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里 李国庆 王箭
本文中的《赵城藏》《金藏》及经卷、藏经与《赵城金藏》同义。
一. 关于《赵城金藏》
1. 《赵城金藏》的价值：
佛教发轫于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这些幸存的汉文佛教典籍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是佛教编目体系下(或称披着佛教外衣)的大百科全书，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是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也是交流中外文化和友谊的使者。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公元730年）智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佛教经典的流通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71年——983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这部佛教大藏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这在世界史上十世纪以前，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公元1403年——1407年成书的由明代僧人道衍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总汇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就是受其影响模仿佛教大藏经纂成。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开宝藏》由沙门奝然传入日本；端拱年间（公元988年——989年）传到高丽。高丽和日本还据以复刻，直接间接刺激了两国的刊印事业。伴随着大藏经的外传，雕版印刷术也从中国传播到外国，佛教成为当时文化艺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自宋、辽、金、元、明、清以来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计官刻本七藏，私刻本十藏，国外汉文刻本还有高丽一藏，日本的七藏。《开宝藏》是这一切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它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是宋版精品。汉文大藏经的编辑、雕印，以它的宏篇巨制，版本众多，历史久远而闻名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壮举。
我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属于未经传世的孤本，有石刻本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木刻本的《契丹藏》、《赵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等七种版本。其中有三个版本残存印本未超过40卷。《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它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现世界仅存12卷），他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经过郑重选择，决定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底本，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重编《中华大藏经》。据以作为底本的《赵城金藏》为国内外历次大藏经编辑者所未及见，新编《中华大藏经》搜罗宏富，远非前代刊行诸藏所能企及，在这方面，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日本《大正藏》无法与之相比。新编《中华大藏经》必将为祖国赢得荣誉，它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佛藏与当时金本的平水（临汾）水平，特别是与平水版画之间的关系，是印刷发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前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赞：《赵城金藏》已超越“国宝”范畴，属“世界”级文化遗产，它比建筑旅游类遗产内涵深邃广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推广。古籍善本不应束之高阁，只有印刷发行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影印《赵城金藏》重编《中华大藏经》,
