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追踪：寻觅细节里的历史回响
文 | 王雪霞 刘晓立
国宝：《赵城金藏》
北宋官版蜀刻《开宝藏》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刻版大藏经，是中外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和依据。而《赵城金藏》则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忠实保留了《开宝藏》的原貌。雕版于大定十三年（1173）工毕，供养在山西赵城（今属洪洞）县广胜寺内。因刻于金代，发现并收藏于赵城广胜寺，故名《赵城金藏》。
《金藏》初刻成时6980卷，《赵城金藏》现存不到4900卷（国图原著录4813卷），是世界上流传至今保存年代最早、现存卷帙最多、最完整的一部，为海内外孤本。而《开宝藏》久已不传，散佚殆尽，残存于世仅十二号十三件，今借现存《赵城金藏》得以重睹千年前《开宝藏》之风采，实在是功德无量之万幸。
1935年，释范成和徐森玉（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人借出《赵城金藏》三百余卷展出，并择其罕见经典本影印《宋藏遗珍》出版，引起了轰动效果，从中也可窥见《赵城金藏》的价值。该影印本由朱庆澜、叶恭绰题写书名，因“所刻精籍多有碛砂藏所无，亦有各藏所无者”，故“择名曰《宋藏遗珍》，不忘所自也”。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恭绰等人在合撰缘起中称：“其摄收之弘博，甄选之精严，虽当残缺之余，犹令人惊叹不已。有梵经佚典，有法相秘文，有古德未见之专书，有历代失编之要录。兹辑出四十六种，都二百五十五卷，亟用新法影印，分为上中下三辑，约一百四十册。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著巍然重兴于世。”
细节：历史的真容
当年 的“抢经”过程有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佐证。纸上数行字，故事的背后却并不简单。在李万里三十余年的追寻中，他有了新发现。
当时抢救经书为何能够成功？在李万里看来，首先在于从提供情报者、决策者到执行者的文化自觉与完美配合。
当年提供抢经情报的人是穆彬，原名马殿俊（曾任太岳区二地委敌工部长），他当时受史健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李万里曾走访赵力之（接替穆彬任铁北办事处主任），并听他回忆称：1938年史健任介休县委书记，大刀阔斧，很有魄力，时间虽短但建立了四个区委，对在介休打开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知人善任，努力培养穆彬，凡来自穆彬的情报都引起史健的格外重视，可以说，二人生死之交的信任是抢经成功的前提。
面对情报，若没有一定文化素养及认知高度，也必然失之交臂。曾任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张天珩说：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每天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长远眼光尤为难得。李万里介绍说，这批经卷虽然珍贵，但是“当年非专业的驻军，每天的任务就是打仗，擦肩而过也不会被苛责”。史健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是有其特殊渊源的。史健本人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父是开明士绅，曾创办所在县首所女子小学和图书馆，还曾任当地劝学所所长、商会会长多年，雅好收藏。
曾任太岳区一地委秘书长的李纯也回忆说：感到史健在政治上很敏锐，特别是在对待“大藏经”的问题上，非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不可能做得这样出色。
因事关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尤其是此事发生在平复“十二月事变”余波的时候，容易引发新事端。史健考虑周全，得到消息立即向区党委书记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上报延安得到中央批准后，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将任务交给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地委机关干部入寺取经，洪、赵两个县大队掩护，赵城二区组织的干群驴驮运输队接应，五单位密切配合协同虎口夺经。四千多卷《赵城金藏》全部人背驴驮，经石门峪运抵安泽亢驿的二地委机关。可以说，抢经的成功既离不开提供情报者穆彬与指挥转运者史健的珠联璧合，更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果断决策。
其次，抢救经书的成功还在于八路军在艰苦的反扫荡中坚守“人在经卷在”的铁律。
有一个细节是李万里在寻访后觉得需要格外重视的。他发现人们普遍关注抢经当晚的传奇，却往往忽视反扫荡中的风险。在反扫荡的两个半月时间里，三天不见一粒米，只有各种野菜野果充饥是常有的事儿，可据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回忆，为保护“经书”，在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对大家讲：“保护好经卷是一件大事，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还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每个人背负20余卷重达40斤的经书，机动灵活性大为降低，在命运多舛的辗转中风餐露宿，在亢驿、马岭、泽泉、合川、白素、热留一带山区与敌周旋，战士生命与《赵城金藏》都有命悬一线的风险。反扫荡中，史健始终与大家同甘共苦，危急时刻过白素村旁涧河，既无桥又没船，成为阻拦行军的大障碍。而当时的涧河河宽100多米。先遣队员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鱼贯而行，经卷都顶在头上牢牢扶住，生怕弄湿而小心翼翼。史健执意断后，非要等大家都过完才走。
