群众纪律，不准拉老百姓的猪，抓老百姓的鸡等等。这一整顿不要紧，他们哗变了，把队伍拉跑了。
布永言跑到莘县去汇合各路土匪，在阴历二月二晚上，从阳谷西门打进城内。沿街嗷嗷喊叫，随便开枪。他们先占了县政府，后包围了西街小学。我是县委书记，正在西街小学办政训班。政训班学员推我为代表开学校门，没等我开门，土匪就把门踹开了。一进门，朝我“嘭”的就是一枪。他们喊：“小舅子，把枪拿来!”我说：“这是些学生，没枪。”那时刚下了雨，地上很滑，我没留神，一下子滑倒了。可巧，这时李钟洪（我动员出来的一个农民）进来了。他一看是我，就说：“二叔，你怎么在这里?”我说：“你不知道?我把你动员到布永言部队里，我就在政训处。”他说：“那好，快起来。”他给我找了个地方歇息。我说：“赶快给我弄饭吃，送我出城，我要赶快到聊城去。”
我到聊城后找着张霖之同志，报告了阳谷的情形。范筑先司令接着派兵包围了阳谷城。没打，谈判达成协议，和平解决。我们进城，把布永言的队伍改编成第十九支队。
县长换人，阳谷变质
范筑先那里分两派：一派是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我们共产党控制；一派是参谋处，国民党控制，参谋长是王金祥（18）。
这次土匪进占阳谷，成了顽固派的借口。王金祥说：“你共产党的政权，被土匪拿去了。”他在范筑先那里挑拨，撤了徐茂里的阳谷县长的职，换成了王金祥的人——张维庠（化周）。
阳谷到在徐茂里当县长的时候，利用政权搞抗日武装，叫民间摊派枪支，建立了县游击营，四五百人，都有枪；另外还建立了个特务大队。特务大队比较可靠。大队长赵晓舟（19）、副大队长顾寿祯（20），还有公安局长熊义五（21），都是我们的人。阳谷县长易人后，处处限制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中队改成连，把我们的人调换成他们的人。被逼迫得没办法，没请示特委，我叫顾寿祯带着特务大队个把连离开阳谷，合并到我党领导的十支队去。为此，我们还挨了王幼平同志的一顿批评。因为未经请示，我们就单独行动了。
我们走后，剩下的人改编为保安大队，头头全换成他们的人。本来这个游击营就靠不住，因为枪是摊派来的，人也是摊派来的，派壮丁搞起来的。这样一来，就更靠不住了。
顽固分子搞摩擦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到鲁西后，先在曹县，后到阳谷张秋镇，建立了个鲁西行辕。范筑先前面抗战，沈鸿烈后面捣乱，挖范筑先的墙根。这还不算，还煽动安乐镇东边一个丁家庄的“忠孝团”、反动的黄沙会头子刘青峰、刘青岚兄弟反对我们。叫嚷：范筑先的人从这里过，就铡了他。其实“忠孝团”完全是由沈鸿烈的省政府民政厅长李树春和阳谷地方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朱子梅等人煽动起来的，这已经反映了国民党省政府沈鸿烈同抗日专员范筑先的矛盾，实际上是同共产党的摩擦。
这时，在阳谷，国民党对我们的摩擦，已经很露骨了。我党以政训处为代表，国民党以动员委员会为代表。动委会的头子是刘建高（22）。刘建高是我的老师，是国民党顽固派，十分反动。记得他当时曾吹胡子瞪眼地说什么：“申景玮，共产党?我这老师也没教他共产党!”我传话说：“共产党还得叫你刘建高教出来吗?”
动委会都是当地的地主老财，老拔贡张绍堂和国民党熊纪明、朱子梅拧到一起。因此，当时动委会比较得势，我们的政训处被排挤出阳谷，但阳谷党组织仍继续顽强战斗着。
红五月，大发展
一九三八年，鲁西党组织决定来个红五月突击发展党，建立各县党组织。党员成倍地增加，如阳谷在五月前只有几十个党员，五月后发展到一百多，几乎各区都有党员，先后建立了区委。接着正式建立阳谷县委，我为县委书记。
鲁西党的这个决定很重要，很正确，经过红五月突击，给党的发展打了个好的基础。
红五月突击后，八、九月间，把我从阳谷县委调回鲁西特委，任特委宣传部长。特委组织部长本来是张丙元，他没到职，特委撤到冠县后，丙元才到。
十一月十四日晚上，我奉命带着特委机关人员，用小杠车推着档案文件，离开聊城，经堂邑到冠县，住在冠县南街。十五日，聊城失守。
一九三八年间，我到冠县后，改任特委民运部长，同时兼任公开职务——鲁西北抗日联合会主任。
开辟运东工作
一九三九年春，党决定开辟运东地区工作，鲁西北运河以东地区，称运东地区。我和徐翼（23）同志，每人带一把匣枪，到运东建立运东地委，组织抗日游击队。我任地委书记，王镜如（24）任组织部长，黑伯里任宣传部长，徐翼任军事部长。半年以后，组织起第四游击大队。这个四大队，在聊城、阳谷、东阿颇有名气，打过聊城花牛陈，打过反动会道门，搞了些武装，拔了些据点，搞了些钱。但我们那年冬天没舍得做棉衣，用这些钱办了个炸弹厂，设在东阿县的官庄、赵寺。我们以为有了炸弹厂，拔几个据点，就会要钱有钱，要枪有枪。结果怎样呢?我们正在紧张筹建时，敌人一个扫荡，给“包圆”了，工厂机器被破坏了。后来打了几个据点，还是穿上了棉衣。
而后，在运东地区建立了第四军分区。一、四分区合并后，改为第六分区。第四大队也同其它武装合并改建为第六团。
这时，范筑先牺牲了，国民党跑了。我们一面搞武装，一面建政权。这年，在阿城镇，又建立了阳谷抗日县政府，县长为齐南峰。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前后，我奉命离开运东地委，到运西地委任书记。这个地区包括郓城、汶上、寿张、鄄城、濮县、范县、观城和南华（菏泽北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我身体不大好，鲁西区党委调我到宣传部任副部长，从此我便离开了我的家乡。
—— END ——
注释：
（14）王晋亭即王连级。
（15）黑伯里，原名选映月，临清人，一九三九年任运东地委宣传部长，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现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
（16）赵英斋，原名赵延文，肥城县人。在聊城三师时入党，和申云浦是同学。抗战时任营长，后牺牲。
（17）张惠民，申云浦的学生，现任贵阳市轻工业局局长。
（18）王金祥，后来叛变，当了汉奸。
（19）赵晓舟，曾任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十年内乱中遭摧残，精神失常。
（20）顾寿祯。阳谷安乐镇人，曾任聊城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已去世。
（21）熊义五。现名张介民，任甘肃省军区参谋长。
（22）刘建高即刘培五。
（23）徐翼，辽宁盖平人，东北大学学生，运东分区司令员，地委军事部长，抗战时牺牲。为纪念他，当时曾把阳谷改名为徐翼县。
（24）王镜如，范县人，当时任运东地委组织部长，现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原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2024.11.28.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申云浦：鲁西平原的革命火种和抗日枪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