先后160多人参与编纂，历时十五载发行。有幸获此冠以《中华》之前缀殊荣，足以彰显其重大学术与历史价值。成为佛教文化研究中最具权威的原始根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秀版本方便使用。
2. 发现经过：
1931年，朱庆谰等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发现向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因而把它运到上海影印流通。由朱庆谰、叶恭绰、蒋维乔、范成和尚发起组织了《影印碛砂藏委员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古经，著破衣，经战乱区，冒很大的危险。1933年春，他在西安见一老头陀从山西五台山朝拜文殊师利菩萨而来，彼向范成说：“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闻此消息欣喜若狂的他立时登程前往。他的最大收获是在山西广胜寺意外地发现了《赵城金藏》。“在从来出版之文献中，尚不知有此版藏经之学术界，乃成为一时甚为轰动之事件。”因“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连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
范成和尚还走村串户，从附近农村寻访收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1934年10月，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命其高足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校验。蒋氏抵潼关黄河渡口时，正遇大风，他冒险登舟舍命强渡，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从此落得眼疾。在广胜寺他忍着眼疾披阅经文，连续工作40天，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5卷12号上，1935年1月又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印了单行本。蒋文考证“严谨详审”，“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有权威的论述。后蒋唯心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票而亡，为挖掘祖国文化遗产献身。
3. 刻制经过
据蒋唯心考证，《赵城金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刻成。发起人为潞州（长治）崔法珍，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刻经，感动了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赀协助。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大约在金熙宗皇统9年（1149年）前后，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完工，历时约30年。《赵城金藏》全藏共682帙，千字文始“天”终“几”，总约7000卷。蒋唯心考证时已有佚失，尚存4957卷。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18年（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为表彰她的功绩，赐紫受封为“宏教大师”。难能可贵的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崔法珍在《赵城金藏》的题跋中，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风格高尚。蒋唯心感慨道：“此藏卷轴之富，工事之巨，原刻历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
《赵城金藏》系一弱女子断臂发起，民间募资私刻，洋洋7000卷，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
4. 宋藏遗珍
1935年，部分《赵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览。“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与“北平三时学会”从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无的孤本经籍，共46种249卷，作方册本共120册影印发行，题为《宋藏遗珍》。当时胡适先生评述说：“赵城广胜寺发现古刻藏经卷子本五千多卷，最早为金皇统九年（1148），最晚为大定十三年（1173），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一大批金刻的藏经里面有许多宋元明清各藏都没有收的文件。例如：《传灯玉英集》、《曹溪宝林传》，都是久已认为失传了的禅宗史料。