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共建军以来，长达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最艰辛、最复杂、内部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时期，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本之中找不到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现成答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所采用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左”倾路线。唯独毛主席破天荒的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为中心，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样一套在其他任何人的书本中都找不到的正确答案。但是，由于毛主席给出的答案在马列书本之中根本找不到，而且和共产国际大量指示——例如共产国际1929年指示信的很多错误指导思想根本相反。于是，毛主席遭到了当时党内很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
我们都知道土地革命时期有三次“左”倾路线，代表人物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受到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打击，仔细数起来的话，有九次之多。经过这九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逐渐成长为拥有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的无与伦比的大政治家。“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最长期、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中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红旗》1970年第五期）今天，我们回顾主席克服九次打击的艰辛而辉煌的革命道路探索史，缅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打击
秋收起义之后，由于毛主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把部队带到敌人薄弱的乡村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主席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烧杀行为，遭到了当时“左”倾中央的错误批判和打击。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传达贯彻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强迫井冈山实行剥夺农民私有财产，“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8年，三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盲动主义政策，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建议。
周鲁还“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取消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8年，三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由于临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主席正确路线的排斥，湘赣边界被敌军占领一个多月，刚刚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第一次背离主席正确路线带来的代价。
（2）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打击
1928年6月19日 中共湖南省委听取巡视员杜修经关于湘赣边界情况的报告之后，认为要积极向湘南进攻。1928年7月，朱德、陈毅率红军大队离开酃县城，随军行动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陈毅写信说：“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8年，三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主席立即给朱德、陈毅、杜修经回信。毛主席“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送去。此信要求军部及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重申不能开赴湘南的理由。”（《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8年，三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由于朱德、陈毅缺少主席那样关键时刻排除万难的胆略，所以迎来了“八月失败”。如若主席在，一定会像后来“不打南昌打吉安”一样，在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前提下尽可能实现损失最小化的。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指出：“6月巡视员杜修经对省委的报告，如赤卫队加二百枪足以保卫边界割据，红军当时是保守主义等，观点完全错误。省委即依据此等报告决定行动，所以失败。”（《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8年，三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第二次背离主席正确路线带来的代价。
（3）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打击
毛主席、朱老总率领红四军出井冈山之后，转战赣南闽西，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中央特派员刘安恭从天而降之后，极力阻挠主席正确军事路线和建军思想的实施。“刘安恭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他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的非组织活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9年，三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陈毅态度动摇，而毛主席和刘安恭错误路线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的“玉阶兄”和“仲宏”，还没有成为以后的“朱总司令”和“陈老总”。
后来，红四军七大改选红四军前委，毛主席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主席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失去主席领导的红军损失惨重，遭到大败，刘安恭本人也战死沙场。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毛主席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实现了对红军的亲自指挥。主席“出山”之后，在古田对红军进行了全面整顿。“从此，中国大地上真正出现了绝对听党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军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法宝》）
（4）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排斥和打击
1930年6月中下旬，中央特派员涂振农传达李立三路线。涂振农指出，红军必须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提出‘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指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七月十日集中于兴国，改变了红四军原定向赣东游击、以进攻抚州为目标的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对主席先打敌人薄弱环节的农村包围城市正确战略的排斥。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毛泽东传》:《第11章、不打南昌打吉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坚决抵制涂振农传达的错误指示。在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主席认为——吉安因敌军筑工事死守，不适合红军硬攻。所以，我军主力暂不攻吉安，向吉水、永丰、新干以至樟树进攻。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毛泽东传》:《第11章、不打南昌打吉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主席成功抵制了错误路线，挽救了红军。
（5）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排斥
1930年8月，中央做出了强迫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指示。红三军团很多指战员主张再打长沙。“毛泽东对中央的这个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打下。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这一选择实际上是最正确而高明的。主席反对打长沙，但是红三军团相当一部分人坚持打长沙，当时两军会合，即使通过强迫命令制止了打长沙，红三军团的很多指战员也会口服心不服，这是不利于军队拧成一股绳的。为了彻底得到红三军团的军心、彻底在实践中教育红军并实现内部团结，当时只有让他们打一打、试一试。这样，才能最终让他们对主席反对打长沙的决定心服口服。
正如主席所料，长沙久攻不下。于是，大家同意了主席撤兵的决定。9月2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再打长沙的指示，要求主席执行中央指示。但是，“经毛泽东的说服，周以栗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0年，三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得不说，周以栗比之前的那几个“特派员”强得多。
（6）赣南会议中项英等人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错误批判和排斥
赣南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转向灾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赣南会议之前，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避实击虚，雷公打豆腐，打下了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赣南会议之前，主席亲自指挥了三次反“围剿”之战。三次反“围剿”之中，我军十二战，十二捷，歼敌八万余人。赣南会议之后，由于主席正确路线遭到了排斥，红军开始逐渐走上一条灾难性的道路。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召开。会议虽然肯定了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辉煌战绩，但重点批判了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1年，三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赣南会议是排挤主席正确领导的会议，也是引导红军逐渐走向灭亡边缘的会议。
（7）打赣州——排斥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继续
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后，传达了临时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决定。之后，毛主席在苏区中央局会议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还记载，行军途中，有人还说“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这样的话。笔者很好奇是谁说的这句话。
最终，赣州之战红军大败，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也陷入被蒋匪军围歼的危机。于是，“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红军打败仗前，大家批判主席、准备找主席算账；红军打了败仗之后，大家又请主席救援，最终在主席的指挥下才转危为安——这就是历史。
（8）宁都会议——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批毛”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主席正确路线做了彻底的否定和打击。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主席、朱德、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周总理敬服主席的军事能力，但是又坚持王明错误路线，所以他希望毛主席留在前线做他的军事助理或者在他的监督之下指挥战争。这时的“恩来同志”还没有成为后来的“周总理”。“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当时除了朱老总和王稼祥同志以外，包括任弼时同志在内的其他同志都是排斥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宁都会议实际上彻底剥夺了毛主席参与军事指挥的一切权利。宁都会议的决定被送到了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之后，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总体上同意”（《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央的处理意见。也就是根本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9）博古、洛甫到达苏区之后，毛主席和他的正确路线遭受了更大规模的错误批判和排斥
1933年2月上旬，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更加全面推行王明“进攻路线”，要求“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3年，四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打击执行毛主席正确主张的干部，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来在中共七大，博古反思自身错误的时候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排斥毛主席正确路线，就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之战，红军十万变八万，八万变三万，党和红军到了即将灭亡的边缘。正如黄克诚将军所说：“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这时，毛主席果断挺身而出，在全党多数同志的支持下，把党和红军从灭亡的边缘挽救了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绝地重生！遵义会议基本确立了主席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之后，即使出现过是否攻击打鼓新场的争执以及会理会议对主席军事路线的质疑，也无法在根本上动摇主席实质上的在中央红军中的指挥者地位了。在主席领导下绝地重生的中国共产党，又在主席亲自领导下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九次斗争之中，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决策和正确政治军事路线的代价，无一不是失败；坚持了毛主席的军事决策和政治军事路线，则无一不是胜利。
黄克诚将军说：“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这是在党和红军数百次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中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主席才能做出这一古今中外任何人物都无可替代的丰功伟绩！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毛著和毛时代史Maoism研究）：毛主席在红军时期遭受过多少次排斥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