此后经卷辗转多地，直至194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才最终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
再次，得到扫荡时坚壁清野的藏经洞——娘娘庙的庇佑。
尽管地委机关几十号人两三匹马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在反扫荡时背经转移，但仍带不走全部经卷，剩下的只得坚壁清野，至于藏匿处细节一直未被披露，而这也成为悬于李万里心中的一大谜团。
2014年2月，李万里随亢驿村支书黄才恒，来到亢驿村西小马岭“二区区公所”窑洞前。他了解到，扫荡归来的《赵城金藏》曾存放于此一夜，未回地委机关。中途卸于此表明坚壁清野的经卷就在附近，这大大缩小了范围。
2017年7月16日，正值酷暑，在亢驿村黄才恒和羊倌郭秀林带路下，李万里随国图“寻根小组”爬上亢驿南山小马岭的娘娘庙，终于目睹了三孔石窑的风采，原来反扫荡中实在带不走的经卷就隐藏于此，彻底解答了埋藏心中三十年之疑窦，这也成为“重走金藏路”中的重大收获。
据黄居斌（1923—1981，时任区机要交通员）生前对儿子黄才恒等所讲，他从县委的地下交通站受领一封加急鸡毛信。领导嘱托此信非常重要，比性命还珍贵，绝对不能有闪失，让他躲过日本兵的搜查后，交到马岭的区公所，并要求他通知东湾村樊瑞、亢驿村范志伟、南湾村张福保来开会，传达信中的内容，就是布置当夜向二区区公所转移经卷，组织30多位民兵在麻家山黑虎庙，接应反扫荡归来的经卷并存于区公所内，于第二夜与娘娘庙藏经汇合，沿神父岭、关道沟、中峪店移送到位于沁源的太岳行署。黄居斌还到神父岭联系沁源的接应人马，运经途中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白天走，小心紧张而又神秘。前面部队开道，骡马挑担居中，民兵殿后护卫。
2010年出版的《安泽文史资料》第八辑中记载：“《赵城金藏》运至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后，暂时存放于亢驿南山的有三孔石窑组成的娘娘庙内。”“在亢驿存放的两个多月内，亢驿村武委会主任张善玉积极配合民兵黄居斌、郭大来、阎安政、宋宗宪等都参与了放哨执勤……他们在马岭两侧山头上站岗两个多月。”
细节一点点再次浮现，历史的轮廓更加清晰，而李万里也愈发认识到这段历史的意义。“或许，文博单位认为保护文物是岗位职责所在，可是仁人志士，出于对学术和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在浴血奋战生死未卜的日子中，主动抢救出这么珍贵的典籍，更是可歌可泣、令人赞叹。”李万里感慨， 这次成功抢救一洗圆明园明火执仗被抢掠和敦煌文物被巧取的前耻，成为中国文化和文物保护史上的典范，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战线上的胜利，是中华儿女共同引以为豪的成就。
保护研究：最好的回响
如今，《赵城金藏》存藏于国家图书馆已70多年，是馆内的四大专藏之一。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研究专家李际宁在受访中谈道，对《赵城金藏》仍旧有许多问题值得挖掘。“首先，对于《赵城金藏》史的研究需要深入。当年蒋唯心做了一些研究，而我们现在研究条件更优越了，也有了一些新史料，可以用新的史料结合《赵城金藏》的原件，再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一些深入挖掘，比如广胜寺僧人到大都去请印回来的“赵城藏”，与现在存世的《赵城金藏》是否完全是一回事等。另外，对《赵城金藏》文献内容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从《赵城金藏》本身来说，有什么特点、价值；另一方面，《赵城金藏》与《开宝藏》有什么关系。”李际宁介绍说，《开宝藏》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次就刻完的，后来经过了一些修修补补，又经过后世多次校勘，导致早期《开宝藏》中的文字已经发生了改变，而这些改变延续到《赵城金藏》和《高丽藏》中。“我们今天借助《赵城金藏》和《高丽藏》可以反过来研究《开宝藏》的历史，也能够研究《开宝藏》对《赵城金藏》和《高丽藏》的影响。从文献方面看，值得做文献学方面的比较研究；从学术史方面讲，值得做从写本大藏过渡到刻本大藏的脉络研究。”
李际宁提出，从保护修复方面看，1949年到1965年，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抢救修复《赵城金藏》，但从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赵城金藏》来看，还有一些残片仍需整理修复，有零星的残渣可以考虑放到一个容器中进行保护保存。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情发生以后便凝固成历史，唯古籍借助印刷得以传承。李万里也特别提到，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中华大藏经》出版发行，使《赵城金藏》得以流通，被广泛研究、推广，这恰恰说明历史并没凝固，它还活着，并不断向外传播。《赵城金藏》的故事带我们走进那段已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理应很好地研究它、传播它、传承它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响。（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李万里先生寻访记录，特此鸣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藏书报）：国宝追踪：寻觅细节里的历史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