又如玄奘的弟子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存二卷和《因明理论门十四过类疏》都是因明学的重要文献。—这是影印碛砂藏的一个副产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碛砂藏的本身。”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称赵城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的发现。日本的学术界也在那里打主意，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经派人到赵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爱国僧人理所当然的拒绝。
二. 八路军护卫经卷
1937年初，力空和尚接任明澈上人（37年2月圆寂）为广胜寺主持。“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大幕。雁北沦陷后，蒋介石要第14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在赵城乡绅张奇玉家中约见力空和尚，提出部队撤退时要带走此藏经。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之力争，李军长未能运经。力空回寺后马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封存。1938年农历正月初八，阎锡山特使（八十三师师长冯钦哉）自临汾来，也来索要藏经。力空借口“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即不容易，更难保险安全”，回绝了对方。
1942年初春，驻晋南日军企图劫走这部藏经。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获悉穆彬（二地委敌工部长，受组织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情报后，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抢运回来。考虑事关宗教政策，是涉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大问题。他立即请示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上报延安得到中央批准后，即做周密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等执行。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奉命赴兴唐寺扑了空，确认经藏广胜寺。于是李溪林与徐生芳立即赴广胜寺，做通力空主持思想工作，得到寺方的配合。地委机关的同志与军分区基干营于2月中下旬，在日军占领道觉村的前3天，夜入敌包围的广胜寺虎口夺经。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等登上飞虹塔二层，从空心坐佛基座里取出经卷，众皆感叹这个出人意料绝妙的藏经点。教导员刘德裕率领的赵城县大队和段龙章率领的洪洞县大队担任警戒掩护。在赵城二区书记卫继瑞以“运公粮为名”动员民工驴驮的接应下，人背驴驮，五单位密切配合完成仼务。经石门峪上山，翻过大峪、窑头将近五千卷经卷运抵亢驿地委机关。当晚史健亲临石门峪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防不测，确保万勿一失。为迷惑敌人，还声东击西佯说要打井沟子转移敌视线。在阻敌掩护运经过程中与敌交火，伤亡了几个战士，“血染经卷”。
张天珩回忆：在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那时切肤之痛关注的都是敌情调动和军火粮草，为解生死之忧或伺机夺取。文化教育类信息往往不关心、也排不上队。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根据地干部普遍文化素养不高的当时，稍纵即逝难能可贵。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眼光尤为难得。一地委秘书长李纯：我感到他政治上很敏锐，特别是在对待《大藏经》的问题上，非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不可能做得这样出色。史健与穆彬战友情深（介休、沁源、二地委），生死之交的信任安排，珠联璧合是抢经成功的保障。
地委秘书长曾远：人们津津乐道于广胜寺抢经当晚传奇，往往忽视亢驿反扫荡之艰辛。其实这才是最危险困难的时刻，反扫荡携经转移之艰难。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在五月扫荡中，剑指亢驿目标明确。金藏危在旦夕，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决不留下给敌以可乘之机。出发前史健要求：“保护好经卷是一件大事，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还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地委机关所有人都背上了经卷，每人约二十卷多负重四十余斤，机动灵活性降低，大大增加了危险。这两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其困难程度远超出予想，《金藏》真是命悬一线艰辛。
携经在亢驿周围山区的泽泉、马岭、和川一带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危急时刻过白素村(现属古县)旁的涧河，无桥无船成为阻拦行军的障碍关卡。先遣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魚贯而行。经卷都顶在头上牢牢扶住，生怕弄湿而小心翼翼。史健执意断后，后有追兵刻不容缓，带队的地委秘书长曾远，命王洪德、郭长健二人强架起史健两臂过河，还差点扭伤胳膊。
“铁壁合围”初期，我方总是等距离躲避各路之敌，如惊弓之鸟警视八方，难免成为合围的中心。后来史健大胆提出“安全险中求”，越贴近其一路反而越安全。只监视这一路之敌相对省心，找到间隙跳出包围圈也快捷。总结经验后，“铁滚”碾不碎的二地委总能涉险过关。经卷历经跌宕起伏生死辗转，终运抵沁源移交太岳行署保管。二地委保管金藏达四个半月，始终充满风险，尤以反扫荡两个多月为最。
得知八路军抢先运走藏经的消息后，驻晋南日军司令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伪山西省长苏象乾也气急败坏赶到赵城调查。太岳行署牛佩琮主任与刘济荪，又安排将经卷藏在沁源县水峪村西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了4年之久。
……
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运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转交北方大学，范文澜校长派张文教具体保管。为防潮又移存常乐村一地主家的阁楼上，张文教精心护理曾累得吐血。后经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华北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经卷分装42箱另9大包，由涉县乘小火车到邯郸，再乘汽车到北平，于1949年4月30日运交北平图书馆保存。5月14日，北平图书馆特为此举办了展览和座谈会。5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名经4000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该文副标题是“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出席座谈会者有杨秀峰、晁哲甫、孙文淑、于力、范文澜、马衡、向达、周叔迦、巨赞、韩寿萱、季羡林、王重民、赵万里、张文教、程德清、王冶秋等。会上由赵万里报告此经的源流和价值，张文教报告艰苦守护及运送经过。范文澜报告了共产党重视文化遗产，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用各种方法保护藏经，甚至牺牲了战士的生命。巨赞法师表示要发动佛教徒捐献装裱的纸张。晁哲甫要北平图书馆方面做出预算来，以便政府考虑装修。向达最后说，从前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共产党不要文化，这部经卷的抢救保护，就是最好的回答。会上大家都希望把经过情形，由各当事人及考证者写出印行。接着，5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向达教授的《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苗子的文章《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
抢经虽来自二地委动议，並由地委独立完成，但因报请延安经中央批准才实施。“中央直接批准”这在太岳区乃至各根据地罕見，极大升华了这次任务的性质和意义。
在日寇觊觎和包围中，我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成功抢运出珍贵文物《赵城金藏》，这是反法西斯二战中一项丰功伟绩，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文化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在硝烟弥漫年代，民族存亡生死攸关战斗中，无神论的八路军主动成功抢运出近五千卷有神论的《金藏》，并付出流血牺牲。一扫圆明园明火执仗抢掠和敦煌不露声色巧取前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文物保护史上典范，是两岸炎黄儿女共同瞩目引以为豪的成就，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它雄辩地证实了我党一贯奉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八路军是中华文明和祖国文物的忠实保护者，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三. 《金藏》藏匿沁源何处
1. 零零碎碎的线索：
按说找出《赵城金藏》在沁源的藏匿地，在几十年前应不是太难的事。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只能依靠一些零碎信息，从中努力拼出答案。
资料1：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有：1942年4月，太岳第二地委、第二军分区和赵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民兵和干部，在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史健等同志的指挥和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的配合下，从处于日军据点、碉堡包围中的广胜寺，把所存的几十箱《金藏》全部抢出，使这批国宝没有落入日寇之手。后来《金藏》运到根据地腹地……时而把《金藏》藏入煤井，时而搬出翻晒，坚持了三年之久，《金藏》保存完整。……北平解放后，《金藏》运到北京，经专家鉴定，认定是海内孤本、稀世之珍。后来北京图书馆用了18年功夫把它裱糊整理了出来。苏联又退回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沙俄军掠走的20余卷，补充了一部分残缺。
线索：《金藏》运到（太岳）根据地腹地，藏入煤井，翻晒了数次。
资料2：弘一法师高足丰子恺1962年创作《琉璃塔》跋曰：壬寅新秋，客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夜谈二十年前抢救金刻藏经故事，并索作画……一九四二春三月……八路军队连夜发，抢救国宝为己任。九十担箩装不尽，再包土布九丈零。日寇追兵凌晨至，沁源山中起战争。……
线索：沁源山中。
丰子恺与妙真方丈在远离山西之宝寺仍夜谈此事，可见佛教界对八路军抢救经卷的深切感念。沁源山中有战争，沁源山中有不惧战争的护经人。
资料3：1949年5月14日北图举办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由赵万里报告此经的源流和价值，张文教报告艰苦守护及运送经过，范文澜报告共产党重视文化遗产，在极艰苦的条件下，用各种方法来保护，甚至牺牲我们战士的生命”。
向达（北大历史系教授）撰文“记赵城藏的归来”在194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有：“将藏经抢救出来，中途与日寇遭遇，我游击队战士曾为此牺牲了八位，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以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
程德清（洪洞籍，太岳行署干事，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后任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回忆：经卷是1942年转移到了绵上县，中峪店靠南接近洪（洞）赵（城）有煤矿，经卷在绵上煤窑里存放了四年。
线索：藏经转移到绵上县靠近洪洞、赵城的一个废弃煤窑里。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以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
1941年1月，为加强对敌斗争，沁源县以白狐窑、朱鹤岭一线为南北界，分划成沁源县、绵上二县。1946年1月又重新合併为沁源县。“靠近洪洞、赵城”是指绵上县的西南区域，在今沁源县的中西部。程德清给出藏经处一个大的区域，比资料1“煤井”线索详细。
“拟将藏经送至延安”。藏经抢救是党中央批准的，藏经已得，能放在大后方延安是最为安全。“藏于太行山”是把太岳山纳入了太行山范畴。
藏经原是以前往延安为目的地还有一证。1947年，力空法师以释念死法名在安康双溪寺自撰《念死年谱》：“广胜寺藏有金时刊印卷式大藏经五千多卷，世人均认为是无价的法宝……由寺起运，送往延安保存。”
小结一：以上线索与2017年7月由国家图书馆组织的《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整理工作契合。《金藏》在安泽、古县一带避开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历尽艰辛、蹉跎数月，于1942年7月6日前，将经卷用数十驮篓自安泽亢驿村的马岭起，行山中小道走神父岭、管道沟运达沁源中峪店。中峪店村（今称中峪村），时是决一旅旅部所在地。
绵上，等待经卷的是一孔废弃了的煤窑。经卷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一天天度过，期待着前往延安。
2. 哪支队伍护送经卷去绵上，又会走哪一条路线？
依靠零碎线索小结的就那么两条。接下来的问题只能用资料作排除法，以期为今后继续搜寻答案提供一些帮助。
资料3：
1942年春，太岳区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1月12日《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为保证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时传送、干部安全过往，各个根据地之间必须建立秘密交通线”的指示，建立了由绵上县涧崖底村经平遥彭坡头村，过同蒲铁路到平介县北辛武，和从沁源县北沟村过同蒲铁路到北辛武的两条交通线。
关键词：秘密交通线；涧崖底村；北沟村。
解读：经卷既然有从太岳送往延安的计划，前提是要有一条去往延安的可靠通道。1942年春，按照两个月完成的要求，沁源、绵上建立了两条秘密交通线。这时，太岳敌后武工队已经建立起来。太岳区由二百余连排干部组成的同蒲、白晋等三支武工队，在6月已深入敌后开展活动。
武工队并不立足于在敌后进行“武装作战”，而是以收集情报、组织抗日力量、维护我秘密交通线等为主要工作内容。在敌占区，尽可能避免与敌形成正面作战而高效完成任务的武工队，对人员的军政素质要求很高。这就是武工队普遍是由连排干部组成的原因。武工队在根据地的落脚点选择有讲究。如起自沁源后北沟村的这条秘密交通线，同蒲、白晋武工队的驻扎地是与后北沟村南北仅隔一山的韩家沟村。在驻扎地，武工队昼伏夜出。
太岳的两条秘密交通线，组织百余武工队员进行重要的护经行动理论上可以办到。但参考三个月后，即1942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下旬，护送刘少奇一行经涧崖底村秘密交通线去延安的行动，就可知不太可能这样。可能的还是以武工队与正规部队混搭配合。
资料4：
1942年，太岳军区根据129师1月5日颁发的整编命令及新编制表，自2月开始的精简整编工作，至6月结束。经过整编，太岳军区（含豫晋联防区）共辖两个旅，即386旅（辖772团、16团，均为甲种团）、决一旅（辖甲种团25团，乙种团38团）；七个军分区，即太岳一分区（59团为基干团）、太岳二分区、太岳三分区（洪赵支队为基干团）、太岳四分区（由212旅缩编的54团为基干团）、豫晋一分区、豫晋二分区、豫晋三分区……
同时，在整编的过程中，调出大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仅敌后武工队就配备了连排干部二百余人。
关键词：1942年2至6月精简整编；决一旅辖25、38团；洪赵支队为太岳三分区基干团；敌后武工队配备连排干部二百余人。
解读：太岳区岳北地区，于1941年9月划分为七、八、九三个专署，太岳军区亦将原称一、二、三军分区改称为七、八、九军分区。但太岳区干部仍依着习惯，称一、二、三专署和一、二、三军分区。地委也是这样，称一、二、三地委。
目前为止，沁源、绵上在1942年7月至1945年5月这段时间，决死队25、38、42团在后来的战史和个人回忆文章中，均未发现有护送经卷的点滴信息。这样看来，由他们参与行动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不知详情。绵上时属太岳三地委、三专署、三军分区辖管，直属部队为“党军”（政治上同共产党的八路军，而非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性质的基干团洪赵支队。粉碎“四人帮”后，因受洪赵支队原主要领导人解学恭牵连，1982年起组织采写的洪赵支队在沁源信息很少。在这些有限的材料中，尚未发现有涉及经卷的内容。
小结二：在没有新资料的情况下，无法确定中峪店至经卷藏匿地的参与部队及行走路线。
进入藏匿经卷“废弃了的煤窑”的时间，是根据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据确息，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且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并得该寺和尚之助，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大概给出是在7月前。
3. 经卷匿绵上县何处？
资料5：
1949年5月14日北图举办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范文澜（北方大学校长）发言：1946年即听说冀鲁豫发现一部宝经，彼时抗拒敌人，流血护经，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困难，时时有损失此经之虞。为安全计，1946年经中央决定，指令边区政府善加保护。时成立北方大学，打算将某县的吴道子壁画、蔚县的一二斤重的骨头和《赵城金藏》一并聚于北大，是为边区三宝……派人将此经运抵边区并且牺牲了几个同志……郑振铎曾提到此经，经王冶秋给我看才知其价值，然还不知重视。经赵（万里)、王（重民）两先生提示，才知此经之重要，确为国宝，藏于北平图书馆最适当。薄一波同志对此经过情形极清楚，本人并已嘱原负责人之一（另一位已去世）写篇详细文章，叙述保卫此经的经过，能帮助诸位了解详情。
关键词：原负责人之一。叙述保卫此经的经过。
解读：在抢救、护经的整个过程里，现在唯独来去沁源这一段历史最不清晰。
刘济荪，五台县人。抗战时期，任山西第三行政区专署主任秘书、秘书长，理事极为干练，人赠名“刘大人”。
迷团：刘济荪，说不清藏经卷煤窑的准确位置了。
2006年，李万里专程到访湖北武汉市刘济荪家中，此时，刘济荪已去世多年。李万里之父史健，曾协助安子文开辟太岳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太岳工委秘书长、沁源中心县委书记、二地委书记等职。依着缘源，李万里与刘的夫人郭刚、儿子刘铁达说起“藏经”等事。郭刚说：“刘济荪只说是在绵上，但想不起来具体藏经煤窑的窑口，为此‘文革’中还自责写了检查，说是自己的一大罪过”。遗忘，或许这就是刘济荪没有写出（在沁源）“保卫此经”的原因。
1984年前后，沁县史志办的李国庆，为太岳区抗战史之事专访刘济荪。在武汉刘济荪家中，李国庆问起藏经之事，刘济荪说了一些细节：藏经煤窑在靠近绵上一带，离道路不远，窑口大能步行进入。李国庆后来在沁源黄土坡、才子坪、聪子峪一带寻访，也曾下过一两处老旧煤窑，因缺乏其它佐证材料又非是自己的本职工作，遂作罢。
李国庆放弃了对这处老旧煤窑的查找。沁源县在2013年有了一个传言：铁佛寺下有藏经洞。传言其洞里藏的经还是《赵城金藏》。不多叙述传言形成的过程，最初的“信息”是仅凭一位老人(非运经单位的当事人和知情者)的话：“那个地方藏过东西”。于是就联想为藏过金藏，尤以比邻寺庙而牵强。此传言经不起推敲，铁佛寺是个明显标誌，刘济荪是通晓文化之人，焉能记不住？不要说在此藏经三、四年，就是几天都会牢记。另外，洞口悬于半山腰，徒手攀登不易，别说负重运出之艰难。与已知刘济荪“离道路不远，窑口大、能步行进入”抵牾，更与容许“时而搬出翻晒”的环境相悖。
为慎重起见，李万里、刘晋英、邓焕彦、王箭等于2014年前后曾详细勘察过此窑，因离已知信息出入太大，便从疑似藏经处中去除。
为什么现在确定在水峪一带。
四. 契机与过程
1. 缘起：
2017年7月10日至25日，
国家图书馆组织的《赵城金藏》寻根之旅结束。国图在沁源的寻访无疑是留下了遗憾。其实留下遗憾的不仅仅是沁源，长子县更是如此。崔法珍，这个以自断其臂募捐换来《赵城金藏》之人，在家乡长子竟然觅不得半点痕迹。
国图走后，依靠李万里、李国庆提供的部分线索，沁源县多人开始了对藏匿《金藏》窑口的查找。老煤窑能步行进入符合郭道以北煤层比较厚的特征。黄土坡以北在抗战时期敌伪势力较南部强大，从安全考虑可基本排除。即使这样，绵上村以北到黄土坡以南仍然是老窑众多的地区。而且在打击私挖滥采后小煤窑口大都被炸塌封口。条件如此，寻找的难度可想而知。
2019年6月15日山西电视台《赵城金藏》纪录片丶剧组进入沁源拍摄，寻找藏经窑口的转折点出现。剧组在与沁源政协副主席王建和交谈中获知：1942年日军曾在才子坪村、绵上村驻扎。尽管不能确定日军驻扎的准确时间，但暂时排除掉才子坪、绵上、郭道这一条故道以西的地区，为寻找藏匿《金藏》老煤窑工作的简化还是有帮助，至少能多一些信心。此前剧组已托曾经在安监系统工作的魏广瑞、沁新集团的张健二人，帮助查找未完全炸塌的老煤窑口。
6月16日早起，剧组一辆车子由王建和引领前往聪子峪乡。剧组临时成员王箭熟悉这一片的地理，由王建和、聪子峪乡乡党委孙书记相陪，直接去了有希望找到老窑口，也贴近想象中秘密藏经环境的水峪沟。在水峪村，听完是寻找一处提供给拍电视使用的老煤窑口，村支书雷达的父亲雷国亮老人说有个煤窑口不知道行不行。雷老人领路过了村西三里许，经一座不知名的青砖砌就的小古庙，沿河床形成的土路再走一小段雷老人喊车子停下，看南山岭一边，有一道东西裂出、南北向的进山小沟。
2. 口子：
从沟口起，沟中沿一米来宽、丛生杂草的小道步行半里左右，靠小沟西侧第次排列着三孔煤窑口。一孔是已经垮塌了的石砌斜井，一孔是被掩埋得只剩下一米五许深、直径两米余大的直井坑，一孔明显是后来又开挖过的斜井。
掩盖在灌木密林里的最后这口斜井，落土半掩了支护在井口的搭架。搭架顶露出些深蓝色塑料布的边角，以此可判断封口子的时日并不久远。口子北边的空地，留有石头墙的根基模样。
这样的煤窑口子是可以满足《赵城金藏》剧组完成场景重现拍摄的。关于是否是抗战时期废弃的老窑口，雷国亮老人不能回答。此时在村中的雷达打来电话：“八十七岁的雷怀珠老人说，水峪村的老窑里抗战时藏过县里的文件”。
3. 信息一点点堆积：
水峪村的雷怀珠老人是1933年生人，实岁八十六。老人头脑清晰，精瘦，行动在这个年龄里可算快捷。
怀珠老人是在剧组大部都到达后，才在小沟口开始叙述。老人过第一个口子只看了一眼没有停留。他在第二个口子停了一下，说不是。然后老人低头找路，挑了个好走点的地方，说：“老口子在前面不远”。
怀珠老人6月16日、6月26日中午两次在现场口述，一次由李万里、王箭以及剧组、县乡村干部多人见证；另一次由李国庆、王箭、沁源县智库干部邓焕彦、聪子峪乡王乡长及水峪村干部数人见证。两次均是只提问不提示，由老人自主陈述。
五. 锁定藏匿处信息
- 雷怀珠曾听老人说过，抗战时藏过县里的文件。
- 藏文件的时间是日本人最厉害的时候。
- 文件取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走了。
- 藏文件的事情，村里人是取走文件后才慢慢知道的。
- 煤窑有煤，在抗战时没有生产。
- 从窑口直接走进煤窑后，煤巷分左右两条，文件是在右边巷，村里人住左边巷。
- 窑口南边和出煤口的立井有石砌小房。
- 窑口对面半高处有一口水井。
怀珠老人回忆：窑口南边残留下的石头根基原是三间小房，煤窑巷顶出煤口的立井旁边也有小房，这些房原是给矿工们用的。上述1、符合藏经秘密的特征。2、3是既模糊又准确的时间。在沁源（含分县后的绵上县），1940年11月至1942年10月是“日本人最厉害”的时间，“三光”扫荡给当地造成了极为惨烈的损失。1945年4月沁源解放、8月绵上解放。此时间后，“日本人已经走了”。7、8两条被纳入有用信息，是因有关回忆中有“时而把《金藏》藏入煤井，时而搬出翻晒”的内容。能长期坚持守护，必要的生活条件是需要的。说来也奇，此处翻晒经卷的条件具备。进达最后一个煤窑口的土路，竟然有两处是平整的大石块。两块巨石裸在浮土与杂草外的面积目测约三四平米，距当年的“石砌小房”只一百五十至二百米。
自6月16日起，水峪村支书雷达陆续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们认为有参考价值的有：
- 1987或1988年曾有人找到水峪村，称八路军在此丢失过藏经，问村里人经卷的下落。
- 水峪村西去的那条沿干涸河道形成的古道，一直通往伏贵村。
- 1942年秋，在才子坪、绵上驻扎的日军是一个小队和一个中队。
经过再三了解，1987或1988年到水峪村的是两三个中年男子。当时说是找村支书，村长雷海庆领着见了村支书雷清玉。二人回忆：来人是问寻八路军在水峪丢失的藏经，当年问过几个老人，得到的回答：“人家八路军的机密事情，我们能知道？”
来人走后，此事在村中留下传言成了八路军在水峪藏过“金银”。年轻人在那口立井里一气挖，只起出一些白骨。村中老人说那是些汉奸骨头，抗战时把汉奸推下去就埋了。
经过疑似藏经煤窑的那条古道通往伏贵重要。可以解释两条疑惑：一是雷怀珠老人始终没有说“县里文件”的放入或取出听到过动静，甚至在村中鲜有传言。那么是否本来这“文件”的出入就没有经过水峪村呢？现在通绵上、水峪、聪子峪的公路并没有走原来的古官道。古官道在绵上那边并不过河，沿才子坪北上了王陶。水峪旧村在现在村的北面半山上，离这里的煤窑有三里许、离伏贵村有八九里。以煤窑的位置从伏贵村来去，在转移经卷时水峪村人是不会听到动静。伏贵村到水峪村八九里的道路上没有村庄，四周相似的环境下走一二次到这座煤窑，刘济荪“想不起来”煤窑的具体位置是可以理解的。
雷怀珠老人说水峪村还有一口独头老煤窑，不通风，抗战时被敌人用“麻角子”（辣椒）点烟把藏在里面的人熏呛出来了。受了些损失后人们就再不去那口窑里藏。
才子坪、绵上驻扎日军。处在绵上当时的环境下，无论经卷的藏匿地如何隐蔽，良好的群众基础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试想一下，如何在“空舍清野”的环境下，寻找一处能容纳几十匹骡驮才能运输完经卷的废弃煤窑，简单地依靠掩藏，能办到吗？
详考水峪村村情。民国时满村雷姓均是一族，主村之中皆是雷家人。沁源抗战起时的村长雷起震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这处日寇侵入沁源后弃产的煤窑主人雷起霆正是雷村长之弟，此点很重要，金藏须藏在可靠的窑主即自已人手里。村中人雷祥1942至1944年任伏贵村党支部书记，1941至1942年任绵上第一区区分队队长，1942至1945年第一区、第二区武委会主任、绵上县武委会主任。
1942年，水峪村村长雷代云为国捐躯。抗战时水峪村参加八路军、决死队和民兵的烈士还有雷昌照、雷秀峰、雷来元、雷光生、雷宪天、雷流保、雷普天、雷仁义等八人。区区一村即牺牲至此令人震撼，表明该村是我党可靠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水峪村还曾为我绵上县政府驻地。水峪村无疑是我抗日的堡垒村。这样的群众基础，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水峪村的那口废弃煤窑就是当年藏匿经卷之处，但至少是一个必备条件。
结论：
-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水峪村西的这一处煤窑，符合现在我们已掌握诸资料中的必备条件。
- 我们以为，水峪村这一处煤窑的发现，并不能就此排除其它煤窑是藏匿《赵城金藏》之可能。
- 我们以为，沁源（原绵上地域）准确藏匿《金藏》窑囗的定位，尚待当事人第一手文字材料等佐证。毕竟七十七年前之往事，当事人均已作古，寻证恐已很难。
- 我们以为，可以暂时把水峪这一处已弃煤窑作为藏匿《赵城金藏》地考虑。
沁源不愧是我太岳根据地的核心腹地，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望。《金藏》藏匿沁源的四年中，历经县城沦陷的残酷，穿越“沁源围困”战火中硝烟，始终保持了完整沒有佚失。
六. 《赵城金藏》出沁源
资料6：
1946年7月19日，中共太岳区党委发出《关于保护古书、古迹的指示》，要求在土改和战争中搜集到的古物、古书和字画等统一交付当地政府妥为保存，绝对禁止破坏、出卖。
资料7：
1949年5月14日北图举办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张文教（北方大学历史学教师）发言：秋天（1946年）战争蔓延到太行。彼时此经用棉纸护藏，为安全计，放在涉县。原44箱，去掉棉花纸张，该为42箱。本人奉命运送此经，被我工作人员运往他处。敌人扫荡，我军不惜流血，尽力保卫。其后即移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资料8：
1986年1月22日李万里采访程德清（太岳行署干事、原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回忆：
当时刘济荪任太岳行署秘书长，中峪店靠南接近洪（洞）赵（城）有煤矿，经卷在绵上煤窑里存放了四年。太岳区移交经卷时，北方大学图书馆尹达馆长有病，我是副馆长正负责此事。学校在潞城，移交到涉县西南吴采店的小村里。张文教原不是图书馆的人，接到他自告奋勇的自荐信后遂派他去管理。1949年春我参加了北平图书馆举办《赵城金藏》的展览和座谈会。
经卷转移出沁源的路线：李国庆根据采访刘济荪等人的回忆，认为经卷是1946年7月21日沁县全境解放后，于沁源县（此时沁源、绵上两县已重新合为沁源县）的藏匿地起程，包装为四十四木箱。经郭道、交口、白狐窑进入沁县。经沁县漫水、尧山、松村后进入武乡县蟠龙、入温城到左权县桐峪、麻田。进入河北省涉县下温之太行行署驻地，此时已是秋天。
作者介绍：李万里，《赵城金藏》历史研究专家。李国庆，副研究员，原沁县县志办太岳根据地史研究专家。王箭，沁源抗战史研习者。
2019年7月11日初稿。